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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意义再评估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几为海内外共识，只是内涵不一样。对中共来说，是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台湾及海外一些人来说，是使中共死里逃生并趁机发展壮大，导致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关键。虽然南辕北辙，但都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转折点。真是如此吗？


    老高按：“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绥靖公署特务团副团长、杨虎城的亲信谢晋生的儿子谢祥京长文《“西安事变”面面观》的后半部分，主要是谈“西安事变”前各派的互动（重点是东北军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互动），以及“西安事变”对中国政局和历史走向的影响。
    长文中套长文，谢祥京全文引用了缪人凤的文章《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吗？》（此文刊于天涯论坛，也见于“新浪博客”），此文对“西安事变”的意义提出了不同于时见的看法，认为西安事变远没有那么重大的转折点意义。引文中对蒋介石当时权衡对苏日之间战略政策的利弊的分析，值得读者关注。
    小标题均为我所加。


“西安事变”面面观（下）
谢祥京，共识网


    （上篇结尾：“西安事变”的主谋是杨虎城不会冤枉他。当然，中华民族的“大英雄”也非他莫属。
    有人质疑，那为何又是东北军抓的蒋介石呢？）
    “捉蒋介石的任务本来是由十七路军担任的，但我祖父把这个任务交出去了。因为这个事件，重点不在捉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发动得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一起，只是最后安排东北军抓的蒋介石。”杨瀚（杨虎城的孙子——老高注）解释说。
    这一点，我父亲谢晋生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文字可以证实。或许杨瀚就是看了我父亲的回忆录而作的“推断”。

为何是张学良的部下去抓蒋介石？

    谢晋生的回忆：
    事变的突发，且不说共产党方面不知情，就连我这个杨虎城的“亲信”也不知晓，实际上的秘密行动，全在杨主任一人掌控之中。后来才知道，原杨计划由宋文梅带“特务营”出城执行捉蒋任务，考虑到调动部队出城不妥，怕引起蒋的注意，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由城外的东北军张学良的卫队营孙铭九执行任务，一定要把蒋委员长请到西安城来……”一个棘手的任务就让少帅承担了。杨虎城或许在想：你跟老蒋是拜把兄弟，你动手比我强。
    谢晋生还说：
    西安事变前不久，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升为特务团。当时，西安绥靖公署特务团装备是西北军中装备最精良的，也是杨虎城认为最可靠的一支主要队伍，该团由阎揆要任团长，我担任副团长。“双十二”事变的黎明，我们在白水县的防地接到杨虎城急电：接到电令后，急率所部轻装急行军向渭南进发，万勿延误。“阎当时不在防地，我遵命即率全团轻装向渭南进发，于下午3时，已进抵渭河大张渡口。正在过渡时，忽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四架飞机迅速从我部队上空掠过，显然是飞机侦察军事情况。当时，我们对西安事变尚无所闻，但知道政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心中犹疑不定。我趁全团士兵渡河的空隙时间，马上发一个急电给杨主任，报告全团已达大张口渡口，正在渡过渭河，并请示达到渭南后的任务。当即得到复电，命令在渭南南塬一带布防，并与渭南民团觅取联系。这时，才知道已发生了事变，肯定将同西进的中央军发生军事上的对抗。
    12月13日清晨，特务团接到了绥署的正式作战命令，大意于下：
    敌情：中央大军集结潼关以东陇海沿线，华阴驻有第二十八师董钊部的一部分。
    任务：该团右翼依托华山，左翼隔陇海铁路、渭河与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觅取联系，阻止中央军向我渭南进犯。
    我团到达渭南后，即凭隘道开始构筑简易工事，并会同张学良部派来的工兵，将陇海路赤水车站附近的赤水铁桥炸毁，借以阻止中央军的装甲车前进。
    12月13日傍晚，我团左翼隔渭河忽传来稀疏枪声，不断向我阵地射击。我当即打电话与绥署参谋长李兴中联系，报告左翼隔河向我阵地射击情况，李当即答复：“恐怕是四十二师的部队士兵枪走火吧？不会有什么问题。”
    14日清晨，左翼，渭河对岸向我阵地射击的枪弹更密。方接李参谋长电活告之：“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已叛变，你团对左翼应严加戒备。”
    这时，阎揆要团长已赶回防地。我接电话后，当即与他商量。我们考虑到冯部叛变，我团阵地突出前沿，前有装备精良的中央军董钊部大军，加上冯的侧翼袭击，处境异常危险。当时渭南又是西安门户，军家所必争，万一不能久守，将妨碍大军集结，影响全局，非同小可。于是，我们分途巡查阵地，命令加紧构筑工事，加强警戒，并电话联系后方，迅速补充各项给养，作为长期扼守打算。这时，大家都明白了西安事变“真相”：蒋介石已被东北军张学良兵谏回西安城。张、杨的团结抗日八大主张已向国人宣告。
    15日，我团仍警惕守卫前沿阵地，华阴方面的中央军始终未动作。我们紧张地守卫了一天部夜，便由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前来接防，才算度过这紧急关头。
    警备第三旅是12月15日中午到达渭南车站的，他们刚下火车，中央军的四架飞机进行俯冲轰炸，士兵当即散开躲在车皮下面，死伤约三十余人，没有造成大的混乱。第三旅到达我团阵地，马上接替了南塬一带防务。我们部队转移到侧翼蓝田许家庙布防。

