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九一八事變”初起，參謀長榮臻剛剛以電話向身在北平的張學良請示時，張學良以為還是“尋常性質”，可以用“小事化了”方式處理，但是，在“事變”後的第五天，張學良卻仍然沒有改變“不抵抗主義”的任何表示，這就不是用“判斷失誤”說辭可以解釋的了
老高按：今天是“九一八”。中國人都知道，這個日子意味着什麼。
84年前的9月18日，我未滿18歲的父親和比他大兩歲的哥哥——我的伯伯，都在瀋陽，他倆都是剛剛跨進南滿醫科大學校門的新生。我祖父、祖母當時去看望他們，住了幾天，正準備離開回鄉。那天接近午夜時，突然聽到傳來槍炮聲、爆炸聲，越來越密集。學生們都驚動了，跑到操場上觀看。開始他們以為是在演習，但很快消息傳開了：日本鬼子在攻打北大營！
學生們炸了窩，怒火填膺——日本鬼子打到眼前來了！“有的衝動的學生挽起袖子就要衝出去跟日本兵拼，被同學們攔下了……這樣去，不是送死嘛！”父親對年幼的我講起那一幕，猶如回到了那個不眠之夜。
之後幾天的事態更加令人慾哭無淚。中國軍隊奉了“不抵抗”之命，遺下大批槍炮彈藥，以及有相當規模的兵工廠，紛紛撤走。瀋陽完全被日本軍隊控制，日軍向遼寧全省、向東北全境進發。
當時在那兒的祖父儼然成了這些學生們的家長。他告訴他們：看來日本人一時不可能退走了，你們的學一時是上不成了。大家不能留在這裡當亡國奴，回關內去吧！晚了就可能走不了了！
他將身邊帶的錢散給缺少盤纏的學生，每人兩塊光洋，其中有個跟我父親同齡的學生，叫饒斌，是南京人，也接下了兩塊光洋，馬上動身。隨後祖父帶着小腳妻子、兩個兒子也都收拾了行李，逃回關內。
兩個兒子，我伯伯和父親轉到了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那個饒斌也轉到了這裡，他們繼續當同學。沒想到幾個月後，又爆發了上海“一二八”事變，日本鬼子又在這裡挑釁，駐守上海的19路軍奮起抵抗，復出的蔣介石制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方針，派以張治中為軍長的中央軍第五軍參戰……
“九一八”19年之後的1950年，父親帶着武漢市的一支“抗美援朝醫療隊”來到哈爾濱，看到一張布告，上面赫然落款：“哈爾濱市長 饒斌”——就是他那位老同學。饒斌後來被毛澤東點將當了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首任廠長，成為中國汽車工業的奠基人，甚至被稱為“中國汽車之父”。
“九一八”84年之際，推薦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書中片段，幫助我們澄清有關的史實。標題是我加的。
“九一八”事變中的張學良、蔣介石
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
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發動事變，蔣介石下令“不抵抗”，眾口一詞，幾成鐵案。前些年，張學良在接受唐德剛的口述歷史訪問時，特別聲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蔣介石無關。這樣，學術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就向前推進了一步。但是，還有若干問題並未解決。這些問題是：
蔣介石是什麼時候得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的？他的反應是什麼？
南京國民政府處理事變的對策是什麼？
張學良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蔣介石沒有關係嗎？
這些問題不解決，就不能認為問題已經徹底弄清楚了。
1931年9月18日這一天，蔣介石上午早起後，即與宋美齡同謁中山陵。其後，參加國府會議，討論工廠檢查法等問題。晚9時半，登永綏艦，往南昌督師“剿共”。當日日記云：下午，研究地圖，看《中山全集》。籌劃對粵、對匪策略。一、對粵，決令十九路軍先占潮汕，十八軍集中贛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屆委員為四屆委員。余在四中全會引咎辭職，而囑陳、蔣、蔡等應之。如果不從，則以武力牽制之。對匪決取包圍策略，以重兵掩護修路，以大款趕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則，欲速不達，應難見效也。
1931年初，蔣介石因政見分歧，軟禁胡漢民，引起國民黨分裂。5月，汪精衛、孫科等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與南京對立。同年4月，何應欽調集湘、鄂、贛、閩四省軍隊，對江西中央根據地進行“圍剿”。蔣介石這一天的日記表明，他在艦上所考慮的只有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對待廣州新成立的國民政府，解決寧粵對立問題；一是如何對待江西的共產黨。完全沒有涉及東北問題。
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在當晚10時，是不是當日蔣介石早已寫完日記，後來的“事變”和對張學良的應變指示都沒有寫進日記呢？不是。
9月19日，蔣介石有一通致張學良電，中云：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蔣中正叩。皓戌（《中日關係史料》，〔台北〕“國史館”2002年版，第1頁）。
此電現存手跡原件。“皓”，19日，“戌”，約21點至22點之間。可見，蔣介石得知“事變”是在9月19日晚到達南昌之後，其消息來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變的任何消息，也沒有從張學良處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對張學良有任何指示。
