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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小雅答问（1）：张玉凤要对我从头讲起 |
| | 陈小雅认为：没有“暴民”就没有极权政治，希特勒不是从别处来的，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她在《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分析》书中，揭示毛泽东的头一次“失足”在走捷径、不择手段，那次得手把他害了，而他从此开始，把中国害了，使中国脱离了刚刚有一点基础的宪政与民主的轨道
◆陈小雅／高伐林
毛泽东是中国人话语世界中一个恒久热点，用北京政治学者陈小雅的话说，毛泽东去世之后已经热了三波。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热”越来越显示并非仅仅属于毛泽东时代一辈人的专利，其心理动因并非可一言以蔽之为“怀旧”：在毛泽东死后出生的新生代，也对毛泽东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其原因自然非常复杂，从少年浪漫情怀到民族主义冲动，从青春期对现行秩序的反感到对现实社会黑暗的愤懑，不一而足。“毛泽东热”正处在由政治话题转变为历史话题的过程当中。
2005年，是毛泽东诞辰112年，去世29年，不逢五也不逢十，似乎不是毛泽东话题的“黄道吉日”。但是那年夏天，却有两本关于毛泽东的重要著作问世，一本是旅居英国的张戎女士与其夫婿的英文著作《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一本是住在北京的陈小雅女士用中文写的《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香港明镜出版社，以下简称《中国“牛仔”》）。比较这两个作者不是本文的任务，但相当有意味的是，她们有不少共同点：都是女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张大陈三岁），都出生于中共高干家庭，父辈都领教过共产牌绞肉机的残酷无情……但她们的毛泽东研究著作的写作方式、切入角度却大相径庭，其研究结论更打下了很强的个性烙印。
在陈小雅出版了《中国“牛仔”》之后，我与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一番漫谈，我提了若干问题，陈小雅给予了详尽的书面答覆。问得凌乱，答得也散漫。陈小雅自嘲：“可能还有一点倾泄的嫌疑……特别是那些私人故事，我只是本着‘人格公开’的意思做事。”她建议我在整理中好好“取舍”。但我考虑到，这样的交谈虽然难免芜杂，却真实而生动。于是只作必要的删改，将话题相对归并集中，加上大小标题，文字上则基本保持原貌。
陈小雅著《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上册）封面。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陈小雅女士，祝贺你的《中国“牛仔”》上下册出版——这本书是你给自己“知天命”的一份生日贺礼吧。请介绍一下你的思想历程。
陈：大概是从中学时代开始，女生们中间流行一种说法：“向毛主席保证……！”这就和西方人说“向上帝发誓”一样，具有一种宗教的意味。那时，我对此全然不觉有何不妥。相反，在中学毕业时——1972年，我和一个女同学议论国家前途时，议论到毛死后怎么办，两人都掉下了眼泪，仿佛我们的肩上一下子落下了很重的担子似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有一种把毛视为“大家长”的意味。那是我转变前的思想状况。
“蠛德”、“喉蛾”与癞蛤蟆
高：后来是什么契机促进了转变？
陈：我的家庭，很早就遭受毛的打击，我五岁就跟随庐山会议后被罚到农村的父母下乡，但父母对我们是封锁这个背景的。在农村，我看鸡鸭、煮饭，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玩。记忆最深刻的是我的一个小伙伴——叫“蠛德”（蚊子）的孩子，穿著开裆裤，因为缺少油水而脱肛，被追逐的鸡群啄得鲜血淋漓。我力战鸡群，为他断后，但怎么也无法把这群著了魔似的家伙驱散，真是心急如焚！伴随著蠛德一阵阵惨厉的叫声，我们两个人哭得惊天动地；且战且退，终于逃回家中。人小，连鸡也来欺负。那年月，鸡也饿呀！
