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知识分子的书，袁伟时认为最值得读的是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他指出，法国一些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其实很多是带错了路，他们的思想其实给世界产生不好影响，左倾思潮影响了全世界。我想中国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没有人直截了当提出：百年来中国思潮围绕什么缠斗？
老高按：昨天发出每天一篇的网络日志《研究历史，不允许假设吗？》，并准备了今天要发的博客文章。半夜回到万维浏览，突然发现，野石博等网友发出了针对我的严峻质询。
野石博文的标题是：请高伐林回答有关汪精卫的实质问题。
但点进去看看，一头雾水，也不禁有点好笑。
吴言博说：我也有兴趣听老高的答覆。
别说吴言，我也很想听听答覆——我也很想找到答覆。
野石所问的这些问题中，有的我多少知道点皮毛，不是不可以作答。但是为什么野石博要我来回答？应该我来回答他这五个问题吗？
野石博所问的五个问题，十分义正词严：
一，抗战时中国军队叫作“国军”，老高有什么理由证据将中国拼死抗战的国军将士诬为“私家军”？
二，抗战时中国著名知识分子有谁骂过国军为“私家军”？因而成为汪精卫叛国附逆的理由？
三，汪精卫叛国投降，与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关系？中国知识分子要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负责吗？
四，汪精卫不但成立汪伪政府，建立伪军与特务组织，直接屠杀中国抗日军民，为这样的国贼汉奸翻案的理据何在？动机何在？
五，陈寅恪先生的“阜昌天子”一诗难道真是为汪精卫鸣冤吗？还是痛诋嘲讽汪精卫？你引用这位史学大师的诗句为汪精卫翻案作证据，你看懂了这首诗吗？请老高为我们讲解一下此诗。
显然，野石博站到了道德制高点。问的都是大是大非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该问我吗？
回顾一下我关心汪精卫问题的契机。2004年，我认识了汪精卫的长女、长婿，随后做了一连串专访。我随后回述了这段经过（均见我的博客文章《转来了汪精卫后人的一封信……》：
作为历史人物的直系后裔，他们对其先辈会有基于血缘和亲情的情感倾向，会有自己特定视野与角度的认识局限，这既难以避免，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真相的探索者，应该有自己清醒的认识。一开始，我就对汪、何两位老人说：对采访者的要求，是尽量客观；对被采访者的请求，是尽量理性。他们对此完全理解和认同。事实上，以他们的人生经历，并不需要谁跟着他们回忆的喜怒哀乐而随声附和，需要的是这样的人：既能与他们一起“重返”历史现场审视蛛丝马迹，又能站到今天的高度来俯瞰来路，条分缕析。我的自我角色定位能被他们高度认同，对我的盘根究底连串质疑，他们也就不以为忤，反而求之不得了。
对于他们所讲的内容，还要去广泛查阅各种史料，相比照、相印证。事实上，这也是采访对象再三的要求，他们多次对我说过：你不能光听我们的，要去查阅更多资料，尤其是原始资料。于是，除了自家图书派上用场，我也成了附近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频频造访者；回国更是到书店和出版社搜求，不辞劳苦搬到美国。
最艰巨的，还在于清理自己的观念。突破官方禁区易，挑战民众思维定势难，而我自己正是民众一员，与所有同胞一样，我自己就有十分坚固的思维定势，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早已经被灌输了一脑子“忠奸”“善恶”的预设观念。历届执掌权柄者，为了证明其权力来源的合理合法，遵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妖魔化政敌，垄断了大量的史料，掩盖了大量的史实，对于掩盖不了的也尽量加以简单化的诠释。这就使包括我在内的处在信息缺乏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只能将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按照京剧脸谱的方式，分门别类，非红即黑。
在数年时间里，通过采访和查找有关资料（汪家后人也提供了若干资料，这些资料，在中国历史档案馆肯定都有，只是我无缘得见），我写了几篇比较长的文章：关于汪精卫的绯闻真伪，关于汪精卫河内遇刺经过，关于汪精卫从容共到清共的言行，关于汪精卫在抗战初期（1932年～1933年）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以及汪精卫之死，汪精卫遗嘱真伪，等等。还有几篇比较小的读史札记：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地点等。
