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陳小雅認為：沒有“暴民”就沒有極權政治，希特勒不是從別處來的，是從群眾運動中產生的。她在《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分析》書中，揭示毛澤東的頭一次“失足”在走捷徑、不擇手段，那次得手把他害了，而他從此開始，把中國害了，使中國脫離了剛剛有一點基礎的憲政與民主的軌道
◆陳小雅／高伐林
毛澤東是中國人話語世界中一個恆久熱點，用北京政治學者陳小雅的話說，毛澤東去世之後已經熱了三波。值得重視的是，“毛澤東熱”越來越顯示並非僅僅屬於毛澤東時代一輩人的專利，其心理動因並非可一言以蔽之為“懷舊”：在毛澤東死後出生的新生代，也對毛澤東表示出很大的興趣。其原因自然非常複雜，從少年浪漫情懷到民族主義衝動，從青春期對現行秩序的反感到對現實社會黑暗的憤懣，不一而足。“毛澤東熱”正處在由政治話題轉變為歷史話題的過程當中。
2005年，是毛澤東誕辰112年，去世29年，不逢五也不逢十，似乎不是毛澤東話題的“黃道吉日”。但是那年夏天，卻有兩本關於毛澤東的重要著作問世，一本是旅居英國的張戎女士與其夫婿的英文著作《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一本是住在北京的陳小雅女士用中文寫的《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香港明鏡出版社，以下簡稱《中國“牛仔”》）。比較這兩個作者不是本文的任務，但相當有意味的是，她們有不少共同點：都是女性，都出生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張大陳三歲），都出生於中共高幹家庭，父輩都領教過共產牌絞肉機的殘酷無情……但她們的毛澤東研究著作的寫作方式、切入角度卻大相徑庭，其研究結論更打下了很強的個性烙印。
在陳小雅出版了《中國“牛仔”》之後，我與她通過電子郵件進行了一番漫談，我提了若干問題，陳小雅給予了詳盡的書面答覆。問得凌亂，答得也散漫。陳小雅自嘲：“可能還有一點傾泄的嫌疑……特別是那些私人故事，我只是本着‘人格公開’的意思做事。”她建議我在整理中好好“取捨”。但我考慮到，這樣的交談雖然難免蕪雜，卻真實而生動。於是只作必要的刪改，將話題相對歸併集中，加上大小標題，文字上則基本保持原貌。
陳小雅著《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上冊）封面。
高伐林（以下簡稱“高”）：陳小雅女士，祝賀你的《中國“牛仔”》上下冊出版——這本書是你給自己“知天命”的一份生日賀禮吧。請介紹一下你的思想歷程。
陳：大概是從中學時代開始，女生們中間流行一種說法：“向毛主席保證……！”這就和西方人說“向上帝發誓”一樣，具有一種宗教的意味。那時，我對此全然不覺有何不妥。相反，在中學畢業時——1972年，我和一個女同學議論國家前途時，議論到毛死後怎麼辦，兩人都掉下了眼淚，仿佛我們的肩上一下子落下了很重的擔子似的。現在回想起來，這有一種把毛視為“大家長”的意味。那是我轉變前的思想狀況。
“蠛德”、“喉蛾”與癩蛤蟆
高：後來是什麼契機促進了轉變？
陳：我的家庭，很早就遭受毛的打擊，我五歲就跟隨廬山會議後被罰到農村的父母下鄉，但父母對我們是封鎖這個背景的。在農村，我看雞鴨、煮飯，和農民的孩子在一起玩。記憶最深刻的是我的一個小夥伴——叫“蠛德”（蚊子）的孩子，穿著開襠褲，因為缺少油水而脫肛，被追逐的雞群啄得鮮血淋漓。我力戰雞群，為他斷後，但怎麼也無法把這群著了魔似的傢伙驅散，真是心急如焚！伴隨著蠛德一陣陣慘厲的叫聲，我們兩個人哭得驚天動地；且戰且退，終於逃回家中。人小，連雞也來欺負。那年月，雞也餓呀！
