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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泽东时代留给今日中国一条精神阑尾 |
| | 官话普及，无疑会左右人的记忆和认识能力。中共的话语系统，成功地改造、占领一代、两代、三代人的思维和心灵，以致我们就算有了离经叛道的念头、有了旁逸斜出的情感，都找不着适当语言来有效表达和交流。中国有古拉格，但绝不会有《古拉格群岛》——非关勇气与道德，而关乎思考和认识能力
老高按：由于工作关系和个人兴趣，读到过不少回忆录、人物传记，常常发现其文字中奇特的悖论，分明是叙述在中共治下的遭遇、控诉遭受欺侮压迫的文字，划分时间段却往往多是“旧社会”、“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前”、“解放后”……
记得有一次作家胡发云针对这种时间表述方式，对我若有所思地说：人们的头脑都已经完全被中共的话语体系改装了。他对我强调说：我才不会说“解放后”这种词儿呢——我只会说“1949年以后”。
类似的情况还有：类似我这个年龄的人，头脑中萦绕的一定是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革命抒情歌曲加改装过的“民歌”。即使是头脑清醒的胡发云，一谈起抒情歌曲，这位酷爱音乐也有相当演奏和作曲造诣的朋友，脑中首先响起的旋律，也是“文革”中风行一时的抒情歌曲和虽被打压但在地下加速流行的俄苏歌曲。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过：见到秋天斑斓秋叶，我们脱口而出的只是“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万木霜天红烂漫”；看到皑皑雪景，我们不假思索吟诵的只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且不说用自己独特的眼光来看、用独特的语言来说了，就连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中国的丰富文化统统隐去，我们的内心萎缩、干瘪得就只剩下用毛泽东这几句诗词来表达了。
许多作家、学者注意到这种非常严重的现象：中共的话语系统，成功地改造了、驯化了、最终占领了一代、两代、三代人的思维和心灵，改造、驯化、占领得如此彻底，以致我们就算有了离经叛道的念头、有了旁逸斜出的情感，都找不着适当的语言来有效表达，更谈不上交流。
怎么办？完全自创一套吧，一是没有那个功力，二是“脱离群众”，最终变成无人理解的“自说自话”；借用中共现成的话语元素吧，一借用，“旧瓶装新酒”，必然迁就、妥协、变形甚至完全变味。
（就在我们生活中、网络上，不是常见这样的现象么，一讨论一争辩，你来一句“其用心何其毒也”，我来一句“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些，倒不是中共专有的，却是被中共在“文革”中发扬到极致的。）
今天我读到黄章晋一篇精彩的、非常精彩的文章《在革命中失落的母语》，他谈到这个问题，但远比我上面所写要深刻得多，涉及到的层面也广泛得多。这篇文章不短，但是请从头读到尾吧，它让我嗟叹，让我拍案，让我含泪，也让我掩卷深思。相信您一定会有心得的。
顺便说一句：“从头读到尾”这种建议，常常光临我的博客的华山是绝对听不进去的，他从来都是“看书看皮、看报看题”。有几次我都在我的文章的最后，提前预备好了回覆他的话，事后都发现，完全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的阅读触角甚短，根本伸不到文章最后！后来我将对他的回应放在中间，此公照样抵达不了。例如：最近几天，因为埃及惊变，他在我的（和别的几位博客的）文章后面冷嘲热讽发跟帖：“老夫聊发少年狂，‘今夜咱们都是埃及人’。如今两年过去了，激情安在？”
华山指的，是我2011年2月11日所发的博客文章《“今夜，我们都是埃及人！”》。但他居然就看不到我在文章中早有先见之明，提前两年就回答他了：
……穆巴拉克下台，也只是埃及的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随后的路更难呢！是否会陷入长期的混乱？是否会得靠新的强人出来？是否埃及人会像今天某些中国人一样埋怨和怀念说：还不如回到穆巴拉克时代好啊！都有可能。埃及的变故，让中东的博弈出现了复杂局面，可能让美国紧张，让中国紧张，让以色列紧张……
