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兼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研究员马蒂亚斯·马蒂斯 (Matthias Matthijs)和詹姆斯·安德森教授兼罗马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娜塔莉·托奇 (Nathalie Tocci)，于2025年12月12日在《外交事务》发表评论－－欧洲如何走向衰落, 不妨一读：

2025年1月，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重返白宫后，欧洲面临着一个抉择。川普对欧洲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求欧洲增加国防开支，威胁要对欧洲出口商品征收全面新关税，并挑战欧洲长期以来奉行的民主和法治价值观。欧洲领导人可以选择采取对抗立场，集体反击，也可以选择阻力最小的道路，向川普屈服。从华沙到威斯敏斯特，从里加到罗马，他们选择了后者。欧盟及其成员国，以及英国等非成员国，没有坚持与美国作为平等伙伴进行谈判，也没有维护他们自称的战略自主权，而是本能地、一贯地采取了屈从的姿态。

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中间派的绥靖主义支持者认为，其他选择——例如抵制川普在国防方面的要求，在贸易谈判中采取中国式的以牙还牙的升级策略，或者公开谴责他的专制倾向——都将不利于欧洲的利益。例如，美国可能会放弃乌克兰。川普可能会宣布美国停止支持北约，并宣布从欧洲大陆大幅撤军。跨大西洋贸易战也可能全面爆发。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欧洲谨慎的安抚努力，这些情况才没有发生。

当然，这很可能是事实。但这种观点忽略了欧洲国内政治在推动妥协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绥靖政策可能带来的国内政治后果。毕竟，民粹主义极右翼的崛起并非仅仅是美国的政治现象。在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极右翼要么执政，要么是最大的反对党，而那些主张安抚川普的人并不愿意承认他们受到这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势力的掣肘。此外，他们往往忽略了这种策略反过来会进一步增强极右翼势力。通过在国防、贸易和民主价值观方面向川普屈服，欧洲实际上助长了那些希望看到欧盟衰弱的极右翼势力。换句话说，欧洲的川普战略是一个弄巧成拙的陷阱。

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途径只有一个。欧洲必须采取措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恢复自主权。与其等到2029年1月，幻想届时当前的跨大西洋噩梦会神奇地结束，欧盟不如停止卑躬屈膝，增强自身主权。只有这样，才能遏制那些正在从内部掏空欧盟的政治势力。

雄心不足症

欧洲在国防开支问题上对川普的妥协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乌克兰战争是一场欧洲战争，事关欧洲的安全。2025年2月，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灾难性会晤中，泽连斯基遭到训斥和羞辱，这预示着美国可能彻底放弃乌克兰，从而立即威胁到欧洲东翼的安全。因此，在2025年6月的北约峰会上，欧洲盟友承认华盛顿对乌克兰以及整体防务分担的担忧，并承诺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至GDP的5%，同时购买更多美国制造的武器，以支持基辅的战争努力。

随后，在8月中旬，川普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为俄罗斯总统普京铺设红毯后，包括泽连斯基在内的一群欧洲领导人纷纷前往华盛顿，集体努力说服川普。他们通过支持川普的调解雄心，并制定了一项欧洲“保障部队”计划，以便在川普成功促成停火（尽管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部署到乌克兰，从而成功地限制了这位美国总统的行动。可以说，这些谨慎的安抚努力奏效了：如今，川普似乎对欧洲领导人更加尊重；他似乎已经同意允许欧洲人购买武器支援乌克兰；他扩大了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制裁；而且他实际上并没有退出北约。

但这一结果更多是普京顽固不化而非欧洲外交的产物。而且，只有与最糟糕的情况相比，这才能算得上是成功。到目前为止，欧洲人未能获得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他们也未能促使美国总统批准对俄罗斯实施一揽子全面新制裁，一项旨在实施严厉制裁措施的两党法案仍在国会搁置。由于他们专注于与川普合作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他们仍然没有制定出一套强有力且连贯的欧洲长期防务战略，而这套战略在本质上并不依赖于美国。

例如，新的5%军费开支目标并非基于欧洲对可行性的评估，而是为了取悦川普。当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向川普发送短信，祝贺他在海牙取得“巨大”胜利时，这种玩世不恭的策略就暴露无遗——川普后来兴高采烈地将这些短信转发到社交媒体上。与此同时，包括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大国在内的许多欧洲盟友都同意了5%的目标，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目前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欧洲各国也热情地承诺“购买美国货”，但却没有制定任何具体计划来大幅减少未来对美国军事的结构性依赖。

