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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写史：门槛低了，问题也来了

胜利者、强权者不可能再垄断一切，失败者、无权者也能介入历史，史料呈几何倍数地涌现，哪怕一个小小领域都有海量史料。史学会不会被海量史料淹没？历史的多元化会不会变成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在这种状况下，就特别需要对史料的剪裁能力和鉴别能力、特别需要专门家的眼光

    老高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有“朝墙外扔一块砖头，就能砸中一个诗人”的笑谈；九十年代，说法改为“朝墙外扔一块砖头，就能砸中一个老板”；到今天，有人又戏改这句话：“朝墙外扔一块砖头，就能砸中一个回忆录作者！”
    众所周知，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盛和出版技术的更新，随着国人经济上的改善，思想交流、出版方式有了划时代的革命，具体到历史记录和研究的领域，就是打破了史学专家和平民百姓的界限，贩夫走卒也可以讲述和书写自己的经历见闻。而他们的故事，虽然有的极为生动丰富，但在过去都很难有面世的机会：或则触犯政治禁忌，或则受到市场制约，这些障碍现在都一一打破。
    这一现象，被一些人称誉为“全民写史”——在我看来，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夸张，恐怕眼下还仅仅是跨进“全民写史”时代的门槛，但是毕竟突破了“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斯大林）的官方垄断，也突破了学者专家拥有话语权的藩篱。我的好几位亲戚，最近几年都自费出版了或者印行了家族史、早年日记和书信、以及关于个人遭遇的回忆录。其中颇有些独到的感悟和见闻。而同学、朋友中撰写回忆录的就更多了！我在编辑《新史記》杂志的过程中，不断读到和收到许多耄耋老人及其后代的文字，提供与正史相悖、与通行说法相左的回忆和见证——其中有不少是“文革”回忆录，在当局一边宣称“彻底否定文革”、一边严密封杀文革著作的情况下，这些书的价值更不言而喻。

    “全民写史”的文字，难免会有每个作者自己的局限、误解甚至歪曲，但是都可成为“无影灯”的光源之一，成为一种补充和校正。前几天，就有一位民国时期川军将领的后代，告诉我川军在抗日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表现，许多细节，正史上不见记载，让我十分感动；另有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中从起始到结束全过程、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九旬老人，在与我的交谈中听我介绍了他过去一直痛骂不已的汪精卫的有关史实，表示前所未闻——过去一直听信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关灌输，“看来情况远为复杂”。而我介绍的情况，就来自若干亲历者、目击者的回忆，他们的许多讲述和记录，虽然有档案史料的支持，但尚未能通过官方的口径、进入民众的视野。
    “全民写史”肯定是一种进步，但是伴随进步，也会有若干副作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何怀宏，著有《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北京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上海三联书店，这部著作获大陆首次民间学术基金奖──正则思想学术奖）。他还是将多种欧美伦理学、政治学经典翻译成中文，如《道德箴言录》（[法]拉罗什福科）、《沉思录》（[古罗马]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美]诺齐克）、《正义论》（[美]罗尔斯），在我看来，他的这些译笔，对国人有普罗米修斯盗火的功效！
    一个多月前，何教授在一个讲座上的演讲，就分析了“全民写史”的现象，包括带来的值得注意的问题。

全民写史的时代将要来临？
何怀宏，高和分享

    本文根据作者2014年9月27日在“‘高和分享’系列讲座第一期第一讲”上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主持人：我们都说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富国、大国，有时候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史学这个学科也是中国跟近代西方相遇之后比较有自信的一个学科。现在我们经常上网（不管微信还是微博），会发现有很多对过去历史的很多新的颠覆性解释，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时候就会觉得好象会变得乐观，觉得历史的书写足迹可能也发生一些变化，不仅仅是强权者、胜利者的书写，可能也有无名者在书写。但全民写史时代真的有那么乐观吗？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何怀宏教授。

