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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澤東時代留給今日中國一條精神闌尾 |
| | 官話普及，無疑會左右人的記憶和認識能力。中共的話語系統，成功地改造、占領一代、兩代、三代人的思維和心靈，以致我們就算有了離經叛道的念頭、有了旁逸斜出的情感，都找不着適當語言來有效表達和交流。中國有古拉格，但絕不會有《古拉格群島》——非關勇氣與道德，而關乎思考和認識能力
老高按：由於工作關係和個人興趣，讀到過不少回憶錄、人物傳記，常常發現其文字中奇特的悖論，分明是敘述在中共治下的遭遇、控訴遭受欺侮壓迫的文字，劃分時間段卻往往多是“舊社會”、“新中國成立後”、“解放前”、“解放後”……
記得有一次作家胡發雲針對這種時間表述方式，對我若有所思地說：人們的頭腦都已經完全被中共的話語體系改裝了。他對我強調說：我才不會說“解放後”這種詞兒呢——我只會說“1949年以後”。
類似的情況還有：類似我這個年齡的人，頭腦中縈繞的一定是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革命抒情歌曲加改裝過的“民歌”。即使是頭腦清醒的胡發雲，一談起抒情歌曲，這位酷愛音樂也有相當演奏和作曲造詣的朋友，腦中首先響起的旋律，也是“文革”中風行一時的抒情歌曲和雖被打壓但在地下加速流行的俄蘇歌曲。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感嘆過：見到秋天斑斕秋葉，我們脫口而出的只是“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萬木霜天紅爛漫”；看到皚皚雪景，我們不假思索吟誦的只是“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且不說用自己獨特的眼光來看、用獨特的語言來說了，就連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中國的豐富文化統統隱去，我們的內心萎縮、乾癟得就只剩下用毛澤東這幾句詩詞來表達了。
許多作家、學者注意到這種非常嚴重的現象：中共的話語系統，成功地改造了、馴化了、最終占領了一代、兩代、三代人的思維和心靈，改造、馴化、占領得如此徹底，以致我們就算有了離經叛道的念頭、有了旁逸斜出的情感，都找不着適當的語言來有效表達，更談不上交流。
怎麼辦？完全自創一套吧，一是沒有那個功力，二是“脫離群眾”，最終變成無人理解的“自說自話”；借用中共現成的話語元素吧，一借用，“舊瓶裝新酒”，必然遷就、妥協、變形甚至完全變味。
（就在我們生活中、網絡上，不是常見這樣的現象麼，一討論一爭辯，你來一句“其用心何其毒也”，我來一句“是可忍孰不可忍”——這些，倒不是中共專有的，卻是被中共在“文革”中發揚到極致的。）
今天我讀到黃章晉一篇精彩的、非常精彩的文章《在革命中失落的母語》，他談到這個問題，但遠比我上面所寫要深刻得多，涉及到的層面也廣泛得多。這篇文章不短，但是請從頭讀到尾吧，它讓我嗟嘆，讓我拍案，讓我含淚，也讓我掩卷深思。相信您一定會有心得的。