但是我们怎能因为一个婴儿的前途未卜，就不为她的出生而欢欣鼓舞呢！今天，在世界上的一个古老国度，专制画上句号，强人寿终正寝，人民初战告捷，可喜！可贺！
说回“黄章晋”，或许有些朋友还不是很熟悉这个名字，但一说他常用的网名“魔鬼教官”，我相信许多人或许会恍然大悟：哦，是他呀！我见过他一面，但没有跟他说过话，那是2001、2002年前后，他还在中国青年报社《青年参考》工作的时候，我去那儿玩，别人指着他对我说，这是黄章晋，见我毫无反应，又加了一句：他就是“魔鬼教官”！我才如雷贯耳。
互动百科介绍说：黄章晋，湖南宁乡人，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凤凰周刊主笔，先后担任《华夏时报》评论员、《青年参考》副主编、网易新闻中心副总监，现任《凤凰周刊》副主编。
在革命中失落的母语
黄章晋，《大家》
一直有这样的念头，我将来退休，要当一段时间作家，至于写什么，并没有想清楚。
去年的一天，无意中看完一位长者自传，便给自己一个任务：至少要把这未完成的作品改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这本名叫《换骨记》的自传，无书号无定价，其实就是印出来散给亲朋好友的自我安慰。我得到的这本，是三四年前父母亲寄来，当时似乎还有一层嘱托，看它是否有正规的出版价值。我只草草翻了几分钟，就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出版价值，然后，它就在书堆某个角落里躺着，直到我无意中翻起。
作者是我父母当年在新疆兵团结识的湖南同乡，粗略算来，迄今已四十年，当时环境下，两家关系胜亲戚，他比我父母年长一辈，自然我一直拿他当爷爷看。他系因前国军中校而服刑新疆，又是刽子手曾国荃后人，成分已经不能再坏，所以，我最早的印象里，他总是满脸微笑而很少说话，后来才逐渐活跃并有机会展示其极好的旧学底子。和我家同时迁回湖南后，老先生转向曾国藩研究，海内外常有论文发表。
我对《换骨记》的失望，首先是很想知道他们当年服刑新疆时的经历。这段历史不见于文献，能看到的，只是王震率领的转业大军和知识青年如何先后扎根建设新疆。而我不但很早就从长辈、老师那里听到犯人建设新疆的只言片语，周围还有大批人被称为“新生人员”或“新生人员子女”，甚至还有“新生连队”这个词，不难猜测，其中有一段被过滤掉的历史。
然而，我按目录直接翻到《换骨记》关于新疆的部分，在这本近十万字的书中，这部分只有短短几页，很快就跳到家庭团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了，而其间的时间跨度实际上长达18年！尤其让我失望的是，这部分之后就是最后一章《尾声：姓“国”乎？姓“共”乎？》，基本是对此后几十年极其粗线条的勾勒和生世感怀，大抵叹息他参加国军实系日本侵华在即的报国之举，而抗战胜利后他不但未参与内战，还一度心向共产党，更曾与地下党合作参加起义，奈何却顶着国民党的帽子受罪一生，家破人亡、几度辗转阎王殿前；谁曾想，风水轮流转，国民党又成争取对象，连战访京竟成一大喜事，“看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老实说，从他身上，我多多少少再次看到我的另一位长辈的影子。这位今天还在新疆的长辈，与他所不同者，是其在新疆就地起义就地坐牢。十多年来，这位长辈每来信，必附一份他在各类统战刊物上的诗作。读来颇像党的离退休老干部写就。唯一的区别，也许就在于这种老干体诗的前两三行——我本少年热血投笔从戎，奈何国共兄弟彼此战场弯弓月。接下来的感慨，则与党内老干部别无二致，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颠倒是非，幸得党中央英明，拨开乌云重见天日，国家蒸蒸日上，本人虽蹉跎青春，但夕阳晚景无限红……其对改革开放的欣喜欣慰，对党英明神武的颂扬，尤在偶尔还发发牢骚的中共老干部之上。
也难怪，他现下的待遇确实与党的老干部别无二致。两年前我去拜访，他正住院，很是开心地告诉我住的是老干病房。老先生年过八十，无论眉宇、身板，都是一副为我党打下江山的老将军范儿，绝对看不出他从20来岁到快退休的岁月，都在监狱和煤矿井下度过。说来这位长辈人生反差颇大。据说当年军校毕业回乡，一身美式军服玉树临风，引提亲者无数，但乡下庸脂俗粉显然不入他眼，他声称如若娶妻，要么日本女人，要么大户人家独生女。又据说，他打麻将、骨牌从来只赢不输，因为牌桌上的小姐太太们都愿把钱输给他。看他今天的派头，想来此说不虚。
