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数千官兵，抱着与日寇不共戴天的决死念头，眼看无法取胜，跳进了波涛滚滚的黄河。多少年来，他们作为“失踪者”，在历史上湮没无闻，后裔甚至被当作“国民党反动军人家属”遭受厄运……本该如“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一样壮烈的往事，近年被民间人士一点点从历史长河中打捞出来
老高按：好几年前，我就听国军17军军长兼84师师长高桂滋中将的儿子高斌、女儿高士洁讲过，在中条山战役中，不少国军官兵，在日寇弹火倾泻下，跳了黄河。
说老实话，“跳黄河”这个说法，在长江之畔长大、从小就会游泳的我听来，並沒有多少震撼性。我曾经在黄河的好几个地段游过泳，除了壶口瀑布那样的地方，除了发大洪水的时节，在我印象之中，黄河一点都不可怕。我虽然绝对算不上“浪里白条”“水中蛟龙”，但是橫渡这样的黄河，小菜一碟而已！——要感谢毛泽东，他的诗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让还是年轻小伙子的我，理直气壮地告诉父母，我要去长江（或汉江——那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也有好几百米宽）游泳。
但是我却完全没有想到，祖祖辈辈在黄土高原生息的人，并非武汉江城居民，他们——都是“旱鸭子”，都不会游泳。
——“跳黄河”，就等于“狼牙山五壮士”英勇跳崖！就等于“八女投江”慷慨赴死！
中华民族数千儿女，就是这样抱着与日寇不共戴天的决死念头，跳进黄河。多少年来，他们作为“失踪者”，在历史上湮没无闻，后裔甚至可能被当作“国民党军人家属”而遭受厄运……
最近我读到一篇报导，讲述的就是寻访这些“沉入历史河底的人”的故事。文中讲到“17路军”，又有“17师”，我又知道“17军”，这几个番号可能将当今人们搞糊涂。但几支部队的沿革，说起来又太复杂，这里简单介绍如下：
17路军：由杨虎城组建。中原大战时，杨虎城趁机将7军扩编为三个师。打下洛阳后，杨虎城率部西返，蒋无奈之下只好将杨部升格为17路军，杨为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从此，17路军被称为“西北军”，队伍达到6万多人。
17师：隶属17路军下属38军（军长孙蔚如），师长也是孙蔚如兼。所以17师也是杨虎城西北军的一部分。
17军：在国军历史上，这个番号曾经六次消失（详请见维基百科）。我们这里所谈的17军，是1937年8月，即“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成立17军——主要兵员成份为陕西籍的杂牌军84师（师长高桂滋），被蒋介石任命为17军军长，下辖84师之外，将中央军21师（师长李仙洲）划入归高桂滋指挥。21师到次年（1938年）李仙洲升任92军中将军长之后，就划出了；但17军番号保留下来，除了84师老底子之外，又将新编第2师（师长金宪章）划入。此后，这支部队还经历了多次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动，先后隶属第7集团军、14集团军、5集团军、36集团军、2战区、1战区、8战区……
不管番号怎么变，不管是17路军、17军还是17师，都在抗日战争中尽了自己的力量。后人都应该铭记！
沉入历史河底的人
张亚利，《中国周刊》2013年6月14日
70多年前，千余名陕西军人在黄河滩边与日军肉搏之后，跳进黄河不愿被俘。这本该如“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一样深入人心的抗战往事，却直到近年才被民间人士一点点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出来。
 
中条山上的17路军炮兵
公元1939年夏天麦子黄时，陕西山西交界处黄河滩上，残阳如血，黄河声咽，热风猎猎。800个陕西冷娃与日军肉搏之后，走投无路，不愿受辱，宁愿赴死，朝西北方向的老家拜了三拜，纷纷跳入眼前泥汤似的黄河水，一位旗手用旗杆刺穿一名日军，将其压入黄河底，同归于尽，西北军旗帜在水面上猎猎招展……
这是张君祥等陕西本土作家首版于2004年的纪实文学《立马中条》中的描写。陕西作家陈忠实在该书序言中着重引述了这一壮烈图景。“陕西八百壮士跳黄河”这段“历史”，首次以带有文学色彩的演绎始为更多人所知。
“陕西冷娃跳黄河”是否确有其事？到底是800人还是多少人跳了黄河？他们是一起跳入还是以怎样的形式？这样一段往事为何被淹没多年？
译电员的秘密
“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1980年代的一天，山西垣曲县谢村人车国光对朋友王华兴说。
车国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第四集团军前身是参与过“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带领的陕军17路军。军中的战士绝大多数为陕西人。