“西安事变”起事的具体时间

    西安事变究竟何时发生？何时捉到蒋介石，这个问题传说多于实说。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计划12月12日晨发动西安事变的时间，即部队统一行动的时间，通常被认为是当日凌晨6时。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多数回忆和著作，谈到的部队实际行动时间，却比这一时间至少提前了两三个小时之多。包括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组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积数十年之研究，最后也坚持说，12月12日大约“凌晨三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四时许，内线部队卫队第一营一连解除了驻在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继之与白凤翔、刘桂五和卫队第二营先头部队一同冲入二道门，与守卫内院的蒋介石的卫队约30多人展开枪战。”战斗很快结束，但蒋介石已越墙逃出约半公里路程，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才将蒋从骊山半腰的一块大石头后面找到，带回西安。整个事变5时以前顺利结束。这也就是说，东北军从进攻华清池到最后从骊山半山腰找出逃出半公里之遥的蒋介石，前后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显然，这一点和过去一般著作所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人们几乎一致肯定，部队实际行动的时间在凌晨5点左右，蒋介石被找到时天已大亮。
    为什么如今人们的说法和过去大相径庭呢？这里面的原因多半在于下述电报的公开。
    但下面这段文章很不靠谱，除了凌晨3时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较大之外，凭杨虎城的老谋深算，没有做成的事绝对不会对外声张，所谓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的电报纯属谣言，这个问题大家都懂。
    在这一天凌晨时分，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此电之落款时间写的是“文寅”两个字。文为12日的代字，寅为凌晨3时至5时的代字。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此电发电时间在12日凌晨3－5点之间。加上电报中有“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字样，于是，《西安事变简史》的作者们就得出结论：蒋介石于张学良发电时已经被俘。由于有了这样一封电报，加上几乎所有当事人都记得事变之初确被蒋逃脱而四处寻找，因此人们遂相信，部队行动时间至迟不超过凌晨4点，俘蒋时间自然也就应当在寅时结束之前了。但仅凭张学良电报中“今已将蒋……扣留”一语，是否就能断定张学良发电时蒋已被俘了呢？难道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张学良自觉夜半偷袭，强兵围堵，稳操胜券，加上急于告之中共其计划与目的，故攻击行动刚一准备停当，就致电中共中央，并已认定自己的行动必然成功呢？显然，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远较5点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根据之一，人们目前依据张学良发报时间来推论蒋被俘时间，这本身就存在一种误解。要知道，第一，张学良的文寅电的那个“寅”字，确切地说并不是3－5点的意思，而是5时的意思；第二，张学良选择凌晨5时发电，也并非是因为当时行动已经结束，而是因为凌晨5时是张学良和刘鼎与中共中央约定的守听和发报时间。凡多少了解一些当年电台联络工作的人都应当懂得，当时一般电台联络是不可能每小时每分钟都进行的，通常都需要事先约好双方的收听时间，双方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发报和收报。而最初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通电，甚至是隔日守听的，以后才改为每日守听。但每天守听的时间，加上王以哲台，这时也只有三次。根据事变前的约定，双方这时的守听时间分别是凌晨5时，下午1时和晚上9时。因此，凌晨5时发电只是按照约定时间发报而已，并不能因此就推论张选择了这一时间发报，是因为事变已经开始并取得了成功。也正是因为张必须要在这时发报，故张尚未得到确息，就根据估计预先宣称事变已经成功了。
    根据之二，蒋介石于事变当时摸黑逃上骊山约半公里之处，又栖身于石穴草丛之中，东北军攻击部队进攻华清池已花去相当时间，又如何能够在黑灯瞎火的环境下找到蒋介石呢？黎明后的搜山结果，把蒋委员长背下了山，大家都明白了。张学良、杨虎城接到报告才松了一口气。

对蒋介石从有条件释放到无条件释放

    骑虎难下的兵谏。
    李永山教授的论文分析，现海外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开始扣押蒋介石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介石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国内有的论著和回忆材料一般声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急报父仇，同时，为洗刷日本侵略东北而东北军不抵抗的奇耻大辱；张学良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及失土之恨，扣押蒋介石和释放蒋介石纯属感情用事，一时之冲动等等。事实上并非如此，兹就内幕问题作一探究。
    其一，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这说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此时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其二，在西安与南京方面刚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提出蒋介石下令撤兵，蒋介石即回京，到京后再释放爱国七君子。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从这一天的谈判来看，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杨虎城态度相同，是主张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
    其三，张学良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改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是在1936年12月23日晚上。张学良为何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而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因为张学良一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及其背后的共产国际，他谋求打通苏联的通道，以中国共产党、西北军和东北军三方面（指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抗战基地。而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态度都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多次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认为失去苏联这座靠山，西北局面是难以支撑的。
    就在张学良开始考虑释放蒋介石问题时，中共中央23日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宣布“三位一体”的关系，只愿保持第三者的身份。而且为维护第三者地位，中国共产党暂不公开参加张学良预拟宣布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这是促使张学良不仅同意在没有任何正式协定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而且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致命一举。
    尤其是24日晚，张学良领周恩来见蒋介石，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令张学良吃惊，周恩来对蒋介石以“领袖”尊之，（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联蒋抗日的重大意义）而且在对蒋介石的谈话中，周恩来并不表达“三位一体”的态度，只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态度。
    事实上，西安事变也确实教训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谈判结果，蒋介石对周恩来允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二）由宋子文与宋美龄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这实际上表明了“三位一体”的消失，较量的双方由南京方面对西北方面巧妙地演变为南京方面对陕北方面，即国民党与共产党，这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决心。
    上述史实证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开始主张是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改变，张学良才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