有朋友劝我继续深入追寻，将汪精卫问题更透彻地写出来。我何尝不想如此，列了若干专题。但是人在江湖，从2011年秋天起开始负责两个杂志的编辑，还要对若干老人进行抢救式专访，精力不济，只好搁下了这个我非常感兴趣的课题。虽然搁下，但是我心中没有放弃，在那之后，看到有关汪精卫的资料和论述，不论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会存下，准备日后仔细思考。有的我也放上了我的博客，希望听听更多人的意见。例如，我转载了《余英时教授称道汪精卫诗词达第一流水平》和台湾叶嘉莹教授的文章《世人欲杀，吾意怜才——再谈汪精卫诗词》，等等。当然，我关注的重点是有罕见史料（虽然不一定准确）、有别致见解的（虽然不一定正确）文章，对于沿袭过去陈说、没有新鲜史料的，满大街都是，就没必要多加注意了。
这次对王裕延先生的文章的节录，也是出于这种目的，做了若干点评后转贴出来。最近我还看到大量对汪精卫的各种评价，我还会陆续转贴出来，供读者进一步思考。
没有想到，贴出去之后，与野石博发生了争论。争论经过，在《对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转变的一种解释》一文后面都有，无须我再重复。
回头来看野石的这五个问题：
一，抗战时中国军队叫作“国军”，老高有什么理由证据将中国拼死抗战的国军将士诬为“私家军”？
我什么时候，将中国拼死抗战的国军将士诬为“私家军”了？
二，抗战时中国著名知识分子有谁骂过国军为“私家军”？因而成为汪精卫叛国附逆的理由？
我什么时候说过“中国著名知识分子骂国军为‘私家军’？因而成为汪精卫叛国附逆的理由”？
三，汪精卫叛国投降，与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关系？中国知识分子要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负责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汪精卫叛国投降，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关系，中国知识分子要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负责”？
四，汪精卫不但成立汪伪政府，建立伪军与特务组织，直接屠杀中国抗日军民，为这样的国贼汉奸翻案的理据何在？动机何在？
我什么时候，写下什么文字“为这样的国贼汉奸翻案”？
五，陈寅恪先生的“阜昌天子”一诗难道真是为汪精卫鸣冤吗？还是痛诋嘲讽汪精卫？你引用这位史学大师的诗句为汪精卫翻案作证据，你看懂了这首诗吗？请老高为我们讲解一下此诗。
我什么时候，“引用这位史学大师的诗句为汪精卫翻案作证据”？
前四条，可以说毫无根据。唯一扯得上边的，就是我给我节录的王裕延的文章段落，起了个标题——原文这一段没有标题，我就用了王裕延文章中的一句话：“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反映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控制的私家军的失望”。请注意：这完全是王裕延的观点。如果说我有错，那仅仅是为了缩短字数好在一行能排得下，将“一批”两个字省略了。
野石在我的文章后面的跟帖，开头批评和质疑十分平心静气。但当我说：
感谢野石继续评论！刚才也拜访您的博客，看到您已将此文和跟帖立此存照。谢谢！
希望今后能读到您更深入探讨、批判的文章。因最近《名星》杂志发稿，也是事务繁杂，难以坐下来从容作答。有空当认真思考您提出的几个问题。
这里我要提出一点商榷意见。您在您的博客中，漏掉了我这篇博客的标题：《对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转变的一种解释》。而您又说：“你在文章里面的大标题是：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反映知识分子对私家军失望。这个标题或许是你加上的。”
这就可能误导读者，将两个标题弄混：我的博文的标题，和我节选王文的标题。
这番十分平和的话，不知怎么就触怒了野石，在跟帖中说：“稍加批评你就翻脸”“自轻自贱无理取闹”“恼羞成怒语无伦次”“躲躲藏藏闪烁其词”“甘心为贼翻案”“曲学惊世”“故作惊世高论博取眼球”“东拉西扯”……
这个时候，我发现，好像确实无法继续讨论下去了。因为你解释清楚了什么，对方接过去另有理解，当成靶子批评的，又并不是我的观点；就算这个问题对方说不出什么了，马上转移话题，另揪一点。
例如我说：“我作为历史爱好者，不仅关心历史人物的行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关心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知其然，还想知其所以然。”
野石却做了自己的发挥，说：“你说要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那倒是可以海阔天空任意发挥的领域。我的观点是：要以行为来评价历史人物，而不是以臆测的心理来评价历史人物。”
我马上解释说：