順便說一句：“從頭讀到尾”這種建議，常常光臨我的博客的華山是絕對聽不進去的，他從來都是“看書看皮、看報看題”。有幾次我都在我的文章的最後，提前預備好了回覆他的話，事後都發現，完全是瞎子點燈白費蠟，他的閱讀觸角甚短，根本伸不到文章最後！後來我將對他的回應放在中間，此公照樣抵達不了。例如：最近幾天，因為埃及驚變，他在我的（和別的幾位博客的）文章後面冷嘲熱諷發跟帖：“老夫聊發少年狂，‘今夜咱們都是埃及人’。如今兩年過去了，激情安在？”
華山指的，是我2011年2月11日所發的博客文章《“今夜，我們都是埃及人！”》。但他居然就看不到我在文章中早有先見之明，提前兩年就回答他了：
……穆巴拉克下台，也只是埃及的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隨後的路更難呢！是否會陷入長期的混亂？是否會得靠新的強人出來？是否埃及人會像今天某些中國人一樣埋怨和懷念說：還不如回到穆巴拉克時代好啊！都有可能。埃及的變故，讓中東的博弈出現了複雜局面，可能讓美國緊張，讓中國緊張，讓以色列緊張……
但是我們怎能因為一個嬰兒的前途未卜，就不為她的出生而歡欣鼓舞呢！今天，在世界上的一個古老國度，專制畫上句號，強人壽終正寢，人民初戰告捷，可喜！可賀！
說回“黃章晉”，或許有些朋友還不是很熟悉這個名字，但一說他常用的網名“魔鬼教官”，我相信許多人或許會恍然大悟：哦，是他呀！我見過他一面，但沒有跟他說過話，那是2001、2002年前後，他還在中國青年報社《青年參考》工作的時候，我去那兒玩，別人指着他對我說，這是黃章晉，見我毫無反應，又加了一句：他就是“魔鬼教官”！我才如雷貫耳。
互動百科介紹說：黃章晉，湖南寧鄉人，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鳳凰周刊主筆，先後擔任《華夏時報》評論員、《青年參考》副主編、網易新聞中心副總監，現任《鳳凰周刊》副主編。
在革命中失落的母語
黃章晉，《大家》
一直有這樣的念頭，我將來退休，要當一段時間作家，至於寫什麼，並沒有想清楚。
去年的一天，無意中看完一位長者自傳，便給自己一個任務：至少要把這未完成的作品改寫出來，讓更多人看到。這本名叫《換骨記》的自傳，無書號無定價，其實就是印出來散給親朋好友的自我安慰。我得到的這本，是三四年前父母親寄來，當時似乎還有一層囑託，看它是否有正規的出版價值。我只草草翻了幾分鐘，就得出結論，沒有任何出版價值，然後，它就在書堆某個角落裡躺着，直到我無意中翻起。
作者是我父母當年在新疆兵團結識的湖南同鄉，粗略算來，迄今已四十年，當時環境下，兩家關係勝親戚，他比我父母年長一輩，自然我一直拿他當爺爺看。他系因前國軍中校而服刑新疆，又是劊子手曾國荃後人，成分已經不能再壞，所以，我最早的印象里，他總是滿臉微笑而很少說話，後來才逐漸活躍並有機會展示其極好的舊學底子。和我家同時遷回湖南後，老先生轉向曾國藩研究，海內外常有論文發表。
我對《換骨記》的失望，首先是很想知道他們當年服刑新疆時的經歷。這段歷史不見於文獻，能看到的，只是王震率領的轉業大軍和知識青年如何先後紮根建設新疆。而我不但很早就從長輩、老師那裡聽到犯人建設新疆的隻言片語，周圍還有大批人被稱為“新生人員”或“新生人員子女”，甚至還有“新生連隊”這個詞，不難猜測，其中有一段被過濾掉的歷史。
然而，我按目錄直接翻到《換骨記》關於新疆的部分，在這本近十萬字的書中，這部分只有短短幾頁，很快就跳到家庭團聚、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了，而其間的時間跨度實際上長達18年！尤其讓我失望的是，這部分之後就是最後一章《尾聲：姓“國”乎？姓“共”乎？》，基本是對此後幾十年極其粗線條的勾勒和生世感懷，大抵嘆息他參加國軍實系日本侵華在即的報國之舉，而抗戰勝利後他不但未參與內戰，還一度心向共產黨，更曾與地下黨合作參加起義，奈何卻頂着國民黨的帽子受罪一生，家破人亡、幾度輾轉閻王殿前；誰曾想，風水輪流轉，國民黨又成爭取對象，連戰訪京竟成一大喜事，“看來，我是既姓‘國’又姓‘共’了”。