“和”“战”及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的张学良言论

    我们在这里不妨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之初至2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之间的各种信函和电报，在“和”与“战”及对蒋介石处置问题上的言论，做一概要的排列。这些公开或内部发表的重要言论，都是当时有关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
    12日，张学良在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明确宣称，他之决心与蒋介石破裂，纯粹是因为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的“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
    16日，张学良进一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之所以下决心捉蒋，就是因为蒋介石如今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张学良电告冯玉祥：“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但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要送蒋回京，“势难遵办”。
    1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强调“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至于释放蒋介石，除非蒋介石承认西安方面政治主张，否则，“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
    18日，张学良复电孔祥熙、何应钦等，提出：除非中央确有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否则“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张学良甚至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
    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及孔祥熙等，对中央军继续进攻反应更加强烈，再度警告说：“弟等发动此种惊天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
    20日，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17路军将士书，更是下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与南京开战。西安事变的行动就是因为再也不能听任那些“变相汉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领导人“欺骗”、“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压迫，“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之中，显然看不出张学良有任何退缩的表示。张学良十分清楚，要成功解决好这一重大的事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17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或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蒋介石与南京的少数当权派。问题是，在上述三个致胜条件上，张学良占了几个条件呢？
    中共与红军的支持是确定无疑的。苏联方面的态度，张学良最初显然不甚了解。南京政府公开反应强烈，各地方实力派也颇不赞成扣押蒋介石行动，这多少也在张学良意料之中。重要的是蒋介石态度开始表示强硬，后态度转和，南京除“亲日派”外，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主张调和，其内部之分化已显而易见。如此算来，在上述三个条件中，张学良最初才占了一半，苏联且为未知数。

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强烈谴责“西安事变”

    后世普遍认为，这次兵谏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以及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但张学良的这一举动却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诟病。
    西安事变后，西安各界学生及各界群众上街举行游行，声援蒋介石，并声讨张杨二人反动兵谏，要求张杨二人立即释放蒋介石，游行队伍由西安市区出发，一直行进到囚禁蒋介石的骊山，途中多次与西北军及东北军发生冲突。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北平（即现在的北京），人们对真相不是很明了，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许多高校的教授们也感到愤怒不已。例如时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兼代图书馆主任的朱自清就很是惶惑不安，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
    两天后，朱自清又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开教授会，决议通电中央请明令讨伐张学良。当场推举起草委员七人，由余召集，其余七名倡议者包括冯友兰、闻一多（1899年—1946年）、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名教授。当天，他们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此次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
    《宣言》中称：“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交斗争经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所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正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除了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当时的社会名流都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表示对西安事变不理解和极端的愤怒，谴责张杨，认为张学良这是“劫持最高统帅”，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公开责难张学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胡适也撰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呼呈全国反对张学良；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张学良进行了少有的谩骂式攻击，说他“做起事来颇象土匪”。
    值得一提的是，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活动的闻一多在得知“西安事变”后则抛开讲义，显得怒气冲冲。据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
    随后，他又像是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

蒋介石情报机构在陕西的亮点和失职

    陕西从1930年开始就是杨虎城的地盘，直到1936年，中央的军事部队无法进入该省核心区域，所以中央在该省主要通过特务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举动。70年后的今天看当时军统中统的特务活动，可以说是有亮点，有效率，但明显也有失职。所谓特工工作是以结果见输赢，不管过程如何，最终蒋介石在华清池被捉，也是特务工作失败的最好注解。
    马志超秘密身份是军统情报西安站站长，公开身份是西安警察局长，身兼两职，这在特务里面很少的。他本应该合理利用这个条件，而马志超居然把公密搞得根本不分。
    对于军统来说，有条最基本的宗旨就是：秘密机关，与公开单位须绝对隔离！否则还有什么掩护保护可言。
    而特工工作最为重要的就是电台，因为一切特务活动的关键情报输送都依靠电台，所以电台必须另择合适地点设置，与站本部都要分开，怕的就是一旦出事，连人带电台被一网打尽，这样整个组织就等于垮了，这是特务最大的禁忌。
    所以为什么特务处的无线通讯这么发达，还需要大批的交通员，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来回来去送那些电报稿的。在著名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面，中共地下党员就是电台和情报员分开，最后虽然负责电台的李侠被日本人捉住，但是由于捉不住情报员，不知道李侠到底为谁工作，也不知道发的内容。李侠又一口咬死只是被雇佣来发报的，不知道发的内容是什么。日本人无法确定李到底是哪家的电台，也捉不到余党，甚至怀疑是国民党高官用来在上海经商投机的商业电台，最终还是将李侠释放。其实当时李侠是中共地下党员，如果被日本人确定了身份，肯定是死路一条的。
    共产党明白这个道理，而马志超呢？
    他居然无视特工基本准则，把特务处陕西站和电台搬进了警察局，完全是公密一家，完全就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特务。对此，有特务经验的马部下督察长岳烛远感到极为不妥，曾经劝过马志超，但马不听，岳烛远也拿他没有办法。
    最终西安事变期间，该机关被张杨一网打尽，导致事件过程中西安的特务系统完全瘫痪，电台也无法使用，中央根本无法得到可靠情报，戴笠自己只能冒险赶到西安亲自面见张杨。
    晏道刚是长征时期蒋介石的心腹侍从主任，尽心尽力的跟随蒋介石完成对红军长征整整一年多的部署工作，也是蒋最信任的副官。侍从室主任就像黑社会大哥的司机一样，时刻和长官在一起，是和蒋接触最多的人，也被蒋视为亲子弟。
    晏道刚的资历也很老，他甚至参加过武昌起义，后在1934年为蒋介石重用，留在身边担任侍从副官。
    后蒋介石准备派一个心腹前赴张学良杨虎城处进行监视工作，同时领导中统军统特务。当时蒋让张学良在贺国光，林蔚，晏道刚三人中选择一个担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张学良考虑在再三，选择了为人比较忠厚的晏道刚。
    当时晏道刚向蒋表示自己能力怕不能胜任，蒋对晏道刚比较信任，宽慰他说：与学良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
    晏道刚上任以后，负责领导马志超，曾扩情，江雄风，杨镇亚在内的众多特工头子。但晏道刚为人确实比较老实，做个侍从副官是胜任的，搞政治搞特务则是半个外行人。他很多时候被张杨表面现象迷惑了，甚至被张杨争取了过去。他到了西北居然对张学良比较同情，很多时候站在张学良的角度想问题，对很多问题也帮张隐瞒。晏道刚经常跟蒋介石汇报东北军现状艰难，让蒋对东北军优待一些，甚至建议考虑让东北军抗日。
    至于其他时候，晏道刚多跟张杨吃吃喝喝，打打麻将，昏昏度日。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当天，晏道刚听到枪响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甚至怀疑红军一部打到了西安或者十七路军挟持张学良叛变，由此可见一斑。

