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观察家报》昨天2026年3月28日上午刊发曼迪·德罗金（Mandy Drogin）的评论：“宪法绝非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挡箭牌”。德罗金女士是德克萨斯州首屈一指的教育改革领袖之一，在基层组织动员、市场营销、立法倡导及联盟构建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请读她的评论：

德克萨斯州的纳税人是否应当被迫资助那些与激进伊斯兰主义网络有牵连的机构？如果某些激进团体如愿以偿，这种情况便会发生。

在去年致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的一封信中，代理审计长凯利·汉考克（Kelly Hancock）表达了担忧：许多申请参与德州新推出的“学校选择计划”（即“德州教育自由账户计划”）的学校，其认证机构竟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CAIR已被德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共和党籍）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几位家长因此起诉了审计长，理由是他们所属的伊斯兰学校尚未获准加入这项新计划——该计划本可让他们获得由纳税人出资、并由家长自主支配的教育资金。这些家长对学校与CAIR的关联视而不见，辩称审计长之所以阻挠其加入该计划，仅仅是因为这些学校属于伊斯兰学校。

以阿博特州长为代表的德州领导人驳斥这一论调，是完全正确的。美国宪法并未要求美国民众对正当的国家安全风险视而不见，尤其是当申请方试图获取公共资金之时。

正如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法官那句著名的警示所言：“我们的宪法绝非一份‘自杀契约’。”德州民众理应期望政府能够确保纳税人的血汗钱不致流入那些与恐怖分子或敌对外国政权有染的机构手中。

这种担忧绝非空穴来风。

近期的调查揭示了令人深感不安的证据，直指活跃于德克萨斯州的伊斯兰主义影响力网络。

“中东论坛”（Middle East Forum）发布的一份针对全州伊斯兰机构的重磅调查报告指出：“德州境内至少有六大伊斯兰主义网络，其影响力已渗透至超过四分之一的伊斯兰非营利机构之中”；这些网络甚至掌控了该领域绝大多数的资产与营收。

换言之，仅凭为数不多的几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组织，便已在机构层面构筑起极其庞大的影响力。

该报告进一步发出警示：这些团体共同构建了一个“由学校、清真寺、慈善机构及倡导团体相互交织而成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各方势力相互借力，共同强化其在德州各类机构中的影响力。

另一项独立调查则聚焦于一所位于德州北部、且具备资格申请公共资金的私立学校。据该调查报告披露，这所名为“光明地平线学院”（Brighter Horizons Academy）的学校，“其创办者及教职人员中，赫然包含着曾与已被定罪的哈马斯（Hamas）行动人员及被列入黑名单的恐怖组织有染的人物。”

若进一步审视该网络内部所采用的教材与课程体系，其调查结果便愈发令人触目惊心。

其中一本教科书竟对伊斯兰教士贾迈勒·巴达维（Jamal Badawi）大加褒扬，盛赞其拥有“非凡的口才”。然而，联邦检察官早已在针对“圣地基金会”（Holy Land Foundation）的恐怖主义融资案中，将巴达维列为一名“未被起诉的同谋犯”——而该案正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恐怖主义融资刑事诉讼案。巴达维本人曾将哈马斯的自杀式袭击者描述为“自由战士”和“烈士”。

该诉讼的支持者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声称，提出这些担忧是一种违宪的、针对宗教的敌意表达。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德克萨斯州是一个坚定捍卫宗教自由的州。德克萨斯州的“教育自由账户”面向所有信仰背景的家庭开放——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家庭。

然而，宗教自由绝不能被用作掩护，去推行那些由已知恐怖组织支持、旨在颠覆宪政体制本身的议程。伊斯兰主义者企图将我们的《宪法》武器化，以此来破坏《宪法》本旨在保护的那些自由。

美国此前也曾面临过意识形态层面的威胁。

冷战期间，美国在捍卫自由的同时，也对抗着那些企图颠覆西方体制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如今，一种类似的动态正通过学者们所谓的“红绿联盟”（Red–Green Alliance）而显现出来——即激进的世俗马克思主义运动（“红”）与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绿”）之间的合流。

尽管两者起源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削弱西方文明的体制，并推翻美国的宪政共和体制。

纵观历史，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推进往往依赖于三种相辅相成的策略。

它极少以暴力作为开端。正如中国共产党利用孔子学院那样，伊斯兰主义者往往始于“软实力”攻势。

首先是获得承认，继而实现常态化，最终确立体制层面的合法性。

在此基础之上，便衍生出“法律战”——即利用美国法院以“宗教歧视”为由压制批评者；随后是重塑公共政策；最终则是恐怖主义——由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分子所实施的暴力行径。德克萨斯州正日益面临着这三重威胁的挑战。

成千上万的德克萨斯州民众已就此表达了担忧：一些极端主义网络正试图通过教育机构来获取合法地位——甚至可能借此获取公共财政资金。这些担忧理应得到高度重视。

奥斯汀市（Austin）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生动地展示了意识形态的“常态化”过程是如何运作的。

多年前，奥斯汀市通过官方承认塞萨尔·查韦斯日，将“红色”正常化，并配以激进的口号“¡Sí Se Puede!”（我们能行！）——后来，前总统奥巴马将其全国化为“Yes We Can”（我们能行），作为他“从根本上改变美利坚合众国”号召的一部分。

不久之后，奥斯汀独立学区在复活节周日庆祝了跨性别可见日，随后又从校历中取消了耶稣受难日，取而代之的是塞萨尔·查韦斯和多洛雷斯·韦尔塔日。该学区至今仍在庆祝开斋节，这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这并非自然而然的文化变革，而是制度性的信号传递——通过教育和政治体系使激进的意识形态运动正常化。

宣言削弱了抵抗。制度随之调整。异议被重新定义为不宽容。奥弗顿之窗发生偏移。

与此同时，这种日益增长的威胁不仅限于文化影响。

就在几周前，一名枪手——目前正因涉嫌恐怖主义接受调查——在奥斯汀市中心一家酒吧外开枪，造成三人死亡、十三人受伤，他当时身穿印有“真主财产”字样的服装。

几天后，在弗吉尼亚州，曾因试图支持伊斯兰国而被监禁的穆罕默德·拜勒·贾洛发动了另一起袭击，目前该袭击也正作为恐怖主义事件接受调查。

美国民众可以就应对政策展开辩论。但忽视此类暴力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并非严肃的领导力，而是懦弱的表现。

德克萨斯州的领导人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最近证实，州审计长凯利·汉考克拥有完全的权力，可以阻止纳税人的资金流向与恐怖组织或敌对外国政府有关联的学校。

曾任总检察长的州长阿博特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德克萨斯州的纳税人绝不应该被迫资助极端主义。”这并非歧视，而是宪法赋予的责任。

美国建国的原则是宗教自由，但也建立在必须捍卫自由免受“一切国内外敌人”侵害的理念之上。

德克萨斯州的领导人在宣誓拥护和捍卫美国宪法时，深谙这一根本真理。他们致力于扩大教育自由，同时确保纳税人的钱绝不用于资助与恐怖主义或敌对政权有关联的机构。

德克萨斯州的这一举措向全国其他地区展现了一个值得铭记的道理：一个自由的社会既可以捍卫宗教自由，又可以拒绝资助那些企图摧毁宗教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