为了充饥，有一次，我们家里吃一种高产的“狗仔豆”，结果全家中毒，不知道过了多久，大家才东倒西歪地醒过来。做了一回“饱鬼”，谁也无话……还有一次，我几乎因扁桃腺炎——农村叫“喉蛾”——送掉性命。是蠛德的父亲背著我寻医，我母亲只能跟在后面跑。跑到公社所在地时，卫生所已经打烊。我母亲使劲敲门，总算来了人，但根本没有药。我们转了好几个地方，走了很长的夜路、山路，终于找到一个山野老妪。她又黑又瘦，几乎辨不出男女。记得她拿出一根圆珠笔大小的竹管子，在里面捣腾了些什么，接著让我张开嘴。借著微弱的油灯光，我看清她脸上布满的皱纹。记不清她做了个什么动作，只听见“嘟”的一声响，我感到喉头一阵清凉，就睡了过去……这些经历，是我一生感情的落脚点：一种对于民间生活悠远绵长、似哀似怨的回忆。以后学上古史，我接触到“巫”这个角色，是人类社会分工中最早分离出来的专业，之所以如此，大概与人的疾病和精神需要有关吧。
从这些经历中，我知道中国民间有自己的痛痒；也有它自己神秘的、起死回生的能力。外来制度挤压它，可以把它从生活的中心排挤到边缘，但不能根绝它。因为它有用，就不会死亡。一遇变故，它还能重新回到生活的中心。这种直觉对我以后认识毛泽东是有帮助的。
但在那时，我的理性是混沌的。我还不识字，也不知道正在经历的这场灾难来自何方。唯一给我留下记忆的，是哥哥订的一份《中国少年报》，每期连载《洋葱头的故事》，连环画，我能看懂个大概。那被缚的洋葱头，一脸的怒气曾使我心念一动——它一定有什么冤屈。
“文革”中，我们再次随父亲下干校。我是在一家公社所办的学校念完初中的。初到之时，还上过两个年级坐一个教室的课。农村同学年龄参差不齐，因为劳作的艰辛，有的看上去就像我们的叔伯辈。好在老师是北师大和清华罚下来的，没有太耽误我们的学业。那时我感到，教育、医疗卫生和物资供应开始向农村倾斜。比如，广州市的自行车供应要凭票，而我们粤北山区农村却不用。因此，有人假借来看望干校故旧，顺便捎带这些城市稀缺物品回去。这对我写作“毛泽东代表了什么人”这一节，提供了直观经验。但我知道这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农村的购买力低。说为人民服务，只在表层。
为了普查麻风病和甲状腺肿大，公社卫生站从中学抽学生参加了“红医班”，我是被抽去的唯一干校子弟。由于这个机缘，我学会了针灸，读了点《岭南中草药》，了解到，癞蛤蟆背上那有剧毒的癞泡，具有奇寒的药效。我怀疑，那救我一命的“神药”，就是这种剧毒。由此我也懂得了“以毒攻毒”。
五十而知天命的陈小雅。
毛泽东原始粗陋的社会主义的落脚处
中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开始独自面对真实的社会。我所在的是一个军工单位，接触到的是我敬仰的“工人阶级”，我努力使自己与他们打成一片，但我体会到的是他们的“主人翁虚无感”。
19岁那年，我学习青年毛泽东，要了解中国农村，参加了省委农村工作队。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一个老贫农的儿子私下里对我说：“陈干部，我们现在唯一感到不满的是，税收太过重了点。”我认为这个人简直反动！我没敢向领导汇报，因为那样一来他肯定被作为斗争的典型。但他的话折磨了我很久。粉碎“四人帮”后出了部电影《巴山夜雨》，讲一个女青年押送一个“右派”，如何困惑。我对那种困惑非常熟悉。当时我想，他们和这个政权是什么关系啊！？以后，又有个青年人——是生产队的保管、下中农的儿子，对我说：“陈干部，我手上这把扫帚是把金扫帚，你信不信？”见我不明白，他又说：“只要我在仓库的各个角落里扫扫，就能多扫出几百斤谷子……”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17岁那年摔断了腰，接得不是很好，时刻摩擦著脊椎神经。但为了让农民把身上的力气使出来，把产量搞上去，我和他们一起下田、上山。插秧时，我的手臂上晒脱了两层皮——外面是黑色的老皮，第二圈是白色的新皮，中间是鲜红的肉；施肥时，我一样地用手去捧牛粪，有时抓到的是一手鲜黄的稀屎，从我的指缝中溢出……以后，我在王力雄写的一篇回忆“文革”中经历的小文中，看到他也有和我相同的经历，而且共有三处和我一模一样，我想这真是神了！——这是促使我把自己的东西理出来的近因之一。
我在工作队时，请家中的母亲把我的存款取出，买农村科普读物、唱本、小说寄来，办起一个阅览室，让青年们业余有个去处。青年们很乐意到我这里来玩。有一次，一对青年男女在我外间的草垛上“扭打”在一起，我立即上去劝架。没想到，人家就是喜欢打在一起。我们那个生产队，二百多口人，因为穷，有七、八个超龄青年娶不起媳妇儿，就用这种办法打游击。我当时对此毫无所察。那女青年要与当兵的丈夫离婚，说不识字，请我帮她代笔写“离婚申请”。助人为乐，我没拒绝。没想到写成后她交上去，有话传出：“破坏军婚！”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是见过法院布告上有因“破坏军婚罪”打“×”的（指判死刑——高注）！
