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郵報》日前2026年3月22日刊發麥迪遜政策論壇（Madison Policy Forum）戰爭研究部主任約翰·斯潘塞（John Spencer）的評論：‘“擒賊擒王”戰爭模式的興起及其重要意義’。請讀他的評論：

試想一下，如果盟軍情報部門在1944年5月下旬就鎖定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行蹤，並在諾曼底登陸戰打響之前將其擊斃。再試想一下，就在同一時刻，一系列精準打擊行動同時除掉了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德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部總長、戰爭行動的總策劃者、負責西歐防務的埃爾溫·隆美爾元帥，以及德國其餘所有的元帥和高級指揮官。

甚至那些剛剛被公開宣布接替上述職務的軍官，也在數小時內遭到了同樣的打擊。

這樣一來，在盟軍士兵踏上諾曼底海灘之前，那個指揮德國戰爭機器運轉的“大腦”就已經徹底癱瘓了。

誠然，德國國防軍手中依然握有坦克、飛機和成建制的師級部隊。但此時的它，已然淪為一具失去“中樞神經系統”的軀殼，無法正常運作。

“斬首行動”（即針對敵方領導層的定點清除）在歷史上由來已久。然而，當今時代的新變化在於：我們已具備在戰爭爆發之初，便以同步且精準的方式實施此類行動的能力。

這種情景在1944年是絕無可能發生的。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在僅僅25年之前，這種情景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人們難以想象的。

2003年，世界上最強大的聯合作戰部隊揮師入侵伊拉克。美軍試圖在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個小時內便擊斃薩達姆·侯賽因；在入侵行動的頭幾天裡，美軍確實曾不止一次地與成功僅有一步之遙。

薩達姆之所以得以倖存，主要歸因於當時關於其確切位置的情報極不確定，加之他本人頻繁地在不同地點之間轉移藏身之處。在巴格達陷落之後，美軍依然耗費了長達九個月的時間才將其抓獲；而要找到並抓獲其他許多被美軍列入“撲克牌通緝令”的高級政權骨幹，更是耗費了數年之久。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戰場上，美軍同樣耗費了近十年的光陰，才最終鎖定並擊斃了奧薩馬·本·拉登。

這些結果並非源於美軍的懈怠或不作為。它們恰恰折射出一種固有的難題：要在複雜的國家機器內部鎖定某一個特定的人體目標，並確保在實施打擊的那一瞬間該目標確實身處現場，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情報工作極少能提供絕對的確定性；它所能提供的，往往只是一系列概率性的推斷。

時至今日，這一基本事實依然未曾改變。

即便擁有當今最尖端的情報體系——集人力情報、信號截獲、網絡滲透、衛星偵察以及實時數據融合等手段於一身——也依然無法百分之百地保證：某位敵方領導人在某一特定時刻，確實身處某間特定的房間或掩體之中。因為打擊目標是移動變化的；敵方的通信保密意識與反偵察手段也在不斷提升；而各種偽裝與欺騙手段更是屢見不鮮。有時，成功的打擊之所以得手，僅僅是因為目標誤判了時機，未能及時採取防護措施。

真正發生變化的並非不確定性的消失，而是在情報偵察與精確打擊能力實現融合之際，針對敵方領導層實施打擊的速度與規模。

在近期與伊朗爆發的衝突初期，“斬首”敵方領導層並非輔助性行動，而是整場戰爭開局架構中的核心組成部分。

據報道，在初期的打擊行動中，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不幸身亡；同時遇襲身亡的還包括該國國防部長、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多位高級航空航天與導彈部隊指揮官、數名關鍵的總統顧問，以及30多名其他高級政治與軍事官員。

衝突爆發後的短短一小時內，該政權最高層的絕大多數領導成員便已遭清除。

針對敵方領導層實施打擊的做法古已有之，貫穿於整部戰爭史；而如今的新變化，在於打擊行動所具備的“同步性”與“精確性”。

如今，敵方政治與軍事領導層的整層級架構幾乎可以同時成為打擊目標。最高決策層、總參謀部、導彈部隊以及各類指揮節點，均可遭受協同波次的精確打擊；此類打擊旨在戰爭爆發伊始，便在敵方指揮體系的頂端製造即時的混亂與癱瘓。

要具備這種能力，必須集齊一系列極為罕見的要素：對敵方政治與軍事核心實施深度情報滲透、不間斷的持續監視、具備遠程打擊能力的精確打擊平台，以及能夠摧毀那些曾被視為“避風港”的加固工事的特種彈藥。此外，它還要求決策者具備在戰爭爆發之初便果斷運用上述能力的政治決心。

放眼全球，鮮有國家能夠同時具備上述等式兩端的所有要素。

俄烏戰爭揭示了這種能力的局限性。儘管自2022年以來，俄羅斯發動了長達數年的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卻未能成功清除烏克蘭的任何高級政治或軍事領導人。事實證明，若缺乏關於領導人在襲擊發生那一刻的具體位置的精準情報，僅憑遠程打擊能力是遠遠不夠的。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針對領導層的打擊究竟能取得什麼實效？

清除高級領導人並不意味着國家機器會自動陷入癱瘓。各國政府往往備有周密的繼任計劃、分散式的指揮架構以及應急預案，旨在抵禦此類突如其來的衝擊。試想，如果伊朗領導層在襲擊開始前便已疏散至加固掩體之中，那麼最終的戰果或許將截然不同。

儘管如此，針對領導層的定點打擊依然能夠產生巨大的震懾與破壞效應。

這種打擊能夠割裂決策周期，擾亂指揮鏈條，並在主導戰爭的最高政治權力層引發極大的不確定性。哪怕只是短暫的混亂，也足以使敵方的報復行動變得錯綜複雜，延緩其協同反應的速度，甚至在內部引發爭奪權力的鬥爭。

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曾將戰爭定義為不同政治共同體之間意志的較量。在他的理論框架中，戰爭總是伴隨着“摩擦”（即各種不可控因素）、不確定性，以及在重壓之下依然堅韌穩固的指揮架構。

然而，他所無法預見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現代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主導戰爭的高級政治與軍事領導層，極有可能在衝突爆發的最初幾分鐘內，便在綜合情報與精準打擊的配合下，淪為敵方直接攻擊的物理目標。

此類打擊的終極目的，絕非僅僅在於單純的物理摧毀，而更在於製造一種徹底的“擾亂”。

在過去數十年的戰爭實踐中，首輪打擊的重點往往集中於壓制敵方防空火力、摧毀停放在地面的戰機，以及破壞其基礎設施。其核心目標在於削弱敵方的整體軍事實力。

而在當今時代，某些國家正嘗試一種截然不同的策略：將打擊矛頭直接指向那些主導戰爭進程的最高領導層本身。

這種潛在的可能性，為傳統的“威懾理論”注入了一個全新的維度。

如果潛在的敵對勢力確信，一旦衝突爆發，其自身的政治與軍事最高領導層將在第一時間淪為打擊目標，那麼，發動戰爭所伴隨的“個人風險”便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傳統的威懾手段往往依賴於威脅對敵方的領土、軍事力量或基礎設施造成實質性損害；而如今，領導層自身所暴露出的脆弱性，則為這種威懾博弈的考量體系增添了又一個至關重要的權重。

當然，這種打擊能力並非無所不能、包打天下。情報工作依然可能出現疏漏；既定的打擊目標也可能僥倖逃脫；而嚴密構建的權力繼任機制，同樣能夠有效填補因領導人遇襲而留下的權力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