    何怀宏：感谢高和分享的这次机会，我讲这个题目就是“一个全民写史的时代将要来临？”请注意这里我提出的是一个问号。我们有两种历史，一种是经历的实际生活的历史；还有一种是书写、记录、追忆的历史。前面一种历史当然是更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后一种书写的历史，对后人也就不呈现为历史。比如说就在我们北京这一带，大家知道一万八千多年到三万年前生活着山顶洞人，但因为这种历史没有被广义的“书写”或记录下来，我们对这些故事和制度完全不得而知，更不要说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了。这样的“历史”纵有的话，也只是通过工具、岩画呈现为几个点和名称。山顶洞人离我们并不很遥远，也就两三万年前，他们的生活中肯定发生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爱情故事，有自己的组织结构，有自己的能人和勇士，但我们却不得而知。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人类的文明历史是很短暂的，文明也是很脆弱的。
    我在这里要谈的自然是后一种历史，是被书写的历史。我曾经有一篇谈中华文化的史学天赋的文章，谈到如果一个民族像一个人一样也有他的天赋、有他的所长的话，比如说德国人擅长哲学，法国还有俄罗斯的文学相当发达等等，那中国人最擅长是什么？可能最擅长的是历史。到今天，我虽然是在北大哲学系，但是我承认中国人的语言逻辑分析水准很难超过英美，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构建能力很难超过德国。但对我们的史学倒是有点骄傲，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像中国那样具有那么连贯、丰富、细致的成文史。从传统史学来说，你们能举出一个超过了中国的民族吗？好像的确没有。
    但是中国的历史虽然源远流长，近代以来同世界一起却发生了一个几乎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近30多年，我们明显看到随着高科技互联网的发展，全民的书写——包括发表、传播、流传等等——在进度上应该说没有什么阻拦和门槛，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的主体、对象、内容、方法等将出现一个根本的变化，一个全民写史的时代是否将要来临呢？
    这个问题的提法并不是我的发明，我查了一下，2008年12月《华商报》有篇文章《2008全民写史时代网络语境下表达强烈欲望》，因为2008年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年，改革开放30年，也是网络十年，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网站发起了“我的童年”“我的家族史”“我的十年”的写作运动。腾讯、起点中文网等号召网民写家族史，推出家谱写作系统等草根史。以前也有过比如“上海一日”“北京一日”，那是比较断片式的，操作要困难得多，征文、投稿、收稿……刊登只能在纸媒上。网络上相对就简单得多，而且有很多人写。发展到后来的博客、论坛，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在写自己或其家庭、地方的历史。但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全民写史的时代就已经到来？
    另外还有一种参与全民写史的态度或者自我意识。这方面我也举个例子，有个刊物叫《国家历史》，2007年9月的发刊词就叫《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其中写道：“这是一个公民写史的时代，它给我们每个人一支笔，以打破几千年被官史和史官垄断的历史书写权和解释权，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那么让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记录你所知道的，发掘你想知道的。”“历史不再寄希望于坚固的物体，而在于更广泛的传播，知道真相的人越多，历史被保持下来的希望就越大。从竹简、纸张，到影像、数字媒体，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材料不再追寻本身的坚固，而在于记录的便捷和传播的广泛。”是社会的进步赋予了公民写史的可能。而记录和传播技术的演进则给了每个人书写历史的手段，在这个时代，权力或知识的垄断者不再是历史的垄断者。我们不仅有笔和纸，还有相机、摄像机、电脑、网络社区、博客。我们既可以记录现在或者还原过去，也可以通过追记家世、修缮家谱还原失落的传统。我们定义的历史，是任何已经发生而不应忘记的事情。我们写就的历史，未必是宏大叙事，但点点滴滴的事实，将会汇成最本真的大历史。”
    我赞同《国家历史》这样一种态度，即希望尽可能多的人来参与书写历史，由公民来写史。但对是否全民写史的时代就必将来临还抱有疑问，这个我后面还会谈到。不过我先要简单回忆一下传统的历史书写。因为我对《国家历史》所谈到的几千年的历史书写，全都被官史和史官垄断的这一点还不是完全赞同。