1939年至1941年三万陕军驻守山西中条山、黄河沿岸抵制日军。陕军跳黄河，就发生在中条山保卫战中。
作为一名译电员，车国光曾在后方亲历中条山保卫战最惨烈的“六·六战役”，掌握了不少电文信息。陕西兵娃“跳黄河”的惨烈往事最令他不能释怀。
山西与陕西以黄河为界，而黄河东岸，则有一座山脉，叫中条山。1937年，日军在占领南京以后，蒋介石带着国民政府前往重庆。阻隔日军西进陕西、攻占重庆的正是黄河与中条山这两道天然屏障。
1938年7月，蒋介石调集第四集团军东渡黄河，赴山西南部中条山、黄河沿岸狙击日军。日本媒体刊登漫画称，蒋介石此举一石二鸟，一是让这支“杂牌军”守黄河，二来也是消耗这支自己一直有心结的部队。
1939年至1941年，陕军在中条山抗战三年，武器落后，后援匮乏，损失惨重，但一直死守阵地，被称为“中条山铁柱”，却很少受到当时政府的嘉奖，也极少登上当年的报端。
“六·六战役”是“中条山抗战”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日军出动3万人部队，发动9路分割包抄，飞机大炮轰炸，来势汹汹，目的是夺取黄河军事要塞茅津渡，以便渡河。经过13天激战，最终，陕军两万多人以牺牲8000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
“跳黄河”就发生在战斗过程中、未能突围或被逼上绝路的官兵中。
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为鼓舞士气，“胜利”被“放大”，而惨烈的牺牲代价则被有意地“忽略”了。壮烈的陕军跳黄河，在当时就被有意识地“忽视”了。
抗战胜利后，车国光加入胡宗南部队。国民党撤退时，他没有跟去台湾，成为“俘虏”，后经思想改造，到铁路上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清查干部”，车国光参加过“胡宗南”部队的“旧案”被翻出，他被遣送回山西老家，当了几十年农民。“文革”期间，因他曾在胡宗南部队当译电员时救过共产党员，才未受到太多迫害，但对“过去”的历史从此闭口不提。
“文革”结束后，车国光被平反，成为垣曲县政协委员。他曾亲历过抗战，又有文化，因而受邀撰写过不少关于共产党在38军的地下工作的文章。
但他心里一直有个不能说的秘密。
上世纪八十年代，车国光认识了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两个人渐渐变成知己。车国光对王华兴讲起“六·六战役”和陕军“跳黄河”的事。
王华兴家就住在黄河边，“六·六战役”的时候，他八九岁，也听过大人们说“黄河上漂尸体漂了三天三夜”的事，只当一个可怕的传说，如今听车国光一讲，才知是抗日士兵跳了黄河。
震惊之余，王华兴鼓励车国光：你应该把自己知道的写下来啊，写吧，不会有问题的，这是好事啊，是打日本。
1986年5月，车国光首次将自己的这段回忆记载在《垣曲文史资料》第二期上：本日（1939年6月6日）下午五时许，进攻96军敌之主力将我177师压迫于方家村、许八坡、老庄黄河沿岸，经白刃战两小时，因众寡悬殊，损失惨重。该师除一部分由陈师长率领向敌后突围外，大部分经过肉搏以后跳入黄河，壮烈殉职官兵计1500余人。
这段文字很短，且仅作为内部资料刊登，看到人很少。但车国光仍然看到了希望，他对王华兴说：“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
根据车国光口述，王华兴又整理写出一万字的《中条山血战》。后被收入陕西省户县出版的人物传记《赵寿山将军》。
“我一直希望这段历史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能被西安的人知道。我相信那一千多跳黄河的战士的后代，他们将来一定会来找自己的亲人的。”王华兴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1940年4月，侵华日军向山西省中条山第四集团军发动了新一轮大扫荡。 此役后称为“望原会战”。图 Fotoe 片山摄
民间的追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逐渐从多年政治运动中缓过劲来。黄河以西的陕西，不少家庭开始寻亲。寻亲者的父亲、叔叔、兄弟都是参加国民革命军队伍抗战队伍后一去不回的。
西安灞桥区是原第四集团军军长孙蔚如的老家，这里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当年村里很多年轻娃跟着孙将军的部队到山西中条山打仗去了。
和孙蔚如“沾亲带故”的张君祥家就有9位亲人参军，回来了7个。听老人们一说，他才知道，山西有个“中条山”，很多陕西娃就死在那里。
