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莫过于凯恩斯，而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属弗里德曼。但人们还是不免要问：20世纪经济学界排座次，他们俩，到底谁坐首席呢？
◆高伐林
老高按：美国、欧洲和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境，美国两党关于应对经济危机的药方的争执，再次将“政府干预”与“相信市场”这两大思路之争，重新推到民众面前。
对于经济，我本是外行，但2006年底、2007年初，中国大陆一家财经文化杂志邀约，要我写几篇关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的介绍文章。我一看他们的要求，並未超出一般人应该了解的常识范畴，便答应下来。当时恰逢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去世不久，所以编辑指定要我先写对弗里德曼的评述文章，就是下面这篇当时用笔名发表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二十世纪经济学大师》。 而正是弗里德曼本人说过的一段话，给了我动力，让我不辞浅陋，来写这一类介绍文章。他说：“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这些文字，或许在专业人士眼中，讲的不过是ABC入门知识而已，但我觉得，中文读者需要这类信息，若专业人士也能拨冗写一写这类文字，对国人定会大有裨益。在此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无疑，美国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是一位进入历史伟人浮雕群的人物。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到美国前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纷纷悼念的，决不仅仅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位货币主义理论代表、一位美国芝加哥学派领袖。这位身高仅1米6的94岁老人，与拿破仑、邓小平等身材矮小者一样，投射在世纪坐标系上的身影堪称高大。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
没走的那条路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说过：喜欢弗里德曼，各有各的理由。他自己的理由是，在根本不知他老人家为何方神圣的年代，自己亲身观察和体验过的经济生活，就奠定了接受弗氏经济法则的基础，那法则只有一句话：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
我也有我写弗氏的理由：他是我妻子的相隔六十多年的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的校友。
弗里德曼是美国第二代移民。在他的双亲十来岁移民美国时，故乡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后来一度属于捷克，又成为苏联的领土，难怪现在有人说弗氏应该算俄罗斯裔。
小弗里德曼在新泽西州小镇长大。全家一贫如洗，居住在由母亲经营的一个小服装店的楼上，父亲在毗邻的纽约曼哈顿打工。在他高中最后一年，雪上加霜，父亲去世了。那时的罗格斯大学还不像我妻子读书的时节拥有了数万师生员工，而只是一所小型私立学院，但幸亏正在改为州立大学，由州政府提供经费来源，建立优厚的奖学金制度。弗里德曼争取到其中一项奖学金，才得以不用负担学费就跨进了大学校门。
弗里德曼这一最初的学历后来鲜少有人提起，但是这所大学对他来说非同小可。他本计划主修数学，盘算着将来进保险业当精算师，偶然选修了几门经济学课程。罗格斯大学经济学系当时正有两位杰出学者任教，对弗氏青眼有加，一位是多年后担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伯恩斯；另一位，琼斯，后来到圣路易的联邦储备银行担任副总裁。
本科毕业时，他同时获得了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奖学金——后者是琼斯竭力帮他争取到的。去哪儿呢？弗里德曼几乎要用掷铜板来决定。正如他后来在一次演讲中所感慨的：“当我回想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时，不禁深刻感受到纯粹的偶然在我们一生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起了诗人弗洛斯特几行著名的诗句：
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
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
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最终弗里德曼选择了去芝加哥大学。他将一半原因归于环境与时代：1932年大学毕业时，正逢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经济大恐慌的谷底，最受全民瞩目的问题是：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业率？面对燃眉之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比应用数学家或精算师更能发挥作用吧！”
福星高照
弗里德曼常说自己走运。他与妻子合著自传，书名就叫《两个幸运的人》。“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
他的诸多幸运之一，是在芝加哥大学第一学期的课堂上，教授以姓氏字母顺序来安排学生座位，与20刚出头的弗里德曼比邻而坐的，是比他大两岁的女生萝丝·德瑞克特。六年后，他们结为终身伴侣，夫妇俩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戴维后来也成了经济学家，女儿詹妮特则是律师。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阵容雄厚，个个大名鼎鼎，调教的研究生也都出类拔萃。弗里德曼读了一年，教统计学及数量经济学的舒兹教授，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好友霍特林教授推荐自己这个高足，弗氏获得哥大的奖学金，一年后又回到芝加哥大学担任舒兹的研究助理。弗氏后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学习环境组合”：在强调理论的芝加哥大学待一年，到强调制度影响与实证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待一年。他的求学、科研受到这两校学风的综合影响，兼顾理论与实务：运用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来分析解释各类专业工作的收入，消费函数理论，以及货币方面的课题。
从1937年开始，弗里德曼在多所大学任教，二战期间他在美国财政部的税务部门担任经济研究员，后来又在哥大战争研究部从事数理统计。1946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从这年开始，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当经济学副教授、教授，教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等课程，指导各种经济学专题的研讨会，还组建了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一干就是30多年，成为芝加哥经济学派中的核心中坚。
