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观察家报》专栏撰稿人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近日指出：“若不实行政权更迭便结束对伊战争，必将导致大屠杀”。

1960年，萨洛特·萨尔——即更为人熟知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组建了红色高棉。波尔布特视毛泽东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灵感来源。这位红色高棉领袖既是一名狂热分子，也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他企图彻底重塑社会，并清除其中的西方影响。此外，他对泰国和越南两国都怀有根深蒂固的种族与宗教仇恨。

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随即发起了一场恐怖主义运动，夺走了超过100万人的生命，这一数字几乎占当时柬埔寨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即便在红色高棉大屠杀最为惨烈的时期，仍有一些进步团体和西方学者否认这些暴行，试图为其寻找开脱理由，甚至反过来指责西方制造了滋生红色高棉及其行径的社会环境与意识形态氛围。

美国教友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这一隶属于贵格会（Quaker）的非政府组织——曾因在二战期间致力于战俘救助工作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时隔近80年，该组织至今仍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自居，以此标榜其道德正当性。然而，该组织却刻意回避并试图抹去的，正是其当年为红色高棉所作的辩护与声援。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尽管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者——也曾否认红色高棉的暴行，并对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大加挞伐，斥之为“不准确”且“夸大其词”。乔姆斯基曾撰文写道：“即便那些照片确系真实，我们也不禁要问：为何柬埔寨的人民竟沦落到要像牲口一样去拉犁耕作？原因显而易见……正是美国对柬埔寨发动的野蛮侵略，连当地的动物生灵都未能幸免于难。”这番论调荒谬绝伦，其本质在于试图剥夺红色高棉作为独立行为主体所应承担的责任，从而掩盖其奴役柬埔寨人民的罪行。学者兼记者加雷斯·波特（Gareth Porter）也曾对红色高棉的暴行予以否认。在1977年举行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他声称：“我无法接受……所谓‘100万人遭到系统性谋杀’或‘柬埔寨政府正在系统性地屠杀本国人民’之类的说法，将其视为既定事实。”时至今日，波特依然在对伊朗政权所犯下的暴行予以否认。

随着伊朗战事的持续，外界对于唐纳德·川普总统究竟会将这场战争延续多久，依然充满变数与不确定性。尽管他曾在2026年3月21日向伊朗现存领导层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其必须重新开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否则将面临电力设施被摧毁的惩罚；但归根结底，川普向来不会让自己此前发表的言论反过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他以宣告胜利的方式结束了针对胡塞武装的轰炸行动，却任由该组织继续盘踞原地，且其军事能力毫发无损。如果川普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已被摧毁，他或许会宣告“任务完成”，继而撤兵回国。或者，如果他能物色到一名政权傀儡来签署一份临时协议——作为“委内瑞拉模式”在伊朗的翻版——那么，这个神权政权便将得以幸存。

危险恰恰潜伏于此：伊朗政权此前已借意识形态之名，为屠杀约三万名异见人士的暴行进行辩护——正如波尔布特当年以更宏大的规模所为的那样。

一旦川普抽身离去，该政权或许会盘算：自己不仅能像柬埔寨当年的暴行那样逍遥法外，甚至还能煽动进步派人士将罪责归咎于美国。美国教友会（AFSC）便已在谴责美国的同时，为伊朗进行辩护。波特（Porter）曾出席在德黑兰举办的一场“9·11真相论者”会议，与大屠杀否认者们同席而坐。与此同时，学术界人士则举办各类研讨会，将伊朗政权的行为粉饰为对“受辱”所作出的应激反应，而非承认那是该政权基于自身意志所采取的行动。

人权活动家们或许对川普深恶痛绝，但他们绝不应抱有任何幻想：若在未能实现政权更迭的情况下便草草结束战事，其后果恐将是伊朗自蒙古入侵时代以来前所未见的血腥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