為了充飢，有一次，我們家裡吃一種高產的“狗仔豆”，結果全家中毒，不知道過了多久，大家才東倒西歪地醒過來。做了一回“飽鬼”，誰也無話……還有一次，我幾乎因扁桃腺炎——農村叫“喉蛾”——送掉性命。是蠛德的父親背著我尋醫，我母親只能跟在後面跑。跑到公社所在地時，衛生所已經打烊。我母親使勁敲門，總算來了人，但根本沒有藥。我們轉了好幾個地方，走了很長的夜路、山路，終於找到一個山野老嫗。她又黑又瘦，幾乎辨不出男女。記得她拿出一根圓珠筆大小的竹管子，在裡面搗騰了些什麼，接著讓我張開嘴。借著微弱的油燈光，我看清她臉上布滿的皺紋。記不清她做了個什麼動作，只聽見“嘟”的一聲響，我感到喉頭一陣清涼，就睡了過去……這些經歷，是我一生感情的落腳點：一種對於民間生活悠遠綿長、似哀似怨的回憶。以後學上古史，我接觸到“巫”這個角色，是人類社會分工中最早分離出來的專業，之所以如此，大概與人的疾病和精神需要有關吧。
從這些經歷中，我知道中國民間有自己的痛癢；也有它自己神秘的、起死回生的能力。外來制度擠壓它，可以把它從生活的中心排擠到邊緣，但不能根絕它。因為它有用，就不會死亡。一遇變故，它還能重新回到生活的中心。這種直覺對我以後認識毛澤東是有幫助的。
但在那時，我的理性是混沌的。我還不識字，也不知道正在經歷的這場災難來自何方。唯一給我留下記憶的，是哥哥訂的一份《中國少年報》，每期連載《洋蔥頭的故事》，連環畫，我能看懂個大概。那被縛的洋蔥頭，一臉的怒氣曾使我心念一動——它一定有什麼冤屈。
“文革”中，我們再次隨父親下幹校。我是在一家公社所辦的學校念完初中的。初到之時，還上過兩個年級坐一個教室的課。農村同學年齡參差不齊，因為勞作的艱辛，有的看上去就像我們的叔伯輩。好在老師是北師大和清華罰下來的，沒有太耽誤我們的學業。那時我感到，教育、醫療衛生和物資供應開始向農村傾斜。比如，廣州市的自行車供應要憑票，而我們粵北山區農村卻不用。因此，有人假借來看望幹校故舊，順便捎帶這些城市稀缺物品回去。這對我寫作“毛澤東代表了什麼人”這一節，提供了直觀經驗。但我知道這並不解決根本問題，因為農村的購買力低。說為人民服務，只在表層。
為了普查麻風病和甲狀腺腫大，公社衛生站從中學抽學生參加了“紅醫班”，我是被抽去的唯一幹校子弟。由於這個機緣，我學會了針灸，讀了點《嶺南中草藥》，了解到，癩蛤蟆背上那有劇毒的癩泡，具有奇寒的藥效。我懷疑，那救我一命的“神藥”，就是這種劇毒。由此我也懂得了“以毒攻毒”。
五十而知天命的陳小雅。
毛澤東原始粗陋的社會主義的落腳處
中學畢業參加工作後，開始獨自面對真實的社會。我所在的是一個軍工單位，接觸到的是我敬仰的“工人階級”，我努力使自己與他們打成一片，但我體會到的是他們的“主人翁虛無感”。
19歲那年，我學習青年毛澤東，要了解中國農村，參加了省委農村工作隊。第一次讓我感到震撼的，是一個老貧農的兒子私下裡對我說：“陳幹部，我們現在唯一感到不滿的是，稅收太過重了點。”我認為這個人簡直反動！我沒敢向領導匯報，因為那樣一來他肯定被作為鬥爭的典型。但他的話折磨了我很久。粉碎“四人幫”後出了部電影《巴山夜雨》，講一個女青年押送一個“右派”，如何困惑。我對那種困惑非常熟悉。當時我想，他們和這個政權是什麼關係啊！？以後，又有個青年人——是生產隊的保管、下中農的兒子，對我說：“陳幹部，我手上這把掃帚是把金掃帚，你信不信？”見我不明白，他又說：“只要我在倉庫的各個角落裡掃掃，就能多掃出幾百斤穀子……”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17歲那年摔斷了腰，接得不是很好，時刻摩擦著脊椎神經。但為了讓農民把身上的力氣使出來，把產量搞上去，我和他們一起下田、上山。插秧時，我的手臂上曬脫了兩層皮——外面是黑色的老皮，第二圈是白色的新皮，中間是鮮紅的肉；施肥時，我一樣地用手去捧牛糞，有時抓到的是一手鮮黃的稀屎，從我的指縫中溢出……以後，我在王力雄寫的一篇回憶“文革”中經歷的小文中，看到他也有和我相同的經歷，而且共有三處和我一模一樣，我想這真是神了！——這是促使我把自己的東西理出來的近因之一。