在寻访老人的过程中，张君祥首次听说：中条山抗战时曾有很多士兵在战斗中跳黄河，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成百上千个。2004年，他和另外两位陕西本土作家徐剑铭、郭义民共同出版纪实文学《立马中条》，首度全面披露“中条山抗战”细节，由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作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西北大学老师张恒开始给自己妻子的外爷杨世伍寻找当年牺牲的“档案”和证明（证明其确系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因为当时有风声说，原第四集团军38军的战士因后来起义，可以作为革命烈士对待。他的岳母急切希望能摘掉戴了许多年的“国民党军官家属”帽子。
在给张恒的“牺牲证明”里，一位杨世伍当年的老战友在材料最后提到，在那场惨烈的“六·六战役”中，自己曾经和战友“扑入黄河，免遭被捕受辱”。张恒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事？”
在张恒看来，那么多陕西兵娃，不论是为求生还是不愿被俘，以血肉之躯跳入黄河并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都是值得被记住的民族英雄，不啻于“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这样耳熟能详的先烈事迹，他们同样应该被后人记住。
在一位老兵那里，张恒听说，他在一本名为《赵寿山将军》的书中看到过关于“跳黄河”的详细描述，作者是王华兴。张恒很高兴，在论坛里发帖寻找王华兴，竟然被王华兴侄女看到了。
那时候车国光已去世，但王华兴已掌握了很多资料：那一仗日本人准备得很充分，火力很强，我们的部队都被打散了，弹尽粮绝。陌南镇跳黄河的，大多数都是从西安来的“学生兵”，他们是96军177师的候补力量。这些学生兵思想进步，但还没上过前线，甚至还没学会打枪，很多人连武器都没有。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就被日军分割包围，赤手空拳，走投无路，不愿被俘，于是跳了黄河……
车国光和王华兴的文字证明和口述历史让张恒更加确信，“跳黄河”确有其事。1998年开始到2010年，张恒带领学生历时四个年头，跑遍山西黄河边当年战场所在的村庄，寻访了上百位还在世的老人，希望能还原那段跳黄河的历史。
三门峡人门、鬼门、神门原始照片。陕军跳入黄河后的遗体，曾聚在此处。此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黄河边的记忆
翻开山西地图能看到，黄河在中条山之南，自西向东流淌，而中条山南麓的县城，自西向东为芮城、平陆、垣曲。“跳黄河”就发生在芮城和平陆之间的黄河滩、断崖边。张恒沿河走过，发现这一代还有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甚至“老兵”记得当年的事。70年前的抗战记忆还没有被彻底遗忘。
黄河上游芮城县陌南镇坑南村，退休教师张铁铮讲了父亲张道生的故事。
这位张铁铮，前几天我在《国军后代前往抗日战场寻访祭奠》中介绍过。
张道生曾是一位老战士，早年毕业于西北陆军学校，抗战时期曾任第四集团军96军177师话剧团团长、辎重连连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回乡务农，成了村里的文化活动策划人，历次“社会主义运动”，如“大跃进”时代，“文革”时期，大型标语，墙壁宣传画都有他的“大作”。
但父亲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每年清明节，张铁铮常见父亲在村头“码头崖”边对着黄河烧纸钱，问他为啥在这儿烧纸，他什么也不说。父亲一生不好喝酒，每当喝酒时就把酒洒在地上，说我不喝让我那些兄弟们喝吧。
1988年张道生去世之前，才对张铁铮说：“有朝一日国共再度合作时，也重视了这段抗日历史，我可能就不在世了。但你们和后人不能忘了，这里有很多抗日跳崖的烈士，他们都是从这一带跳下去的，都是二十左右和十六七的陕西娃……”
“六·六战役”时张道生正在洛阳集训，回来后听说兄弟兵在自己的家乡跳了黄河，许多士兵身上没有枪伤，完全是处于绝境下跳得河，河水都有一缕被染成红色……
芮城县大沟南村村民吕庆荣小时候和家人在黄河边的窑洞里“躲日本”，见过几十个跳进黄河的抗日士兵。有的用腿上的缠子沿着崖边伸出的树绑着往下溜，中途却被赶来的日军打死。还有人抱着夏收的麦捆跳下崖……跳河的时候大骂日本人，还有人大喊“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平陆县东张峪村村民李克明听老人说，一个军官骑着马带着夫人和孩子渡河，马走到黄河中间时，一家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只有一匹空马浮到了对岸……