老實說，從他身上，我多多少少再次看到我的另一位長輩的影子。這位今天還在新疆的長輩，與他所不同者，是其在新疆就地起義就地坐牢。十多年來，這位長輩每來信，必附一份他在各類統戰刊物上的詩作。讀來頗像黨的離退休老幹部寫就。唯一的區別，也許就在於這種老乾體詩的前兩三行——我本少年熱血投筆從戎，奈何國共兄弟彼此戰場彎弓月。接下來的感慨，則與黨內老幹部別無二致，比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顛倒是非，幸得黨中央英明，撥開烏雲重見天日，國家蒸蒸日上，本人雖蹉跎青春，但夕陽晚景無限紅……其對改革開放的欣喜欣慰，對黨英明神武的頌揚，尤在偶爾還發發牢騷的中共老幹部之上。
也難怪，他現下的待遇確實與黨的老幹部別無二致。兩年前我去拜訪，他正住院，很是開心地告訴我住的是老乾病房。老先生年過八十，無論眉宇、身板，都是一副為我黨打下江山的老將軍范兒，絕對看不出他從20來歲到快退休的歲月，都在監獄和煤礦井下度過。說來這位長輩人生反差頗大。據說當年軍校畢業回鄉，一身美式軍服玉樹臨風，引提親者無數，但鄉下庸脂俗粉顯然不入他眼，他聲稱如若娶妻，要麼日本女人，要麼大戶人家獨生女。又據說，他打麻將、骨牌從來只贏不輸，因為牌桌上的小姐太太們都願把錢輸給他。看他今天的派頭，想來此說不虛。
我家親戚中，有這種強烈身份錯覺的不止這一位，甚至還有更離奇的。在我看，無論是他們，還是《換骨記》作者，按理，都受過完整舊式教育，甚至還留洋，斷不該在陳述自己一生時，完全在“政協體”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套子裡打轉兒。相比之下，正牌兒的我黨幹部在《炎黃春秋》中的回憶文字，都明顯要更平實更少黨化色彩。我未見過比這更荒謬的事情。所以，我隨意翻了幾頁《換骨記》，就把它丟到一邊。然而，到某一天，真正從頭看完《換骨記》，我不由為自己的輕狂和缺少對一代人的同情理解而悔恨。
老先生的文字對新疆着墨不多，確實有體力精力不濟緣故，畢竟他寫此書時，已盲一目，且只餘0.1的視力。更重要一個原因是，相比他被發配新疆前的經歷，新疆確實不值得他花費太多心血，畢竟新疆餘生，即使算不得天堂，至少也是脫離苦海。它實在有其獨特的文獻價值。我相信他越近開頭寫得越細緻，確有他刻骨難忘的因素。比如“鎮反”期間，他被捕卻陰差陽錯躲過“先按照人口的千分之一殺掉一批”，其中有兩個細節讓我難忘：
一個，是他在外地被昔日的老熟人立功舉報，結果他關押了十個月而錯過“鎮反”高潮，但那位舉報他的“恩人”卻因回鄉趕上鎮反而被槍決；
另一個，是對“軋子室”的描述，該室得名於一種靠在牆邊的刑具，系對半鋸開挖出許多小洞的原木，被關押者雙腿夾在圓洞中，稍動一下必皮開肉裂，生不如死，一少年當不得痛楚，便以拳頭自碎睾丸求死。
我幾乎沒有看過“鎮反”對象的詳細親歷文字。畢竟，“鎮反”屬於殺敵，至多錯在“擴大化”，它得到的關注遠不如造成大批“自己人”死亡的大饑荒、“文革”。此間的死者，只在近些年才作為一個數字被人提起。老先生死罪得免，活罪難逃。1951年因“歷史反革命”獲刑12年，其間兩度摸到閻王殿大門：一次是大饑荒時服刑甘肅安西縣雙塔堡水庫，另一次是被押送徒步穿越沙漠的極度乾渴。雙塔堡水庫離著名的夾邊溝不算太遠，外間鮮知其名，但這裡的慘劇就規模而言，則遠超夾邊溝。
