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斯新聞撰稿人及《休·休伊特秀》主持人休·休伊特（Hugh Hewitt）近日在《福克斯新聞》網站發表評論，盛讚川普總統渴望為世人留下一份和平的政治遺產。休伊特先生認為：迄今為止，川普已證明自己足以與任何一位現代總統比肩，且遠勝於其中大多數人。他必須繼續保持強硬、果決與堅毅。請讀他的評論：

如今在世的每一位美國人，都生活在戰爭年代。自1941年12月7日以來，每一位美國總統都是“戰時總統”。無一例外。人們可以——也理應——根據他們如何發動戰爭來對其進行評判；這些戰爭既包括針對強大對手的“冷戰”與“熱戰”，也包括針對危險滋擾勢力的軍事行動。只要唐納德·川普總統在與伊朗的這場衝突中始終保持強硬、堅定且果斷的姿態，他便足以與歷任戰時總統比肩，甚至將遠勝於其中的大多數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經歷過數段主要以非戰鬥形式呈現的戰爭時期——這些時段在表象上，與20世紀20年代及30年代的所謂“和平時期”頗為相似。

以柏林牆倒塌至“9·11”事件爆發（後者距今恰好25年，即今年9月）之間的時期為例，當時“和平”的幻象可謂無處不在。事實上，正是受這一幻象的驅使，人們當時不僅強烈要求兌現“和平紅利”，政府也確實通過大幅削減國防開支的方式兌現了這一承諾。

即便面對美國入侵巴拿馬、第一次海灣戰爭、克林頓總統下令於1993年對伊拉克實施的巡航導彈打擊，以及隨後在老布什和克林頓兩任政府治下、圍繞“禁飛區”與薩達姆政權持續長達十二年的衝突——包括克林頓下令向阿富汗和蘇丹境內的“基地”組織目標發射巡航導彈的“無限延伸行動”（Operation Infinite Reach），乃至北約於1999年3月24日至6月10日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實施、歷時78天的“盟軍行動”（Operation Allied Force）——上述種種戰事，均未能打破人們心中那層“和平”的幻象。

直至“9·11”事件爆發，絕大多數美國人才終於集體意識到：這個世界上確實存在着極度邪惡的勢力，它們絕不會對我們善罷甘休，也絕不會容許我們對日益逼近的威脅視而不見、漠不關心。

“9·11”事件之後，直至2021年美國在阿富汗遭遇潰敗這一慘痛結局之前，已無人再對我們正身處戰爭之中產生任何懷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大戰區，無數美國軍人不幸陣亡或負傷的悲劇，構成了對這一事實最直觀、最醒目的警示。此外，還有一系列已不容再被忽視的嚴峻威脅：中國崛起為美國所面臨的“首要戰略競爭對手”（pacing threat）；俄羅斯政體向獨裁統治的倒退；以及朝鮮在謀求核武庫方面所取得的實質性突破。無論是處於那漫長的虛幻和平時期，還是處於2001年至2023年間顯而易見的戰爭狀態中，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始終處於與美國的交戰狀態。自1979年的人質危機以來，這種敵對局面便一直延續着——歷經1983年的海軍陸戰隊軍營爆炸案、1996年的科巴爾塔樓爆炸案，以及伊朗代理人部隊在伊拉克針對美軍發起的漫長且隱秘的襲擾行動（該行動導致數千名美軍官兵死傷）。自1979年以來，伊朗國內的狂熱分子從未停止高呼“打倒美國”的口號；而他們喊出這些口號時，絕非僅僅流於口頭，而是發自內心地意欲付諸實施。

伊朗的宏大戰略目標在於獲取核武器。其輔助戰略則是建立一支規模龐大且極具威懾力的導彈部隊——其威脅範圍不僅涵蓋周邊鄰國，最終更將延伸至歐洲，甚至可能觸及美國本土——以此確保美國與以色列絕不敢對伊朗的核武器組裝生產線發動打擊。一旦擁有了核武器所賦予的“免疫力”，那些宗教領袖（阿亞圖拉們）便可肆無忌憚地推行其既定議程——即徹底摧毀以色列與美國。

川普之前的歷任美國總統，無一例外地都曾信誓旦旦地宣稱：絕不允許伊朗擁有此類武器。自伊朗踏上這條核武之路以來，每一位繼任總統都曾發表過類似的聲明。然而，他們中卻無一人真正採取了實質性的行動。無論是面對伊朗那支由恐怖分子組成的“遠征軍”——即由卡西姆·蘇萊曼尼一手組建並部署的“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還是面對伊朗所扶植的各類代理人武裝，這些前任總統們均未曾採取任何反制措施。直至川普上台，這一局面才得以終結。

卡特總統在伊朗宗教領袖們的攻勢面前顯得束手無策，徹底陷入了癱瘓狀態。里根總統當時正全神貫注於對抗蘇聯這一主要強敵，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他選擇了迴避與伊朗這一相對弱小的威脅進行正面交鋒。喬治·H·W·布什總統雖在1991年一舉摧毀了薩達姆的軍隊，但他並未揮師挺進巴格達；至于越過伊拉克邊境、深入伊朗腹地，更是無從談起。