我在工作隊時，請家中的母親把我的存款取出，買農村科普讀物、唱本、小說寄來，辦起一個閱覽室，讓青年們業餘有個去處。青年們很樂意到我這裡來玩。有一次，一對青年男女在我外間的草垛上“扭打”在一起，我立即上去勸架。沒想到，人家就是喜歡打在一起。我們那個生產隊，二百多口人，因為窮，有七、八個超齡青年娶不起媳婦兒，就用這種辦法打游擊。我當時對此毫無所察。那女青年要與當兵的丈夫離婚，說不識字，請我幫她代筆寫“離婚申請”。助人為樂，我沒拒絕。沒想到寫成後她交上去，有話傳出：“破壞軍婚！”嚇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是見過法院布告上有因“破壞軍婚罪”打“×”的（指判死刑——高注）！
有一次，工作隊全體到公社參加“三級幹部會議”。所謂“三級”，就是生產隊、大隊和公社——中國農村的基層政權。會正開著，不遠處的一個村子着火了，我也和大家一起去救。大概是梁上掉下來的火炭把我的衣服燒着了，有人給我潑了一身的水。記得那是寒冬臘月，快過陽曆年了，救完火大家回去仍然開會，但會場上有人給我送來了火盆和乾衣服。我的“事跡”一下子被傳開了，議論“這個姑娘是×××的女兒”，農民來問我，弄得我莫名其妙。他們是喜歡有背景的人的，但是我沒有。
那是1975年，年頭還在貫徹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年尾就貫徹張春橋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了。為貫徹“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砸土圍子”的精神，我們又重提限制自留地，各家人糞尿必須上大田。我根本不知道前後的兩種政策有什麼區別，還以為是“兩手都要硬”呢。那時，我沒有任何獨立思考的能力。但農民從內心知道，我不做秀，和他們是一條心的。工作隊撤走後，生產隊來信報喜，“今年大豐收，增產兩萬斤”，還有兩個最棘手的小伙子嫁出去了（小伙子出嫁是當地風俗，叫“招郎”），我的心裡高興極了。但第二年又減產兩萬斤，第三年持續減產……我琢磨著，怎麼我們一走，農民就沒積極性了？
我是感覺很遲鈍的人。後來慢慢地才琢磨過來：報增產，就要多徵購；報減產，就是要“返銷糧”。農民覺得不公，上交多少，就要想辦法拿回多少。他們其實並不想占便宜，但他們也有辦法不吃虧。所以他們的掃帚和秤，是有彈性的。從那裡，我知道農民保護自身的許多機巧；他們與政府的中間，是一個被訓練得很會應付黨的“中心工作”、也很會整農民的階層；他們往往在農民和政府的物資交流中上下其手，近水樓台先得月。農民和政府的關係，實際上是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但他們有時也希望政府或大救星來為他們作主，希望碰見有背景的人。所謂“人民共和國”，其實沒有落到實處……這是我最初的一點點覺悟。從這些經歷中，我知道人的兩大需要——食和色——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許諾“吃飯不要錢，搞女人不用管孩子”，就是毛澤東原始粗陋的社會主義的落腳處。但可笑的是，當時，省委工作隊還把我們下的那個隊，作為典型登了報，說是抓階級鬥爭出了成效。從此我不看報紙，直到我當記者以後，還基本不看。
