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務》雜誌周二11月10日發表新美國安全中心技術與國家安全項目的高級研究員丹尼爾·雷姆勒(Daniel Remler)的評論: “中國的人工智能外交正在奏效--美國應當從中學習”。丹尼爾·雷姆勒曾於2023年至2025年間在民主黨拜登政府國務院關鍵與新興技術特使辦公室擔任人工智能政策協調員。疑義相與析, 不妨一讀: 美國和中國能否在人工智能領域同時開展合作與競爭?這一問題正推動華盛頓就與北京開展相關對話是否明智展開辯論。拜登政府在實施廣泛技術限制的同時,開展了範圍有限的風險對話;川普政府雖然淡化了安全問題,卻仍保持着溝通渠道。一些專家走得更遠。他們希望將安全合作與競爭完全隔離開來,這種想法既誘人又不切實際。任何有關人工智能風險的對話,都發生在美中更廣泛的戰略競爭背景之下。 北京早已認識到這一動態。華盛頓的許多人卻沒有。美國在不同總統任期之間,乃至同一屆政府內部,對人工智能競爭與安全的處理方式不斷變化,而北京始終將其人工智能外交的重點放在獲取對美國的競爭優勢上。中國參與了國際人工智能安全討論,但它利用這些討論以及與美國的對話,將美國的出口管制描繪為合作的主要障礙。它將自己塑造成發展中世界的捍衛者,承諾建立一個由中國主導、沒有技術或資金壁壘的人工智能生態系統,以替代由美國主導、限制重重的人工智能秩序。這套說辭正在奏效。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接受中國的主張,中國開放權重模型也正在發展中世界吸引用戶。 如果美國希望保持領先地位,並在安全問題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就需要將對話視為對華競爭的一部分。為此,它必須在談判之外加大對中國的壓力,並為那些仍在選擇陣營的國家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人工智能採用與治理願景。當美中官員於11月再次會面時,華盛頓應當檢驗北京對安全問題究竟有多認真。簡言之,美國應當以中國所展現出的同樣清晰的戰略思路開展人工智能外交。 逐步削弱 拜登政府於2022年10月推出首輪先進半導體出口管制,一個月後,聊天生成式預訓練轉換器發布,這表明美國已在人工智能競爭中取得早期領先優勢,並將採取行動削弱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華盛頓及其盟友還搶占了外交主動權,邁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第一步。2023年5月,七國集團開始就人工智能治理展開密集討論,最終形成了一份面向開發者的行為準則。幾周后,英國宣布將在布萊切利園舉辦首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會。 中國的回應是推出一套此後一直不斷打磨的外交說辭。其核心原則首次出現在2023年10月發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中。該倡議呼籲各國“堅持發展和安全並重”(但將安全的定義留給各國自行確定),並將中國對合作與發展的重視同美國的出口管制相對照,抨擊華盛頓“通過技術壟斷和單邊強制措施製造壁壘、干擾全球人工智能供應鏈”。儘管北京在國內出台的人工智能法規日益增多,但該倡議在這項技術的風險問題上,除了口號之外幾乎沒有提出任何實質內容。 過去三年,這套基本公式——強調合作與發展,與美國的限制措施形成對照,卻很少談及風險——一直指導着中國的人工智能外交。2024年3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項由美國主導、有關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賴的人工智能的決議,旨在同時吸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國支持該決議,隨後又提出另一項決議,重點是幫助較貧窮國家,並“強調會員國應享有平等機會”來開發和使用人工智能。同年12月,在美國主持的一次聯合國安理會人工智能會議上,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Fu Cong)再次將北京所宣稱的合作意願與“基於意識形態差異設置的歧視性壁壘”對立起來。傅聰以幾乎毫不掩飾的措辭指責,美國對中國的限制損害了發展中世界的利益。 中國這套主張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開發者分享技術的方式。 為了在這些國家建設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的過程中贏得它們的支持,中國需要建立自己的集團。