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穆埃尔·克拉茨金(Shmuel Klatzkin) 是一位拉比。他拥有布兰迪斯大学近东和犹太研究博士学位，并著述和授课颇丰。2025年12月27日晚， 克拉茨金先生在《美国观察家》发文称，从纽伦堡审判中的戈林到现代反犹主义，人为制造的威胁将普通人变成了心甘情愿的刽子手：

我最近观看了《纽伦堡》，这部关于1946年纽伦堡战争罪审判的精彩新片。在被控犯下反人类罪的众多纳粹高级领导人中，赫尔曼·戈林是希特勒的二号人物。影片聚焦于戈林与美国军事精神病医生道格拉斯·凯利之间的互动。凯利被指派负责监视囚犯，并帮助避免囚犯自杀带来的尴尬局面。

正因如此，我们才拥护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使我们的国家伟大。

在一次与另一位精神健康专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影片中未出现）进行的真实牢房访谈中，戈林明确表达了他对领导人能力的看法：

·         无论有没有发言权，民众总是可以被领导者操控。这很容易。你只需要告诉他们正在遭受攻击，然后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精神，并指责他们让国家陷入危险。这种方法在任何国家都屡试不爽。

这番话是基于经验观察得出的。诚然，纳粹警察国家和整个极权主义强制机器与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有着莫大的关系。甚至在纳粹掌权之前，他们就对政治对手使用暴力。掌权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建立了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在那里，暴行被制度化并不断升级。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但是，正如丹尼尔·戈德哈根在他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中所指出的，我们有大量记录表明，普通德国人在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自愿实施了极其残忍的暴行和大规模屠杀。讽刺的是，他们仿佛是在“超额完成任务”，好像他们所做的是面对凶猛敌人时表现出的最高英勇行为，而不是对饥饿、几乎赤身裸体、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折磨和谋杀。

因此，戈林的话语令人难以忘怀，其阴险的影响也深深地印在了凯利医生的脑海里。戈林的真相让他震惊不已：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可怕罪行的自愿参与者，并且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凯利最终以与戈林相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戈林被处绞刑前几分钟，他也服用了氰化物自杀。

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的辩护关键在于让自己被理解为一个普通人，一个他的控方也能理解的人。他试图暗示审判他的盟军也和他一样，为了阻止生存威胁，愿意不择手段。他关于道德对等的论证很有说服力，但要想在法庭上胜诉，他必须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他的政党和领导人所认定的主要生存威胁并非英国或俄罗斯的军队，而是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男人、女人和儿童。

伯纳德·刘易斯将纳粹对犹太人的仇恨追溯到罗马时代的欧洲。在不断发展的宗教社群这片肥沃的土壤中，滋生出一种困扰欧洲几个世纪的观念：犹太人是邪恶的、被诅咒的，他们独特地能够阻挠上帝的救赎计划——而且是不可救赎的。用刘易斯在他经典著作《闪米特人和反犹主义者》中的话来说：

·         在其极端形式下，反犹主义的历史观将犹太人描绘成一种撒旦式的力量，是自古至今世界上几乎所有邪恶的根源。在这种观点看来，他们参与了一场永恒的、普遍的阴谋，旨在渗透、腐蚀并最终统治非犹太世界。为此，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所有这些方法都阴险毒辣。在中世纪，犹太人被指控毒害水井、传播瘟疫和进行仪式性谋杀；在近代，他们被指控发明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利用其中一种或两种结合起来统治世界。最近，他们被指责奴役非洲黑人，甚至被一些女权主义者指控引入父权制和男性统治……由于显然不可能在任何理性的证据基础上维持这些以及类似的论断，反犹主义者诉诸另一种惯用伎俩——捏造事实和伪造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点。

西方现代性带来了对基督教文化中屡屡出现的仇恨的怀疑。500多年前，像皮科和罗伊希林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就将其视为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悖而与之斗争。

但这种仇恨并没有消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进行了反击。类似的斗争也发生在新兴的新教运动中：路德煽动暴力，而在荷兰和英国，政治思想家们以圣经为基础，并引用拉比的著作，开始为宗教自由提出强有力的、基于信仰的论证。

然而，到了19世纪，欧洲宗教处于守势，在许多思想领袖中，宗教的影响力已经黯然失色。历史的洪流如今正被人们对新兴民族国家及其日益增长的权力的忠诚所推动。尼采告诉人们他们不想听到的真相——他们正在杀死上帝。

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取代了宗教的地位。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歌颂不朽的苏联之神的颂歌：“列宁活过，列宁活着，列宁将永远活下去。”皈依新宗教的犹太人得到政府的支持，被授权摧毁犹太教以及仍然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希特勒认为共产主义是犹太人征服世界的终极阴谋，并着手不仅要消灭犹太教，还要消灭犹太民族。

与此同时，欧洲新兴的帝国扩张到中东，那里宗教仍然势力强大。刘易斯追溯了他们如何将邪恶的仇恨犹太人的种子带到那里。1840年的大马士革血祭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在一位仇视犹太人的法国外交官的煽动下，当地穆斯林当局以荒谬的罪名监禁并折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这种罪名此前只在基督教欧洲出现过：犹太人杀害了一名牧师和一名阿拉伯人，用他们的血来烘烤逾越节的无酵饼。随着犹太人向中东移民的增加，这种仇恨也开始滋长。