我没有“说要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这恐怕是您的误解，呵呵。即使是心理动机，也並非您误以为的可以“海阔天空任意发挥”。我说的是“不仅关心历史人物的行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关心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有社会根源，有历史根源，有思想认识根源，也有当时主客观的形势因素，甚至还有偶然的机遇，当然，也有性格心理因素。
再例如上述标题的问题，我做了解释，指出我自己的标题是《对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转变的一种解释》。野石所批的标题，并非我的观点，而是王裕延的观点。但显然野石坚持不这么认为。在这篇《请高伐林回答》中，还特意加粗标出：“老高的标题是：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反映知识分子对私家军失望”。
我还说什么呢？再多解释、回答，有用吗？
将鲁迅的话变化一下来形容：写了小偷，就必是小偷，作家写了妓女，就必是妓女。介绍了什么文章，就必是与文章作者穿连裆裤。 我觉得，在网上争论，重要的不是辩论具体问题的是非，而是要厘清思维、讨论的前提，否则，越争越说不清楚。出于这种考虑，我针对野石再三表示的：“如果历史学”“也许这是你的创新吧”，写出了昨天那篇《历史研究，不允许有假设吗》。还打算陆续写出更多的读史札记，不是光针对野石，而是自我厘清思路。野石斥之为：这是“技术问题”，“无关宏旨”，但是在我这个比较拘板的人看来，我所指出的问题，都比对汪精卫的具体评价问题更重要——具体评价问题，尽可见仁见智，我尊重王裕延、沙之舟以及野石本人的观点，对他们关于汪精卫的评价和分析兼听则明；而讨论的基本规范问题更重要，否则讨论如何进行下去？——既然是批驳对方的观点，怎么能将对方的观点随意发挥、甚至自我编造，有的甚至还加上引号，好像真是对方所说的原话，然后再大加挞伐呢？ （说到“假设”，我也非常奇怪：在《对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转变的一种解释》中，我的按语文字中“假设”什么了？回头看去看来，我在全篇按语中没有看到我做了任何“假设”。野石博能否将他认为的我有哪些“假设”摆出来，再来批驳，如何？）
至于野石之问我的第五个问题，也犯了同样的毛病，无中生有，然后无限上纲。我的原话明明说的是：“他（陈寅恪）並沒有简单化地痛骂或者称快，因为他既‘明白是非’，也明白世界上的事与人，是多么复杂。”怎么到了野石的笔下，就成了“引用这位史学大师的诗句为汪精卫翻案作证据”“为汪精卫鸣冤”？
我这篇博文对野石有用吗？我不抱希望。在此借用芦笛的一句话说吧：我是再没精力与时间作那些无谓的口舌之争了。就算我是你说的那种人吧，So what？
今天本来是想转贴我素所敬佩的袁伟时教授的一篇演讲，没想到我自己的文字写了这么多。请诸位读者原谅！我还是转贴如下吧，免得读者点进了我这篇文章，毫无收获。这篇文字，我觉得整理得不好，很空洞，根据我对袁老的了解，他的文字都是很有信息量的。不过，他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值得我深思。
中国人欠了一笔思想上的债
袁伟时，腾讯文化
19、20世纪的中国史就是方生之新与未死之旧的缠斗，该生不生，该死未死。为什么问题一再出现？鸦片战争前后是这些问题，整个19世纪不断重复，到20世纪还在重复，为什么？我有一个感慨，中国人欠了一笔债，思想上的债。
【腾讯文化讯】5月4日下午，腾讯希格玛演播厅座无虚席，著名近代史专家袁伟时、章立凡、政治学者吴稼祥做客燕山大讲堂。“19、20世纪的中国史就是方生之新与未死之旧的缠斗，该生不生，该死未死。”近代史专家袁伟时从人的自由、社会稳定、外交因素三方面解读了百年思潮之“缠斗”以下为发言实录：
中国人欠了一笔思想上的债
我想一个文学家、艺术家在写书或者创作自己作品时一定要有激情，没有激情写出来的东西就干巴巴的，不能感动自己，更不能感动他的读者。我自己在写作中也有这个问题，常常看到那些史料就会有一个冲动：这些应该写下来。这些写下来后也有很多问题在心里反复出现，最大的感慨是——为什么问题一再出现？鸦片战争前后是这些问题，整个19世纪不断重复，到20世纪还在重复，为什么？我有一个感慨，中国人欠了一笔债，思想上的债。
法国知识分子有些人对世界影响很大，比如萨特，西蒙·波伏娃，等等，很多中国人都读过，但认为最值得读的是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法国一些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其实很多是带错了路，他们的思想其实给世界产生不好影响，左倾思潮影响了全世界。我想中国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没有人正视，直截了当提出：中国人的思维，中国百年来的思潮，反反复复，有些东西是错的，当然有对的，也有错的。这里面思潮的缠斗影响非常巨大，因为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一切行动都受思想支配。我还有一本书很快会出来，书名是《思想决定命运》，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