關於雙塔堡水庫，網上可查到的寥寥相關文字稱，發配至此的右派，比發配到夾邊溝的更不幸，因為這裡的主力是“叛亂者”，環境、條件極為惡劣，連房子都沒有。也許正因這裡多系久經考驗而倖存的反革命，與夾邊溝那些突然被打入深淵的右派相比，大都已練就金剛不壞之身，比如老先生此前就曾在寧夏西北的西大灘潮湖農場錘鍊過，故雙塔堡水庫總體死亡率要低於夾邊溝。
1958年一萬八千名各種人犯被押送至此，1960年水庫完工，約萬人埋骨異鄉。作為親歷者，老先生對此間犯人如何生產、如何生活、如何被管理，如何應對惡劣環境，以及無時不在的飢餓，寫得極為細膩。它該是那一萬八千人留下的最翔實文獻——如果不是惟一的話。《換骨記》中關於飢餓的描述，最後一次出現是在1961年抵達新疆之時。他們在終點被卸下火車，沿鐵道步行，突然有人憑第六感跳進一垃圾箱，果然發現有堆西瓜皮，於是大夥衝上去把西瓜皮搶得乾乾淨淨。當然，老先生沒有去——就像在雙塔堡水庫，一位中暑的同伴昏厥嘔吐，眾人立即圍上去吃光了嘔吐物。按老先生的話說，是人的尊嚴讓他擋住誘惑。
老先生與家人1950年分離，1965年，也就是老先生刑滿釋放3年後，才獲准家人戶口遷往新疆團聚。老先生系獄時，太太帶着3個孩子，肚中還懷着一個，15年後重逢，僅長女倖存。老太太也不容易，出身書香門第，15年間靠洗衣做保姆維持生計，40出頭再見夫婿，已是身體彎成90度，輕得只有一把骨頭的半埋人。書中一位與他同由湖南而輾轉新疆的人物，也是當年我父母的朋友，邵陽人氏，無妻無子亦似無親人，1980年前後去世。那時物資漸豐，逢年過節到我家造訪，他很是捨得買糖果給我。據說，死後停屍太平間，晚上竟被老鼠咬去耳鼻，當時眾議其身世孤苦讓人憐。但看過此書方知，相比當年餓死後或被野狗或被同伴刨出吃掉的難友，他畢竟趕上了幾年豐足日子，死可瞑目。
此前，我不知1959年頒布的特赦令原來並不只是對那些戰犯有效，按政策，老先生已服完三分之二刑期，當獲自由，但他真正被“落實政策”，是特赦令頒布28年後的1987年。而按1977年的政策，他不但可平反“錯劃”，還可解決縣團級待遇。書的末尾，相當篇幅是他為落實政策和待遇，上訪求告，四處碰壁，受盡冷眼終至絕望。說實話，這些文字讀來更讓人心酸。蘇聯有個冷笑話：蘇聯公民享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死後被平反昭雪的權利。老先生和我的一些長輩們的遭遇，無非是一種相對皆大歡喜的中國版本。
我知道，我站在時間這頭的看法，其實是飽漢不知餓人飢，但老先生苦苦上訪，我無法不將之視作被貓玩到半死的老鼠，生機復見後卻把貓當成保護者。如果，老先生當年像我那位長輩一樣及時落實政策，二三十年優渥的“縣團級”待遇下來，是否會自覺以老幹部自居，憶及當年，筆下是否還有沉痛，甚至是否還會有這樣一本《換骨記》？我不敢以常情度之。
我大體能理解，經過此番歷練的人，幾乎絕難以平實純粹的文字細敘自己的經歷。畢竟這等被改造對象，並非只是身受苦役，甚至，苦役不過是讓被改造者明白，自由與否，存活之念，皆在全身心向組織靠攏一途。《換骨記》中提到過無法忍受苦役和精神摧殘的抗爭者，有人憤而寫下一首《我的鬥爭》，私下傳遞：“血肉凝成的唐來渠，把我們的青春葬送。一切勇敢的人，起來，罷工！這就是鬥爭。”