中统逮人引起了大风波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张杨的活动一开头就没办法停止。
    除了内部宣传以外，张杨通过东救会和西救会多次开展群众运动，也被军统特务注意。
    东救会和西救会很多中共党员，群众运动又必须抛头露面，虽然有张杨两人派出军队特工保护，必然有些人会失手，比如学运领袖东救会的宋黎、马绍周、刘澜波、孙达生等人（都是共产党员）。
    但宋黎、刘澜波、孙达生等人身份是张学良的秘书或者幕僚，张学良可不好惹，连蒋委员长都惹不起，特务们自然不敢造次。
    之后军统特务对这些人开始紧密监视，并将他们的活动情况和确切情报汇报蒋介石。蒋得知情报以后，觉得借此给张学良一个警告，随即下令：陕西省党部速将宋黎，马绍周等人逮捕，押送南京审讯。
    得到命令以后，这次由中统出面在1936年8月28日逮捕宋黎等人。
    中统特务首先秘密逮捕了刘澜波。刘澜波身份比较特殊，他在东北军内部活动多年，是中共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的书记，还是105师师长刘多荃的堂弟，也是张学良创建的抗日同志会会员。
    刘澜波表面身份是东北军的一个参谋，也是张的人。
    刘知道很多张学良内部的秘密，他突然失踪，让张学良非常担忧，怒斥东北军特工头子黎天才立即将其找到。
    杨虎城此时也觉得事情不对，通过十七路军情报系统得知最近中统要抓人，随即让部下的共产党员尽量不要活动。他的部下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的电话给宋黎马绍周等人，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他们采取行动，要他们加倍小心谨慎。宋黎和马绍周在西北饭店接到电话以后赶忙商量了一下，准备由马绍周先走，宋黎在这里带着机密资料后走，两个人分头走目标比较小，不容易被发现。然后两人在张学良处碰头，准备在东北军内部躲一段时间。
    这边，中统特务可没有停手。

    晚上七八点，中共学运领袖之一的马绍周刚刚从西北饭店出门，突然各被两个特务用手枪顶住。马绍周是东北大学学生出身，哪见过这种场面，一下子懵了，被拖进省党部，同时两个特务破门进入宋黎的房间大叫：宋黎！
    宋黎当时已经把秘密资料带在身上，正准备出门。宋虽然年轻，但有一定地下工作经验，他瞥了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随即回答：宋黎不在，刚刚出去。
    这两个中统特务也不是泛泛之辈，之前抓的人多了，他们上来用手枪顶住宋黎说：宋黎就是你，跟我们走吧。
    当时宋黎非常着急，因为他身上携带着张学良筹建反蒋骨干学兵队的秘密文件和一份秘密名单，这些都是绝密的资料，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宋黎和马绍周不同，他曾经在1932年5月，组织辽西东北抗日义勇军，还担任任总指挥，有武装斗争经验，自然不愿束手待毙。被手枪顶住以后，宋黎一面拼命抵抗，一面大叫“土匪绑票”。但是中统在西北饭店已经有严密部署，一些听到喊叫的好奇者都被特务拦住。宋黎随即挨了几枪托，但是仍然拼死挣扎，两个特务见抓不动他，赶忙打手势。埋伏在外面的一个特务上来帮忙，三个人拖宋黎向省党部走去。宋虽然拼命反抗但终究不是三个武装特务的对手，西北饭店和省党部只有几百米距离，很快宋黎被拖到省党部门口。
    正在非常危急的时候，正巧十七路军宪兵营的一个骑兵巡逻队路过省党部门口（宪兵营驻地离西北饭店也很近）。
    这个宪兵营是十七路军中最亲共的团体，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士，营长金闽生就是共产党员。宪兵营当时是杨虎城安排来保护共产党员的，很多宋黎组织的游行都有宪兵营给与保护。宋黎看到十七路军宪兵营士兵走过来，顿时大叫“土匪绑票，救人！”
    当时陕西治安不好，地方有不少土匪，绑票的案件很多。
    听到有人喊绑票，巡逻队五六个人立即下马同时拉上枪栓，举枪将三个特务围起来。
    三个特务见势不好，慌忙收起手枪，大声叫道：你们别多事，我们是省党部行动队，奉命逮捕共产党要犯。
    宋黎很聪明，他赶忙接口说：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
    巡逻队中有几个人认识宋黎，还听过宋黎的演讲，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十七路军宪兵营的主要工作就是保护共产党员，他们立即将宋黎抢了过来。巡逻队长还说：他们是省党部的？证据呢？有逮捕证吗？
    特务逮捕宋黎本来是秘密行动，怎么可能带着逮捕证？为首一个特务指着省党部大门威胁说到：我们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党要犯，还要什么逮捕证？你们别来碍事，要有胆子可以一同去省党部说清楚。
    巡逻队队长向来仇视中央的特务，一见特务嚣张，顿时大骂：你们是什么东西？没有逮捕证就敢乱来？我看你们就是绑票的土匪，都给我抓起来。
    巡逻队的士兵们就等着这句话，顿时七八个人如狼似虎的扑上去，不由分说的将三个特务拖到西北饭店对面的宪兵连部。
    宪兵营的副营长谢晋生和宋黎是老相识，赶忙问了情况，然后请宋黎到连长室密谈。宋黎到了连长室以后，立即将身上的秘密文件和名单交给谢晋生，然后让他立即给杨虎城张学良打电话。
    谢晋生赶忙打电话给杨虎城，但当时已经是深夜，杨早已入睡，副官不敢进去传话。谢赶忙电话给张学良。
    张学良接到电话以后，顿时勃然大怒，立即派副官孙铭久把宋黎接到张公馆。同时命令同宋黎，马绍周关系很好的秘书关时润（也是共产党员）立刻去西北饭店查明情况，特别要取回名单等秘密资料。