我家亲戚中，有这种强烈身份错觉的不止这一位，甚至还有更离奇的。在我看，无论是他们，还是《换骨记》作者，按理，都受过完整旧式教育，甚至还留洋，断不该在陈述自己一生时，完全在“政协体”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套子里打转儿。相比之下，正牌儿的我党干部在《炎黄春秋》中的回忆文字，都明显要更平实更少党化色彩。我未见过比这更荒谬的事情。所以，我随意翻了几页《换骨记》，就把它丢到一边。然而，到某一天，真正从头看完《换骨记》，我不由为自己的轻狂和缺少对一代人的同情理解而悔恨。
老先生的文字对新疆着墨不多，确实有体力精力不济缘故，毕竟他写此书时，已盲一目，且只余0.1的视力。更重要一个原因是，相比他被发配新疆前的经历，新疆确实不值得他花费太多心血，毕竟新疆余生，即使算不得天堂，至少也是脱离苦海。它实在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我相信他越近开头写得越细致，确有他刻骨难忘的因素。比如“镇反”期间，他被捕却阴差阳错躲过“先按照人口的千分之一杀掉一批”，其中有两个细节让我难忘：
一个，是他在外地被昔日的老熟人立功举报，结果他关押了十个月而错过“镇反”高潮，但那位举报他的“恩人”却因回乡赶上镇反而被枪决；
另一个，是对“轧子室”的描述，该室得名于一种靠在墙边的刑具，系对半锯开挖出许多小洞的原木，被关押者双腿夹在圆洞中，稍动一下必皮开肉裂，生不如死，一少年当不得痛楚，便以拳头自碎睾丸求死。
我几乎没有看过“镇反”对象的详细亲历文字。毕竟，“镇反”属于杀敌，至多错在“扩大化”，它得到的关注远不如造成大批“自己人”死亡的大饥荒、“文革”。此间的死者，只在近些年才作为一个数字被人提起。老先生死罪得免，活罪难逃。1951年因“历史反革命”获刑12年，其间两度摸到阎王殿大门：一次是大饥荒时服刑甘肃安西县双塔堡水库，另一次是被押送徒步穿越沙漠的极度干渴。双塔堡水库离著名的夹边沟不算太远，外间鲜知其名，但这里的惨剧就规模而言，则远超夹边沟。
关于双塔堡水库，网上可查到的寥寥相关文字称，发配至此的右派，比发配到夹边沟的更不幸，因为这里的主力是“叛乱者”，环境、条件极为恶劣，连房子都没有。也许正因这里多系久经考验而幸存的反革命，与夹边沟那些突然被打入深渊的右派相比，大都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比如老先生此前就曾在宁夏西北的西大滩潮湖农场锤炼过，故双塔堡水库总体死亡率要低于夹边沟。
1958年一万八千名各种人犯被押送至此，1960年水库完工，约万人埋骨异乡。作为亲历者，老先生对此间犯人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如何被管理，如何应对恶劣环境，以及无时不在的饥饿，写得极为细腻。它该是那一万八千人留下的最翔实文献——如果不是惟一的话。《换骨记》中关于饥饿的描述，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61年抵达新疆之时。他们在终点被卸下火车，沿铁道步行，突然有人凭第六感跳进一垃圾箱，果然发现有堆西瓜皮，于是大伙冲上去把西瓜皮抢得干干净净。当然，老先生没有去——就像在双塔堡水库，一位中暑的同伴昏厥呕吐，众人立即围上去吃光了呕吐物。按老先生的话说，是人的尊严让他挡住诱惑。
老先生与家人1950年分离，1965年，也就是老先生刑满释放3年后，才获准家人户口迁往新疆团聚。老先生系狱时，太太带着3个孩子，肚中还怀着一个，15年后重逢，仅长女幸存。老太太也不容易，出身书香门第，15年间靠洗衣做保姆维持生计，40出头再见夫婿，已是身体弯成90度，轻得只有一把骨头的半埋人。书中一位与他同由湖南而辗转新疆的人物，也是当年我父母的朋友，邵阳人氏，无妻无子亦似无亲人，1980年前后去世。那时物资渐丰，逢年过节到我家造访，他很是舍得买糖果给我。据说，死后停尸太平间，晚上竟被老鼠咬去耳鼻，当时众议其身世孤苦让人怜。但看过此书方知，相比当年饿死后或被野狗或被同伴刨出吃掉的难友，他毕竟赶上了几年丰足日子，死可瞑目。
