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知識分子的書，袁偉時認為最值得讀的是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他指出，法國一些影響世界的思想家其實很多是帶錯了路，他們的思想其實給世界產生不好影響，左傾思潮影響了全世界。我想中國人也有這樣的問題，但沒有人直截了當提出：百年來中國思潮圍繞什麼纏鬥？
老高按：昨天發出每天一篇的網絡日誌《研究歷史，不允許假設嗎？》，並準備了今天要發的博客文章。半夜回到萬維瀏覽，突然發現，野石博等網友發出了針對我的嚴峻質詢。
野石博文的標題是：請高伐林回答有關汪精衛的實質問題。
但點進去看看，一頭霧水，也不禁有點好笑。
吳言博說：我也有興趣聽老高的答覆。
別說吳言，我也很想聽聽答覆——我也很想找到答覆。
野石所問的這些問題中，有的我多少知道點皮毛，不是不可以作答。但是為什麼野石博要我來回答？應該我來回答他這五個問題嗎？
野石博所問的五個問題，十分義正詞嚴：
一，抗戰時中國軍隊叫作“國軍”，老高有什麼理由證據將中國拼死抗戰的國軍將士誣為“私家軍”？
二，抗戰時中國著名知識分子有誰罵過國軍為“私家軍”？因而成為汪精衛叛國附逆的理由？
三，汪精衛叛國投降，與中國知識分子究竟有什麼關係？中國知識分子要為汪精衛的叛國行為負責嗎？
四，汪精衛不但成立汪偽政府，建立偽軍與特務組織，直接屠殺中國抗日軍民，為這樣的國賊漢奸翻案的理據何在？動機何在？
五，陳寅恪先生的“阜昌天子”一詩難道真是為汪精衛鳴冤嗎？還是痛詆嘲諷汪精衛？你引用這位史學大師的詩句為汪精衛翻案作證據，你看懂了這首詩嗎？請老高為我們講解一下此詩。
顯然，野石博站到了道德制高點。問的都是大是大非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該問我嗎？
回顧一下我關心汪精衛問題的契機。2004年，我認識了汪精衛的長女、長婿，隨後做了一連串專訪。我隨後回述了這段經過（均見我的博客文章《轉來了汪精衛後人的一封信……》：
作為歷史人物的直系後裔，他們對其先輩會有基於血緣和親情的情感傾向，會有自己特定視野與角度的認識局限，這既難以避免，也無可厚非。但是我作為一個歷史真相的探索者，應該有自己清醒的認識。一開始，我就對汪、何兩位老人說：對採訪者的要求，是儘量客觀；對被採訪者的請求，是儘量理性。他們對此完全理解和認同。事實上，以他們的人生經歷，並不需要誰跟着他們回憶的喜怒哀樂而隨聲附和，需要的是這樣的人：既能與他們一起“重返”歷史現場審視蛛絲馬跡，又能站到今天的高度來俯瞰來路，條分縷析。我的自我角色定位能被他們高度認同，對我的盤根究底連串質疑，他們也就不以為忤，反而求之不得了。
對於他們所講的內容，還要去廣泛查閱各種史料，相比照、相印證。事實上，這也是採訪對象再三的要求，他們多次對我說過：你不能光聽我們的，要去查閱更多資料，尤其是原始資料。於是，除了自家圖書派上用場，我也成了附近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頻頻造訪者；回國更是到書店和出版社搜求，不辭勞苦搬到美國。
最艱巨的，還在於清理自己的觀念。突破官方禁區易，挑戰民眾思維定勢難，而我自己正是民眾一員，與所有同胞一樣，我自己就有十分堅固的思維定勢，對歷史事件和人物，早已經被灌輸了一腦子“忠奸”“善惡”的預設觀念。歷屆執掌權柄者，為了證明其權力來源的合理合法，遵循“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邏輯，妖魔化政敵，壟斷了大量的史料，掩蓋了大量的史實，對於掩蓋不了的也儘量加以簡單化的詮釋。這就使包括我在內的處在信息缺乏環境中的中國民眾，只能將活生生的歷史人物，按照京劇臉譜的方式，分門別類，非紅即黑。
在數年時間裡，通過採訪和查找有關資料（汪家後人也提供了若干資料，這些資料，在中國歷史檔案館肯定都有，只是我無緣得見），我寫了幾篇比較長的文章：關於汪精衛的緋聞真偽，關於汪精衛河內遇刺經過，關於汪精衛從容共到清共的言行，關於汪精衛在抗戰初期（1932年～1933年）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變化，以及汪精衛之死，汪精衛遺囑真偽，等等。還有幾篇比較小的讀史札記：汪精衛刺殺攝政王的地點等。