此人命運如何，不必多言。可以想象，活下來的人，在超強度的意識形態灌輸下，倘其內心尚存一寸抵擋與拒斥的自留地，則不是被自己的“同犯”（犯人之間既要表現出認罪悔改的積極態度，又無資格彼此稱同志，故以“同犯”互稱）鬥爭而死，便是自絕於人民。幾輪汰洗，求生本能必會讓倖存者在語言上被完全組織化。老先生在寧夏西大灘潮湖農場時，兼過牆報任務和勞動現場的宣傳任務，當時那種受重視和被視為先進的成就感，想來當極為深刻，以致半個世紀後，老先生對自己寫的一些快板書依然記憶猶新。茲照錄兩條——
其一：
“李振濤，呱呱叫，抓緊裝土不伸腰。王貴本是飛毛腿，背起土來跑得快。突擊組長吳天保，掌握勞動有高招，他言道，背土不但要快跑，還要背簍裝得高；跑得快，裝得高，多裝快跑講實效。”
其二：
“一分隊，學榜樣，調動人馬擺戰場。大小組長來帶頭，爭先快跑和多裝。一組本是好勞力，個個臉上透紅光；二組、三組不示弱，準備加油干一場。你若問，幹得最好是哪幾個。等會我，一個一個來表揚。同犯們，今天我們向站領導表決心，流動紅旗我們十中隊要不要？”
不過，老先生的努力從不曾被組織承認過，為減刑立功，他努力勞動，努力宣傳，努力做同犯思想工作，不但未獲任何減刑機會，似連勞動和學習積極分子亦不曾獲得。他曾為之歌頌過、讚美過、幻想過的潮湖農場，在留下幾十頁細緻描述後，不得不以幾段話匆匆結尾，因為荒漠辟出農田，雖歷時兩年終於完工，但1955年播種，收穫不及種子的十分之一，這一萬畝農田終因鹽鹼化而廢棄。
我終於能體諒那些向組織積極靠攏，或欣然或悲痛的文字，儘管這類文字與描述生之痛苦的文字，經常相伴出現，互相牴牾。我想，作者可能根本無法意識這種矛盾，更一生無法找到適當的語言，來縫合這種撕裂感。在我看，它文本上的失敗，卻真實呈現了這些人精神上的痛苦與分裂。對試圖尋找人生意義和價值的人來說，此種人生註定無法擺脫痛苦與分裂。連戰跨過海峽與宿敵握手，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也就是個重大新聞而已。但對老先生來說，卻是最後歲月一抹肯定其人生的神光，其經歷一生榮苦皆不脫到底是“共”還是“國”，全書以此結尾，一生糾結，無力思索，更無答案，最後，只能搬來一句中國式的“搗漿糊”為自己的一生畫上句號：“看來，我是既姓‘國’又姓‘共’了。”
只能是搗漿糊。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框架里，他的一生大抵只能寫到這個程度。他們這代人重述歷史，只能取自我辯護姿態，而且履歷“合法化”的辯護詞無非如此：參加國軍是為了抗戰，內戰時厭惡內戰且沒上戰場，最後時刻還光榮參加起義，被新政權改造時，態度一直積極良好，改革開放的政策從來堅決擁護……
尋求人生意義和價值，終需依附於某種思想或價值體系，在老先生能找到和依靠的資源中，只有此種解釋，才能賦予其命運的合理性與人生的正面價值，哪怕老先生因此無一字提及曾兩次在抗戰受傷——不搶風頭顯然是種得體的姿態——否則何以面對自己的一生？
近世中國人很現實，失敗者沒有同情，更沒有自我價值安放的空間。其實，我那位全然以老幹部自居的長輩，何曾不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何曾不知道這種悖論，但為什麼要在精神上跟自己過不去？寧願選擇遺忘，是最好的自我精神保護。偉大如錢學森，亦不能免俗。其人生價值的最大化闡述，恰是今日座標下的偉大愛國者形象。他曾尋求移民美國的事實，“溢出”這個敘事框架，只能假裝不存在。就如《換骨記》中曾談到，內戰爆發時，老先生曾想在國共之外另走第三條道路，追隨李濟深路線。能有這幾句語焉不詳，大抵是因為今天的話語體系裡，所謂的第三條道路，尚可在統戰範疇內找到位置。