究竟百年来中国思潮在什么地方、围绕什么东西缠斗？在我看来围绕着三个问题：
人的自由有多大，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第一，人究竟是摆在什么位置上？为什么中国百年来发展不起来？因为中国人原本是臣民，是三纲支配下的臣民，是家族、宗族的一部分。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法律就决定了中国人没有独立人格，这在多方面都体现出来了。很明显的，经济上没有自由。我的书中很多地方提到过，清代道光年间乃至整个19世纪都出现一个问题：我们能做生意吗？老百姓有自由吗？有经济上的自由吗？江浙商人提出“我们能到辽宁那边做生意吗？能到直隶做生意吗？”朝廷说不行。当地总督不敢决定，报到朝廷，不批准。这样的事一再重复。我自己的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件事，七十年代我参加广东佛山地级干部会议，当地一个公社书记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的农民不用生产队长打锣就能开工了？不用去催。那时队长拼命打锣拼命叫，农民就是拖拖拉拉不愿意开工。为什么改革开放解散了公社，不用人叫他就自己开工了？因为他们的自由恢复了，仅仅恢复了一部分，中国人就有了饭吃。但经济上这样的事，自19世纪以来到20世纪经济上都是这样。19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中国那些先驱们一再提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报纸，一定要有国会，这个东西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但是，办报的问题，十九世纪一直在缠斗，二十世纪还是在缠斗。什么人能办报，办报要根据什么手续？究竟有多大的空间？这些事表明，人的自由有多大，是决定整个国家兴衰的第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安安定定生活？
第二，社会要稳定。19世纪时，社会是不稳定的，相砍相杀。除了相砍相杀以外，天灾不断，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动荡不安，有一亿多中国人死于非命。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安安定定生活？到20世纪依然是一亿多中国人死于非命，这又是为什么？究竟怎样才能稳定？好多志士仁人开出自己的药方，有人说改良，有人说拿起刀枪干革命。结果一再革命，社会还是动荡不安，后果相当悲惨。怎么样才能够维持社会稳定？我们非常珍惜的一个安定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什么就不能得到？知识分子、历史学家是不是应该做出自己的回答？
中国人打着爱国主义，什么时候能够平静下来？
第三，怎样处理与外国的关系。原来我们是天朝大国，一统天下，但整个世界处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的大门关不上了，关上的大门，人家要来冲击，要你打开门和你做生意。人家本来要求通商，但看看林则徐给英国国王的书信，我想大家会哑然失笑，他说，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皇帝因为考虑到你们的困难，你们若没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就会影响你们的健康和生活，所以我们的皇帝还是恩准与你们交易。就是这样的指导思想，但这并不是昨天的笑话，后来我们仍一再重演这样的故事。
在融入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究竟该怎么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曾国藩提出：小事不要计较，大的东西要坚持。但大清帝国皇帝坚持的是外国公使不进北京，假如进入要行三跪九叩礼。他们坚持的是这些东西。李鸿章更提出纲领性的意见，19世纪70年代他提出八个字：外须和戎，内需变法。我想，这八个字是不是在现在的中国人生活当中仍然起着作用？中国人动不动就反对帝国主义，和跟日本怎样，钓鱼岛问题出来后，有些人就说要炸平东京。当然这些是情绪话语，但是，中国人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狭隘民族主义什么时候能够平静下来？什么时候既能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又能跟外面所有的国家人民平等相处？而且提出这些言论的时候，不再被一些浅薄的知识人说成“汉奸”、“卖国贼”？所以这些，会一再地使我们感到很难过，而且要写出自己的书、自己的文章。我的书就是围绕着这些东西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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