有朋友勸我繼續深入追尋，將汪精衛問題更透徹地寫出來。我何嘗不想如此，列了若干專題。但是人在江湖，從2011年秋天起開始負責兩個雜誌的編輯，還要對若干老人進行搶救式專訪，精力不濟，只好擱下了這個我非常感興趣的課題。雖然擱下，但是我心中沒有放棄，在那之後，看到有關汪精衛的資料和論述，不論我同意還是不同意，我都會存下，準備日後仔細思考。有的我也放上了我的博客，希望聽聽更多人的意見。例如，我轉載了《余英時教授稱道汪精衛詩詞達第一流水平》和台灣葉嘉瑩教授的文章《世人慾殺，吾意憐才——再談汪精衛詩詞》，等等。當然，我關注的重點是有罕見史料（雖然不一定準確）、有別致見解的（雖然不一定正確）文章，對於沿襲過去陳說、沒有新鮮史料的，滿大街都是，就沒必要多加注意了。
這次對王裕延先生的文章的節錄，也是出於這種目的，做了若干點評後轉貼出來。最近我還看到大量對汪精衛的各種評價，我還會陸續轉貼出來，供讀者進一步思考。
沒有想到，貼出去之後，與野石博發生了爭論。爭論經過，在《對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轉變的一種解釋》一文後面都有，無須我再重複。
回頭來看野石的這五個問題：
一，抗戰時中國軍隊叫作“國軍”，老高有什麼理由證據將中國拼死抗戰的國軍將士誣為“私家軍”？
我什麼時候，將中國拼死抗戰的國軍將士誣為“私家軍”了？
二，抗戰時中國著名知識分子有誰罵過國軍為“私家軍”？因而成為汪精衛叛國附逆的理由？
我什麼時候說過“中國著名知識分子罵國軍為‘私家軍’？因而成為汪精衛叛國附逆的理由”？
三，汪精衛叛國投降，與中國知識分子究竟有什麼關係？中國知識分子要為汪精衛的叛國行為負責嗎？
我什麼時候說過：“汪精衛叛國投降，與中國知識分子有關係，中國知識分子要為汪精衛的叛國行為負責”？
四，汪精衛不但成立汪偽政府，建立偽軍與特務組織，直接屠殺中國抗日軍民，為這樣的國賊漢奸翻案的理據何在？動機何在？
我什麼時候，寫下什麼文字“為這樣的國賊漢奸翻案”？
五，陳寅恪先生的“阜昌天子”一詩難道真是為汪精衛鳴冤嗎？還是痛詆嘲諷汪精衛？你引用這位史學大師的詩句為汪精衛翻案作證據，你看懂了這首詩嗎？請老高為我們講解一下此詩。
我什麼時候，“引用這位史學大師的詩句為汪精衛翻案作證據”？
前四條，可以說毫無根據。唯一扯得上邊的，就是我給我節錄的王裕延的文章段落，起了個標題——原文這一段沒有標題，我就用了王裕延文章中的一句話：“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變化，反映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被個人控制的私家軍的失望”。請注意：這完全是王裕延的觀點。如果說我有錯，那僅僅是為了縮短字數好在一行能排得下，將“一批”兩個字省略了。
野石在我的文章後面的跟帖，開頭批評和質疑十分平心靜氣。但當我說：
感謝野石繼續評論！剛才也拜訪您的博客，看到您已將此文和跟帖立此存照。謝謝！
希望今後能讀到您更深入探討、批判的文章。因最近《名星》雜誌發稿，也是事務繁雜，難以坐下來從容作答。有空當認真思考您提出的幾個問題。
這裡我要提出一點商榷意見。您在您的博客中，漏掉了我這篇博客的標題：《對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轉變的一種解釋》。而您又說：“你在文章裡面的大標題是：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反映知識分子對私家軍失望。這個標題或許是你加上的。”
這就可能誤導讀者，將兩個標題弄混：我的博文的標題，和我節選王文的標題。
這番十分平和的話，不知怎麼就觸怒了野石，在跟帖中說：“稍加批評你就翻臉”“自輕自賤無理取鬧”“惱羞成怒語無倫次”“躲躲藏藏閃爍其詞”“甘心為賊翻案”“曲學驚世”“故作驚世高論博取眼球”“東拉西扯”……
這個時候，我發現，好像確實無法繼續討論下去了。因為你解釋清楚了什麼，對方接過去另有理解，當成靶子批評的，又並不是我的觀點；就算這個問題對方說不出什麼了，馬上轉移話題，另揪一點。
例如我說：“我作為歷史愛好者，不僅關心歷史人物的行為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也關心歷史人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知其然，還想知其所以然。”
野石卻做了自己的發揮，說：“你說要研究歷史人物的心理動機，那倒是可以海闊天空任意發揮的領域。我的觀點是：要以行為來評價歷史人物，而不是以臆測的心理來評價歷史人物。”
我馬上解釋說：