此前，我不知1959年颁布的特赦令原来并不只是对那些战犯有效，按政策，老先生已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当获自由，但他真正被“落实政策”，是特赦令颁布28年后的1987年。而按1977年的政策，他不但可平反“错划”，还可解决县团级待遇。书的末尾，相当篇幅是他为落实政策和待遇，上访求告，四处碰壁，受尽冷眼终至绝望。说实话，这些文字读来更让人心酸。苏联有个冷笑话：苏联公民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老先生和我的一些长辈们的遭遇，无非是一种相对皆大欢喜的中国版本。
我知道，我站在时间这头的看法，其实是饱汉不知饿人饥，但老先生苦苦上访，我无法不将之视作被猫玩到半死的老鼠，生机复见后却把猫当成保护者。如果，老先生当年像我那位长辈一样及时落实政策，二三十年优渥的“县团级”待遇下来，是否会自觉以老干部自居，忆及当年，笔下是否还有沉痛，甚至是否还会有这样一本《换骨记》？我不敢以常情度之。
我大体能理解，经过此番历练的人，几乎绝难以平实纯粹的文字细叙自己的经历。毕竟这等被改造对象，并非只是身受苦役，甚至，苦役不过是让被改造者明白，自由与否，存活之念，皆在全身心向组织靠拢一途。《换骨记》中提到过无法忍受苦役和精神摧残的抗争者，有人愤而写下一首《我的斗争》，私下传递：“血肉凝成的唐来渠，把我们的青春葬送。一切勇敢的人，起来，罢工！这就是斗争。”
此人命运如何，不必多言。可以想象，活下来的人，在超强度的意识形态灌输下，倘其内心尚存一寸抵挡与拒斥的自留地，则不是被自己的“同犯”（犯人之间既要表现出认罪悔改的积极态度，又无资格彼此称同志，故以“同犯”互称）斗争而死，便是自绝于人民。几轮汰洗，求生本能必会让幸存者在语言上被完全组织化。老先生在宁夏西大滩潮湖农场时，兼过墙报任务和劳动现场的宣传任务，当时那种受重视和被视为先进的成就感，想来当极为深刻，以致半个世纪后，老先生对自己写的一些快板书依然记忆犹新。兹照录两条——
其一：
“李振涛，呱呱叫，抓紧装土不伸腰。王贵本是飞毛腿，背起土来跑得快。突击组长吴天保，掌握劳动有高招，他言道，背土不但要快跑，还要背篓装得高；跑得快，装得高，多装快跑讲实效。”
其二：
“一分队，学榜样，调动人马摆战场。大小组长来带头，争先快跑和多装。一组本是好劳力，个个脸上透红光；二组、三组不示弱，准备加油干一场。你若问，干得最好是哪几个。等会我，一个一个来表扬。同犯们，今天我们向站领导表决心，流动红旗我们十中队要不要？”
不过，老先生的努力从不曾被组织承认过，为减刑立功，他努力劳动，努力宣传，努力做同犯思想工作，不但未获任何减刑机会，似连劳动和学习积极分子亦不曾获得。他曾为之歌颂过、赞美过、幻想过的潮湖农场，在留下几十页细致描述后，不得不以几段话匆匆结尾，因为荒漠辟出农田，虽历时两年终于完工，但1955年播种，收获不及种子的十分之一，这一万亩农田终因盐碱化而废弃。
我终于能体谅那些向组织积极靠拢，或欣然或悲痛的文字，尽管这类文字与描述生之痛苦的文字，经常相伴出现，互相牴牾。我想，作者可能根本无法意识这种矛盾，更一生无法找到适当的语言，来缝合这种撕裂感。在我看，它文本上的失败，却真实呈现了这些人精神上的痛苦与分裂。对试图寻找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人来说，此种人生注定无法摆脱痛苦与分裂。连战跨过海峡与宿敌握手，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就是个重大新闻而已。但对老先生来说，却是最后岁月一抹肯定其人生的神光，其经历一生荣苦皆不脱到底是“共”还是“国”，全书以此结尾，一生纠结，无力思索，更无答案，最后，只能搬来一句中国式的“捣浆糊”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号：“看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只能是捣浆糊。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里，他的一生大抵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他们这代人重述历史，只能取自我辩护姿态，而且履历“合法化”的辩护词无非如此：参加国军是为了抗战，内战时厌恶内战且没上战场，最后时刻还光荣参加起义，被新政权改造时，态度一直积极良好，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来坚决拥护……
