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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匣子·保险箱·潘多拉的盒子 |
| | 习近平居然敢打周永康，人们吃惊的，与其说是他打破了20年“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不如说是打破了60多年从未因贪腐拿下常委的记录。但习近平打破最高层决策层彼此的默契，也就打破了常委会权力格局的平衡、打破了常委彼此相安无事的安全感，他也就将自己放在难以预测的风险之中
◆高伐林
有人曾将中共权力决策体制比作一个黑箱，究竟怎么运作，是外界不得与闻的黑箱作业。这个黑箱，类似“俄罗斯玩偶”，从中央委员会，到政治局、书记处，再到政治局常委会，逐层往上，就是大黑箱套小黑箱，小黑箱套更小的黑箱。政治局常委会，无疑就是那个最小、最隐秘、最幽暗的黑匣子。
最坚固的保险箱
这个最袖珍的黑匣子，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坚固的保险箱。中国传统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到了当今，就变成了所谓“刑不上常委”。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执政时代，中央委员垮台已经为数不少，几代班子也都曾对政治局委员这一层级的高官下手：江泽民整掉陈希同，胡锦涛扳倒陈良宇，习近平定罪薄熙来……但政治局常委头衔却仿佛是金钟罩、铁布衫，就算是千手所指的贾庆林、黄菊，也要么准点下车，颐养天年；要么寿终正寝，获得一屋子花圈花篮挽幛挽联、鞠躬如仪的吊唁长队。
到了最近，才石破天惊：“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被习近平打破，他要对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动真格的了！据明镜等海外媒体报导：周永康及家人、亲信，在过去几十年中，有组织地从国有企业尤其是石油企业中，偷窃巨额资金，成为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案。为了保障贪腐“成果”，周永康涉嫌勾结军内外高层，在地方和中央广为安插嫡系，支持他的代理人图谋更高职位。周永康还涉及多宗谋杀罪案，据称，当局掌握的证据足可判他死刑。
这个绝密黑匣子、最牢保险箱——常委制，是个大话题，值得专门写一本书。恰巧，最近就有了这样一本书：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出版《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封面上印有“国内外首部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机制的专著”的字样。胡鞍钢指出，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以其优异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明显优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胡还撰写题为“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的文章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就在于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成为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9名成员组成，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
常委折腾走马灯
政治局常委会，成为今天这样的格局，经过了漫长演变过程。
中共的机构，随著中共壮大而逐步繁琐。中共一大时，全国一共才50多个党员，只选举产生了总书记陈独秀、宣传主任李达、组织主任张国焘三位领头人。常委会这个名目首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是在中共五大，这是学习苏联布尔什维克组织管理的经验，“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结果。
1945年4月中共七大毛泽东正式掌权了，11年间没有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的核心领导机构改称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五大书记”。任弼时病逝后，陈云成为第五位书记。常委会重新登场，是1956年中共八大，由六人组成：前述五位书记再加总书记邓小平。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排名第六的政治局常委。一直到“文革”前，常委都无变动，毛泽东相继整垮高岗、饶漱石、彭德怀、习仲勋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但常委一直安然无恙。
谁能想到，常委数十年不动则已，一动则是连续十来年天翻地覆！
篇幅所限，不允许我细说“文革”开始之后常委班子的走马灯、个人命运的过山车。“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最高决策圈，在十多年中的更替实在如同儿戏。