我沒有“說要研究歷史人物的心理動機”，這恐怕是您的誤解，呵呵。即使是心理動機，也並非您誤以為的可以“海闊天空任意發揮”。我說的是“不僅關心歷史人物的行為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也關心歷史人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有社會根源，有歷史根源，有思想認識根源，也有當時主客觀的形勢因素，甚至還有偶然的機遇，當然，也有性格心理因素。
再例如上述標題的問題，我做了解釋，指出我自己的標題是《對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轉變的一種解釋》。野石所批的標題，並非我的觀點，而是王裕延的觀點。但顯然野石堅持不這麼認為。在這篇《請高伐林回答》中，還特意加粗標出：“老高的標題是：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反映知識分子對私家軍失望”。
我還說什麼呢？再多解釋、回答，有用嗎？
將魯迅的話變化一下來形容：寫了小偷，就必是小偷，作家寫了妓女，就必是妓女。介紹了什麼文章，就必是與文章作者穿連襠褲。 我覺得，在網上爭論，重要的不是辯論具體問題的是非，而是要釐清思維、討論的前提，否則，越爭越說不清楚。出於這種考慮，我針對野石再三表示的：“如果歷史學”“也許這是你的創新吧”，寫出了昨天那篇《歷史研究，不允許有假設嗎》。還打算陸續寫出更多的讀史札記，不是光針對野石，而是自我釐清思路。野石斥之為：這是“技術問題”，“無關宏旨”，但是在我這個比較拘板的人看來，我所指出的問題，都比對汪精衛的具體評價問題更重要——具體評價問題，盡可見仁見智，我尊重王裕延、沙之舟以及野石本人的觀點，對他們關於汪精衛的評價和分析兼聽則明；而討論的基本規範問題更重要，否則討論如何進行下去？——既然是批駁對方的觀點，怎麼能將對方的觀點隨意發揮、甚至自我編造，有的甚至還加上引號，好像真是對方所說的原話，然後再大加撻伐呢？ （說到“假設”，我也非常奇怪：在《對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轉變的一種解釋》中，我的按語文字中“假設”什麼了？回頭看去看來，我在全篇按語中沒有看到我做了任何“假設”。野石博能否將他認為的我有哪些“假設”擺出來，再來批駁，如何？）
至於野石之問我的第五個問題，也犯了同樣的毛病，無中生有，然後無限上綱。我的原話明明說的是：“他（陳寅恪）並沒有簡單化地痛罵或者稱快，因為他既‘明白是非’，也明白世界上的事與人，是多麼複雜。”怎麼到了野石的筆下，就成了“引用這位史學大師的詩句為汪精衛翻案作證據”“為汪精衛鳴冤”？
我這篇博文對野石有用嗎？我不抱希望。在此借用蘆笛的一句話說吧：我是再沒精力與時間作那些無謂的口舌之爭了。就算我是你說的那種人吧，So what？
今天本來是想轉貼我素所敬佩的袁偉時教授的一篇演講，沒想到我自己的文字寫了這麼多。請諸位讀者原諒！我還是轉貼如下吧，免得讀者點進了我這篇文章，毫無收穫。這篇文字，我覺得整理得不好，很空洞，根據我對袁老的了解，他的文字都是很有信息量的。不過，他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值得我深思。
中國人欠了一筆思想上的債
袁偉時，騰訊文化
19、20世紀的中國史就是方生之新與未死之舊的纏鬥，該生不生，該死未死。為什麼問題一再出現？鴉片戰爭前後是這些問題，整個19世紀不斷重複，到20世紀還在重複，為什麼？我有一個感慨，中國人欠了一筆債，思想上的債。
【騰訊文化訊】5月4日下午，騰訊希格瑪演播廳座無虛席，著名近代史專家袁偉時、章立凡、政治學者吳稼祥做客燕山大講堂。“19、20世紀的中國史就是方生之新與未死之舊的纏鬥，該生不生，該死未死。”近代史專家袁偉時從人的自由、社會穩定、外交因素三方面解讀了百年思潮之“纏鬥”以下為發言實錄：
中國人欠了一筆思想上的債
我想一個文學家、藝術家在寫書或者創作自己作品時一定要有激情，沒有激情寫出來的東西就乾巴巴的，不能感動自己，更不能感動他的讀者。我自己在寫作中也有這個問題，常常看到那些史料就會有一個衝動：這些應該寫下來。這些寫下來後也有很多問題在心裡反覆出現，最大的感慨是——為什麼問題一再出現？鴉片戰爭前後是這些問題，整個19世紀不斷重複，到20世紀還在重複，為什麼？我有一個感慨，中國人欠了一筆債，思想上的債。
法國知識分子有些人對世界影響很大，比如薩特，西蒙·波伏娃，等等，很多中國人都讀過，但認為最值得讀的是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法國一些影響世界的思想家其實很多是帶錯了路，他們的思想其實給世界產生不好影響，左傾思潮影響了全世界。我想中國人也有這樣的問題，但沒有人正視，直截了當提出：中國人的思維，中國百年來的思潮，反反覆覆，有些東西是錯的，當然有對的，也有錯的。這裡面思潮的纏鬥影響非常巨大，因為人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一切行動都受思想支配。我還有一本書很快會出來，書名是《思想決定命運》，這是我發自內心的想法。