有一次，工作队全体到公社参加“三级干部会议”。所谓“三级”，就是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会正开著，不远处的一个村子着火了，我也和大家一起去救。大概是梁上掉下来的火炭把我的衣服烧着了，有人给我泼了一身的水。记得那是寒冬腊月，快过阳历年了，救完火大家回去仍然开会，但会场上有人给我送来了火盆和干衣服。我的“事迹”一下子被传开了，议论“这个姑娘是×××的女儿”，农民来问我，弄得我莫名其妙。他们是喜欢有背景的人的，但是我没有。
那是1975年，年头还在贯彻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年尾就贯彻张春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为贯彻“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砸土围子”的精神，我们又重提限制自留地，各家人粪尿必须上大田。我根本不知道前后的两种政策有什么区别，还以为是“两手都要硬”呢。那时，我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农民从内心知道，我不做秀，和他们是一条心的。工作队撤走后，生产队来信报喜，“今年大丰收，增产两万斤”，还有两个最棘手的小伙子嫁出去了（小伙子出嫁是当地风俗，叫“招郎”），我的心里高兴极了。但第二年又减产两万斤，第三年持续减产……我琢磨著，怎么我们一走，农民就没积极性了？
我是感觉很迟钝的人。后来慢慢地才琢磨过来：报增产，就要多征购；报减产，就是要“返销粮”。农民觉得不公，上交多少，就要想办法拿回多少。他们其实并不想占便宜，但他们也有办法不吃亏。所以他们的扫帚和秤，是有弹性的。从那里，我知道农民保护自身的许多机巧；他们与政府的中间，是一个被训练得很会应付党的“中心工作”、也很会整农民的阶层；他们往往在农民和政府的物资交流中上下其手，近水楼台先得月。农民和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但他们有时也希望政府或大救星来为他们作主，希望碰见有背景的人。所谓“人民共和国”，其实没有落到实处……这是我最初的一点点觉悟。从这些经历中，我知道人的两大需要——食和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许诺“吃饭不要钱，搞女人不用管孩子”，就是毛泽东原始粗陋的社会主义的落脚处。但可笑的是，当时，省委工作队还把我们下的那个队，作为典型登了报，说是抓阶级斗争出了成效。从此我不看报纸，直到我当记者以后，还基本不看。
我不论到哪个单位，经常莫名其妙地被卷入那里的派系斗争；我议论两句时政，立即会被汇报上去，然后有人来找我谈话……我开始感到社会的可怕！比如，我议论江青以个人名义给防化连送文件，认为她在树自己，结果遭到批评，说江青是“国母”，你怎么能那么说？我并不是说我有了起码的觉悟。只不过那时我正好在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那时的思想基调，还是那个体制、那个社会文化和父母给我灌输的。我没有自己的思想……
1974-1975年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队湖大分队合影（后左二为陈小雅。陈小雅提供）
“就像上帝给了地球最初的一击”
高：你还没有说到究竟是什么契机促进了转变？
陈：真正转变的契机，是偶然读到1979年初的中央理论务虚会《简报》。封建主义残余问题、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问题、公有制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军事共产主义和“穷过渡”问题，一下子全提出来了。因为有感性经验的基础，我仿佛一下子就把过去接受的那套理论体系翻了过来。我给朋友写信说：
“就像上帝给了地球最初的一击，
于是就有了江河奔流，大海潮汐……”
说到理论务虚会《简报》，还有一个打岔的故事。《简报》是我父亲过春节时带回家的，我偷看了以后，感觉象偷吃了“禁果”一样。趁父母亲午睡之际，我第一次干了偷窃之事——把那些文件塞进书包，在天寒地冻中骑车狂奔几十里地，从长沙岳麓山的后山骑过湘江，然后穿过半个长沙城，到城南的一个工厂工人宿舍门前，我敲响了一个大学同学家的门。他们全家正准备出门，见我来了，让我进去，我立即掏出那些文件，让那位男同学半小时内看完。对于他的妻子、母亲、姐姐，我没有多礼，只是笑笑，就坐在那里。隐隐约约，我感觉到女眷们有些坐立不安，避到了里屋。后来，那同学的姐姐又上来催促弟弟。那弟弟还是端坐不动，迅速阅览。以后他母亲又来催。不知道通过什么语言，我开始明白，他妻子正面临先兆流产。可我无法权衡看文件和先兆流产哪个更紧急，哪个更重要？但我感觉到，那男同学虽然硬著头皮端坐，已开始用手揩汗了。他终于读完了那些文件，十分郑重地交还给我，说以后再讨论，就用自行车推著妻子上医院了。