“文革”爆发，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常委一下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四人，达到破党史记录的11人。然而几个月后，最新进来的陶铸首先被踢出，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朱德、陈云、李富春也靠边站，常委实际只剩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产生的常委就是上述这五人。不料仅仅一年多就发生变动：1970年初秋庐山上的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垮台；又过了一年，林彪出走，机毁人亡。
1973年8月，中共第十届政治局九人常委，让很多人大跌眼镜：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张春桥、董必武——朱、董被“照顾”进了常委，表明毛泽东压根儿没将常委当成中央的决策班子——连办事机构都谈不上，倒像是党内的另一个高级政协，照顾各个山头；或者是“新人培训班”：六年前的企业一般干部王洪文坐上了直升飞机飙至党内排名第三，俨然是未来的全党全军全国的掌舵人——毛泽东拿国事当儿戏，莫此为甚！
此后常委就一直没消停过：1975年，邓小平进，李德生出，董必武死；1976年，周恩来死，邓小平出，朱德死，毛泽东死，王洪文、张春桥囚……中共第十届政治局常委，折腾得就剩了叶剑英一人！
但是党国大事仍然在推进——这就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晚期的政治局常委，完全就是“聋子的摆设”，有它没它，都无关紧要。
毛泽东死后，政治局常委依然动荡不已，前波未平，后浪又起。
1977年中共十一大选出政治局常委，主席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四个副主席。人们以为，“文革”一页总算翻过去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常委内外权斗依然激烈：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进常委；1980年2月，胡耀邦、赵紫阳进，汪东兴出；华国锋则一降再降，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时，不再连任常委。
此后十年，风浪迭起。如果说叶剑英退休告别常委算是正常交班，但1987年初，胡耀邦被元老逼宫辞职；1989年春夏之交，赵紫阳、胡启立被赶出，江泽民、宋平、李瑞环被元老们钦定进常委，这些就完全是非程序性权力交替了！
中共十四大之前，险乎爆发常委大地震：邓小平很不满意江泽民、李鹏对改革“光打雷不下雨”，考虑再次换马。江泽民是在曾庆红全力辅佐下，利用邓担心“六四”翻案、冲击他历史地位的心理，整垮“杨家将”，才侥幸保住了地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产生常委七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新进入的三人，都是一步登天的黑马，没有经过政治局委员这一层级：胡锦涛是十三届中央委员，朱镕基是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刘华清更是退了休的76岁老红军，刚刚在十四届上新当选中央委员。
从十四大开始，中共的常委制才算是柳暗花明，走向“正常化”。此后连续四届就都是正常换届，新老交替：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产生七名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产生九名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在江泽民退休前，常委数量从七人扩展到九人，摊薄了胡的权力；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也是九人，仍为胡锦涛领衔，前一届中黄菊逝世，曾庆红、吴官正、罗干年龄过线退出，习近平、李克强、周永康、贺国强进入；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政治局常委又恢复成七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没有毛这个1，常委＝0
中共从八大到十八大，这11届常委会的演变，体现的是中共从极权制向威权制的转变——“文革”期间的九届、十届是到了极致，随后便物极必反。
独裁者毛泽东在世时，哪怕他已经病入膏肓、话不成句，也牢牢掌控常委的命运——这个顶级黑箱里面，原来还有更隐秘的黑箱，那就是毛泽东的大脑。常委增减和排位，别说经中央委员和政治局讨论，甚至连常委会也都蒙在鼓里，他定谁就是谁，定排第几就排第几，旁人根本没有置喙余地：林彪升到第二位，王洪文升到第三位，邓小平被打倒又被请回来，请回来再打下去……全是毛泽东一言九鼎；
而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常委有了退休交班的年龄限制，成为博弈的产物，谁上谁下，要经过党内元老和派系的讨价还价，甚至是反覆多次的“党内协商”。有人说，从七大到九大，是从党天下变成了家天下；那么从十一大到十八大，又从家天下变回了党天下。
在毛泽东时代，当一个常委，在全党全军全国民众面前，显得威风八面，但终究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棋子而已，要你上，你就上；要你下，你就下，不由分说。如果前面没有毛泽东那个“1”，每个常委、所有常委，都不过是“0”！哪怕常委中压倒多数通过的意见，例如九届二中全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最终还是由毛泽东一票否决。