    谈到传统的历史书写，我可以先谈谈我自己读史的经验。20多年前我一心一意地用了几年时间，完全没有任何研究目的，也没有什么功利打算，就是想培植作为中国人的修养，觉得我要埋头读古籍，读一些古书。那时候读史，应该说按照历史顺序的，首先读的是除了甲骨文、经文以外的、几乎所有的先秦文字典籍。后来读二十五史，读了前五史以后，可以感觉到毕竟还是有了不少重复的场景和事件出现，所以读完前五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之后，感到它的统一、分裂就读得差不多了，然后就开始读《资治通鉴》。把《资治通鉴》全部读完，后面接着读其他的通鉴，比如明鉴、清鉴等。当然这个过程中肯定还要读经部，子部以及很多重要的文集。还有后来一些正史的一些列传，一些志也肯定还是要读的，包括《清史稿》。我觉得今人或后人再修清史，尤其按照传统史学的标准来说，已经无人能修出比《清史稿》更好的清史了。所以我倒觉得就不如把它就叫《清史》了。
    那么传统的历史书写的主体是些什么人呢？早期比如春秋战国的时候，作为史官我们知道的齐太史，写了“崔杼弑其君”，被杀之后，他的弟弟也照旧冒死直书，前赴后继地就这样写。还有晋国的董狐也是这样的，非常强调如实直书。但战国时期各国的许多史籍都毁于秦火了。如果我们读史，比较简单的一个线索首先是《尚书》，然后是《春秋》，《春秋》一定要结合读《左传》，然后可能就是《史记》了。而写《春秋》的孔子和《左传》的左丘明，他们就不是史官，即真正创立撰述史学的，还不是史官。因为过去的史官，我刚才说的齐太史也好，董狐也好，他们主要是记录，但是系统地、有创意地个人撰述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春秋》、《左传》开始的，还有司马迁。司马迁虽然是史官，但是他的写作也是一种相当个人的写作，这和后来的开国史馆修史不一样，所以即便是史官所写，也不一定等于官史。司马迁那时候写作还是有相当大的自己独立的自由空间的，不是组织一个班子来写，也不是层层审定的，甚至不是由官府来保存，后来是他的一个外甥把它拿出来。当然还是会有审查，有一些记录据说汉武帝看到写汉景帝的地方好象有一些不恭敬，就很生气。《史记》有些像汉武本记的部分是后来补上去的，那些是《史记》里面比较差的，没办法，因为有干预，但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很容易看到他记录的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成王败寇史，他并不是完全站在汉朝正统的立场上来褒贬。
    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也大部分是私人撰史，有好多种晋代的历史——当然后来大部分都失传了——十之八九都是私人写史。一直到隋唐以后，开始有禁令。唐以后开了国史馆开始专修正史。这个一直到清，历朝差不多都会开国史馆修前朝的历史，甚至是前几朝的历史，比如《旧唐书》不满意再修《新唐书》等等。对象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它的人物当然大部分像我们后来所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主要是一种政治史、精英史。有少量的平民，或者说道德楷模，比如孝子，列传，比如贞女，节妇，这是属于有些是平民在某些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也有一些比如奇人、隐士、商人、工匠，史记里面就给商人有传，甚至刺客侠士都有，但是不多，主要还是一个政治史，书写政治人物，而读者当然也是文化人。它保存的方式一个是在朝廷，还有民间。还有一些世家保存书籍。那时候书确实很少很少，有个书跟宝贝似的，后来有了活字印刷术以后，应该书就多得多了。西汉开始有纸笔，到了东汉以后就更多地用纸来写作。
    总结三点，第一，传统社会的历史书写还不完全是由史官，尤其不是由官史来垄断，即使在隋唐以后，正史都是由朝廷组织国史馆当然还是找学者来修，但是仍然有很多私人在著史，其它的史记也有很多是私人写的，有许多个人的著史。第二点就是说，即便是史官写官史，也还是有相当客观的宽宏的眼光和道德的标准，不是完全胜者皆好，败者皆坏，它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清代修的明史，它对前朝还是尽量保持一个公允客观的态度。第三，当然，它仍然是少数人写，写少数人，甚至少数人读。
    那么到了当代，历史书写出现了一些什么新情况呢？在20世纪的中国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是，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这个对后来影响很大。用日常口头的语言进行写作，而不是用文言文。而世纪末当然是互联网的出现。第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比如主要是追求平等的价值而非卓越、劳工万岁，奴隶而非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观的出现并成主流，工农主体、领导阶级的成分等都发生剧变，和过去完全不一样。1949年后还有扫盲运动，识字运动、提倡工农写作，比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等。不过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高玉宝》好多内容其实不是他本人写的，有另外一个写作者。当然确实还有很多普通人拿起笔来写作，不管写得怎么样，留存了多少。当然，那时候写作也仍然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专一取向和内容的严格限制。
    最近30多年来的变化，简单说就是改革开放，全球市场、高科技发展。改革是产权的下放和分散，我们都不再只有一个雇主。而社会国家也有了新的观念。财富归根到底也不是国家给的，因为是来自社会、来自纳税人，也包括对我自己付出的回报。写作不再是一种政治权利和任务。不再像“文革”时期，一般人的文章是发表不了的，只有梁效写作组等作者才有这权利，而他们也常常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写作发表。