2025年7月,國務院總理李強(Li Qiang)提議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培訓,以及在制定全球人工智能規則時更大的發言權。一年後,在紀念該組織成立的講話中,中國領導人習近平(Xi Jinping)呼籲“開放”,其言下之意是獲得美國芯片,以及採用中國開放權重模型。在敦促各國認真對待人工智能風險之後,習近平又補充說,各國“與此同時”應共同反對“在人工智能領域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將一國安全凌駕於他國安全之上”。按照習近平的說法,風險合作從屬於突破美國限制這一目標。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迅速在其目標受眾中獲得了地位。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早期的支持,立即使其在發展中國家眼中獲得了可信度;此後,中國官員在頻繁發表的講話中,以及同巴西、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不同國家舉行的雙邊會談中,不斷推介該組織。北京已表明,成員資格將帶來優惠。中國於10月發布的針對領先模型的出口管制草案承諾,幫助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的37個成員建設人工智能能力,這意味着成員可能更容易獲得對世界其他國家受到限制的模型。 在9月與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舉行華盛頓峰會之前,習近平親自領導了這場外交攻勢。在吉爾吉斯斯坦的一次講話中,他承諾擴大中國面向上海合作組織設立的人工智能中心,幫助成員開發本地語言模型並培訓工程師。在開羅,他與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簽署了有關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和半導體的協議,這些協議已成為習近平出訪的常見內容。在新德里,習近平提議為金磚國家成員建立一個人工智能開源專區,並告訴其他領導人,“小院高牆”的做法只會“把自己框住、把世界割裂”。人工智能風險完全沒有被列入議程。相反,傳遞的信息是,美國的限制將孤立華盛頓,而非北京。 中國這套主張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開發者分享技術的方式。中國開發者以開放權重的形式發布其最好的模型,任何政府或公司都可以下載,在自己的硬件上運行,並針對自己的語言進行調整。對於那些擔心依賴美國公司的政府而言,由於華盛頓能夠限制這些公司的出口,開放權重模型意味着更大程度的控制權。中國開發者很少對這些模型開展安全測試,或公布任何安全測試結果,而是讓其他人在模型發布後自行發現,例如它們是否能夠被用於發動網絡攻擊或製造武器。但這些模型的易獲取性,使北京能夠宣稱,任何試圖控制中國模型風險的努力,都是企圖剝奪發展中世界獲得人工智能的機會。 轉移話題 中國在與美國開展雙邊人工智能會談時,一直像開展全球人工智能外交時一樣,竭力迴避風險討論。2024年5月,美國和中國在日內瓦舉行會談,我作為美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會談。美國此次會談的目標,是檢驗能否與中國就人工智能風險開展深入的技術交流。答案是否定的。中國外交官連續數小時將討論引向風險之外的話題,甚至拒絕在表面概述之外解釋中國自己的人工智能法規,儘管相關機構的技術專家就在會場。 代表團最高級別官員的開場和結束髮言,最清楚地體現了中方立場。他們首先呼籲就發展中世界的能力建設項目開展合作。隨後,他們將美國的技術限制描述為遏制中國發展的企圖,並將美國對安全的重視描述為阻礙發展中國家獲取和使用人工智能的壁壘。其含義十分明確——出口管制是人工智能安全合作的主要障礙。唯一的具體成果,是前總統喬·拜登與習近平在2024年11月的一份聲明中確認“有必要保持人類對使用核武器決策的控制”,而這對北京幾乎沒有提出什麼要求。 今年9月,川普與習近平在華盛頓舉行峰會後,中國外交部公布了“八點共識”,即北京對雙方所達成共識的表述。它將此次對話描述為圍繞人工智能“風險與益處”的交流。但白宮將對話界定為安全議題,將其與核軍備控制並列,而中國商務部強調的則是,會談已經在兩國經貿機制下舉行,並將繼續在這一機制下開展。將人工智能風險與益處對話納入貿易談判,使北京能夠通過要求華盛頓放寬出口管制,來迴避美國在風險問題上提出的要求,例如限制公開發布具備危險能力的模型。 