我不論到哪個單位，經常莫名其妙地被捲入那裡的派系鬥爭；我議論兩句時政，立即會被匯報上去，然後有人來找我談話……我開始感到社會的可怕！比如，我議論江青以個人名義給防化連送文件，認為她在樹自己，結果遭到批評，說江青是“國母”，你怎麼能那麼說？我並不是說我有了起碼的覺悟。只不過那時我正好在讀范文瀾的《中國通史》。我那時的思想基調，還是那個體制、那個社會文化和父母給我灌輸的。我沒有自己的思想……
1974-1975年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隊湖大分隊合影（後左二為陳小雅。陳小雅提供）
“就像上帝給了地球最初的一擊”
高：你還沒有說到究竟是什麼契機促進了轉變？
陳：真正轉變的契機，是偶然讀到1979年初的中央理論務虛會《簡報》。封建主義殘餘問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問題、公有制問題、個人崇拜問題、軍事共產主義和“窮過渡”問題，一下子全提出來了。因為有感性經驗的基礎，我仿佛一下子就把過去接受的那套理論體系翻了過來。我給朋友寫信說：
“就像上帝給了地球最初的一擊，
於是就有了江河奔流，大海潮汐……”
說到理論務虛會《簡報》，還有一個打岔的故事。《簡報》是我父親過春節時帶回家的，我偷看了以後，感覺象偷吃了“禁果”一樣。趁父母親午睡之際，我第一次幹了偷竊之事——把那些文件塞進書包，在天寒地凍中騎車狂奔幾十里地，從長沙嶽麓山的後山騎過湘江，然後穿過半個長沙城，到城南的一個工廠工人宿舍門前，我敲響了一個大學同學家的門。他們全家正準備出門，見我來了，讓我進去，我立即掏出那些文件，讓那位男同學半小時內看完。對於他的妻子、母親、姐姐，我沒有多禮，只是笑笑，就坐在那裡。隱隱約約，我感覺到女眷們有些坐立不安，避到了裡屋。後來，那同學的姐姐又上來催促弟弟。那弟弟還是端坐不動，迅速閱覽。以後他母親又來催。不知道通過什麼語言，我開始明白，他妻子正面臨先兆流產。可我無法權衡看文件和先兆流產哪個更緊急，哪個更重要？但我感覺到，那男同學雖然硬著頭皮端坐，已開始用手揩汗了。他終於讀完了那些文件，十分鄭重地交還給我，說以後再討論，就用自行車推著妻子上醫院了。
我一直懸著的一顆心，不久終於放下了。他們有了個女兒。我那同學給她取名“白丹”——請不要認為那是“白牡丹”的意思，而是：“鬢髮經年作白，寸心自始如丹”！生活在自由世界的青年，很難理解我們那時候“尋找真理”的艱難和執着。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我們都在拼命！所幸的是，那孩子不僅很健康，而且端莊、漂亮。她爸爸說：“就是有點兒大大咧咧……”我聽了一樂，莫非是那天被我傳染的？
但那時，我沒有認為中國的問題是毛個人的問題。我可能生來有系統思維的習慣。而且相信人性本是善良的，很容易成為一個“制度決定論”者。為此，我覺得自己的父母那一代都有責任。所以，當有些幹部子弟在“挽回文革損失”——趁平反之機向社會索回特權時，我卻懷有深深的自卑感和對歷史的歉疚感。那時我已經通過1977年高考進入大學歷史繫念書，同學問我，你家裡是幹什麼的？我說你看呢？她猜：“是醫生”……
張玉鳳對我說：我跟你從頭講起
高：你什麼時候對評毛髮生了興趣？