    再一个就是开放，就是和世界的联系，得到信息传达、信息交流的增多。比如以前在境外出书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人在境外出书。不光是右派也有左派，邓力群的书也是在国内出不了，后来拿到海外去了。文革中辅佐的两个文武集团的人许多都在海外出了回忆录或谈话录。当然最关键的是高科技，就是互联网。
    总的来说，历史的趋势似乎是从少数人写少数人，到试图号召多数人写多数人，虽然可能还是只写了少数人，甚至一度是围绕着一个人来写。而在文革数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从它的深度高度来说，从数量来说，的确出现了大量的多数人写多数人，那是真正的海量了。在互联网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文字，各种各样的看法，各种各样的发现。包括过去在纸媒时代绝对发表不了的东西，无论政治上异见的，或者其它方面的“很黄很暴力”的东西等等，在互联网上都是相当多的。所以今天这种情况不仅是古人想象不到的，甚至30年以前的中国人也是想象不到的。这种情况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历史的多元化、全面化，给人的印象是：历史将再不会只由胜利者来书写和褒贬了。过去我们知道一句话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而“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你只要成功了，就不受责备。因为所有书写的权力都垄断在你手里。但现在看来确实不一样了。在互联网时代，失败者、旁观者也将可以大量地参与书写历史。
    当然我们所说的失败和成功主要是指行动领域，而且主要是政治领域的成功和失败。古人其实对成败也有它自己的观念。你说孔子到底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作为当时的政治而言，他确实是失败者，但从历史上来看，从不仅立功，而且立德、立言来说，他是一个成功者。也有曾经失败过的胜利者和曾经胜利过的失败者，很多很多。所以也不是完全从政治角度来看古人，就以成败完全作为历史的评价，尤其是道德的评价，后者（即道德的评价）不能完全由成败来决定，这和走向开放和多元的世界潮流也是吻合的。历史上的成王败寇，或者现在一些是道德、思想、文化上新兴的，也许因为其出现得太早而失败，但是后来他的理念实现了。当然，也有政治上失利，道德上失德的失败者，各种失败都有。我们当然特别希望那种先知先行者，如果可能，他们应当自己去写自己的历史，政治上的失败且失德者也应该去写，因为这样会从各方面呈现出历史的真相。比如说“林彪集团”那几个将军，他们后来都写了自己的回忆录，我觉得大大改变了他们过去的一些形象。我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空军呆过多年，当时对曾经做过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完全否定，是一种很负面的形象，例如“草包司令”之类，但是你看过他的回忆录，就觉得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政治上他也是考虑很多的，甚至是相当成熟老到的，但还是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他的书写还有他的反省就真的是改变了一种原有的形象。还有李作鹏，邱会作出的回忆录，也有相当多的史料，也包括有他们的思考和反省。
    当然对这些书写也不可能全信，有可能有掩饰的地方，也有文饰、美化的地方，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史料摆在一起，我相信一双锐眼，尤其很多双眼睛是不容易看错的，就是说历史上各种各样不同的史料出现，能够达到一种平衡，这样自然而然形成一些比较客观的、全面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当事人真的是要尽力地写，尽可能地留下记录，尤其是一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当然普通人也很好，其实普通人也能留下自己的历史。我前不久在“高和分享”推荐了刘大鹏的日记，他就是前清一个普通的举人，后来只能多年在乡下教私塾。但是你看他的日记，他的感受，他记录了当时那个地方的许多风俗，非常的珍贵。这个人也是忧国忧民，他把自己的形象非常丰满地凸显出来。尤其在今天的情况下，有了前人所难以想象的便利条件来写作，几乎谁都可以写作和在一定范围内发表。有一个笔记本电脑，能够上网，不能出门仍然可以写作。在网上你可以搜集到大量的资料，加上你自己的回忆。现在传递和保存也都相当容易了。这在几十年前都不太可能，比如前苏联被压制的作家写了长篇小说，他只有一份手稿，出版也很不容易。但现在就很容易了，存在自己的电脑硬盘上，或者网盘、云盘上，只要轻轻点击一下就发到国外去了。可能除了朝鲜能封锁住之外，其它地方都不会或者不可能封锁了。这是很突出的一个现象。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全民写史的时代真的就要来临了？我觉得可能还难说。而且在这里我还要说说，即便能够达到全民写史或者多数写史，我们是否就应当完全赞美和拥抱？还是有些问题也需要考虑？就是说除了它的积极意义方面，它是否也会给某种文化或者整个文化带来一些弊端？