1951年，弗里德曼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这一授予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奖项，在许多人眼中比诺贝尔奖的难度更高。弗氏获奖让人啧啧称奇之处在于，当时他一生中的主要著作还无一问世呢。该奖评选委员们的慧眼令人不得不佩服！
他来了；他说了；他赢了
上个世纪中叶，经济学界正是凯恩斯学派的一统天下。
1929年美国经济崩溃，随后又长期大萧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认为，仅凭私有经济本身的力量有效需求不足，走不出低谷，开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药方。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照这套药方实现了20来年的经济繁荣，更让凯恩斯主义红极一时。但远离经济萧条后还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经济政策，恶果逐渐显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进入滞胀阶段，经济发展缓慢下来，赤字越来越大，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成为那个时代的代名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的，凯恩斯有如经济学殿堂里被供奉的天神。弗里德曼却要向权威挑战，1956年他发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为货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1962年他出版《资本主义与自由》。其理论简而言之就是：坚信自由市场，强调货币功能。
当时弗里德曼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美国大萧条的解释，认为并非像凯恩斯说的那样，是美国私有经济本身的力量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过错。他认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具有达到充分就业的自然趋势，只是因为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相对缓慢，所以要充分就业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政府干预经济，就将破坏市场机制，造成或加剧经济动荡。
弗里德曼强烈批评凯恩斯所倡导的财政政策。他认为，货币政策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重心。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开支将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将引起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缩减，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
弗里德曼认为，根治通货膨胀的惟一出路是减少政府干预经济，控制货币增长。控制的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要“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弗里德曼的言论，就像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质疑物质不灭定律和元素周期表，到处遭白眼甚至起哄。他回忆，像杜克大学那样优秀的大学拒绝使用他的任何著作——那里的经济系教授认为它们不值得购买。
但是他相信真理在自己手里，以一种极端的姿态锲而不舍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斗转星移，他的见解逐渐占了上风。60年代末，有一次弗里德曼应邀去威斯康星大学与凯恩斯主义者凯泽林辩论，凯泽林一边念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一边逐条嘲弄，但是最后却是弗里德曼博得了满堂掌声。
1968年，他终于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人们后来评价：弗里德曼“几乎独自一人捍卫了斯密的自由市场的传统”，“几乎独自把经济学从凯恩斯主义全面胜利的边缘上拉了回来”。弗里德曼写下了经济学界新王接替老王的历史篇章。
1976年，美国人庆祝《独立宣言》签署200周年，经济学界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这一年也标志着弗里德曼的理论战胜凯恩斯主义、获得学界承认和历史折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落到他的头上。
学说正确与否归根结底还是得靠实践来检验，弗里德曼的理论真正为社会所心悦诚服地接受，远在他获奖之后。他曾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担任经济顾问，也曾出任尼克松、里根的竞选顾问，并担任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顾问。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理论付诸实施，奉行了一整套货币主义政策；里根进入白宫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也把货币学派关于制定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作为主要项目；英、美果然走出了困境。瑞士、日本等被认为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国家，也自称其成功秘密在于实行了货币学派的“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政策。
货币学派声誉鹊起，弗里德曼更被称为“反通货膨胀的旗手”。以前人们认为要取代凯恩斯学派，难度无异于在冬季跨越阿尔卑斯山；但是这时人们套用那段西方著名的报捷词的句式，来形容弗氏：他来了，他说了，他赢了。
“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弗里德曼1985年在一次演讲中，曾幽默地统计从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的22名获奖者，探究“一位经济学者应该怎样做，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结论是需有三个条件：22人中并无女性，所以“最重要的条件”是“身为男性”；22人中有12人来自美国，所以“第二是身为美国公民”；这12人中有9位与芝加哥大学有关，不是读过书就是教过书，另有一位奥地利得主哈耶克也曾在芝加哥大学教过10年书，所以第三是“大家赶快到芝加哥大学去”！
前两条纯属开玩笑，第三项却道出他身为芝加哥学派宗师的自豪。值得指出的是，在他这次演讲之后，又有多名芝加哥大学教授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1年（罗纳德·科斯），1992年（盖瑞·贝克），1993年（罗伯特·福格尔），1995年（小罗伯特·卢卡斯）……足见芝加哥学派在美国乃至西方经济学界的显赫地位。
