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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难道“中华民族尤其精英实在愚蠢”？ |
| | 芦笛说，我并不指望别人接受我的观点，我只希望读者留心我看问题的视角与想问题的方式，希望能给年轻人一点启迪。奇怪的是，国内网友似乎比国外网友更懂西方文明常识与民主要义，诸如理性、宽容、平和、善于妥协等等，而国外则富集了“汉贼不两立”的“革命硬骨头”
老高按：几天来夜以继日，忙于《新史記》双月刊第5期的发稿付印，而这几天金正日与哈维尔两位相继作古，进入历史，使我更是雪上加霜，焦头烂额。无暇回到博客，怠慢了各位网友，看到各位网友的跟帖，也没有及时回覆，实在抱歉！
这里发上芦笛接受我的专访的下半部分，供更多网友思考、分析、评论。
我的“哥白尼革命”（下）
——答《新史记》高伐林问 芦笛
（续前）社会学里的“哥白尼革命”
高伐林：你认为你提出的最有独创性、贡献最大的思想是什么？
芦笛：就全部作品而言，我提出了如下主张，自以为都是发前人未发：
（1）社会进步必须靠统治者的让步才能实现，中国式斗争只能造成社会倒退，一部近现代史就是证明。我认为，这个发现，是社会学里的“哥白尼革命”，颠覆了一般共识。
（2）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区别在于基本假设不一样，中国社会构建的基本假定是两个：“人生而不平等”与“人欲可灭”，恰与西方相反。中国社会的持久动荡，就是这两个认定被西方价值观冲毁造成的，社会因此失去了“自稳软件”，这就是今日中国何以堕落为只能靠暴力镇压维稳的警察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这问题尚无望解决。
（3）中国社会从来不是西式阶级社会而是官僚社会。统治者历来是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它只代表自己，不代表任何阶级，其存在与社会经济基础无关。党宣传中的所谓“农民起义”不是西方的阶级斗争，而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两大暴力敲诈集团（官僚集团vs“起义农民”）为争夺肥羊的生死大搏斗，只能周期性毁灭文明成果。中国的所谓“转型”，在于将官僚社会改造为西式阶级社会。但从满清到现在，官僚社会的特点反而极大地强化了，这是因为革命是高效制造权力集团的手段。以往接二连三的革命，最终造出了一个权力空前、毫无制约、无法推翻、无法改造的官僚集团，这是前人蠢动留给后人的难题。
（4）在《马克思主义批判》里，我指出唯物论的认定与贝克莱大主教的一样，都是“存在即被感知”，亦即把人类的感知范围看成是整个客观世界。科研的基本假设是“自然界存在著一套客观规律，与人脑思维的规则相一致”，但这两条假设都无从证实或证伪；我还告诉读者，人类只能“孤立片面静止”地思考，不可能采用所谓“辩证逻辑”，并批判了大陆人视为绝对真理的“量变引起质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
高伐林：这些见解，对许多读者来讲，可能确实觉得振聋发聩、具有颠覆性的功效。可惜在这个访谈中不可能展开，要请大家去细细阅读和思考了。那么，你对自己的哪些文章，最感到遗憾呢？
芦笛：我引为遗憾的是写了足有几十万字的低质文章，例如批判林思云“没有发生过大饥荒，那是刘邓为了倒毛造的假”，马悲鸣“强奸也是爱”，樊弓“伪善也是善”、“伪恶也是恶”、“文明就是虚伪”、“观点不是事实，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等等。此类论战实在太荒谬。更令我丧气的是，因为网友觉得樊弓的错乱思维很有示教意义，我不得不将有关文字收入电子书。
作家能指望的最高酬报
高伐林：你刚才说，如果没有网络，绝不会当上作家——缺乏投稿所需的自信。再给我们进一步讲讲你的网络写作生涯吧，是被什么激发才开始的？缺乏自信不会是你热衷网络写作的全部原因吧？