    这里我简单谈谈从苏格拉底到现代人的另外一种忧虑。苏格拉底曾经谈到发明文字带来的问题，他首先讲了一个故事：古埃及有一个近乎神灵的人物即图提发明了文字，他在将这一发明献给埃及国王塔穆斯时说：你看这个东西多好，将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国王塔穆斯说：你正好说反了，文字的发明可能会使人更健忘，更不愿去记忆，他们只凭外在的符号就能够再认知，而并非凭内在的脑力来记忆、回忆，而再认知又不是回忆。所以他们很可能好像无所不知，实际上一无所知，看到的只是真世界的形似，而不是真世界本身。就像画像和本人的区别，他看到的是画像而不是本人。
    这一点在现代可能就更突出了。我们几乎是记忆外包，不太愿意记东西，也不需要记了，因为可以大量和高效地进行网络检索。但古人的记忆是一种学习，古人的记忆不简单是记忆，在柏拉图的哲学理念里面就是：学习就是回忆，回忆自己心中本有的东西，这些本有的东西可能有些是人类共同的，但也有些——更深刻、最深刻的一些——是在各人那里不同的，甚至只是有些人有，还有许多人没有。所以，他重视让思想或知识进到心灵，重视选择读者。甚至外在的知识只是从这个心灵进入那个心灵的手段和媒介，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心灵，去用自己的心灵触发那真正能够思考和热爱智慧的心灵。
    所以这种回忆就很重要。另外还有专注力，也是一种创造力，也是一种好奇心。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抄书比看书记忆深刻，得到的也不一样？为什么现在依然还是会有一些人学佛学时反复抄《金刚经》，因为每抄一遍他可能会有收获。还有像德国思想界本雅明所说的，在天空坐飞机所看到的，和你在地上亲自走所看到、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可能所习惯的是海阔天空地浏览，但是不是对有些特别感兴趣的典籍能够精读，甚至有时候是抄写呢？这个很不一样。有一个英国的希腊学家，他那时在现代希腊还发现能够背诵出《荷马史诗》的老人，记忆力惊人。记忆力不简单是一种记忆，它是一种专注力，甚至是一种创造力。
    当然，文字有文字的好处：文字可以传播得更广、更久远，因为它超越时空，可以使异地或者是异代的人读到你的作品。但是文字也有一个遗憾。苏格拉底是喜欢谈话的，他说：谈话时我可以当场解释，甚至可以当场决定说还是不说，对谁说，怎么说，别人说出问题怎么回答和怎么解释，对有些人有些话我可能根本不说，因为再说他也不会懂。但是文字没办法，文字无法保护自己，没法辨别自己，也无法辩别对象，谁都可以读，当然有些人的这种阅读可能就只能是误解你。所以他指出，思想是要种在心灵里的，文字会有这种缺陷。但是我们不难看到文字传播的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没有文字，一代一代人、甚至一个个人就要重新开始去发现前人已经发现的东西，文明就可能就停滞。所以文字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仍然有其局限性。
    后来这种文化的物质进步是，文字之后有印刷术。过去书是很昂贵的，昂贵到什么程度？如入简帛上刻写着，或者写在羊皮、牛皮上，制作一本书是很难的。但是后来有了纸、有了笔，尤其有了印刷术，尤其是活字印刷术之后（很多都是中国人的发明），文化的传播就大大扩大了，写作的条件也大大改变了。但是每一个必然扩展的同时，仍然有一种对文化的一种可能的危险，是什么呢？除了削弱人的专注力、记忆力，它也可能束缚你的创造力。另外还有文化的普及之后，并不是必然带来提高，也可能带来文化的更趋下降，这是有可能的，也是苏格拉底所担心的。提高并不一定就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也并不就接受你提高的指导。思想和智力的事情和体育不一样。它的标准和方向都很微妙。
    这是在今天可能依然面临的问题，我们都感觉到了互联网带来的极大便利。但是有一个《哈佛商业评论》的前主编卡尔，他写了一本书《浅薄》，他谈到，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让人分神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就在互联网向我们呈上信息盛宴的同时，它也把我们带回了彻头彻尾的精神分散。他甚至说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密西根大学一位教授弗里德曼说：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甚至杜克大学一个文学教授承认说：我现在没办法让学生通读一本书，他们都读不完一本书，文学系学生甚至读不完一本文学经典。卡尔谈到我们正在丧失专注的能力、沉思的能力、反省的能力。这个深刻性最重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个就是专注于最好本身，甚至不怕重复；第二就是不断回忆，为此就要学习，学习就是一种回忆，这就需要不断的训练。但是我们专注于电脑，其实是分心，我们不断点开网络链接，其实是断节，是跟着别人走，很可能忘记了自己的初衷。这也就是广度和深度的矛盾。