寻求人生意义和价值，终需依附于某种思想或价值体系，在老先生能找到和依靠的资源中，只有此种解释，才能赋予其命运的合理性与人生的正面价值，哪怕老先生因此无一字提及曾两次在抗战受伤——不抢风头显然是种得体的姿态——否则何以面对自己的一生？
近世中国人很现实，失败者没有同情，更没有自我价值安放的空间。其实，我那位全然以老干部自居的长辈，何曾不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何曾不知道这种悖论，但为什么要在精神上跟自己过不去？宁愿选择遗忘，是最好的自我精神保护。伟大如钱学森，亦不能免俗。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阐述，恰是今日座标下的伟大爱国者形象。他曾寻求移民美国的事实，“溢出”这个叙事框架，只能假装不存在。就如《换骨记》中曾谈到，内战爆发时，老先生曾想在国共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追随李济深路线。能有这几句语焉不详，大抵是因为今天的话语体系里，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尚可在统战范畴内找到位置。
无论如何，老先生有古拉格群岛的经历，但绝不可能有类似《古拉格群岛》的作品。没错，中国固然有古拉格，但绝不会有《古拉格群岛》，不会有《日瓦格医生》等苏联同类作品。此事非关勇气与道德，而关乎思考和认识能力。中国与苏联不但有过相同苦难，且同在苦难后集体舔舐过伤口。在苏联，为“解冻文学”，在中国，为“伤痕文学”。两者虽相似之处不胜枚举，但风格之异显著，高下之别立判。“伤痕文学”可视为官版语言的反向自然延伸，极为抒情、情感浓烈、爱憎分明、沉重忧伤，而苏联“解冻文学”常见的历史批判的力量、理性思考的沉淀、宽恕与同情的情怀、细腻温情的深沉，则几乎看不到，“伤痕文学”甚至只能勉强算“解冻文学”的幼稚抒情版。这是思想资源的匮乏和语言的贫乏，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说，“伤痕文学”时期的汉语，几乎就是一种完全不能胜任文学功能的工具。经过前三十年的改造，语音基于北京方言的普通话、书写表达标准来自延安窑洞的、经不断革命化提纯的官方现代汉语，以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个人、现代对传统、标准对非标准、正确对异端的强力，独占一切传播工具，横扫一切公共空间，变成公共交流和表达的惟一格式。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曾如此高效地消灭一种活着的语言，推广一种人造语言：全体国民长时间被组织集中学习，每天开会听报告、谈心得、做检查、大批判……一切个人的时间、空间被尽可能挤占压缩，这种包裹着特定思维方式、历史观、道德观、世界观的语言系统逐渐深植于每个大脑。它不断侵入和挤占个人领域的表达和思考，完成了对全民感知和表达能力和模式的重塑和同化。成功实现了全民语言贫乏化和空洞化。作为思想的工具，表达的工具，语言的宣教化，不但使人们难于表达与官方意识形态无关的情感、趣味、审美，甚至难于灵敏地感受它。
在建国的前30年中，革命语言以文字、图像等形式全面占领社会与个人空间，消灭了官话之外的思想产生的可能。
这种语言的丧失创造力，宣教本身就是个最好例子——你甚至会发现，《人民日报》今天的语言远不如文革时期鲜活。“会战”、“战役”、“春风”、“高潮”之类修辞，首次出现是语言创新，泛滥在今天，则是僵尸。今天宣教语言之贫乏，从上到下，甚至语言模式只有清一色的“三个代表”、“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六个确保”……这种僵化语言对认识和想象力的无形钳制，首先当然是公共事件，比如我们习惯用“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指称，而民间曾广泛通用的“苦日子”，由于无法进入公共空间而几近消亡。而像“解放后”、“改革开放以来”之类指称，甚至从来不曾出现过民间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版本，它的约束甚至体现为，我们试图结构它时，也会自觉以阵营、以意识形态划分。