张学良狂怒中一不做，二不休

    此时张学良正在极为气愤中，除了刘澜波失踪以外，当日东北情报头子黎天才向张学良汇报：根据可靠情报，中央军第三师和补充旅（补充旅是师的编制）已经从郑州上火车，很快就会赶赴到西安三原一线。
    这是中央军在1936年第一次开入陕西的部队，而且兵力也有数万之众，显然是蒋介石已经准备开始部署消灭张杨了。
    此时两广事变还没有结束，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这么快对其动手。一旦这几万人中央军开进陕西，也就等于是蒋介石对张杨的宣战。
    此时张学良的内外准备都没有完成，蒋介石此举让张学良措手不及，东北军也濒于被消灭的绝境。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正在思索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接到申伯纯的电话，报告宋黎差点被抓，马绍周等人已经被抓进省党部。
    张学良真是当时狂怒之极，同时也非常惊慌。
    宋黎，马绍周同之前被捕的郭增恺不同，宋马两人不但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学良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会员，知道张学良几乎一切秘密，一旦被押送南京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郭增恺是杨虎城的人，宋马都是张学良的人，都用假名担任张的秘书。以前蒋介石从来没有敢直接逮捕张学良的部下，此举也等于向张示威。
    张正在狂怒中，又得到一个消息，关时润到西北饭店以后被留守在此处的中统特务逮捕，也被押送到省党部去了。
    黎天才报告，据中统里面内线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飞机，等天一亮就要将这两个人用飞机押送到南京。
    这两个人要是送到南京，在严刑逼供下泄露了抗日同志会，同中共联盟反蒋的核心机密，可真是天大的事情。
    而且从东北王时期到现在，张学良一直自认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谁敢在少帅头上动土？这真是站在睡着的老虎头上跳舞！加上中央军进入西安的情报本来就让张学良咬牙切齿，这种火上浇油的事情，让堂堂少帅无法容忍。
    张学良立即命令副官，兼任105师副师长的谭海，让他率领去调王曲镇的一个团回来，加上张学良自己的卫士营，立即全副武装，查抄省党部，抢出马绍周、关沛苍。
    张学良狂怒之下还命令一定要捉住省党部特务行动队队长，捉住后立即就地枪决。
    与此同时，张学良电话找到省主席邵力子，拍着桌子大骂：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的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共产党不让我知道？他们怎么这样大胆，他们是何居心？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秘书和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
    以往张学良对邵力子还是很尊敬的，从来尊称其为邵主席，非常客气，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邵力子见到张学良这样，也深感惊恐，赶忙低三下四的说：副司令息怒，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一直由杨虎城兼任，我继杨任省主席后亦未更动。当然，杨也只担名义，未管省党部的事。这件事我真的不清楚，我马上回去查明情况向副司令汇报。
    此时谭海正调王曲镇的部队跑步赶到西安（东北军在西安没有驻军，仅有卫队）。
    29日早4时，邵力子在了解情况以后，向张报告说：省党部确实奉委员长命令逮捕宋黎，刘澜波，马绍周，孙达生四个共产党分子。省党部逮捕这四个人没有先汇报给副司令，是他们有错。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报告，请示如何办理？

    张学良立即反驳：什么共产党分子，什么委员长命令，还不是那些东西捏造的假报告，诬陷好人。你不要管，我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此时，部队已经调动完毕。张学良怕晏道刚泄露消息，将他叫到张公馆，留在客厅，不让其回去。
    6点，东北军大部队已经跑到省党部门口，省党部的特务已经感觉不对，正急忙向南京请示。这边还没请示完，那边张学良一声令下，东北军上千士兵冲入省党部，党部里面有武装的特务不过几十人，而且只有几十把手枪，哪是他们的对手。持枪站岗的特务还算识时务，立马作鸟兽散。东北军士兵冲入省党部，一顿乱砸，特务们四散奔逃。东北军士兵先救出了正在被吊起来刑讯的马绍周，关沛苍，还意外找到之前被捕的刘澜波，同时将省党部的电台，译电密码，秘密情报档案全部抄走，其他东西一律砸毁。省党部行动队长倒是相当精明，他乘乱逃走了。缴获的资料里面有省党部密告东北军通共的密电和准备予以逮捕多达三百多页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人员名单。
    由于中统在陕西的力量较弱，这些资料大部分只是一些皮毛。
    资料全部送到张学良处，张看了看，发现逮捕名单中很多无关紧要的人名，材料也多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甚至还有对省主席邵力子监视的材料。
    可见，中统特务并没有了解张学良和中共合作的核心资料，也就是对张杨威胁不大。张学良松了一口气，随即下令将文件全部烧毁。
    而马绍周，关沛苍，刘澜波也已经救出，中央不可能通过他得知什么（刘澜波是老资格的地下党，有近10年工作经验，他受了几次刑讯，却什么也没说）。
    更重要的是，黎天才之前来汇报，说中央军开入西安一事为误传，由此张学良愤怒的理由都不见了。