老兵胥继武曾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务连连长，当年在老三门峡一带保卫司令部。老三门峡人称“神门、鬼门、人门”，是个大漩涡，三门峡水库修成后已被淹没。上游漂下来的尸体到三门峡时，在漩涡里打转停了下来。尸体早已发涨，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冲掉，面目不辨。胥继武带领连队一百多战士，流着眼泪打捞尸体，足有上千具……
随着“见证人”的增多，张恒渐渐勾画出当年“跳黄河”的详细状况：
1939年6月6日午后，芮城县的老庄村南窑、许家坡、方家村一带大约有一千人跳黄河。主要为96军177师的后勤人员、学兵队。
1939年6月6日午后，陌南镇的马家庄、沙窝渡、曲里的黄河滩和绝崖上，大约有500人扑入黄河或跳下悬崖。主要为96军177师工兵营部分官兵等。
1939年6月7日下午，在平陆县张峪村、沙口村、窑头村一带，大约有一千多人的96军177师和38军47旅被围官兵，在黄河滩上手拉手走入黄河，试图渡河逃生，大多数人被黄河波涛吞没。
1939年6月7日黄昏，平陆县老县城一带和太阳渡有500余名38军46旅官兵被日军包围，苦于没有船只，找来桌椅、箱柜、木料、木椽等丢入河水后再跳入黄河，但因黄河浪大流急，大部分人被水浪吞没。余下漂浮的官兵又被追赶而来的日军机枪枪杀。所幸天色渐黑，极少数人因此侥幸生还。
位于山西芮城的“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此碑由西北大学老校长之女， 美籍华人胡余锦明捐资所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两座纪念碑
李采勤就是一位“跳黄河”生还者。
李采勤曾是38军46旅战士，“六·六战役”时随部队在平陆太阳渡（黄河古渡和地名）驻守。当天日军飞机大炮轰炸，46旅只有“汉阳造”。部队和日军一直打到天黑，弹尽援绝，只好一步步退到黄河边。机枪声“哒哒”响着，向黄河逼近。没有人愿意投降，人们想办法跳河。
“我不会水，和军需处一个副官找了根檩条扔到黄河里后就扑到河里了。跳黄河时基本上已经天黑了。我身边四周扑黄河的人很多，但是到了黄河里都看不见了，一个是让水冲走了，一个是天也黑了看不清了，还有的是浪太大把人冲远了。我跳的地方离太阳渡不远，那地方水很深，浪也大……”
李采勤和那名副官抱着檩条，向黄河对岸划过去。划到水中央时，对岸的枪声响了，黄河南岸驻扎的是胡宗南的中央军“督战”，也可能是害怕日本军过去，向黄河里开枪。李采勤只好和副官掉头往回游，四周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只有哗哗的水声和枪声。所幸天黑障眼，北岸的日军也撤离了，两人才捡了条命。
李采勤后来回到家乡，在山西永济市西姚温村务农，活到今天。他耳朵不好，跟他说话要在耳边喊。记性也不好了，讲起当年的事容易“串台”。直到前年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还应该是个“英雄”。
几年来，张恒见过四五位跳黄河老战士，全都八九十岁了。想起当年的部队，他们会突然呜呜地哭出来，他们想不到，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有人来问自己曾经打仗的事。
张恒走访过程中，也遇到过至今仍然十分“警惕”的老人。
2009年，山西省平陆县三门镇的李茂群89岁了，听到张恒来问“您过去当兵打过日本？”
他问：“你们是哪里的？问这些干啥？我都向组织交待过了嘛。”
李茂群是被政治运动搞怕了。“文革”的时候，他被村里当“国民党反动军官”揪起来当众批斗。
跟张恒聊过一次后，老人又好几次托儿子给张恒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再到山西来。
不久，老人就去世了。
“我们不该忘记这段历史，不该让我们的民族英雄这么心寒啊。”最近几年，张恒和其他“十七路军”后人们改“单打独斗”为“集体行动”，定期自发组团到山西走访祭奠。
一次，张恒误将一张纪念活动现场照片从QQ上发给西北大学老校长之女、美籍华人胡余锦明。她知道了陕军“跳黄河”历史后，深为感动，决定捐出40万，在山西修建纪念碑。
2010年，“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在山西芮城县圣天湖畔落成。
2011年清明节，纪念碑正式揭碑。六十多位台湾同胞和居美侨胞专程赶来。他们在烈士公祭和揭碑现场泣不成声。陕西、山西当地、河南的一些群众得知信息，也自发参加了这次活动。一万多人参加这次公祭。
其实，早在1940年，西安市莲湖公园就曾经立过一座纪念中条山抗战壮举的碑。现在，已没了踪迹。
（本文部分参考《黄河魂》（张恒著）、《立马中条》（徐剑铭、郭义民、张君祥著）、《十万男儿血——中条山保卫战》（李幺傻著），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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