我一直悬著的一颗心，不久终于放下了。他们有了个女儿。我那同学给她取名“白丹”——请不要认为那是“白牡丹”的意思，而是：“鬓发经年作白，寸心自始如丹”！生活在自由世界的青年，很难理解我们那时候“寻找真理”的艰难和执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都在拼命！所幸的是，那孩子不仅很健康，而且端庄、漂亮。她爸爸说：“就是有点儿大大咧咧……”我听了一乐，莫非是那天被我传染的？
但那时，我没有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毛个人的问题。我可能生来有系统思维的习惯。而且相信人性本是善良的，很容易成为一个“制度决定论”者。为此，我觉得自己的父母那一代都有责任。所以，当有些干部子弟在“挽回文革损失”——趁平反之机向社会索回特权时，我却怀有深深的自卑感和对历史的歉疚感。那时我已经通过1977年高考进入大学历史系念书，同学问我，你家里是干什么的？我说你看呢？她猜：“是医生”……
张玉凤对我说：我跟你从头讲起
高：你什么时候对评毛发生了兴趣？
陈：在整个八十年代，我认为改变中国主要从制度批判和制度建设着眼。那时候读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也是为这个方向服务的。但从那里，我得出一个十分深刻的印象：没有“暴民”就没有极权政治；希特勒不是从别处来的，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这不是很像毛泽东的情况吗？但我并不认为他这个人人品有重大缺陷。而且，我不喜欢打死老虎。我认为，批毛要集中在可供后人吸取教训的方面，不可供后人吸取教训的那些方面呢，只不过是起到“搞臭”作用而已。例如，我在《中国“牛仔”》中，在“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这一章里揭示毛的“失足”之处——走捷径、不择手段——那次得手把他害了，而他从此开始，把中国害了，使中国脱离了刚刚有一点基础的法制轨道，淹没了刚刚发出一点声音的宪政呼吁，遮蔽了刚刚露头的民主晨曦——这就是能提供给今人吸取教训的。
“六四”以后，我和一些朋友开始清理近代中国学术遗产，系统反思中共建国四十年来的教训，读了一些书。同时，开始整理“大跃进”、“文革”、“六四”的资料。作为读书和讨论的成果，我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辑大辞典·政治学》，出版了《八九民运史》……不过，当时，我确曾有一个接触毛泽东话题的机会——张玉凤想委托我写她自己的传记。那大概是1993年夏天……
高：是吗？能否详细讲讲事情经过？
陈：胡耀邦去世前，把张玉凤的事情托付秦川照管。秦川为这件事找了夏衍，当时夏老年纪已经太大了，不可能接这个活儿。后来秦老听说我在帮于光远和胡绩伟写传，就找到我。我们在秦老家见了面。他先给我们放索菲亚·罗兰的传记片，我们边看边聊。我当时感到，秦老真是一个好导演，一切进行得太自然了。因为事先秦老给我“装”了一点“料”，我的一些评论，是有针对性的。后来看到一个情节，我说了一句话，张玉凤突然握住了我放在沙发上的手，说：“你跟我回牡丹江，我跟你从头讲起……”
高：你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陈：那要感谢秦老这个好导演。他去世了，我一直很怀念他……
张玉凤马上谈了她的合作想法：署她的名，钱可以给我。秦老也把张自己写的一部份手稿给我看。
我一边看，一边在考虑：我能不能接这个活儿？
首先是帮人捉刀，我不是没干过这样的事情。胡老（胡绩伟）眼睛动手术那阵子，我帮他捉刀的《报人生涯五十年》在台湾《联合报》系的五大报刊同时连载，胡老要署“陈小雅执笔”，我去掉了。我说，您只要保留“一位青年朋友，为搜集小说素材，我跟她谈了Ｎ个半天”这一句就行了。以后我与胡老约定，他先出自己的传记或回忆录，他出完以后，资料任我使用。胡老同意，他的夫人也在场。还有，于老得淋巴癌，又得了“戊肝”住院那阵子，我帮他写的《我在文革中经历的趣事、憾事和琐事》，由李辉主编的一套丛书出版了。于老在前言里写了：“请陈小雅来，她的文笔比我好，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由她写成文字”。我把“她的文笔比我好”划掉了。我说于老您能提到我，就是给我的荣誉了。因此，跟张玉凤合作应该没有问题。
