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邮报》日前2026年3月22日刊发麦迪逊政策论坛（Madison Policy Forum）战争研究部主任约翰·斯潘塞（John Spencer）的评论：‘“擒贼擒王”战争模式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请读他的评论：

试想一下，如果盟军情报部门在1944年5月下旬就锁定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行踪，并在诺曼底登陆战打响之前将其击毙。再试想一下，就在同一时刻，一系列精准打击行动同时除掉了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总长、战争行动的总策划者、负责西欧防务的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以及德国其余所有的元帅和高级指挥官。

甚至那些刚刚被公开宣布接替上述职务的军官，也在数小时内遭到了同样的打击。

这样一来，在盟军士兵踏上诺曼底海滩之前，那个指挥德国战争机器运转的“大脑”就已经彻底瘫痪了。

诚然，德国国防军手中依然握有坦克、飞机和成建制的师级部队。但此时的它，已然沦为一具失去“中枢神经系统”的躯壳，无法正常运作。

“斩首行动”（即针对敌方领导层的定点清除）在历史上由来已久。然而，当今时代的新变化在于：我们已具备在战争爆发之初，便以同步且精准的方式实施此类行动的能力。

这种情景在1944年是绝无可能发生的。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在仅仅25年之前，这种情景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2003年，世界上最强大的联合作战部队挥师入侵伊拉克。美军试图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小时内便击毙萨达姆·侯赛因；在入侵行动的头几天里，美军确实曾不止一次地与成功仅有一步之遥。

萨达姆之所以得以幸存，主要归因于当时关于其确切位置的情报极不确定，加之他本人频繁地在不同地点之间转移藏身之处。在巴格达陷落之后，美军依然耗费了长达九个月的时间才将其抓获；而要找到并抓获其他许多被美军列入“扑克牌通缉令”的高级政权骨干，更是耗费了数年之久。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场上，美军同样耗费了近十年的光阴，才最终锁定并击毙了奥萨马·本·拉登。

这些结果并非源于美军的懈怠或不作为。它们恰恰折射出一种固有的难题：要在复杂的国家机器内部锁定某一个特定的人体目标，并确保在实施打击的那一瞬间该目标确实身处现场，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情报工作极少能提供绝对的确定性；它所能提供的，往往只是一系列概率性的推断。

时至今日，这一基本事实依然未曾改变。

即便拥有当今最尖端的情报体系——集人力情报、信号截获、网络渗透、卫星侦察以及实时数据融合等手段于一身——也依然无法百分之百地保证：某位敌方领导人在某一特定时刻，确实身处某间特定的房间或掩体之中。因为打击目标是移动变化的；敌方的通信保密意识与反侦察手段也在不断提升；而各种伪装与欺骗手段更是屡见不鲜。有时，成功的打击之所以得手，仅仅是因为目标误判了时机，未能及时采取防护措施。

真正发生变化的并非不确定性的消失，而是在情报侦察与精确打击能力实现融合之际，针对敌方领导层实施打击的速度与规模。

在近期与伊朗爆发的冲突初期，“斩首”敌方领导层并非辅助性行动，而是整场战争开局架构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据报道，在初期的打击行动中，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不幸身亡；同时遇袭身亡的还包括该国国防部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多位高级航空航天与导弹部队指挥官、数名关键的总统顾问，以及30多名其他高级政治与军事官员。

冲突爆发后的短短一小时内，该政权最高层的绝大多数领导成员便已遭清除。

针对敌方领导层实施打击的做法古已有之，贯穿于整部战争史；而如今的新变化，在于打击行动所具备的“同步性”与“精确性”。

如今，敌方政治与军事领导层的整层级架构几乎可以同时成为打击目标。最高决策层、总参谋部、导弹部队以及各类指挥节点，均可遭受协同波次的精确打击；此类打击旨在战争爆发伊始，便在敌方指挥体系的顶端制造即时的混乱与瘫痪。

要具备这种能力，必须集齐一系列极为罕见的要素：对敌方政治与军事核心实施深度情报渗透、不间断的持续监视、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精确打击平台，以及能够摧毁那些曾被视为“避风港”的加固工事的特种弹药。此外，它还要求决策者具备在战争爆发之初便果断运用上述能力的政治决心。

放眼全球，鲜有国家能够同时具备上述等式两端的所有要素。

俄乌战争揭示了这种能力的局限性。尽管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发动了长达数年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却未能成功清除乌克兰的任何高级政治或军事领导人。事实证明，若缺乏关于领导人在袭击发生那一刻的具体位置的精准情报，仅凭远程打击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针对领导层的打击究竟能取得什么实效？

清除高级领导人并不意味着国家机器会自动陷入瘫痪。各国政府往往备有周密的继任计划、分散式的指挥架构以及应急预案，旨在抵御此类突如其来的冲击。试想，如果伊朗领导层在袭击开始前便已疏散至加固掩体之中，那么最终的战果或许将截然不同。

尽管如此，针对领导层的定点打击依然能够产生巨大的震慑与破坏效应。

这种打击能够割裂决策周期，扰乱指挥链条，并在主导战争的最高政治权力层引发极大的不确定性。哪怕只是短暂的混乱，也足以使敌方的报复行动变得错综复杂，延缓其协同反应的速度，甚至在内部引发争夺权力的斗争。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将战争定义为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意志的较量。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战争总是伴随着“摩擦”（即各种不可控因素）、不确定性，以及在重压之下依然坚韧稳固的指挥架构。

然而，他所无法预见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导战争的高级政治与军事领导层，极有可能在冲突爆发的最初几分钟内，便在综合情报与精准打击的配合下，沦为敌方直接攻击的物理目标。

此类打击的终极目的，绝非仅仅在于单纯的物理摧毁，而更在于制造一种彻底的“扰乱”。

在过去数十年的战争实践中，首轮打击的重点往往集中于压制敌方防空火力、摧毁停放在地面的战机，以及破坏其基础设施。其核心目标在于削弱敌方的整体军事实力。

而在当今时代，某些国家正尝试一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将打击矛头直接指向那些主导战争进程的最高领导层本身。

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为传统的“威慑理论”注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如果潜在的敌对势力确信，一旦冲突爆发，其自身的政治与军事最高领导层将在第一时间沦为打击目标，那么，发动战争所伴随的“个人风险”便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威慑手段往往依赖于威胁对敌方的领土、军事力量或基础设施造成实质性损害；而如今，领导层自身所暴露出的脆弱性，则为这种威慑博弈的考量体系增添了又一个至关重要的权重。

当然，这种打击能力并非无所不能、包打天下。情报工作依然可能出现疏漏；既定的打击目标也可能侥幸逃脱；而严密构建的权力继任机制，同样能够有效填补因领导人遇袭而留下的权力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