芦笛：2000年台湾大选，我生怕两岸打起来，上网大声疾呼，就此一发不可收。
网络写作吸引我，是因为：第一，我缺乏投稿所需的自信，网上发表不需要编辑认可，没有充满悬念的等待；第二，读者就是评论家，反馈迅速直接。骂我，激起我的逆反心理，越发要接著写下去；赞我，又使我觉得欠了人家的情，必须写下去；第三，我总觉得网络不是正经媒体，露怯出丑也没关系，因此写作时挥洒自如，水平反而能发挥出来，若是正儿八经出书，顾虑就比较多，反而写不好；第四，所得报酬不是出书能比的。例如有位国内学者来信告诉我，我反革命的文章颠覆了他的既有价值框架，而我批判辩证法的文字也被某些大学老师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参考，让我至感欣慰。
最令我有成就感的，还是网友的谬赞与感谢。例如一位国内网友来信说：“芦老头，您的博文常常看，反覆看，看了又看。真好！得了这么多宝，无以为报，只有真挚地向您道一声：谢谢，芦先生！”前两天还有人在我的博客里留言：“在HJCLUB下载了芦师三本书，从芦师这里获益，真是肝脑涂地难以回报。那边没有ID，特在此恭谢芦师，愿芦师度假快乐，永远身体强健，神思矫健。”我想，一个作家能指望的最高酬报，莫过于此。
高伐林：你是如何选题呢？我感觉，有些题目，是你“蓄谋”要写的，但也有些题目，完全是打“遭遇战”，被某篇文章激起火或者被某位朋友拖下水。能否给读者分别讲述一下不同的情况？
芦笛：我的文字基本都是网上触发的，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选题与策划。例如《漫话中苏恩仇》是一位网友介绍诺门罕战役引发的：《野蛮的俄罗斯》是一位网友称赞列宁斯大林代表的“西方文化”引发的；《林则徐》则是国内网人亦忱批林则徐引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写作缘起，则是网友问我老毛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等等。
我以网上写作为自娱，掉以轻心，所以开头都并没想出书，凭记忆信手胡写，随写随贴。篇幅长到一定程度后，才觉得干脆写成书算了，这才去查资料认真重写。这种写作方式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我阅读面比较宽，因此许多话题都能搭腔。而开了头后知道该怎么把它写成学术性文字，则是靠我受过的科研训练。
“芦笛现象”是这个民族的耻辱与悲哀
高伐林：你的网络写作生涯，也就是你的网络辩论生涯。你印象最深的、或者你最痛快的，是在什么问题上的辩论？与你辩论者不计其数，谁是你觉得最值得交手的论题和对手？有很多人痛斥你、嘲讽你，你如何看待？你觉得最值得自己反省检讨的问题是什么？
芦笛：我印象最深的，是与网人云儿和非文人在“六四虚拟法庭”上进行的辩论。我扮演公诉人，指控柴玲犯了过失杀人罪，而云儿与非文人扮演辩护律师。两人的思维都很严谨，反应敏锐，堪称劲敌，而且双方风度都很好，就事论事，毫无人身攻击，堪为网上理性争论楷模。除此之外，我没遇到过值得交手的对手。所有其他和我辩论过的人，都不会逻辑思维，犯的错误都很低级，以致我不好意思把批驳他们的文字收入电子书。只有批判伪民运的文字是例外，因为我觉得那是典型的毛共党文化，必须枭首示众，俾大众知道什么是假民主，以免野心家们再度贻祸将来。
我并没有遭到“很多人的痛斥”，只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侮辱。尽管几乎所有芦敌都宣称“N斩芦笛于马下”，我从未见过理性批判，不是深追我的犯罪动机，就是匪夷所思的构陷，比“文革”大批判还荒唐。他们辱骂我是必然的，因为我是独立知识分子，发言只从事实出发，既不凡美必赞，凡共必骂，也不凡共必赞，凡美必骂，而是谁错骂谁，谁对赞谁，更犀利地指出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思维方式的落后与愚昧，当然要让左中右齐齐痛恨，但他们又无法反驳，只好出之谩骂，其实值得悲悯。我觉得需要反省的，就是与坏人吵架也倒罢了，不该去与浑人较真。但我天性如此，无法可想。