究竟百年來中國思潮在什麼地方、圍繞什麼東西纏鬥？在我看來圍繞着三個問題：
人的自由有多大，是決定國家興衰的重要因素
第一，人究竟是擺在什麼位置上？為什麼中國百年來發展不起來？因為中國人原本是臣民，是三綱支配下的臣民，是家族、宗族的一部分。整個中國的社會制度、法律就決定了中國人沒有獨立人格，這在多方面都體現出來了。很明顯的，經濟上沒有自由。我的書中很多地方提到過，清代道光年間乃至整個19世紀都出現一個問題：我們能做生意嗎？老百姓有自由嗎？有經濟上的自由嗎？江浙商人提出“我們能到遼寧那邊做生意嗎？能到直隸做生意嗎？”朝廷說不行。當地總督不敢決定，報到朝廷，不批准。這樣的事一再重複。我自己的生活中有過這樣一件事，七十年代我參加廣東佛山地級幹部會議，當地一個公社書記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時候我們的農民不用生產隊長打鑼就能開工了？不用去催。那時隊長拼命打鑼拼命叫，農民就是拖拖拉拉不願意開工。為什麼改革開放解散了公社，不用人叫他就自己開工了？因為他們的自由恢復了，僅僅恢復了一部分，中國人就有了飯吃。但經濟上這樣的事，自19世紀以來到20世紀經濟上都是這樣。19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中國那些先驅們一再提出：一個國家一定要有報紙，一定要有國會，這個東西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但是，辦報的問題，十九世紀一直在纏鬥，二十世紀還是在纏鬥。什麼人能辦報，辦報要根據什麼手續？究竟有多大的空間？這些事表明，人的自由有多大，是決定整個國家興衰的第一個重要因素。
為什麼中國人就不能安安定定生活？
第二，社會要穩定。19世紀時，社會是不穩定的，相砍相殺。除了相砍相殺以外，天災不斷，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動盪不安，有一億多中國人死於非命。為什麼中國人就不能安安定定生活？到20世紀依然是一億多中國人死於非命，這又是為什麼？究竟怎樣才能穩定？好多志士仁人開出自己的藥方，有人說改良，有人說拿起刀槍幹革命。結果一再革命，社會還是動盪不安，後果相當悲慘。怎麼樣才能夠維持社會穩定？我們非常珍惜的一個安定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為什麼就不能得到？知識分子、歷史學家是不是應該做出自己的回答？
中國人打着愛國主義，什麼時候能夠平靜下來？
第三，怎樣處理與外國的關係。原來我們是天朝大國，一統天下，但整個世界處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們的大門關不上了，關上的大門，人家要來衝擊，要你打開門和你做生意。人家本來要求通商，但看看林則徐給英國國王的書信，我想大家會啞然失笑，他說，天朝大國無所不有，皇帝因為考慮到你們的困難，你們若沒有中國的大黃和茶葉就會影響你們的健康和生活，所以我們的皇帝還是恩准與你們交易。就是這樣的指導思想，但這並不是昨天的笑話，後來我們仍一再重演這樣的故事。
在融入世界一體化過程中究竟該怎麼處理國與國的關係？曾國藩提出：小事不要計較，大的東西要堅持。但大清帝國皇帝堅持的是外國公使不進北京，假如進入要行三跪九叩禮。他們堅持的是這些東西。李鴻章更提出綱領性的意見，19世紀70年代他提出八個字：外須和戎，內需變法。我想，這八個字是不是在現在的中國人生活當中仍然起着作用？中國人動不動就反對帝國主義，和跟日本怎樣，釣魚島問題出來後，有些人就說要炸平東京。當然這些是情緒話語，但是，中國人打着愛國主義（旗號）的狹隘民族主義什麼時候能夠平靜下來？什麼時候既能維護自己國家主權、又能跟外面所有的國家人民平等相處？而且提出這些言論的時候，不再被一些淺薄的知識人說成“漢奸”、“賣國賊”？所以這些，會一再地使我們感到很難過，而且要寫出自己的書、自己的文章。我的書就是圍繞着這些東西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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