欧洲未能组织起自身的防御，这最好被理解为缺乏雄心壮志——而这种缺乏雄心壮志与过去五年席卷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狂热直接相关。随着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他们的议程削弱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过去，这些政党主张彻底退出欧盟，但自2020年英国脱欧（现在已被广泛认为是政策失败）以来，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更危险的议程：从内部逐步瓦解欧盟，扼杀任何欧洲超国家努力。要了解极右翼民粹主义对欧洲雄心和一体化的影响，只需比较一下欧盟在应对新冠疫情时采取的重大举措（欧盟集体动员了超过9000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与如今平淡无奇的国防举措即可。为了集体防御欧洲免受外部侵略（这可以说是更大的威胁），欧盟仅提供了约1700亿美元的贷款。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极右翼势力使得强大的欧盟防御倡议成为不可能，欧洲领导人才觉得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来自美国的强人。然而，极右翼本身不太可能为此付出政治代价。相反，5%的北约国防和安全支出目标有可能进一步成为民粹主义的工具，尤其是在远离俄罗斯边境的国家，例如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欧洲领导人可能不得不削减医疗、教育和公共养老金等方面的公共支出，以实现目标，这加剧了极右翼关于“枪炮与黄油”之争的论调。

分裂的联盟

欧洲对川普贸易要求的屈服更加具有自我毁灭性。至少在国防领域，跨大西洋关系从来都不是平等的。但如果说欧洲在军事上是弱者，那么他们在经济上却自诩为巨人。欧盟单一市场的巨大规模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在欧盟委员会的集中化，意味着当川普对世界发动贸易战时，欧盟几乎和中国一样有能力进行强硬谈判。例如，当英国迅速与美国达成新的10%关税协议时，美国以外的普遍看法是，欧盟更大的市场力量将使其能够获得更好的协议。

贸易也是在2024年美国大选之前，欧洲国家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防范川普”的领域。欧洲国家既使用了胡萝卜，例如购买更多美国武器和液化天然气，也使用了大棒，例如新的反胁迫工具，该工具赋予欧盟委员会在面对不友好国家的经济胁迫或公然欺凌时采取报复行动的重大权力。

例如，为了回应美国总统在2025年2月宣布对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官员本可以立即启动一项预先准备好的方案，对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美国商品征收约230亿美元的新关税，例如爱荷华州的大豆、威斯康星州的摩托车和佛罗里达州的橙汁。然后，为了回应川普在2025年4月实施的报复性“解放日”关税，他们可以选择启动他们的经济“火箭筒”，反胁迫工具通常被称为“经济火箭筒”。由于美国在所谓的无形贸易方面仍然存在显著顺差，欧盟官员可以针对美国对欧洲的服务出口，例如流媒体平台和云计算，或某些类型的金融、法律和咨询服务。

然而，欧洲领导人非但没有采取（甚至没有威胁要采取）此类集体行动，反而花费数月时间争论不休，互相拆台。这再次表明，日益强大的极右翼势力正在削弱欧盟。历史上，贸易谈判一直由欧盟委员会主导，各国政府则处于次要地位。例如，当第一届川普政府试图加大对欧盟的贸易压力时，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让-克洛德·容克飞往华盛顿，向川普提出了一项以互利共赢为框架的简单协议，从而化解了紧张局势。

欧洲本能地、一贯地采取了屈服的姿态。

然而，在第二届川普政府时期，情况却截然不同。这一次，欧盟委员会的谈判地位从一开始就被杂乱无章的反对声音所削弱，一些关键成员国抢先表达了对报复措施的反对。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川普的极右翼盟友）呼吁务实，并警告欧盟不要挑起关税战。德国也敦促谨慎行事；由基督教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领导的新政府担心经济衰退，这会进一步助长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主要反对党）的气焰。相比之下，法国和西班牙的政府是中左翼或中间派政府，他们倾向于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和更严厉的报复性关税。（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也是唯一一个断然拒绝将国防开支提高到新的5%标准的北约国家。）

欧洲内部的分歧如此之深，以至于在春末夏初，一些公司甚至认为自己单独谈判可能更好：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就汽车关税问题与川普政府进行了各自的平行谈判。直到2025年7月下旬，在经历了数月的僵局之后，布鲁塞尔才接受了美国对大多数欧盟出口产品征收15%的关税——比英国谈判达成的关税高出五个百分点。