陳：在整個八十年代，我認為改變中國主要從制度批判和制度建設着眼。那時候讀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也是為這個方向服務的。但從那裡，我得出一個十分深刻的印象：沒有“暴民”就沒有極權政治；希特勒不是從別處來的，是從群眾運動中產生的——這不是很像毛澤東的情況嗎？但我並不認為他這個人人品有重大缺陷。而且，我不喜歡打死老虎。我認為，批毛要集中在可供後人吸取教訓的方面，不可供後人吸取教訓的那些方面呢，只不過是起到“搞臭”作用而已。例如，我在《中國“牛仔”》中，在“毛澤東的第一桶金”這一章里揭示毛的“失足”之處——走捷徑、不擇手段——那次得手把他害了，而他從此開始，把中國害了，使中國脫離了剛剛有一點基礎的法制軌道，淹沒了剛剛發出一點聲音的憲政呼籲，遮蔽了剛剛露頭的民主晨曦——這就是能提供給今人吸取教訓的。
“六四”以後，我和一些朋友開始清理近代中國學術遺產，系統反思中共建國四十年來的教訓，讀了一些書。同時，開始整理“大躍進”、“文革”、“六四”的資料。作為讀書和討論的成果，我主編了《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要輯大辭典·政治學》，出版了《八九民運史》……不過，當時，我確曾有一個接觸毛澤東話題的機會——張玉鳳想委託我寫她自己的傳記。那大概是1993年夏天……
高：是嗎？能否詳細講講事情經過？
陳：胡耀邦去世前，把張玉鳳的事情託付秦川照管。秦川為這件事找了夏衍，當時夏老年紀已經太大了，不可能接這個活兒。後來秦老聽說我在幫于光遠和胡績偉寫傳，就找到我。我們在秦老家見了面。他先給我們放索菲亞·羅蘭的傳記片，我們邊看邊聊。我當時感到，秦老真是一個好導演，一切進行得太自然了。因為事先秦老給我“裝”了一點“料”，我的一些評論，是有針對性的。後來看到一個情節，我說了一句話，張玉鳳突然握住了我放在沙發上的手，說：“你跟我回牡丹江，我跟你從頭講起……”
高：你們開了一個很好的頭。
陳：那要感謝秦老這個好導演。他去世了，我一直很懷念他……
張玉鳳馬上談了她的合作想法：署她的名，錢可以給我。秦老也把張自己寫的一部份手稿給我看。
我一邊看，一邊在考慮：我能不能接這個活兒？
首先是幫人捉刀，我不是沒幹過這樣的事情。胡老（胡績偉）眼睛動手術那陣子，我幫他捉刀的《報人生涯五十年》在台灣《聯合報》系的五大報刊同時連載，胡老要署“陳小雅執筆”，我去掉了。我說，您只要保留“一位青年朋友，為搜集小說素材，我跟她談了Ｎ個半天”這一句就行了。以後我與胡老約定，他先出自己的傳記或回憶錄，他出完以後，資料任我使用。胡老同意，他的夫人也在場。還有，於老得淋巴癌，又得了“戊肝”住院那陣子，我幫他寫的《我在文革中經歷的趣事、憾事和瑣事》，由李輝主編的一套叢書出版了。於老在前言裡寫了：“請陳小雅來，她的文筆比我好，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她，由她寫成文字”。我把“她的文筆比我好”劃掉了。我說於老您能提到我，就是給我的榮譽了。因此，跟張玉鳳合作應該沒有問題。
但我看了她的手稿，覺得她的文字有靈氣，很乾淨，敘述她的經歷，比我的文筆合適。胡老其實剛開始很難接受我的文筆，後來看習慣了，國內一家報紙轉載時，他還特意來信表揚了我。於老搞理論出身，對接受我的文筆沒有障礙，但他一開始就看出，我是要通過自己的眼睛來看世界的。我和玉鳳是否能合得來？我沒有把握。我覺得，她那麼年輕，應該用不著別人捉刀。所以，當時，我一方面用新鳳霞自己寫傳記鼓勵她；一方面說到我母親的病，我不可能長時間離開母親。這樣，我們就把話題扯開去了。
張玉鳳全家福。（鮑乃鏞攝）
高：那麼，這件事你沒有進行下去？
