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彼得·范·布倫（Peter Van Buren）著有《我們本意是好的：我如何幫助輸掉了爭取伊拉克人民民心的戰爭》、《胡珀的戰爭：二戰日本小說》和《湯姆·喬德的幽靈：99%人群的故事》等。今天(2025年12月29日)凌晨，布倫先生在《美國保守派》雜誌發文認為，當其他西方國家繼續奉行瘋狂的移民政策時，丹麥正在實施成功的移民限制措施。他指出，丹麥為美國提供了真正的教訓：

當一個對移民和難民長期以來保持寬容的國家忍無可忍時，會發生什麼？當虛假庇護申請泛濫成災，當移民抵制同化時，會發生什麼？當左翼政客在保護移民權利方面走得太遠，而在保障公民權利方面做得不夠時，又會發生什麼？

這就是丹麥的現狀。丹麥在移民和庇護政策方面發生的這些事情，為美國提供了真正的教訓，表明移民是一個治理問題，而不是一個道德抽象概念。

2019年至2023年間，丹麥推行了國內所謂的“範式轉變”（paradigmeskiftet）。該政策框架優先考慮遣返尋求庇護者，並在批准庇護時提供臨時而非永久性保護。2021年，丹麥成為第一個以敘利亞部分地區安全為由撤銷敘利亞難民居留權的歐盟國家。丹麥人重新定義了這場辯論，並促使人們重新思考大規模移民湧入西歐的問題。

多年來，丹麥一直被認為是歐盟移民政策的“害群之馬”。在2015年至2016年敘利亞移民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奧巴馬政府在該國的錯誤行為造成的）之後，丹麥採取了越來越嚴格的措施來阻止移民湧入。關鍵事件發生在2019年，當時丹麥批准了其“範式轉變”法案，使難民的臨時保護成為新常態。最終仍然可以獲得永久居留權，但必須滿足包括全職穩定工作在內的諸多條件。

通過限制庇護期限（在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庇護是無限期的），丹麥當局更容易檢查保護理由是否仍然適用，如果不再適用，則更容易確定是否可以遣返。數百名敘利亞難民的居留許可被吊銷。 2021年，丹麥與盧旺達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根據該備忘錄，丹麥將把尋求庇護者轉移到這個非洲國家的接收中心，等待他們的申請結果，這是一種外包策略。後來，在強大的外部批評壓力下，丹麥放棄了這項計劃。

丹麥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為這些改革措施辯護，她表示大規模移民給福利國家帶來了過度的壓力，尤其損害了低收入和低技能的丹麥人。“對我來說，越來越清楚的是，不受控制的全球化、大規模移民……的代價是由下層階級承擔的，”她說道。

“你不能允許所有想加入你社會的人都進來，”她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補充道。其他丹麥官員表示，他們的做法對於保護福利體系至關重要，並確保福利只提供給那些為稅收和其他社會結構做出充分貢獻的居民。

對庇護程序的改革並非唯一的限制措施。最具爭議的措施之一是資產沒收（“珠寶法”），根據該法律，丹麥當局可以沒收進入該國的難民的貴重物品、現金和珠寶。迄今為止，該法律僅在幾十個案例中使用過，它允許警方沒收抵達的移民和尋求庇護者價值超過約1500美元的現金和貴重物品。隨後，政府對非西方移民設置了上限。政府要求社會福利金領取者每周至少工作37小時。儘管執行情況並不普遍，但禁止佩戴面紗和罩袍的立法還是通過了。非西方居民比例較高的居住區被指定為“平行社會”，並受到從經濟重建計劃到實際推土拆除等各種措施的影響。此外，還有所謂的“貧民窟法”，該法律允許當局在非西方外國人比例超過30%的社區強制驅逐外國人。顯然，其中一些措施在文化和憲法上都無法在美國通過。

當一些移民在這些收緊的庇護政策下冒充學生湧入時，截至2025年5月，就讀於非認證課程的國際學生被禁止工作、畢業後求職或家庭團聚。任何同意自願遣返的人都可以獲得豐厚的現金補貼（約6000美元）。沒有居留許可且拒絕自願返回原籍國的難民，必須留在遣返中心，且無法獲得現金補助或工作權利。截至2019年，移民政策中已實施約114項限制措施，以阻止潛在移民入境。

令人驚訝的是，在這些新規則下，移民數量有所增加，但與此同時，移民質量也得到了提升，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教訓。近年來，難民仍然占丹麥非西方人口的最大比例（截至2022年為35%）。這是由於丹麥政府為了應對出生率下降，有針對性地招募移民，尤其是在醫療保健和老年護理領域。2022年，政府為獲得認證的公司引入了快速通道程序，使其能夠更靈活地進行國際招聘，約占工人總數的1/3。這與2000年代中期的情況截然不同，當時數萬名敘利亞人被接納入境，而無需考慮他們的工作技能。（一位加拿大外交官曾對我說：“我們會接納所有我們能接納的難民，只要我們能選擇接納哪些人。”）

“我們毫不懷疑逃離家園的人需要幫助、庇護和保護。他們不是為了好玩才逃離的，”一位中左翼政客說道，並指出這種認知對於爭取黨內其他成員的支持至關重要。“移民人數實在太多，以至於無法以一種對丹麥福利國家可持續的方式來處理。即使在那時，我們也明白移民模式已經失效，我們需要找到替代方案。”

事實上，正是中左翼政黨，而不是右翼保守派，在執政期間實施了許多這些改革。通過採取強硬政策，丹麥中左翼社會民主黨與右翼丹麥人民黨展開較量，並削弱了後者的影響力。這一策略使他們贏回了那些擔心福利壓力、就業保障和文化融合的工人階級選民。中左翼政黨將自己定位為“遵守規則的普通人”的選擇，這與支持開放邊界和維護犯罪外國人的權利截然不同。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支持率飆升，而極右翼政黨的支持率則降至個位數。移民不再是公眾關注的主要問題。這種支持對於解決這個巨大的問題至關重要，而且這樣做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政黨的利益。

丹麥的經驗教訓難道還不明顯嗎？就連《華盛頓郵報》也發表社論，積極評價丹麥的模式轉變，並將其視為民主黨的榜樣。但遺憾的是，他們似乎還沒有準備好採納這些建議。這種牴觸情緒完全是針對川普的，他們認為無論川普支持什麼，無論其本身是否有道理，都是錯誤的。因此，他們根本不把溫和立場當回事。還要經歷多少次選舉，才會有一個政黨不再積極推動非法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