無論如何，老先生有古拉格群島的經歷，但絕不可能有類似《古拉格群島》的作品。沒錯，中國固然有古拉格，但絕不會有《古拉格群島》，不會有《日瓦格醫生》等蘇聯同類作品。此事非關勇氣與道德，而關乎思考和認識能力。中國與蘇聯不但有過相同苦難，且同在苦難後集體舔舐過傷口。在蘇聯，為“解凍文學”，在中國，為“傷痕文學”。兩者雖相似之處不勝枚舉，但風格之異顯著，高下之別立判。“傷痕文學”可視為官版語言的反向自然延伸，極為抒情、情感濃烈、愛憎分明、沉重憂傷，而蘇聯“解凍文學”常見的歷史批判的力量、理性思考的沉澱、寬恕與同情的情懷、細膩溫情的深沉，則幾乎看不到，“傷痕文學”甚至只能勉強算“解凍文學”的幼稚抒情版。這是思想資源的匱乏和語言的貧乏，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說，“傷痕文學”時期的漢語，幾乎就是一種完全不能勝任文學功能的工具。經過前三十年的改造，語音基於北京方言的普通話、書寫表達標準來自延安窯洞的、經不斷革命化提純的官方現代漢語，以中央對地方、國家對個人、現代對傳統、標準對非標準、正確對異端的強力，獨占一切傳播工具，橫掃一切公共空間，變成公共交流和表達的惟一格式。
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曾如此高效地消滅一種活着的語言，推廣一種人造語言：全體國民長時間被組織集中學習，每天開會聽報告、談心得、做檢查、大批判……一切個人的時間、空間被儘可能擠占壓縮，這種包裹着特定思維方式、歷史觀、道德觀、世界觀的語言系統逐漸深植於每個大腦。它不斷侵入和擠占個人領域的表達和思考，完成了對全民感知和表達能力和模式的重塑和同化。成功實現了全民語言貧乏化和空洞化。作為思想的工具，表達的工具，語言的宣教化，不但使人們難於表達與官方意識形態無關的情感、趣味、審美，甚至難於靈敏地感受它。
在建國的前30年中，革命語言以文字、圖像等形式全面占領社會與個人空間，消滅了官話之外的思想產生的可能。
這種語言的喪失創造力，宣教本身就是個最好例子——你甚至會發現，《人民日報》今天的語言遠不如文革時期鮮活。“會戰”、“戰役”、“春風”、“高潮”之類修辭，首次出現是語言創新，泛濫在今天，則是殭屍。今天宣教語言之貧乏，從上到下，甚至語言模式只有清一色的“三個代表”、“四個堅持”、“五個絕不”、“六個確保”……這種僵化語言對認識和想象力的無形鉗制，首先當然是公共事件，比如我們習慣用“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這個指稱，而民間曾廣泛通用的“苦日子”，由於無法進入公共空間而幾近消亡。而像“解放後”、“改革開放以來”之類指稱，甚至從來不曾出現過民間的、非意識形態化的版本，它的約束甚至體現為，我們試圖結構它時，也會自覺以陣營、以意識形態劃分。
官話的普及，無疑會左右人的記憶和認識能力，我留意到，在我父輩對文革前的歷史記憶和敘事，與官方版本有極大差異，但文革爆發後的部分，卻總是與至少一個官方版本高度契合。除非有極強烈而清醒的批判意識，或者乾脆就是個徹底的文盲，或者集體有強大的地方方言保護——方言強度總是與官方意識形態輸入強度成反比，否則無法逃避和抗拒官話對個人的重塑和同化。