陳：是的。其實我當時心裡還揣著個更緊要的問題，就是“八九”那堆資料的問題，有很多關節點是記在腦子裡的，如果岔開，肯定遺忘。張玉鳳這件事，促使我抉擇，必須先完成那件事。所以，我從1993年10月開始，到1994年4月，用半年時間寫完了《八九民運史》。……以後我與玉鳳還有通信，互道問候，但我發現我根本已經回不去了——外界的干擾，我的心境，都不允許了。《八九民運史》不僅引來了海外記者，還引來了警察，我也丟掉了工作……我想，不是所有人都願意與一個“異議分子”和警察打交道的吧！
高：你沒有考慮過幫張玉鳳捉刀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例如：謀生？呵呵……
陳：後來過了很久，我跟幾個朋友說到這事，遭到的一概是痛罵！他們說，張玉鳳的事比“六四”賣座得多，特別是在海外，你怎麼會作出這樣的取捨？你把資料先拿過來再說嘛，怎麼寫，還不是由你？也有曉以大義：張玉鳳的故事不是她個人的故事，這牽涉到整個毛澤東晚年的很多謎……反正，我當時還真沒這些“覺悟”。但現在回過頭來，即使讓我寫，我可能還會犯難：我知道她的故事“賣座”在什麼地方，而我是同情婦女的，更何況經秦老介紹我和玉鳳已經成了朋友。她信任我，我怎麼能違背她的意願和我們的約定——出賣她呢？！
高：這就是說，當面對一個具體人的時候，你很難在“史家”和“朋友”的角色之間選擇前者。這對你的事業是不是一個障礙？
陳：有時候可能是。當我面對的是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善良的、無害於他人的女人，而不僅僅是一個“被採訪者”，一個“資料簍子”，一個被用作實現某種政治意圖的“工具”時，心安理得對於我來說，比什麼都重要。我不能拿走了人家的秘密、隱痛而不顧別人死活呀。正義事業難道只能靠犧牲一個弱女子才能取得勝利嗎？這恰恰是革命文化的遺毒。我覺得，極權統治已經把我們一代變成很“政治化”的人。滿腦子是“問題”而沒有做人的常識；滿腦子是“事業”而沒有人性。甚至很多朋友跟我交往，不把我看成女性，這是多麼可悲的事情。所以我對極權統治在“改造人”方面的成效，是刻骨銘心的。要反抗它，從我做起，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它妨礙我成為“史家”、成為社會所需要的“鬥士”，我也毫不後悔。（未完待續）
【陳小雅簡介】
陳小雅，1955年生於湖南長沙。原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現居北京。
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當過工人、幹部、編輯記者。出版有《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地下的熱泉——過渡文化的十年（選章）》、《搖籃與墓地——嚴復的思想和道路》、《漢尼拔》、《中國“牛仔”》等；主編有《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門運動十五周年紀念文集》、《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著作輯要大辭典·政治學》等書。
在我與她做了這次漫談之後的五年來，她又出版了《中國“丈夫”：毛澤東的情事》、《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碼》等幾本書。
相關文章：
陳小雅答問（2）：我摸到了毛澤東的靈魂
陳小雅答問（3）：毛澤東與父關係為何惡化
陳小雅答問（4）：崇毛並不是因為被洗腦
陳小雅答問（5）：毛澤東希特勒六點相似
|
|
|
|
|
|
|
|
 |
文章評論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