当了常委，也要以古稀之年跪在那里给毛泽东指点地图（周恩来），也要忍气吞声被毛泽东的老婆像训孙子一样抢白训斥（陈伯达），也照样要毕恭毕敬巴结著毛泽东30来岁的侄子上达天听、聆听懿旨（邓小平）——别说当官的威风，就是做人的尊严也扫地以尽！
常委彼此之间也充斥炮火硝烟。除了我们熟知的那些撕咬恶斗之外，其实还有更多不那么出名的交锋。仅举一例吧：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周恩来竟如此发言：“你也多次反过毛。你是中央常委里的‘定时炸弹’!”“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联席会议“寡头政体”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火药味才逐渐散去，这个“绞肉机”的残酷程度与时俱减，一来是掌权者的意识形态逐代递减，二来是社会资源在急剧增加，“僧多粥少”的恶性竞争不再必要，三来中国日益与世界接轨，领导人不能不顾忌国际形象。最关键的是，随著毛泽东、邓小平强人不再，没有谁能一言九鼎，轻易就将政治对手置于死地，于是就演变形成了目前常委制的规则和潜规则。照胡鞍钢的书中所描绘的，每个政治局常委，代表党、政府、军队等某一个系统，“分兵把口”，大权独揽，是自己分工领域的最高权威，与其他常委水不犯河水。
常委会也就演变成一个各系统首脑的联席会议，对于涉及全局或者跨领域的事务进行讨论协调，一人一票；或者，在党的各种领导小组范围内协调。常委之间其实很少交往沟通——这恐怕也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后遗症，怕被说成是“结党营私”搞小集团非组织活动。
中共常委制，某种程度上可看成亚里士多德“寡头政体”的现代翻版，无论掌权人数以及功能，都与“寡头政体”特征十分相像：少数人联合掌权，未经选举，脱离民意，包括很多红色世家，运用政治特权攫取经济利益，几个派系妥协平衡，喜好黑箱作业封闭管理，轻视法律崇尚人治……当代“寡头政体”执政目标首先就是长期把持政权，绝不允许成立其它政党参与国家管理，其次服务整个政府官僚阶层，封杀媒体（包括网络）揭露内幕腐败，抵制官员公布财产，最后才是国家和人民利益。
常委制虽然是党国小集团体制，相比于毛邓时代的个人专制，毕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能够分散稀释过去独裁暴君的绝对权力，从形式上来讲，重大事务开会讨论，总书记召集主持会议，个人不能独断专行，大政方针需要常委达成一致，彼此之间互相约束制衡。
正常与“失常”
常委是怎样炼成的，坊间已经有了不少分析研究文章，胡鞍钢书中也从历来常委的仕途中列出了若干带规律性的条件，此处不赘。我感兴趣的倒是，常委的结局如何？
八大以来的常委人数不算多，不妨全部统计一下其结局。
以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毛泽东去世为界，常委命运截然分野。此前的常委，有人说去处基本上只有两类：要么进八宝山，要么进秦城：不是当到死，就是干到垮。
前一类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康生，董必武
后一类有：刘少奇，林彪，陶铸，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
——“八宝山”和“秦城”都只是个比喻，毛泽东、周恩来都没进八宝山，林彪也没进秦城。加上死时备极哀荣，死后被鞭尸的康生，人们说“政坛险恶”是有道理的，常委竟成了折损率最高的“工种”！
命运介乎二者之间的也有好几位：陈云、李富春，本是八届常委，“文革”中不明不白地被打入冷宫，换届时没有再进常委；邓小平更是下了又上，上了又下。叶剑英、李德生的仕途有颠簸，都熬到了“文革”过后。
后毛泽东时代的常委，除了黄菊身患绝症死在任上，结局也有两类，一类是“正常”，一类是“失常”。
“正常”：平安掌权到退休的是大多数，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到胡锦涛、温家宝、贺国强、周永康，计有22人。
挨整受逼“失常”的则有五人：华国锋、汪东兴、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
考察“失常”者，不难发现：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因为政治原因——有的是因为其治国主张、路线不容于党内大佬，有的则是在纵横捭阖的权力斗争中被更为厚黑者击败。不过，尽管“失常”，比起毛泽东时代的的权争失败者，他们的命运还是相对要好一些——最糟的，是被软禁了16年的赵紫阳。
从江泽民主政时开始，竟完全消除了“失常”的现象——每一个常委，都平平安安到点交班。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与上面所说的常委格局有关：每个常委对其同事都没有压倒优势的权威，总书记也不可能乾纲独断；既然每个常委主管一个系统说了算，分管的系统本身已经具有极其丰厚的资源，在各层都安插了对他效忠听命的人马。于是，在向金字塔的攀升过程中固然惨烈诡谲，但一旦当上常委之后，彼此反而无须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红楼梦》语）——干掉别的常委，对自己有什么必要呢？盘算投入产出，肯定费力极大、收益甚小。常委会，就这样成了“共赢”游戏室而不是“零和”角斗场。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经过“文革”和“六四”，中共合法性丧失殆尽，“治国”“爱民”信誉的老本已经花光，整个体制是赤字运营。过去靠欺骗和暴力双管齐下维持的局面，欺骗早已不再管用，只剩下暴力一途。那么，常委间任何内斗都只能是加速透支信誉。常委就这样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在一条随时可能翻覆、沉没的危船上，只能同舟共济，而不能同室操戈。