高伐林：你的写作赢得了众多粉丝，以致有人说出现了“芦笛现象”。你如何看待“芦笛现象”？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芦笛：我已在2001年回答过这问题：“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与悲哀。”我这人智力平庸，缺乏自信，觉得所有的人都比我强。若不是当初怕台海两岸打起来，而BBS又不是什么正经场合，则我根本不会上网写一个字。不料上网后才发现，比我傻的人漫山遍野都是，而这些人还都是所谓千里挑一的“海外精英”。我说的那些浅薄常识，竟会有许多人闻所未闻，有的如聆仙乐，有的则暴跳如雷，这现象永远令我错愕与悲伤。
高伐林：你如何评价“网络江湖”？如何展望新媒体？
芦笛：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网络江湖”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不露出獠牙来，有的人就不会尊重你。绅士们只合围观，不宜投入，否则时间长了会变态——我过去并没现在这么暴躁易怒。当然，如果能写出启迪他人的文字，酬劳也是无比丰厚的。从全社会来看，网络的出现终将导致封闭社会的打破。1949年后中国有舆论，乃自有网络始。
中华民族尤其是所谓精英阶层实在愚蠢
高伐林：为什么你在网络上赢得了巨大影响之后，仍想以传统方式出版自己的书？
芦笛：我本人对出书其实并无太大热情，是粉丝们推动的。另一方面，芦敌们老是嘲笑我只能在网上吆喝，没本事出书，也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除此之外，我也觉得电子书进不了图书馆，难以传下去，而我觉得自己有些思想是可以也应该传世的。
高伐林：从2010年初起，你在17个月内连续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五本书。这些书，都是新写的吗？
芦笛：这五本书是几年来的作品汇集。我的平均写作速度每天不下于四千字，11年来写了上千万字。刨除大量网战垃圾文字和游戏文字后，编成了13本免费电子书，还剩下3本没功夫编。史论因为需要细看大量资料，写的是最慢的，不可能一年半就写出五本来。我出版的都是史论，因为只有此类书籍才有市场。对我这个完美主义者来说，出书压力较大，不如网上轻松自如。
高伐林：你对这五本书的内容和思路，从总体上如何概括？
芦笛：五本书的内容庞杂，似乎无法从总体上概括。思路则永远是一个：从基本事实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导出未知事实，以功利分析检讨教训；结论也永远是同一个：中华民族尤其是所谓精英阶层实在愚蠢，近现代史上就几乎没有干对一件事，后人万万不可再如此。
高伐林：写完五本书后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芦笛：每写完一本书，最深的感觉就是懊悔。因为我总是发现错误，例如“于學忠”变成了“於學忠”，“一仆不能復起”写成“一扑不能復起”，“强姦”转成“强奸”，等等，而此时已经付印，再不可能改了，于是在面对想像中无数笑骂的面容汗如雨下之时，便只有责骂自己校对太粗心。何频说：出书永远是一种遗憾，信矣夫！
高伐林：对这五本书，读者反馈如何，是否听到了有份量的回应？
芦笛：第五本书《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才上市不久，读者的反馈我还没来得及听到，只是为我审稿的挚友谢子石先生告诉我，我若指望死后用那书垫头，分量还嫌不够。我也顾不上了。若是不够，就把那13本电子书打印出来，统统塞进棺材去就是了。