张学良赶快检讨，蒋介石暂时忍住

    张很快冷静下来，知道自己犯了大错。本来他是因为中央军开入陕西而大怒，导致发生这样事件。现在中央军并没有开入陕西，自己这么早和中央翻脸，从各方面都没有必要。
    省党部在当时是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象征，冲击党部就等于武装叛变。之前杨虎城曾经暗中指使学生冲击过省党部，但毕竟杨没有自己出面，而且当时全国都有学生运动的浪潮，多少也说得过去。
    现在张学良调动部队冲砸省党部，等于公然向蒋介石宣战，这在当时看来真是没有必要。
    第二天，省党部负责人将中央下令逮捕这几人的公文拿给张学良过目，张由此得知确实是蒋介石亲自下的命令。
    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亡羊补牢。
    蒋介石已经准备对付张杨，但当时两广事变还在善后，绥远日伪又随时准备进攻，加上民国交通情况差，几十万大军从南方运送到西北也需要2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蒋介石暂时忍住怒气，准备稍后就收拾张杨。

    张学良首先向蒋介石发急电检讨：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人是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该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当时群情激奋，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向钧座报告，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拟将马绍周等送交剿总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与此同时，军统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急电蒋介石，汇报张学良率部冲击省党部，抢走共产党员和秘密资料，实施武装叛乱。
    蒋介石看了汇报以后当场勃然大怒：学良胆大包天，连省党部也敢砸，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你无视党部，就等于无视中央。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不就是公然反叛吗？
    稍后，军统在西安资历最高的曾扩情30日飞到广州，当面跟蒋介石痛陈张学良与共产党勾结，围攻省党部，背叛中央。又说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秘密联合，证据确凿。请蒋介石早下决心处置。
    曾还站在军事角度写报告面呈给蒋介石：“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等等”。
    曾扩情其实是想借机表表功，不料蒋阅后，竟在报告封面上批：“胡说，交张副司令阅”几个字，这份报告转交给了张学良。
    由于省党部是中统的机关，中统负责人陈立夫也向蒋介石陈词：张学良的行动侮辱了中央。
    其实最气愤的就是蒋介石本人，他将曾扩情的报告给张学良不过是为了稳住他，表示自己相信张学良而已。
    但此时蒋介石已经就要搞定两广事变，准备回头对付张杨。但调动几十万大军兵员和装备赶赴西北终究还要2到3个月，广西善后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此时还要忍一忍，不能现在发作。

    他批复张学良电报：我弟处理此案，甚为莽撞；既然知道错误，后当注意。至于你申请处分一事，应免谈。至于马绍周等审理方式，我给与批准。
    张学良这边为了掩人耳目，将马绍周，刘澜波和孙达生几人送交剿总军法处。由于军法处就是张学良的下属，自然不可能查出什么。张学良还暗中嘱咐孙刘等人，一定要咬死不是共产党，而是抗日分子，要理直气壮，慷慨陈词。
    这不过是走个过场，仅仅20多天后，张学良让黄显声、车向忱、卢广绩等知名人士，把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等人顺利保释出来。
    这边张学良感觉蒋介石那边还是要解释，派出特使东北元老莫德惠赶赴蒋处说明情况，表示检讨。
    谁知道一大把年纪的莫德惠在蒋面前连续不断说了半个多小时，蒋介石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他们做的是过分了，学良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分析蒋介石的话，知道蒋并不是没有生气，而是暂时忍住，准备对他们动手了。
    张学良说：委员长这个性格我最了解。他如果大骂你，就是没什么事情，把你当做自己人，骂一顿就算了。他部下哪个爱将没有挨过他的大骂。骂的越厉害，就越会重用你。如果他对你客客气气或者表面上不在乎，就是说明这些事情他已经有安排，把你当做对手或者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
    张学良此人最大缺点就是冲动，事后他还是非常后悔的。
    30日潘汉年找到张学良处，双方密谈几个小时。张学良将自己的顾虑告诉潘，潘汉年是个历史上少有的特工大师，这方面经验比张学良多得多，自然高瞻远瞩。
    他立即说：张将军，现在考虑这些没有用了。蒋介石应该已经知道你和红军合作的事情，只是因为你们没有公然起兵，他又忙着处理两广事变，无法过问你们。但两广事变一旦解决，蒋必定回头对付你。所以你现在已经不要怕蒋介石知道你的事情，而是要赶着这段时间把事情都办好，整理内部队伍，加强政治工作。但对蒋介石表面上仍然要拥护，不要怕特务对你的侦查，这阶段只要你表面上不让他难堪。相反，如包围党部，蒋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你硬说刘澜波等不是共产党员，不能逮捕，蒋介石今天虽然对你没有办法，但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现在你不应该怕蒋介石知道你的事情，而是抓紧这段时间尽快准备。
    这番话，张学良和杨虎城又何尝不知道。

    天涯论坛的缪人凤先生对“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有不同的看法，仔细推敲其文，亦有道理，笔者照录不误，企盼海峡两岸民众与历史学者对“西安事变”能有一定的共识。即使难达共识，亦可“求同尊异”：