在欧洲，旧的反犹主义发生了演变，并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合理化外衣，以适应时代精神。现在，犹太人被视为国家的死敌，他们的存在被视为“犹太问题”，需要找到解决方案。

1820年德国大学发生的“Hep Hep”骚乱预示了我们在2023年和20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库珀联盟学院等地看到的景象。1871年法国被德国羞辱性地击败需要一个解释。

在德雷福斯案中，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成为公众仇恨的对象长达十多年。作为法国军队中的一名犹太职业军人，德雷福斯因伪证、伪造证据、暴民压力和阻挠而被定罪，并被送往臭名昭著的魔鬼岛。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被法国击败被解释为犹太人背叛了德国，希特勒正是利用这个谎言获得了绝对权力，发动了征服战争，并在将自己的国家推向死亡和毁灭之前，消灭了欧洲大部分犹太人。

通过纽伦堡审判和对公共文化的有效控制，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纳粹主义——但在此之前，纳粹主义已经移植到了中东。阅读哈马斯宪章就像阅读一份披着伊斯兰教义外衣的纳粹宣言。宪章声称，世界上的一切罪恶都是犹太人造成的：

·         犹太复国主义的入侵是恶毒的入侵。它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利用一切邪恶卑鄙的手段来实现其目的。它在渗透和间谍活动中严重依赖其建立的秘密组织，例如共济会、扶轮社和狮子会以及其他破坏组织。所有这些组织，无论秘密的还是公开的，都为犹太复国主义服务，并按照其指示行事。它们的目标是破坏社会、摧毁价值观、腐蚀良知、败坏品德并消灭伊斯兰教。毒品交易和各种形式的酗酒都与它有关，以便于其控制和扩张。

·         我们不应忘记提醒每一位穆斯林，1967年犹太人占领圣城时，他们站在阿克萨清真寺的门槛上宣称：“穆罕默德死了，他的后代都是女人。”

·         以色列、犹太教和犹太人挑战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人民。“愿懦夫永不入眠。”

戈林的话是经验之谈。他看到人们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对抗生存威胁。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没有组织起来对抗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存威胁，这个世界将会比现在更加黑暗。如果我们早些时候就认识到并处理了中东的纳粹病毒，那么该地区所有居民都可以避免许多痛苦。

由于自我保护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宣传者试图说服他们的目标群体，让他们相信自己正面临着这样的威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煽动者、中世纪关于血祭和亵渎圣餐的寓言、现代关于犹太人策划大规模阴谋统治世界并制造一切罪恶的诽谤——所有这些都依赖于那些无法辨别真假的人。

维克多·戴维斯·汉森今年一直致力于揭露那些在西方兜售这种可憎意识形态的宣传者。他以冷静而透彻的方式，揭露了一位被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评论员吹捧为一流的伪历史学家的谎言；他驳斥了评论员和其他人现在所接受的谎言：关于以色列的谎言，无论这些谎言是直接说出来的，还是以心照不宣的暗示形式表达的；以及关于犹太人的谎言，包括声称犹太人策划了从9·11事件到入侵委内瑞拉的一切阴谋。正是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谎言让你明白，如果你之前还不明白的话，VDH攻击的不仅仅是政治分歧——尽管政治分歧有时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必须接受——而是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邪恶的东西。

没有什么新鲜事。就像20世纪30年代和其他时期一样，有才华、受人尊敬的人也会像其他人一样犯错。真理依然是真理，它不会偏袒任何人。正如我们最近经常引用的一位伟大的中世纪哲学家兼医生摩西·迈蒙尼德所说：“接受真理，无论它在哪里。”

凯利博士被戈林吓得精神崩溃，最终自杀身亡。戈林带领他的国家走向毁灭，然后也自杀了。

我们伟大的西方传统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接受真理。调整生活以适应真理，而不是反过来。活在谎言中会毁掉说谎者，并传播破坏。

信奉谎言的戈林邪教的两个成员在光明节的第一天在邦迪海滩发动了谋杀。就像英国的斯塔默政府和法国的马克龙政府一样，澳大利亚政府也屈服于这些邪教徒的戈林式谎言，他们试图摧毁光明节以及庆祝光明节的人们。

但一些勇敢的人挺身而出，展现了西方核心的韧性。在那天的英雄中，有一位名叫艾哈迈德·阿尔-艾哈迈德，他为了拯救手无寸铁的犹太人而被枪击。

艾哈迈德的英雄行为源于他特殊的宗教信仰。西方所珍视的宗教自由明白，这种对社区福祉的内在承诺是任何成功的自治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超越种族和宗教信仰的道德承诺。他见证了亚伯拉罕之神的真理，为自己、为他的民族、为他所归属的国家以及为他的神赢得了荣耀。

真理既是个人性的，也是普遍性的，涵盖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层面。正因如此，我们才拥抱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使我们的国家更加伟大。

回归真理。现在正是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