克林頓總統未能阻止朝鮮獲取核武器，原因在於他認定採取軍事干預的代價過於高昂。既然連近在眼前的威脅尚且無法有效遏制，他自然也就無暇顧及那些遠在天邊的潛在威脅了。正是在克林頓總統任內，朝鮮一躍成為了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相比之下，喬治·W·布什總統堪稱一位傑出的“戰時總統”；他在任期間全力抗擊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並最終成功地在伊拉克實現了局勢的穩定。他與西方世界的每一位領導人一樣，在關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問題上都判斷失誤；但他依然堅持了下來，而伊拉克人民如今所擁有的未來，遠比在薩達姆那些殘暴成性的兒子統治下所能擁有的未來要光明得多。布什政府情報界的結論是：伊朗因心存畏懼且已汲取教訓，故已放棄了其核野心。然而，這一“情報界”的判斷卻是錯誤的。奧巴馬總統堪稱戰後歷任總統中最糟糕的一位，因為他甚至連“無所作為”都做不到。他的表現比無所作為還要糟糕。他採取行動，為伊朗的野心賦予了合法性；他為自己的綏靖政策支付了17億美元的首付款，隨後又通過“JCPOA”（即《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由國務卿約翰·克里於2015年與伊朗神權領袖們談判達成的協議）那些毫無意義的承諾，解除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制裁。

當川普於2017年入主白宮時，冷酷的現實主義重返了橢圓形辦公室。川普撕毀了JCPOA——因為該協議並非正式條約，而僅僅是一項“行政協定”。當然，他完全有權這樣做。

川普曾兩次下令打擊因使用化學武器而受罰的敘利亞，從而重新確立了奧巴馬曾親手抹去的“紅線”。（未來的奧巴馬總統圖書館裡，會不會專門設立一間“紅線室”，供那些跨越紅線的訪客“消失”進去？）川普還下令殲滅了那些膽敢在敘利亞襲擊美軍的俄羅斯“小綠人”部隊。此外，當伊朗方面在伊拉克境內屢次試圖殺害美國人且拒不收手時，川普於2020年1月下令擊殺了蘇萊曼尼——就在這位伊朗恐怖分子踏足伊拉克的那一刻。

隨後便是2020年的大選，以及隨之而來的那場給全世界帶來災難的漫長“攝政期”——在那段日子裡，身心狀態已嚴重衰退的拜登雖身居橢圓形辦公室，但實際掌舵、操縱他的究竟是何人，至今仍是一個謎。我們或許要等到多年之後，才能知曉究竟是誰在那段時期制定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但我們確知的是，無論決策者究竟是誰，正是他們在任期間一手釀成了阿富汗撤軍的慘敗——這場慘敗不僅直接導致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第二次入侵（第一次入侵發生於奧巴馬任內），更助推了伊朗加速邁向核武器的進程，並使其得以研發出越來越多的導彈，以此來為其核野心提供武力掩護。

在重返權力巔峰僅僅五個月後，川普便下令實施了代號為“午夜之錘”（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的軍事行動，徹底摧毀了伊朗的核武器計劃。在那一刻，川普給了德黑蘭的神權統治者們一個選擇：要麼徹底放棄你們的野心，要麼準備迎接新一輪的嚴厲懲罰。然而，阿亞圖拉哈梅內伊卻嚴重誤判了川普。伊朗人非但沒有收手，反而重新啟動了核武器研發進程；這一次，他們甚至開始大規模生產彈道導彈，其規模之龐大，令世人皆不敢輕易阻攔。

唯獨川普——攜手以色列總理——敢於挺身而出，直面這一挑戰。伊朗的軍事力量——包括其核武器設施和導彈工廠——如今已是一片廢墟。這場持續進行的軍事行動正徹底摧毀該政權重建上述設施的能力；不僅如此，它甚至可能一併摧毀伊朗的石油基礎設施——而這正是該政權若想重走這條老路、並為此籌措資金所必不可少的命脈。

川普總統對伊朗神權統治者（Mullahs）採取強硬、乃至可謂冷酷且坦率的手段，實則已為全世界立下了一大功。自川普回歸政壇以來，那個所謂的“暴君聯盟”已接連遭受重創；隨着伊朗政權在打擊下瑟瑟發抖，以及共產主義古巴政權搖搖欲墜、瀕臨被人民推翻的邊緣，更多沉重的打擊還在後頭。

川普總統確實渴望為世人留下一份和平的政治遺產。然而，他正是美國所亟需的那種強硬、甚至不惜手段的最高統帥——唯有這樣的領導者，才能徹底剷除美國的敵人，而非僅僅是把他們“罰站”了事。我們衷心期盼他能將這場戰鬥堅持到底，直至伊朗在未來一至三代人的時間裡，都再無能力對我們、以色列、海灣國家或任何其他方構成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