缪人凤：“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吗？

    （以下为缪人凤文章全文）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几为海内外的共识，只是内涵不一样。对大陆来说，是西安事变促使中国形成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面抗战作好了准备；对台湾及海外的一些人来说，是西安事变解除了中共的危机，使中共死里逃生并趁因事变而提前爆发的对日全面抗战而发展壮大，直至席卷大陆，是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关键。这二种说法南辕北辙，但都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但事实果如是否？答案却是否定的。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它只不过是已定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富有戏剧效果却完全影响不到大局。海内外的史家出于各不相同的目的，对它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都过份看重了它。笔者不是历史决定论者，相信有的人对历史进程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如蒋介石、毛泽东，他们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日中国的面貌，但张学良显然不是，既然没有他，今日中国恐怕还是这样子。
    要论西安事变的意义，有二个关键问题：其一，西安事变是否改变了蒋对红军的决策，从而使红军逃脱了覆灭的命运；其二，西安事变是否促使了中国对日全面抗战的提前爆发，从而给红军的趁乱扩张提供了机会。如对上述两个问题之一的回答是肯定的话，张学良当然会有他的历史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如两者都是否定的话，那张及西安事变对历史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即西安事变改变了蒋对红军的政策吗？答案是否定的。
    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及五月，中共连发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约在是年秋，周恩来及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与张冲会于上海，旋去南京，晤陈立夫。陈立夫要求中共遵奉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取消红军，改为国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十二月初，已获相当谅解，谈判告一段落。周取道西安回陕北。”可见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国共达成协议也完全在望。而在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共给予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为“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土地政策，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其实不过是陈立夫要求和翻版，可见西安事变也并没有大幅改变国共协议的内涵。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是国共自身政治运作的自然结果，而与西安事变无任何必然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即西安事变促使了中国对日抗战的提前全面爆发吗？这个问题和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
    老蒋对全面抗战其实早有统筹决策，他并不是一个只被局势牵着鼻子走的人。他在9.18后之所以默认张学良的不抵抗，下野复出后也只对日本采取一边交涉、一边抵抗的政策，并不是因为他生来惧日，而是他鉴于国家实力与国际局势，不轻易作玉碎的慎重之举。当时老毛子放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际社会只作口头同情外别无实际表示，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孤身抗敌难有胜利的希望，更何况内部不统一，军阀割据一方，对中央有时公然反抗；红军则公然建国，有时还抄掠抗战军队的后方。所以如果当时即与日本决战，除了义和团式的自取其辱外，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对于像蒋这样一个对国家民族命运有担待的人来说，不可能选择这样策略；更何况当必败的命运到来时，他本人将蒙受更大的耻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与敌作最后决战，他在1934年的一次对军官演说中明白表示，中国将来不仅要收回东北，而且连朝鲜、台湾也要收回。他在1932年至1937年的抗战准备阶段，他事实上采取的是“安内先于攘外”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对外来侵略不抵抗，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三次大的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不是有他的嫡系精锐参战就是有他亲自指导，这些事实完全可以戳穿他对外不抵抗的谎言。
    至于他的安内策略，则主要是借“剿共”来稳住对日关系，并借“剿共”来收伏各路军阀，为全面抗战争取大后方。他在1933年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二只日记充分体现了他的安内思路。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他的安内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载：
    “……1931年2月，（蒋）所拟订的对日作战全盘计划，特别重视大后方的经营。鄂、豫、皖剿共军事结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队胡宗南师移驻甘肃，赶筑公路，准备于开战时将中央政府迁往西北。第五次围剿胜利完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饬行政，推进建设，旋去成都，设行营于重庆，督导西南军政，中央的权力遂及于西南三省。此为近二十年来未有之事，改定四川为将来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四月，复莅成都、昆明、贵阳，设中央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认为四川为天然的根据地。
    ……
    两广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对蒋的成见终未冰释，日人从而拨弄。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汉民病故，广州情况突生变化，陈济棠等以抗日为名，出兵湖南。蒋一面晓以图存救亡，必须以整个国力，一致步骤，切不可轻启内争，一面迅调大军入湘警备，先据衡州，粤桂军后撤。蒋再声明贯彻和平统一政策，愿开诚商洽。陈济棠此举极不得人心，广东国民党元老反对，高级将领余汉谋、李汉魂拥护中央，七月，陈被迫出走。
    粤局既定，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寻又予调职，李、白抗命不受。蒋亲来广州，陈师广西边境，派陈诚向李、白说明抗日决心与计划，允其仍留广西。九月，和平了结，充分表现了相忍为国的精神。
    东三省、热河沦陷后，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为半自主状态，七省境内的一部分为红军所据。③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至是除河北、察哈尔的一部分为日本控制，新疆为苏俄控制，陕北及陇东的一小部分属于中共外，其余大致悉奉中央命令。”

    可见，没有蒋的卓有成效的安内工作，就不可能整合全国的力量，也就不可能坚持住对外长期抗战。
    按照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当内部粗安后，去除外侮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但当时中国还是弱国，还需要时间厚植国力，而对国际局势还有一个观察的阶段，所以当时中国还不能主动求战，但正因为中国国内粗安，蒋希望外人明白，过去的暂可以不问，但新来的欺侮中国将不再容忍。1936年11月爆发的绥远抗战就体现了蒋的这一思路。11月上旬。伪蒙军队仗着日人撑腰，向山西傅作义部出击，在蒋介石的多次督促之下，傅作义果断出击，取得百灵庙大捷。蒋还要傅扩大战果，这时日军警告，阎锡山犹豫不决，而蒋还是要阎继续战斗，同时叫京师部队作好准备，以应付突然事变。后来由于在陕的东北军传出不稳，蒋去西安视察，这时西安事变爆发了，绥远抗战也就此收场。从这场抗战可以看出，蒋已决心从此不再对日人作出新的让步了。（见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