習近平確實提議“共同防範人工智能誤用和濫用”,卻有意略過了中國自身經常以各種方式利用人工智能針對美國的事實,例如黑客攻擊活動和影響力行動。他還補充說,人工智能應始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並以向善為發展方向。北京自2023年以來一直重複這一原則,卻幾乎沒有提供進一步的細節,也沒有採取後續行動。更有針對性的是,他堅持認為,未來對話應“相互借鑑,而不是相互防範”,並要求中國企業得到“公平對待”,兩者都是對美國限制措施的含蓄批評。 只管贏,寶貝 這些記錄表明,北京將帶着旨在令華盛頓陷入兩難的提議,參加今後的會談,首先就是11月的下一輪討論。儘管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Jamieson Greer)已明確表示,出口管制不在談判範圍內,但北京仍會提出這一問題。如果華盛頓參與討論,中國談判代表就會宣稱,已經建立了一個可以就美國人工智能技術限制進行談判的常設渠道。如果華盛頓拒絕,北京將繼續迴避美國在安全問題上的請求,同時指責華盛頓扼殺發展中國家的機會。它希望,每一輪對話都能進一步加深日本和荷蘭等盟友的一種印象:華盛頓會繞過它們,以限制措施作交易,而它們也應當遷就中國的人工智能雄心。 但華盛頓所處的地位,比其外交表現所顯露的更為有利。世界領先的模型仍然來自美國,而且美國與盟友共同控制着半導體供應鏈中的關鍵瓶頸。針對這些瓶頸的出口管制不是討價還價的籌碼,而應當得到加強。中國人工智能公司經常抱怨缺乏高端芯片,並已訴諸走私芯片和非法蒸餾美國模型的手段。美國開發者還在開展日益廣泛、透明的安全測試,而中國開發者卻迴避這些測試。綜合起來,這些優勢既為華盛頓提供了向北京施壓的手段,也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華盛頓應當運用這些優勢,宣傳其經過嚴格測試的模型,以爭取全球採用,同時在對話中就安全問題向中國施壓。 施加這種壓力的第一個機會,就是下一次雙邊會談。華盛頓應當為此次及今後的會談設定兩個條件。中國開發者必須承諾,針對網絡攻擊和生物武器等最嚴重風險,採用同等基準發布安全評估,其覆蓋範圍至少應與當今美國領先開發者發布的評估一樣廣泛;同時披露過去和未來發生的事件。美國可以作出同樣的承諾,因為其公司已經發布此類評估,越來越多地披露事件,並在模型發布前向獨立評估人員和政府評估人員開放模型。否則,雙方9月同意建立的事件通報渠道將成為單行道,中國可以隨意指出美國發生的事件,卻不報告自己的任何事件。 美國必須為各國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人工智能採用與治理願景。 這些條件將改變對話的基礎。自2023年以來,華盛頓一直提出風險問題,而北京則將話題引向發展。只要中國公司無需因其模型的風險接受審查,北京就可以吹捧這些模型的開放性和創新性,而不必回答世界其他國家對其安全性的質疑。追蹤中國人工智能生態系統的協和人工智能機構發現,過去一年,中國十大領先開發者中,只有五家曾為任何一款模型發布安全測試結果,而且沒有一家始終如一地這樣做。如果中國同意,正在選擇使用何種模型的政府和公司,就能夠依據相同標準評判中美開發者。如果中國拒絕,北京就有責任解釋,為什麼對中國公司的公平待遇不應延伸至安全測試。無論如何,美國政府都應加大對中國新模型的自主測試力度,並公布結果。它還應避免不必要的失誤,例如川普將人工智能安全擔憂輕描淡寫地斥為“騙局”,這讓北京能夠輕易反駁美國的呼籲。 更廣泛地說,有效的人工智能外交最終需要說服其他國家加入美國的人工智能生態系統。那些使用中國技術培訓工程師、構建本地語言模型和運行數據中心的國家,將逐漸依賴中國技術。為抵消這種依賴(並防止其轉化為政治上的靠攏),華盛頓需要提出積極的人工智能治理願景,將可核實的安全承諾——也就是中國開發者所迴避的那種承諾——與發展中國家希望獲得的技術獲取渠道和投資結合起來。 美國公司已經提供了最好的技術,但華盛頓尚未真正運用外交力量支持它們。它應借鑑國內不斷演進的做法,圍繞共同的安全措施凝聚夥伴。根據9月簽署的《白宮超級智能協定》,六家美國領先公司承諾實施內部控制、外部審計和獨立監督。七國集團行為準則建立在拜登政府爭取到的自願承諾基礎之上,可以納入該協定的措施,成為夥伴共同遵循的標準。同意採取這些措施的國家,可以優先獲得技術和融資。如果沒有此類激勵,人工智能競爭可能僅由價格和獲取渠道決定,而這正是中國占有優勢的領域。 華盛頓的許多人一直將與北京的會談視為一個可以脫離競爭、管理人工智能共同風險的場合。中國則始終將其視為更廣泛競爭中的一個角力場。為了保持領先地位,並在安全問題上取得真正進展,美國也應開始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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