官话的普及，无疑会左右人的记忆和认识能力，我留意到，在我父辈对文革前的历史记忆和叙事，与官方版本有极大差异，但文革爆发后的部分，却总是与至少一个官方版本高度契合。除非有极强烈而清醒的批判意识，或者干脆就是个彻底的文盲，或者集体有强大的地方方言保护——方言强度总是与官方意识形态输入强度成反比，否则无法逃避和抗拒官话对个人的重塑和同化。
或许值得一说的是，《换骨记》的作者经历超强红色语言轰炸，好在还有古诗词的熏陶。先人留下的表达方式，使他可轻易挣脱想象和表达的枷锁，进入真正自由之境。妻儿万里之外，遥寄书信慰离情，用现代汉语，少不了平平仄仄颂党恩，老老实实重做人的表白，用古诗，则别有真情：“记取别时秋雨濛，又惊黄叶东西风。年来夜夜关山月，长照相思五处同。”又如，同伴瘐死牢中，狱卒除下同伴脚镣时，他以口占七绝送别，那一刻也除却了自己精神上的脚镣：“乱世死生焉足论，人间谁与赋同情？脚镣除下君知否，此去黄泉喜步轻。”
“伤痕文学”的最大伤痕，在于前30年刚刚结束，尽管有需求，人们却无法用语言精细准确表达一切个人化的感触体验，甚至缺少足够灵敏和细微的感知能力。生于这个时代的不幸，甚至在你若放歌一曲时，无论是何经历，是何观念，脱口而出的，必然是红歌，区别或许只在中国红歌还是苏联红歌。只有语言技能在后三十年才接受训练的人，才能因现代汉语功能的逐渐丰富和完备，有机会成为一个具备健全感知、思考、表达能力的人。
顺带说一句，非北方方言区的南方人，通常面临特殊的困难，因为他们用于文字表达的语言，实际并非母语，这就是为什么南方作家很难写出鲜活生动文字的原因。然而，尽管官话今天被迫一点点从个人领域退出，对我们思维、情感、判断、表达的无形惯性影响仍在。你不用与台湾或香港人深入交流，便可明显体察到这种区别——台湾香港远不如大陆有更深厚复杂的历史素材，但他们有细腻深沉远胜大陆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无论是感知还是表达，大陆甚至明显逊色于弹丸之地的香港。只有一样为大陆所擅长，那就是官民一致、无所不用其极的煽情——它是建国的前30年留给今日中国的一条精神阑尾，是一代中国人的宿命。
《换骨记》的遗憾，自当在这个背景下同情性理解——同情性理解，正是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中被成功清除掉的东西之一。无疑，在我看来，《换骨记》是本远未完成的作品。而且，书中不少普通人的经历和故事，都自有单独挖掘整理的价值。遗憾而痛心的是，《换骨记》的老先生已经辞世，我再无采访整理的可能，但依据这个现成底本，依然可有所为。
前几天，无意在一位有志于文学的同事桌上看到一本保罗·策兰的诗集，我不知此为何人，听得大致介绍和极力推崇后，非要借回一读。原因很简单，策兰面临的特殊困境，让我想起并重新审视和理解《换骨记》。
策兰生于战前的罗马尼亚，但故乡战后被划归乌克兰，作为一个流亡西欧永失故土的诗人，策兰更深切的不幸在于，他是父母均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但母语却偏是德语，此种命运的悖论，可用他的一句话概括：“妈妈，我在用敌人的语言写诗。”
固然，德语之于策兰，可有敌人语言的沉痛，但作为工具，无论是抚摸内心至苦至痛，还是抒发表达这种痛感，却绝无障碍或先天不足，毕竟，德语不是一种与特定观念体系牢牢锁定的工具，亦从未曾与丰厚的历史文化源头与真实的社会隔断。即使在苏联时代，俄语也不曾被整体彻底消毒改造，阉割为只有单一功能的死语言。其实，《换骨记》在另一重意味上，何尝不是用敌人的语言写就的自传。
我希望时间能给我足够距离，让我写出这种应当不下于策兰的痛感，这种痛感并不只属于他自己。毕竟对中国人来说，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却对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够的感知、表达能力；对于曾经的历史，行进中的时间，缺少记忆和和思考的能力。
我们是不是没有母语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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