    当然，传播不断带来更广泛的传播，这是一种主流，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广泛的传播可以使哪怕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也接触到最好的东西，也包括使作品在异地甚至异代发现共鸣，思想找到深刻契合和共鸣的心灵。孔子如果不留下他的书，哪怕是弟子记录的《论语》，也就不能使孟子在一二百年后读到奋然兴起，他没办法见孔子和他交谈啊。还有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话记录下来（苏格拉底没有写），也传承和发扬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并发展了这个思想，建立了柏拉图自己的体系。但永远不要对广泛传播寄予太大希望，钱钟书说得还是有道理，他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无论是朝廷还是市井之显学，最流行的必定是俗学，真正的学问思想精华可能是那二三荒江野老素心培养之事。
    怎么回答一个全民书写的时代是否将要来临的问题？某种程度上看，的确是来临了。我们感觉到人人都可以写史，都有机会写自己的个人史、家族史，地方史。你可以写自己的，也可以写他人的，可以留存，也可以发表，纸媒发表不了的，可以在网上发表。很多网络作家涌现也是如此。写作几乎没有门槛，出版的门槛也很低，过去陈寅恪要出一本书都很难，现在应该说非常容易了。最畅销的历史书甚至不是专家写的，而常常是业余写作者首先在网络上发表的。现在，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了大量的解说，当然也包括“戏说”，有很多民间的史学家，无论从领域、题材、见解方面都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胜利者不可能再垄断一切，小人物也能介入历史，史料极其丰富，甚至是不断涌现。过去有个要求，学者研究任何一个题目或一个领域，要尽量把相关的所有史料都读到，现在做到这一点可能不太容易了，因为史料太多了，而且不断在涌现。所以只能尽量去读最基本、最主要的。过去古人会说把书都读完了，但现在，早就谁也不敢这么说了，哪怕一个小小的领域都有海量的史料。如此来说，史料鉴别的能力、剪裁的能力也特别重要，这就需要眼力，需要专门之学，专家之学。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写，另一方面也看到精心的制作还不是很多。写作的队伍应该是够庞大了，所谓的“全民”也许我们可以只是指代表性的人，几乎任何阶层都有代表写手，但是内容主要集中在个人史、家庭史、地方史，在作为史料的历史这方面的发展也极其蓬勃，但是在可靠的专史（专史是各个领域的史，比如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这个确实要有比较专门的长期史学训练，也甚至要有毕生的投入和专注）、国别史、断代史、通史这些方面我们还是欠缺的，学术的缺憾和发展并不可能通过人海战术就能弥补和完成。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是不明朗的。如果按照苏格拉底的忧虑，甚至全民写史也不是一个最可欲的目标——当然也可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目标。历史的多元主义会不会变成一种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历史学不再求真，而是变成一种个性的、张扬的表现？甚至史学变成一种戏说的文学化的作品？未来将怎样书写历史？历史会不会多史料但是无史学？会不会被史料海量淹没？现在不仅仅是文字的，还是多媒体的历史，有很多照片、录像、摄像、电影。我们有海量的史料，也有非常强大的搜索工具。二十多年前我读完历史以后，要搜索只能读一些引得，当时有一些引得编得还是很不错。但是后来我发现，比如台湾中央研究院有专门的二十四史搜索，很强大，只要输入一个关键词，二十四史所有涉及到这个词的史料全部检索出来，而且上下文都有。这是过去皓首穷经，甚至是几代人都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很简单地点击就做到了。但问题是，我们今天虽然有非常好的作品，有很强悍的作品，但总体上，尤其对于古史的研究，可能还是没超过手工时代的钱穆、陈寅恪，虽然我们有这么强大和方便的搜索工具。当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保有史学长足进步的希望，因为历史研究最怕的还是没有史料，没有史料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些档案不开放就无法可靠地研究某些问题。所以，最怕的还是没有史料，有了史料后迫切要求的当然是对史料的鉴别、剪裁，包括一种沉潜专注的工夫。

    最后我想借用近代的史学家章学诚的《州县请立志科议》中的一段话：“既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比人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也就是说，毕竟，好的通史，天下之史，一国之史，还是建立在丰富的一家之史、一人之史基础之上。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人，作为历史富国的后人还是尽量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而无憾于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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