    自清末以来，中日冲突已形成了一套固定模式。那就是首先总是日人制造事端，最后不管其有理无理，最终均要以日人得利益告终。一旦在交涉过程中中国表现出某种强硬，日人便会以武力来迫使中国就范，而中国最后也不得不屈服。现在蒋要改变这种模式，而日方如能接受这种改变的话，两国暂时自可相安无事，但这需日本方面有明辨事理，有长远眼光，又能撑得住局面的人主政才行。无奈当时日本已经军国主义化，任何温和一点决定均会被视为软弱，有人还会因此有性命之忧。日本至当时已经有好几个政治家被狂热的军人肉体消灭。当时能撑得住局面的实际上只有一人，那就是天皇裕仁。然而裕仁实际上是一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他对不断发生的“下克上”行为表面上惩处一下，实质却使主事者得到好处，因而使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潮越来越狂热。所以实际上只要蒋改变对日交往模式，中日的全面冲突就已经不可避免。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的局势就是日本还是要按以往模式捞取好处，而中国坚持不让引爆的。蒋见日本始终不肯改变对华的行为模式，就干脆主动发起“淞沪会战”，让日本对中国由蚕食变鲸吞，全面对日抗战终于爆发。
    所以，有无西安事变，对抗战的全面爆发几无影响，而且也未必使战事提前。

    西安事变对历史的影响可算有了一个答案，可另外的问题又产生了。那就是，老蒋难道不知道红军最终会成为心腹大患，如他知道，他为什么不在红军山穷水尽之时一举扫净？
    的确，这是一个问题。稍有点政治知识的人大概都知道，政治谈判是要靠实力的。没有实力，对手完全可以对你予取予求，有什么可谈的？那为什么当红军以区区数万疲惫之卒，处贫瘠之地，又孤立无援（红军打通国际交通线作战惨败）之时，蒋却要与红军谈判解决呢？
    这就牵涉到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了。红军与国内的军阀部队不一样，它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日、苏（俄）是近代中国的两大恶邻，对中国竞相吞食，而两国又互相视对方为心腹大患，几度因争夺在中国的权益而大打出手。日俄期间双方主要表现为利益争夺关系，双方在中国东北的决战以日方的胜利而收场，这一结果客观上保持了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而日苏期间，尽管双方还是互视对方为心腹之患，且在国家利益之上又加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但在对华关系上却表现为尽量避免冲突，各取所需。这样日本对苏联袭据中国外蒙视若无闻，苏联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尽量忍让。尽管双方对中国来说可恶的侵略者，但对中国国民来说，感受却并不一致。这是因为苏联侵扰的是中国的边地，而日本侵据的却是中国腹心之在；苏联并没有以中国的保护国自据，而日本的军事、经济、外交无所不干涉；苏联在中国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双方冲突不多，而日本浪人在中国到处走私、贩毒。故一般中国人对日的恶感远超过对苏。对中国政府来说，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就意识形态而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容，如容忍共产主义自由传播，则势必会影响到政府的稳固，所以必须倾力剿共，而从民族解放的目标出发，国民政府首先要对付的敌人却是日本。而要对付日本，却必须结好苏联。要结好苏联，则又不能对共产党赶尽杀绝。正是处于这种考虑，蒋在对共大幅削弱之后最后还是选择了政治解决，这其中当然也有需中共的转变、配合。事实上，正上蒋采取的这种结好苏联，容忍中共，对付日本的政策，使得中国在全面抗战初期得到了苏联巨大且十分宝贵的援助，这对支撑中国的初期抗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援助在美国等国还在与日本大做军火生意的情形下更显得珍贵。所以，从民族抗战的角度来看，蒋的决定其实是正确的、明智的。
    苏联对华战略主要是利用中国拖住日本，从而使苏联避免被日德两面夹击的命运。但如中国抵抗不住日本或者干脆倒向日本，那苏联未始没有对中国进行率先打击的可能。苏德就共同瓜分了波兰，难道日苏就不会瓜分中国？“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就请苏联出兵中国（见黎汝清《皖南事变》），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真的遭遇这一幕，命运将会很凄惨。
    所以，蒋采取的容忍中共政策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主要是考虑到即将全面抗战后对苏关系的需要，西安事变不过给它抹了点油彩，没有起到任何根本性的作用。事实上当张亲陪蒋赴南京后，陕西方面还能对蒋有什么约束力？对政治家来说，不守然诺是寻常之事，更何况是枪口下的保证？所以蒋之所以遵守在西安的然诺，究其实不过是这些与其原来设想相差无几的关系。
    正是蒋的这一政策和他随后采取的持久消耗战略，使中国避免了被豆剖瓜分的命运，使中国终于走出漫漫黑夜，迎来黎明，迎来光明。也正是蒋的这一政策，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后的失败埋下了种子，因为它给了中共生存壮大的最好机会，而中共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它，并最终使自己成了国民党大陆政权的掘墓者。
    对国民党来说，由于后来它在大陆的失败，它的当初容共抗战策略也受到质疑，于是那张学良做替罪羔羊成了最省事的办法。但这无法解释国共在事变前就达成的谅解。对共产党来说，如果承认蒋早就在统筹抗日，而自己不过是蒋考虑到国际关系才得已生存的话，实在太过脸上无光，于是拼命抬张，并突出自己的居中调停之功。然究事实论，张学良既不是什么千古功臣，也不是什么千古罪人，他只不过是一出历史大戏中的跳梁小丑而已，除了增添一些戏剧性效果，对历史的真正影响几乎为零。（缪人凤文章完）

    我在想：“西安事变”过去近八十年了，“西安事变”可以说是一场闹剧，亦可说是一场悲喜剧。但愿悲剧、闹剧不再重演。
    正如龙应台呼吁：她祈求开启一个不残酷的时代，祈求千万不要让战争再发生，因为战争永远意味着普通人的苦难。
    我们欠一个时代的大倾听。倾听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声音，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因为今天，无论台湾、香港及大陆内部，以及彼此之间，都有太多的不信任。


    近期图文：

    “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争——“西安事变面面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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