弗里德曼得知获诺贝尔奖的最初反应，也说明了他对这一群体的看重。当时他正在巡回演讲途之中，抵达底特律演讲会场刚跨出车，一位记者伸过来麦克风问：“你对获奖有什么感想？”他愣了：“什么奖？”记者告诉他是诺贝尔奖，问：“你认为这是你学术生涯的顶峰吗？”弗里德曼立即回答：不是，“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五十年工作的评价，会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我的工作成绩，更让我感兴趣。”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还闹了一场风波：当弗里德曼起立，准备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获奖证书时，台下一位观众突然举起“自由归于智利人民”的横幅站起来抗议，大喊“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会场一阵骚乱。
原来，20世纪70年代，智利的阿连德政府推行国有化，经济出现混乱。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用强力手段推行市场经济改革，采用的就是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药方，是由一批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青年经济学家所策划的。经济转型引起智利失业与贫穷现象严重，左翼人士愤而抗争，皮诺切特铁腕镇压，一些人指责弗里德曼同智利独裁者有牵连，到颁奖典礼上来抗议。
后来的事实证明，智利虽然独裁者掌权，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却成功了，此后20年，创造了高增长、低通胀和出口繁荣的奇迹。颁奖典礼上的尴尬，从一个侧面表明弗里德曼经济政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影响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不渗透着他的思想与主张。
弗里德曼的中国情结
在弗里德曼与夫人合著的自传中，除了美国，另一个占据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他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
1980年他的来访是唯一一次由中国官方正式邀请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弗里德曼来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用等问题发表演讲。这时的中国，改革刚刚起步，人们仅仅知道过去的路行不通，对于未来的道路几乎一无所知。他发现，中国人对市场运作方式知之甚少。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副部长竟问他：“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让弗氏“吓了一跳”。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谁负责物资分配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1988年，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这是最重要的一次——不仅是由于弗氏在中国改革持续深入情况下，与当时中国主要领导人见面交流，他的自由经济观点更清晰地传递给了中国决策者，而且由于访问范围更大，他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弗里德曼在各地走访了许多蓬勃发展的商品市场，真实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也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面对的核心问题：政府是否愿意放权。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华，访问了北京、上海、成都和重庆等地，中国改革经历了反复以后重新急速上路，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时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与他前一次来有所不同，开始强调日本、韩国式的对经济的控制。弗氏是无法同意这一点的。
弗里德曼近距离观察到了三个不同阶段：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的中国，极具不确定性的中国，以及经济道路基本选定的中国。他见证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的变迁。在弗氏递给中国人的菜谱中，主菜永远是反对政府干预、发展自由市场，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包括能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他并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中国的改革里程毕竟遵循自己的逻辑，然而，中国践行的方向，无疑是充满竞争活力的市场经济。
2004年6月，《华尔街日报》在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调查时，问弗里德曼：
您认为从现在起的75年内，哪个经济体会成为全球最大？
——中国。
哪个经济体在经济政策方面做得最好？
——中国香港。
今天的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出现不少问题，有人认为是市场化改革惹的祸。市场固然不是万能，但弗里德曼已雄辩地论证，市场手段在绝大多数场合仍是更好的选择。市场化中的问题大都需深化市场体制来解决，弱势群体可以从市场运作本身获得救济力量，强势者也能从市场运作本身中得到提醒来纠正。
举例来说，弗氏提出过“负所得税”的点子：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穷人可以得到转移支付，其数额就是收入和起征点的差额。这个思想完全是基于自由市场运行规律。有人认为，它远比眼下实行的“最低工资”深刻和有效，“最低工资”不会提高穷人任何福利，只是抬高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再如，教育是中国当前社会不满较为集中的领域，弗里德曼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教育券”的解决思路：政府想改善教育，补贴贫困学生，就应该给学生可以在任何学校使用的“教育券”，补贴到“人”，而不是补贴到“学校”，学生可以拿着“教育券”去冲抵学费，学校再到政府兑现“教育券”以获回报。“教育券”的好处在于在公共领域中引入了竞争机制：学生拿着“教育券”必然会选择效率更高、服务更好的学校，由于“教育券”是学校收入的重要来源，学校将会面临空前竞争的压力，从而竭力为学生和家长着想。
鼓吹自由选择的哲学家
哈耶克（一译海耶克）说得好：“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经济学家”，除了他在学术上建立和完善了自由市场理论体系，还在于他能文善辩，以哲学家、媒体专栏作家的形象出现，通过报刊、电视等大众媒体，架设了一座从严谨学术阐释到自由理念传播的桥梁。
弗里德曼的善辩，有前总统里根的国务卿舒尔茨的话为证：“每个人都喜欢与米尔顿争辩，尤其是当他本人不在场的时候。”