面对国内对这项协议日益增长的批评，欧洲领导人再次声称欧盟别无选择：他们辩称，既然川普无论如何都要征收关税，那么报复性关税只会最终损害欧洲进口商和消费者的利益。在他们看来，报复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糟糕的是，这可能激怒川普，导致他猛烈抨击乌克兰或放弃北约。

但同样，这又是进退两难的困境。一个接受跨大西洋经济勒索的欧洲，将眼睁睁地看着自身市场力量被削弱，同时进一步助长极右翼势力的气焰。根据去年夏末在欧盟五个最大成员国进行的一项主要调查，77%的受访者认为欧盟与美国的贸易协议“主要有利于美国经济”，52%的人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欧洲的屈服不仅让川普显得强大，增加了效仿其民族主义政策的吸引力，而且也削弱了欧洲一体化的最初理由：一个团结的欧洲可以更有效地代表自身利益。如果脱欧后的英国能够从川普那里获得比欧盟更好的贸易协议，许多人自然会质疑继续留在布鲁塞尔的意义何在。

外交凌驾于民主之上

欧洲在民主价值观方面的妥协最为明显。2025年，川普加大了对自由媒体的攻击力度，向独立的政府机构宣战，并通过对法官施加政治压力使其站在他一边来破坏法治。他还将这场斗争带到了欧洲：美国副总统JD·万斯和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公开干预或偏袒德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选举。

例如，万斯在2025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没有会见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但却会见了德国选择党（AfD）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并公开批评德国阻止该党参与主流联合政府谈判的政策。在慕尼黑，万斯还猛烈抨击罗马尼亚宪法法院鉴于俄罗斯通过TikTok施加重大影响的证据而宣布第一轮总统选举结果无效的决定。他在演讲中表示，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内部”，欧盟各国政府“害怕自己的选民”。与此同时，诺姆采取了非同寻常的举动，公开敦促波兰雅西翁卡的听众投票给极右翼候选人卡罗尔·纳夫罗茨基，称其中间派对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领导人”。

然而，欧盟领导层非但没有谴责这种敌意的选举干预，反而对此事大多保持沉默，可能是希望其他领域的合作能够得以维系。这种交易式的做法在欧盟委员会对社交媒体平台X（主要由前川普盟友埃隆·马斯克所有）上的虚假信息进行的调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最初，布鲁塞尔对X提出了强烈的指控，包括该平台放大亲克里姆林宫的叙事，并在欧盟选举前解散了其选举诚信团队。但此后调查进展缓慢，且被淡化处理：X获得了多次延期以遵守规定，布鲁塞尔也暗示更倾向于“对话”而非制裁。

这种策略不仅未能达成符合欧洲利益的协议，而且也付出了政治代价：它使美国非自由主义的举动正常化，同时缩小了欧洲在国内和国际上捍卫自由主义标准的空间。右翼领导人已经接受了来自华盛顿的政治信息。例如，在万斯在慕尼黑发表评论后，匈牙利官员赞扬了这位副总统的“现实主义”。在美国右翼人士查理·柯克遇害后，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谴责了美国的“煽动仇恨的左派”，并警告说“欧洲绝不能重蹈覆辙”。在整个欧洲大陆，极右翼政党抓住这些机会，将自己描绘成更广泛的西方反精英的一部分，而主流欧洲领导人则担心加剧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因此没有像以前那样强烈地谴责这种言论。

与国防开支和贸易一样，许多欧洲人认为，在美式民主倒退问题上激怒美国是不值得的。毕竟，欧洲的反击不太可能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一些支持欧洲采取更被动应对措施的人认为，川普追随者对欧洲极右翼的强硬支持可能会埋下自身灭亡的种子。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支持川普的领先候选人最终都在2025年春季的选举中落败。

一些早期结果表明，这种策略在欧洲也可能奏效。例如，万斯和马斯克全力支持德国选择党（AfD），但这并没有对德国的选举结果产生任何明显影响。在罗马尼亚，亲俄亲川普的总统候选人最终落败；而在荷兰，自由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但在波兰，诺姆支持的候选人最终赢得了总统选举。在捷克共和国，民粹主义的亲川普亿万富翁也赢得了选举。虽然证据尚不确凿，但显而易见的是，绥靖政策未能有效阻止欧洲自身走向非自由主义的趋势。欧盟在捍卫海外民主价值观方面态度软弱，这使得它更难应对国内民主价值观的侵蚀。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欧洲人已经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2024年，两位意大利前总理发布了两份综合报告，为建设一个更强大的欧盟制定了路线图，旨在巩固欧盟疫情后复苏基金的成果。恩里科·莱塔和马里奥·德拉吉提议深化欧盟在金融、能源和技术等领域的单一市场，并通过联合借贷建立一项新的重大投资计划。