過去所有關於蔣當晚如何指示張“不抵抗”的說法，有些甚至是很具體的、活靈活現的說法，未必可信。例如，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說：“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復電不准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這些電文一直到現在還保存着，蔣介石是無法抵賴的。”（《東北日報》1946年8月24日。上引蔣電可證，郭說不確。郭維城到1934年才擔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他的說法應出於猜想和傳聞。）
又，蔣親自審定的《事略稿本》稱，“十九日，公艦到湖口，換船，經鄱陽湖，抵南昌，忽接急報迭來雲。”將《事略稿本》所述與上引蔣致張電兩相印證，可以確認，蔣是在“事變”發生整整一天之後才得到“事變”發生消息的。當晚，他寫下的日記是：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占領我營房。刻接報，已占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占領牛莊消息……日記中，稱“事變”發生在“昨晚”，表明他9月18日當夜，並不知道瀋陽發生了什麼事。
在公開的函電中，最早出現“不抵抗主義”一詞的是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和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的電報。他們於9月19日上午8時左右致電張學良，報告說：“日兵至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施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又稱：“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以免地方糜爛。”張學良接電後，即於19日發表通電，中云：副司令行營效日（19日）來電云：頃接瀋陽臧主席、邊署榮參謀長皓午電稱：日兵自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施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日兵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焚燒，並將我兵驅逐出營，同時用野炮轟擊北大營及兵工廠。
20日，南京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在“我未抵抗日軍轟擊”的標題下，發表了張學良的上述通電，“不抵抗主義”五字遂首次公之於文字。張電所云，雖系轉述臧、榮二人來電，但是，臧、榮二人不會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義”一詞，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張學良的口頭指示。關於此，榮臻報告說：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占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炮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辦法，決定日軍行動任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鎮靜。（《九一八事變之經過情形》，《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一），第262頁）。“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當然就是“不抵抗”。“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云云，說明張學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並未經過請示或研究。
1990年8月，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採訪組時曾說：我那時在北京，在醫院養病。當時病剛好。那天我請英國大使去看梅蘭芳唱戲。我聽到這個報告。立刻回到家裡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麼個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當時是……（此句聽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麼個事情。（《張學良開口說話》，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頁）。張學良承認，是他“回到家裡下命令”，至於“命令”的內容，很遺憾，在關鍵的地方“聽不清”。
不過，張學良在他的自傳體着作《雜憶隨感漫錄》中講得很具體：約在十點卅分許，來人報告瀋陽有長途電話，榮參謀長請我說話，有緊急事項，我立刻辭藍公使歸返。榮對我說：有日本鐵道守備隊約一中隊，向我北大營營團射擊，日本附屬地的日本駐軍亦集結活動。我囑切戒我軍勿亂動，速與日本顧問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級將領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總領事處接洽交涉……天曉之後，除報告政府請示外，我派員向日本北平使館矢野代辦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詳。張學良要榮臻“切戒我軍勿亂動”，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實，關於和榮臻的通話內容，張在事變後的第二天，已經講得很清楚、準確了。
