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人工智能 (January AI) 公司首席执行官努欣·哈希米Noosheen Hashemi昨天2026年3月14日在《火焰媒体》发文谈个人的感受和经历：“为了保持理智，我离开了加州的民主党人”。请君一读：

硅谷将“蓝色政治”视为一种默认常态。然而，该党过往的种种表现让我无法再与其为伍：口号喊得冠冕堂皇，实际执行却屡屡落空，且整个政党对承担责任避之不及。

曾几何时，身为加州的一名民主党人，是件令人感觉良好的事。

请注意，我强调的是“曾几何时”——而川普总统近期发表的国情咨文，恰恰揭示了我为何最终选择脱离该党。

加州之所以陷入困境，并非因为它“关怀过度”；恰恰相反，它的失败源于将“关怀”与“治理”混为一谈。

在硅谷，投票支持民主党（即“投蓝”）往往被视为一种默认的设定。

在许多专业圈层中——尤其是在科技界和风险投资界——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彼此在政治立场上是高度一致的。在这里，政治筹款活动往往兼具了社交聚会的功能。

这听起来充满人道关怀，显得开明睿智，仿佛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然而那一晚，总统向所有国会议员发出挑战：凡是坚信美国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本国公民而非非法移民者，请起立。令人震惊的是，民主党人全员端坐未动——这一幕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民主党当下的价值观。

真正让我改变看法的并非那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而是实实在在的后果。加利福尼亚州，正是自由派政策彻底失败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例证。

以下三个领域，清晰地揭示了这一失败模式。

选举：信心即保障

在加利福尼亚州，选民进行现场投票时无需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明。选民只需报上姓名、住址，并在选民名册上签名即可。据“全美州议会联合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统计，全美已有超过30个州强制要求选民出示某种形式的身份证明。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国家也均明文规定，选民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方可投票。盖洛普（Gallup）公司202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三的美国民众支持在投票站强制要求选民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明——这一支持率在民主、共和两党选民群体中均占据多数。

即便大规模选举舞弊的规模难以精确量化，但行政管理上的疏漏以及身份核验标准的不统一，无疑加剧了公众的疑虑。设立显性的安全保障措施，不仅能有效震慑不法行为，更能维护公众对整个选举制度的信心。

当加州的民主党人将“要求选民出示身份证明”这一举措视为某种“意识形态异端”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削弱其口口声声宣称要捍卫的选举制度本身的合法性。

家庭：当国家权力越俎代庖

根据加州现行法律规定，年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若经专业服务提供者认定已具备足够的成熟度，便可自行决定接受某些心理健康服务，且无需事先知会其父母。此外，州法律还允许未成年人以保密的方式获取生殖健康服务。近期通过的一系列立法，更是进一步扩大了在上述敏感领域内的保密保护范围。

尽管其初衷被标榜为“保护未成年人”，但实际造成的后果却是：在原本应由父母行使决策权的家庭事务中，国家权力却强行凌驾于父母之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美国最高法院早已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父母对子女享有的权利属于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家庭，正是构成公民社会的最初始、最基础的权力层级。

一旦国家权力在涉及未成年人的重大医疗及心理健康事务中，自居为“秘密决策者”，它便是在公然侵蚀并瓦解这种本属于家庭的自主主权。

以牺牲父母主权为代价去扩张国家权力，绝非真正的人道关怀；这本质上是政府权力对公民社会中最私密、最核心领域的一次粗暴越权干涉。正如“自由妈妈”（Moms for Liberty）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所言：“我们绝不接受政府插手，与我们共同抚养子女。”

无论打着何种“人道关怀”的旗号，都无法为瓦解“家庭作为社会首要责任承担单位”这一基本架构的行为提供任何正当性依据。

财政现实：数学法则依然适用

加利福尼亚州的预算基础狭窄且极不稳定。据州立法分析师办公室（Legislative Analyst’s Office）的报告显示，收入最高的1%人群贡献了该州近一半的个人所得税收入。由于这部分税收高度依赖于资本利得，其本质上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

然而，州领导层非但没有致力于拓宽并稳固这一税基，反而屡屡将其作为针对目标。那些基于财富征税的提案，所针对的恰恰是那些承担了州政府各项财政义务中极大部分份额的纳税人。资本是具有流动性的。美国国税局（IRS）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间，高收入家庭持续呈现净流出的趋势，纷纷从加州迁往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

接下来，便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速铁路项目于2008年获批，当时估算造价为330亿美元；如今，其预计成本已突破1000亿美元，且至今尚未完工。相比之下，佛罗里达州通过“公私合营”（PPP）模式拓展了“亮线”（Brightline）客运铁路服务，不仅成功吸引了私人资本，还按时交付了多个主要路段。

在2019年至2023年间，加州在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上投入了约240亿美元。然而在同一时期，全州的无家可归人口数量却呈上升趋势。2024年，加州州审计长发布报告指出，州政府未能持续追踪这数十亿美元的支出是否产生了可衡量的实际成效。

这种模式其实很简单：

花钱大手大脚；成效衡量宽松；口号充满道德光环；实际交付却极不稳定。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其宣称的宏伟目标，而在于其缺乏必要的治理纪律。

在每一个案例中，其口号都显得高尚无比，但最终结果却是一片混乱与失能。（相关报道：加文·纽森治下的加州正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掠夺医疗补助资金）

这正是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政治生涯中一路晋升所依托的治理模式，也是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在执政过程中不断“完善”的模式。这并非因为他们缺乏才智，而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这套体制，更倾向于奖励那些善于“道德作秀”（virtue-signaling）的人，而非那些能产出可衡量实际绩效的人。尽管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该体制却顽固地抵制最基本的选举制度保障措施；它将政府公权力过度扩张至家庭内部事务；它将预算建立在极不稳定的财政收入基础之上，同时却加速了人口的外流；它挥霍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却从不要求对支出的实际成效进行验证。

如果这种治理框架在全国范围内被复制推广，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之所以退出民主党，并非因为我不再关心弱势群体。恰恰相反，我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深切关注制度本身的稳健与存续。同情心固然重要，但治理国家更需要严明的纪律。加州之所以陷入困境，并非因为它“关怀过度”，而是因为它混淆了“关怀”与“治理”的本质区别。若只有同情之心而缺乏治理之能，最终只会导致制度的腐朽与溃败。

如果你身在加州，身为一名民主党人，内心隐隐感到不安却又难以准确言表，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曾几何时，我也曾长期为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辩护，尽管我早已不再相信它们能带来实质性的成效。但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对实际成效的忠诚，终究应当超越对某种政治标签或党派归属的忠诚。对我而言，事实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