然而，尽管这些提案最初受到了积极关注，但仅仅一年后，大多数提案仍然停留在纸面上。欧洲领导人面临着这样的选民：他们对生活成本感到焦虑，对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并且对任何可能转移主权或增加财政风险的大规模联合债务计划都非常敏感。因此，需要的不是另一个宏大的蓝图，而是专注于政治上仍然可以实现的目标。虽然没有灵丹妙药，但欧盟可以在国防和贸易方面采取一些小步骤，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它也可以在与中国的关系和能源政策方面做出改变，以恢复其自主权并增强其独立性。

近年来，欧盟一直在努力解决其安全架构问题。例如，它启动了欧洲防务基金，建立了一个协调联合项目的框架，并设立了欧洲和平基金，该基金曾用于资助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直到匈牙利阻止了这项行动）。欧盟还制定了国防工业政策，并提出了一项2030年国防准备计划，其中包括无人机、陆地、太空以及防空和导弹防御方面的举措。但这些措施大多仍停留在设想阶段，即使有所成效，成果也有限且进展缓慢，主要集中在国防工业协调和小型任务方面。

这些措施也暴露了欧盟的致命弱点：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在一个所有27个成员国都拥有同等发言权的组织中，很容易被少数国家绑架。例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至少十次否决了对乌克兰的援助、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除了否决权之外，匈牙利籍欧盟委员奥利弗·瓦尔赫伊最近被指控是布鲁塞尔一个间谍网络的一员。虽然这目前只是指控，但它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欧盟成员国之间是否仍然存在足够的政治信任来讨论重要的安全问题？

北约5%的国防开支目标也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口实。

欧盟成员国对美国的态度也存在分歧：东欧和北欧国家仍然将华盛顿视为最终的安全保障者，而法国、德国和部分南欧国家则倾向于更大的自主权。与此同时，奥地利、爱尔兰和马耳他等非北约成员国受到宪法中立法的限制，无法参与集体防御。此外，一些成员国之间存在尚未解决的双边冲突，例如土耳其和希腊在塞浦路斯和东地中海问题上的争端。

与其试图制定一个欧盟层面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欧洲的防务问题，更现实的做法是组建一个欧洲“意愿联盟”。围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而形成的联盟为建立这样一个联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目前仍是非正式的，但这个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包括德国、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联盟，已经通过国防部长定期协调会议和双边安全协议开始成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在柏林、伦敦、巴黎和华沙签署的由欧洲主导的与基辅达成的安全协议。该联盟承诺无论美国或其国内政治局势如何变化，都将继续支持基辅，并以持续的武器供应、长期的双边援助承诺以及旨在确保乌克兰即使在美国支持减弱的情况下也能继续作战的联合训练和采购计划为支撑。其理由既具有规范性，也具有战略性：这些国家明白，欧洲的安全最终取决于乌克兰的军事防御和国家生存。

当然，这个联盟并非完美无缺。迄今为止，它的重点过于抽象，集中在假设性的威慑力量上，直到最近才开始关注如何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维持乌克兰的防御。随着联盟的发展，它应该专注于加强、协调和整合常规部队。最终，它应该解决欧洲防务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核威慑。

核威慑在欧洲几乎是一个禁忌话题，因为除了美国的核保护伞之外，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法国和英国的核威慑力量不足以对抗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但是，将这种威慑力量欧洲化会带来无数难题，例如如何为扩大法英核能力提供资金，如何决定何时使用核武器，以及如何提供必要的常规军事支持来支撑核威慑和打击力量。

然而，如何确保欧洲的核威慑如此重要，以至于欧洲人不能继续忽视它。波兰和法国在五月份签署双边防务条约，迈出了第一步，波兰领导人也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将法国核保护伞延伸至欧洲盟友的提议表示欢迎。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但这些对话不应仅限于双边层面；理想情况下，应该扩展到所有有意愿参与的国家。其目标并非取代北约，而是确保如果华盛顿突然撤退，欧洲在面对外部威胁时仍然能够自立自强。