对其他四本，读者的反应都不错。当然，我只可能听到谬赞——痛恨我的人不会去买，更不会与我通信。批评的意见当然也有。我上次回国与国内史学界的人座谈过，其中一位认为我最成问题的文章是《是谁杀了宋教仁》，他认为立论依据薄弱，将来肯定要让人驳倒。但我请他指出我的推导何处不能成立时，他又未能具体说明。另一位专治党史的学者的批评则非常中肯，他认为，我在《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中过分采信了张国焘的一面之词。事实上，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实行的政策也非常左，不能仅根据他的回忆录，就认定他那时就已意识到苏维埃革命之路走不通。这批评很有见地，虽然“苏维埃运动已经失败”是张国焘在草地与其他人争论的焦点，此前他还搞了“西北联邦政府”，并没有打出苏维埃的旗号来，这些都被毛泽东等人当成了罪行，既在中央文件里留下了记录，也为李德回忆录证实，但我那篇文章开头介绍所谓“路线斗争”时，采用的张的证词确实比较多。比较准确的看法应该是，张国焘确实是意识到苏维埃道路走不通的党内第一人，但我把他的认识提前了。
有趣的是，好几位朋友都认为《野蛮的俄罗斯》是四本书里水平最高的一本，而《毛泽东的近臣和女人》则写得最差。我告诉他们，两本书的市场价值恰好相反，《毛泽东的近臣和女人》最好卖，国内业已大量盗版，我上次回去就在地摊上见到，成了地摊读物，而《野蛮的俄罗斯》则据说不是那么好卖。可见韩愈说的“小惭小好，大惭大好”一点都不错。
芦笛在明镜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第六本书。 国内读者似乎比国外读者更有希望
高伐林：扯远一点吧。你希望自己的想法影响到哪些人？你觉得国内与海外的读者，各有什么不同特点？
芦笛：我并不指望别人接受我的观点，我只希望读者留心我看问题的视角与想问题的方式，希望能给年轻人一点启迪，老帮菜们则不可能再改变思维方式了。国内的读者似乎比国外的更有希望。国外的毛共余孽按比例似乎远比国内的高——奇怪的是，国内网友似乎比国外网友更懂西方文明常识与民主要义，诸如理性、宽容、平和、善于妥协等等，而国外则富集了“汉贼不两立”的“革命硬骨头”，坚信“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大概是因为中共把所谓的“民运人士”都驱赶出来了。
高伐林：你还有哪些后续选题？除了一本接一本地写作，你还有什么计划吗？例如，运用多媒体形式更广泛地传播自己对文史的认识；用更可行的方式向国内同胞传递信息；或者，用其它语种帮助其他国家更加了解中国的过去和未来；等等。
芦笛：我这人做事从无计划，都是凭一时兴之所至，此所以那几本书都是网上随机触发的。我并没有计划“一本接一本地写作”，而是江泽民说的“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今年争取写完《毛氏当国》（原题《治国白痴毛泽东》，但网友说这名字不太“学术”，印出来进不了图书馆，因此我准备改此名）与《漫话中苏恩仇》。这两本书都是网络触发的：《毛氏当国》是与网上爱党人士打架激出来的；《漫话中苏恩仇》则是某网友吹嘘苏联红军激发的，都在网上贴过一部份，但都很草率，需要重看资料，重新撰写，工作量并不小。写史论很累，比不得政论、杂文、文论，可以一挥而就。
我写作主要是自娱而不是宣传，除非是好友，我一般不向人赠书，总觉得那好像是逼著别人看自己的书。我也曾偶尔想过，即使是在国际上，《野蛮的俄罗斯》也不算差，可以翻成英文，去向西方出版社兜售。写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后也有过这种一闪念，但毕竟知道自己英文程度不够，所以也就只是短暂地想入非非而已。
高伐林：谈得不短，你还有什么话想对读者说吗？
芦笛：没有了。
高伐林：谢谢你！ 相关文章： 对芦笛的看法需要进一步批判
见到了“芦”山真面目 一怕中共、二怕暴民的芦笛 “后金正日”的朝鲜该给美国新“报价”？ 不能“告别革命”，也得“告别革命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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