9月19日下午2時半，張學良接受記者訪問時說：昨夜接到沈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沈，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盛京時報》，1931年9月21日）。可見，張學良和榮臻通話的主要內容，就是“絕對不抵抗”，而且，還有一句：“盡任日軍所為”，賦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動自由。結合上引《雜憶隨感漫錄》所述“天曉之後，除報告政府請示外”等語，可證張學良對榮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國民政府請示的情況下獨立作出的決定。
9月19日晨，張學良在北京協和醫院召集東北幹部張學銘、于學忠等人會議，再次肯定“不抵抗主義”。報道說：張皓（十九日）晨在協和召東北幹部，開緊急會議，以日人違反國際公法，破壞東亞和平，決取不抵抗主義，一切聽各國裁判，並電顧維鈞、湯爾和來平，向各使節說明日人暴動真相，一面電呈中央。這樣，“不抵抗主義”就不僅是張學良的個人意見，而是“東北幹部”的集體決定了。
張學良與榮臻通話時，“事變”剛剛開始，張學良只知道“日本鐵道守備隊約一中隊，向我北大營營團射擊”，但是“事變”的發展很迅速，日軍很快就占領營口、長春等許多東北城市，應該說，日軍的侵略意圖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張學良仍然堅持主張“不抵抗”。9月22日，張學良得悉日軍有向哈爾濱推進之勢，致電東省特區長官公署轉護路軍司令部說：頃聞日軍有向哈埠推進之訊，如果屬實，仰相機應付。維彼不向我軍壓迫，我應力持鎮定；萬一有向我軍施行壓迫之動作，該部應即避免衝突，暫向安全地帶退避，以保安全。（《張學良全集》，香港同澤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頁）。此電雖無“不抵抗”之詞，但內容與“不抵抗”並無二致。當時，國民黨大老李石曾、張繼、吳鐵城在北平，都和張學良討論過“事變”問題。9月23日，吳鐵城致電蔣介石報告：對瀋陽事件，漢兄等主張始終不抵抗，但以急速解決為妥。（《中日關係史料》，〔台北〕“國史館”2002年印行，第13－15頁）。
如果說，“事變”初起，榮臻剛剛以電話向張學良請示時，張學良以為還是“尋常性質”，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處理，但是，這時已經是“事變”後的第五天了，張學良卻仍然沒有改變“不抵抗主義”的任何表示，這就不是用判斷失誤就可以解釋的了。
12月21日，日軍分三路進攻遼西重鎮錦州，張學良仍無堅決抵抗打算。同日，他致電第一軍司令于學忠，電稱：“近當日本進攻錦州，理應防禦，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張學良文集》，第556頁。其後，蔣介石下野返鄉，25日，南京國民政府電令張學良“應盡力之所能及，積極抵抗”。在此情況下，東北軍曾與日軍有所交手，但仍於1932年1月2日放棄錦州，退入關內。不久，蔣介石復出。同年6月，汪精衛、宋子文等自南京飛北平，會晤國聯調查團。19日，汪、宋會晤張學良，動員張在山海關地區與日軍“小加抗戰”，但是，仍然遭到張學良的堅決拒絕。關於這一過程，張學良回憶說：見面之後，出示蔣委員長親筆函，大意是汪院長來平，為對日軍事問題，同我相商。
談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華北對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詢問，政府是否具有堅決的決心，有無相當的準備。我們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轍。汪答曰：“不是那個樣子的事，是因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論攻擊，希望我對日本作一個戰爭姿態，小加抗戰，至於勝敗則所不計，乃是在政治上可以應付輿論之指責也。”我聆聽之下，驚訝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無準備和決心，擬犧牲將士之性命，來挽救延續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這是蔣委員長的意思。”我說：“你若說是蔣委員長的意思，蔣委員長是我的長官，他會直接給我下命令的。他不會寫信，說汪先生你來同我商討。既然說是同我商討，這種並不是真正的抗戰，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辦法，我的表示是，決不贊同。”（《雜憶隨感漫錄》，〔台北〕歷史智庫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7－128頁）。
（此處張學良的說法，是其自辨的一面之詞，情況並非如他所述。關於張學良和汪精衛的爭論，我曾有專文，可供參考。——老高注）
這時候，東北早就全境淪陷，日本已於當年3月成立偽“滿洲國”，並且進一步覬覦華北。蔣當時的計劃是，要求張學良撤換庸懦無能的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派兵“占據熱河，與東三省義勇軍打成一片”，“威脅山海關，令倭寇使之不敢窺竊平津”。蔣認為：“救國御日之道，莫此為要”，曾在日記中表示：“致函漢卿，督促其實行之。”（《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2年6月15日）。因此，蔣介石托汪精衛帶給張學良親筆信的內容，並不如張學良所述這樣簡單。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張“小加抗戰”，“作一個戰爭姿態”，但是，對於一個渴望洗雪家仇國恥的愛國將領來說，不正是提供了一個“為國效力”的機會嗎？至少，可以乘機要求南京政府發奮備戰呀！然而，張學良仍然毫不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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