主角光环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贸易。欧洲的繁荣始终依赖于开放，但欧盟与川普政府之间不平等的贸易协议暴露了该集团对跨大西洋自由贸易的承诺是多么容易被利用。然而，欧盟拥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它已经开始多元化努力，与加拿大、日本、韩国、瑞士和英国签署并实施了贸易协定。它应该深化这些贸易关系，同时继续推进与其他国家（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签署和批准协议，并加快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的谈判并达成协议。

除了双边协议之外，欧盟还应该投资于更广泛的战略，以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本身。自2019年以来，世界贸易组织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因为美国阻止了新法官的任命，导致其上诉机构停止运作。然而，欧盟可以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国合作，建立一套替代性的争端解决和规则制定机制。鉴于20多个国家（其GDP总和占全球GDP的40%以上）与欧盟存在贸易往来，这样的努力将有效地补充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作用。它将为那些与欧洲一样致力于维护开放、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中等强国提供合作平台。这也将表明，欧洲仍然有能力塑造全球经济治理，而不是仅仅在地缘政治棋盘上被动地应对美国或中国的举动。

为了进一步展现这种自主性，欧洲需要最终制定一项独立的对华政策。随着美中竞争加剧，欧洲的对华政策已沦为华盛顿政策的附庸。在拜登政府时期，这并不被视为问题：欧洲在战略上依赖美国的 intelligence，并受制于美国的出口管制框架，但它在大西洋彼岸拥有一个可靠且可预测的伙伴。然而，现在，随着川普的对华政策在升级和达成协议之间摇摆不定，欧洲已经失去了方向。布鲁塞尔继续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并抱怨北京通过秘密渠道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但目前尚不清楚，在华盛顿背着欧盟与北京达成双边协议的情况下，欧盟如何才能有效地应对中国。

为了重塑其作为全球参与者的信誉，欧盟应该对华采取双轨策略：在涉及成员国安全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头脑清醒，但在其他方面则应务实并保持经济往来。在安全问题上，欧洲无法说服中国停止与俄罗斯进行贸易，也无法阻止中国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但欧洲可以劝说北京停止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即那些对军事和民用都有价值的商品。当然，中国会要求一些回报，包括一些欧洲人可能认为难以接受的让步，例如北约承诺不再与东亚伙伴正式合作。

欧洲还必须正视其能源困境。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洲人摆脱了一种脆弱性——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却陷入了另一种脆弱性，即严重依赖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虽然这种转变在短期内不可避免，但它不能成为长期能源安全的基础，尤其是在跨大西洋关系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化石燃料资源匮乏的大陆，欧盟必须开辟一条更可持续的道路。至少，这意味着要扩大其能源伙伴网络，并在中东、北非和其他地区寻找供应商。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要加倍努力推进“欧洲绿色协议”，而该协议目前正受到中右翼和极右翼支持的综合性法案的稀释。

“欧洲绿色协议”的政治阻力很大，尤其是在生活成本危机和经济增长缓慢的背景下。但另一种选择——继续依赖化石燃料并承受地缘政治风险——则更加糟糕。信息应该很明确：能源多元化不仅关乎气候变化，也关乎主权。此外，一项可靠的绿色产业战略将有助于创造民族主义政党声称要保护的高科技就业机会。它将表明，脱碳和经济实力在实践中可以相互促进。

“说不”的力量

总而言之，这些措施不会让欧洲一夜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它们将开始改变困扰欧洲大陆、使其陷入屈从和分裂循环的政治格局。每一项举措——国防准备、贸易多元化、自主的对华政策以及能源转型和自主——都将表明，欧洲在不利条件下仍然能够集体行动并制定战略。在任何一个方面取得成功都将增强其他方面的信心，并为采取更大胆的措施创造政治支持。

更广泛的目标是恢复这样一种信念：欧洲的命运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战略自主并不意味着与华盛顿对抗或放弃大西洋联盟。它要求的是在必要时有能力说“不”，在利益分歧时能够独立行动，并在国内维持一个连贯一致的政策。长期以来，绥靖一直是欧洲的默认姿态。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理性的，但最终却是适得其反，助长了民族主义的反弹。

替代方案并非虚张声势或孤立主义，而是稳健而审慎的自主行动。如果欧洲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或许能够摆脱这段跨大西洋动荡时期，成为一个比以往更加自立、更加团结、在世界上更受尊重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