眼下在中国，学者上“百家讲坛”之类电视屏幕解说学术话题成为时髦，也引起“教授明星化”的担忧。而早在40年前，弗里德曼就认为，国家权力的集中必然损害公众的自由，而不少民众对政府十分迷信，一旦出现经济问题又归咎于政府，因此有必要深入浅出地向民众普及经济学理念。1966年至1984年近二十年间，他为美国《新闻周刊》撰写两周一次的专栏，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涉及公众的事件；1980年，他亲自登场录制了10集介绍自由经济理论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在美国公共电视台连续播放10周，每期节目都以弗里德曼演讲开始，随后是支持者和反对者激辩，题目则包括“谁保护消费者？”“谁保护工人？”等等，轰动全国。不少电视台预留最佳时段，纽约市的电视台甚至以之来对撼收视率历来甚高的橄榄球决赛。1989年之后，他又重新修改节目，缩减成5集精华，邀请著名影星施瓦辛格和前总统里根等作主持。
弗里德曼从书斋中走出，用报刊专栏、电视这些大众媒体，宣传大市场、小政府，影响了不止一代美国人。他抨击福利政策和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危害，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发扬光大，使得长期以来，不少人都认为是他的发明。1988年他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及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笔者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绪论《自由与政府的限度》的第一段，就领教了他的逻辑力量。中国人多记得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的警句：“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弗里德曼却断言：这句话前后两部分，都不能正确表示“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理想的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前半句“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是“家长主义的”,“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后半句“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则“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弗氏指出：对自由人而言，国家是组成它的个人的集体，而不是超越在他们之上的东西，“他把政府看作为一个手段，一个工具”，自由人既不会问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他问的会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在弗里德曼看来，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集中。他自问自答：如何从政府取得好处而又能避免威胁自由呢？那就有赖于宪法中体现的两大原则：“首先，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第二，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
20世纪经济学家谁最伟大？
哈佛前校长萨默斯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莫过于凯恩斯，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属弗里德曼。但人们还是不免要问：20世纪经济学界排座次，他们俩到底谁坐首席呢？
在论文被引用次数上，弗里德曼在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一。在1998年美国年度经济会议上，150名经济学家投票评选出凯恩斯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排名第二；但若以“最伟大”评价，弗氏则成为第一。《时代》周刊评选“20世纪经济学人物”，几经斟酌选定了凯恩斯，不过主编诺曼·佩尔斯廷表示很希望弗里德曼能胜出。他评价弗里德曼“人矮却站得高”，“清楚地说明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和政府过度干预的危险”。
弗里德曼本人于2004年对《华尔街日报》提问“谁是除您之外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答曰：“凯恩斯”。
看来，他们二人在上个世纪两峰并峙，而且双水分流还将流到这一世纪和未来世纪。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纪念弗里德曼的文章中，比较了这两个巨人的主张及其利弊功过之后说：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不是赢家，也不是输家：今天的正统经济政策，是两人学说的综合体”。
有人曾形容经济学的潮流就像巴黎的时装，总是在复古与创新之间摇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其实，这更像辩证法所说的“螺旋式上升”。凯恩斯主义否定了自由市场经济，弗里德曼所创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又取代了凯恩斯主义，但是它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经济难题。
就在弗氏辞世之时，他的著名论断之一“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来自印刷厂”就正受到来自网络虚拟世界的冲击。虚拟货币诞生的初衷是为了激励玩家并方便网上交易，但目前虚拟货币逐渐进入传统商业领域：购买商品、下载MP3，甚至购买“超级女声”的投票权。网络游戏允许玩家转让虚拟财产，使投机者有机可乘，通过多种形式以低价收购虚拟货币，然后再以高价卖出牟利，从而形成由虚拟货币到现实货币的回流。据估计，中国虚拟货币市场规模已达每年几十亿元，并以15-20％的速度增长。
这使弗里德曼理论陷入两难。按照他的自由主义经济观点，政府不应过多干预虚拟货币；但如政府不加以干预，却会由于虚拟货币与现实货币双向流通机制的存在，打破“货币供给率与GDP增长率”应保持一致的货币主义论断，滥发虚拟货币也会推动现实的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已经驾鹤西去。他的两段话却让我品咏再三，回味无穷：
——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我曾不只一次参加包括由经济学者以及其他领域学者共同组成的团体，我一再发现，当任何议题开始讨论大约十分钟之后，所有的经济学者会逐渐站在一边，共同对抗其他所有人——不管那些经济学者是左派、右派还是中派。
附注：向各位读者推荐一个非常好玩的视频《海耶克大战凯因斯》：
两位学者运用rap互相驳难争辩，视频是英文，但有中文字幕，通俗生动地（当然不免简单化！）“唱”出了要“控制市场”和“让市场自由”的两大流派之争，对于我这篇文章所简要介绍的内容，可作参考——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bY8IMR0X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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