或許值得一說的是，《換骨記》的作者經歷超強紅色語言轟炸，好在還有古詩詞的薰陶。先人留下的表達方式，使他可輕易掙脫想象和表達的枷鎖，進入真正自由之境。妻兒萬里之外，遙寄書信慰離情，用現代漢語，少不了平平仄仄頌黨恩，老老實實重做人的表白，用古詩，則別有真情：“記取別時秋雨濛，又驚黃葉東西風。年來夜夜關山月，長照相思五處同。”又如，同伴瘐死牢中，獄卒除下同伴腳鐐時，他以口占七絕送別，那一刻也除卻了自己精神上的腳鐐：“亂世死生焉足論，人間誰與賦同情？腳鐐除下君知否，此去黃泉喜步輕。”
“傷痕文學”的最大傷痕，在於前30年剛剛結束，儘管有需求，人們卻無法用語言精細準確表達一切個人化的感觸體驗，甚至缺少足夠靈敏和細微的感知能力。生於這個時代的不幸，甚至在你若放歌一曲時，無論是何經歷，是何觀念，脫口而出的，必然是紅歌，區別或許只在中國紅歌還是蘇聯紅歌。只有語言技能在後三十年才接受訓練的人，才能因現代漢語功能的逐漸豐富和完備，有機會成為一個具備健全感知、思考、表達能力的人。
順帶說一句，非北方方言區的南方人，通常面臨特殊的困難，因為他們用於文字表達的語言，實際並非母語，這就是為什麼南方作家很難寫出鮮活生動文字的原因。然而，儘管官話今天被迫一點點從個人領域退出，對我們思維、情感、判斷、表達的無形慣性影響仍在。你不用與台灣或香港人深入交流，便可明顯體察到這種區別——台灣香港遠不如大陸有更深厚複雜的歷史素材，但他們有細膩深沉遠勝大陸的文學和影視作品。無論是感知還是表達，大陸甚至明顯遜色於彈丸之地的香港。只有一樣為大陸所擅長，那就是官民一致、無所不用其極的煽情——它是建國的前30年留給今日中國的一條精神闌尾，是一代中國人的宿命。
《換骨記》的遺憾，自當在這個背景下同情性理解——同情性理解，正是我們的語言和思維習慣中被成功清除掉的東西之一。無疑，在我看來，《換骨記》是本遠未完成的作品。而且，書中不少普通人的經歷和故事，都自有單獨挖掘整理的價值。遺憾而痛心的是，《換骨記》的老先生已經辭世，我再無採訪整理的可能，但依據這個現成底本，依然可有所為。
前幾天，無意在一位有志於文學的同事桌上看到一本保羅·策蘭的詩集，我不知此為何人，聽得大致介紹和極力推崇後，非要借回一讀。原因很簡單，策蘭面臨的特殊困境，讓我想起並重新審視和理解《換骨記》。
策蘭生於戰前的羅馬尼亞，但故鄉戰後被劃歸烏克蘭，作為一個流亡西歐永失故土的詩人，策蘭更深切的不幸在於，他是父母均死於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但母語卻偏是德語，此種命運的悖論，可用他的一句話概括：“媽媽，我在用敵人的語言寫詩。”
固然，德語之於策蘭，可有敵人語言的沉痛，但作為工具，無論是撫摸內心至苦至痛，還是抒發表達這種痛感，卻絕無障礙或先天不足，畢竟，德語不是一種與特定觀念體系牢牢鎖定的工具，亦從未曾與豐厚的歷史文化源頭與真實的社會隔斷。即使在蘇聯時代，俄語也不曾被整體徹底消毒改造，閹割為只有單一功能的死語言。其實，《換骨記》在另一重意味上，何嘗不是用敵人的語言寫就的自傳。
我希望時間能給我足夠距離，讓我寫出這種應當不下於策蘭的痛感，這種痛感並不只屬於他自己。畢竟對中國人來說，使用的是自己的語言，卻對自己熟悉的環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夠的感知、表達能力；對於曾經的歷史，行進中的時間，缺少記憶和和思考的能力。
我們是不是沒有母語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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