但我看了她的手稿，觉得她的文字有灵气，很干净，叙述她的经历，比我的文笔合适。胡老其实刚开始很难接受我的文笔，后来看习惯了，国内一家报纸转载时，他还特意来信表扬了我。于老搞理论出身，对接受我的文笔没有障碍，但他一开始就看出，我是要通过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的。我和玉凤是否能合得来？我没有把握。我觉得，她那么年轻，应该用不著别人捉刀。所以，当时，我一方面用新凤霞自己写传记鼓励她；一方面说到我母亲的病，我不可能长时间离开母亲。这样，我们就把话题扯开去了。
张玉凤全家福。（鲍乃镛摄）
高：那么，这件事你没有进行下去？
陈：是的。其实我当时心里还揣著个更紧要的问题，就是“八九”那堆资料的问题，有很多关节点是记在脑子里的，如果岔开，肯定遗忘。张玉凤这件事，促使我抉择，必须先完成那件事。所以，我从1993年10月开始，到1994年4月，用半年时间写完了《八九民运史》。……以后我与玉凤还有通信，互道问候，但我发现我根本已经回不去了——外界的干扰，我的心境，都不允许了。《八九民运史》不仅引来了海外记者，还引来了警察，我也丢掉了工作……我想，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与一个“异议分子”和警察打交道的吧！
高：你没有考虑过帮张玉凤捉刀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例如：谋生？呵呵……
陈：后来过了很久，我跟几个朋友说到这事，遭到的一概是痛骂！他们说，张玉凤的事比“六四”卖座得多，特别是在海外，你怎么会作出这样的取舍？你把资料先拿过来再说嘛，怎么写，还不是由你？也有晓以大义：张玉凤的故事不是她个人的故事，这牵涉到整个毛泽东晚年的很多谜……反正，我当时还真没这些“觉悟”。但现在回过头来，即使让我写，我可能还会犯难：我知道她的故事“卖座”在什么地方，而我是同情妇女的，更何况经秦老介绍我和玉凤已经成了朋友。她信任我，我怎么能违背她的意愿和我们的约定——出卖她呢？！
高：这就是说，当面对一个具体人的时候，你很难在“史家”和“朋友”的角色之间选择前者。这对你的事业是不是一个障碍？
陈：有时候可能是。当我面对的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善良的、无害于他人的女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被采访者”，一个“资料篓子”，一个被用作实现某种政治意图的“工具”时，心安理得对于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不能拿走了人家的秘密、隐痛而不顾别人死活呀。正义事业难道只能靠牺牲一个弱女子才能取得胜利吗？这恰恰是革命文化的遗毒。我觉得，极权统治已经把我们一代变成很“政治化”的人。满脑子是“问题”而没有做人的常识；满脑子是“事业”而没有人性。甚至很多朋友跟我交往，不把我看成女性，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所以我对极权统治在“改造人”方面的成效，是刻骨铭心的。要反抗它，从我做起，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它妨碍我成为“史家”、成为社会所需要的“斗士”，我也毫不后悔。（未完待续）
【陈小雅简介】
陈小雅，1955年生于湖南长沙。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现居北京。
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过工人、干部、编辑记者。出版有《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地下的热泉——过渡文化的十年（选章）》、《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汉尼拔》、《中国“牛仔”》等；主编有《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著作辑要大辞典·政治学》等书。
在我与她做了这次漫谈之后的五年来，她又出版了《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等几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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