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尽管中共的管治危机越来越深，但是“刑不上常委”成了共识。不管前些年民众对贾庆林、黄菊腐败行径多么言之凿凿，不管近年来海外媒体关于温家宝、吴官正家族财富来历不明多么指证历历，只要这些人没有觊觎大位的念头，没有挑战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威，常委会就充耳不闻，更不用说查办了！
打开保险箱：潘多拉盒子
现在，习近平居然敢打周永康这样的大老虎！人们怎能不大吃一惊？吃惊的，与其说是习近平打破了20年“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不如说是打破了60多年从未因贪腐拿下常委的记录。过去垮台的常委挨个数，哪一个是因为贪腐落马呢！
习近平决定到周太岁头上动土，真正的理由，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试想，周永康在中共的石油能源、国土资源系统经营多年，尤其是在政法系统掌权十年，直接主管武警、情报、司法系统，200万人马，7000亿维稳经费，操控大量企业，当他怀有贰心，勾结党内其他派系，不是有充分条件，在党内搞一场挑战习近平权力的超级地震么？
这个理由不便明说，好在能摆上桌面的理由——涉嫌亲自或指使家人党羽贪腐、偷窃、杀人灭口、贪赃枉法、淫乱堕落……也已足够诉诸司法彻底拿下周了。
习近平拿下周永康，正面效应显而易见：中共要人们说了多少次“不管职位多高也要一查到底”，总算能兑现一次了（尽管周永康只是个“前常委”而不是现任常委），震慑了从上到下的贪官——他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自觉”收敛一些，不敢顶风作案。此举也确实能修补中共形象，挽回部分民心。最大的好处是，习近平以此立威，树立了强人形象，有利于今后雷厉风行地推行其它治国举措，达到令行禁止的效果。
但是，常委这个黑箱、这个保险箱，也是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也意味著放出灾难。以毛泽东这样的超级强人，都是到了60年代中期他感到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下了极大的决心，挟此前20年积累的巨大声望权威，打开这个盒子，整垮他的常委同事，但同时也放出灾难，将中国推入了十年浩劫。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连续三代人，才将潘多拉盒子重新封上。习近平现在竟然又打开了！
常委制坍塌的开端
一年来，关于习近平究竟是左还是右的争论，时起时伏，说他左，说他右，似乎都能找到某种佐证。但尽管对习近平究竟是“毛皮邓骨”还是“外邓内毛”猜测不休，习近平所干的这样几件大事：对薄熙来判以无期徒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一揽子全面深化改革的60条，对周永康家族和党羽连番进击……都毋庸置疑，使他的权力空前加强。就是下令给毛泽东120年冥诞纪念活动降温刹车，要求“隆重、简朴、务实”地举办毛诞纪念这一最新举措，也为习近平赢得威望分，被认为他能审时度势，清醒果断地及时消除引爆思想对立和社会冲突的隐患。中央取消、收紧、推迟和降格了若干纪念活动，例如，原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演唱会被更名为“歌唱祖国”；中央下令要求各地纪念毛诞活动须经审批，等等。尤其是习近平考察曲阜，首次对“文革”明确表态称之“戕害文化”，指示要对孔子儒家思想深化研究，令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表明习近平心知肚明，中国要崛起，要对世界发挥大国影响力，孔子无疑是能代表中国的比毛泽东更拿得出手、更少争议的文化符号。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与其他六位常委拉开了距离——他比江、胡更集中地掌握了最高权力，不仅党（他是总书记）、军队（他是中央军委主席），也成为政府实权掌管者——是他，而不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他还担任了中央国安委主席。
这如果不是政治局常委体制的坍塌，也是坍塌的开端。胡鞍钢列举了那么多好处的“集体总统制”，有可能成为明日黄花。
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最近在接受BBC专访时说，“毛泽东严格上讲没有遗产。唯一的遗产就是一党专政——他一个人抓”，“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遗产，后继者无法继承，因为毛泽东“是最强的强人。但他这个强人是靠打天下得来的”，现在中共领袖都没有打天下，所以没一个人能继承毛，“他们只是向往而已”。
习近平不仅是“向往而已”，而是采取行动，他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惯例，也就打破了常委会的权力格局的平衡，打破了常委的安全感，也打破了常委互动心照不宣、相安无事的潜规则。
习近平以强者姿态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也就将自己放在难以预测的风险之中。
（《新史記》18期，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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