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著名学者吴思看来，中国言论空间的结构相对复杂，言论自由既不是“全有”，也不是“全无”，而是至少包含五种层次，言论自由从“100平方米”缩水到“10平方米”，再扩展到“60、70平方米”——并不是来自于书面规定或官方恩赐，而是媒体人和普通公民抗争的结果
老高按：昨天介绍中国著名学者、《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有关“潜规则”“血酬定律”和“官家主义”等等概念，以及他研究中国历史的缘起和方法。有个资料，忘了介绍，今天补上：吴思回答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谈一个敏感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言论自由？
在这个问题上，官方和学界的判断尖锐对立，是可以想见的。吴思自己就有若干本著作被禁，身为《炎黃春秋》这么一份夹缝里生存的媒体负责人，时时感受到来自权力机构的压力，更不须赘言。但是他回答问题，既平实，又风趣，用了一个房屋面积的比喻，指出中国现实中的言论自由的复杂情况：实际上至少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而五个层次的空间，大不相同，实际上有了相当大的弹性。听听他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对当今中国现状做出更准确恰当的推断。
顺便说一句：最近我得到消息：最近国内两位出版界的知名大腕先后栽倒，其中一位，是我的武汉大学校友，他领导的出版集团出过很多好书。他是去年离开出版岗位之后调任别的领导职务的，传闻是他竟然被捕了（不是“双规”，而是直接被公安人员拷走），家中也被搜查。虽然他所犯何事，当局并未宣布，但是一般估计，他是在经济上犯了什么事。
告诉我消息的知情人士由此说起来：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出版自由的空间虽然仍然受到当局时紧时松的打压，但是迄今还没有哪位出版社的老总是因为政治问题、因为出了禁书而被抓、被判的，最多就是免职、调换岗位；而被抓、被判的，多是因为经济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虽然是政治上犯了事，但是当局为减少外界议论，就选择从经济上着手来整倒他，毕竟，在中国但凡手中有点权力的人物，没有一人能说自己绝对清白，当局只要真想查处，总是能抓到辫子。
这一情况，可以给吴思所讲的五个层次，作一补充；也给吴思所讲的“潜规则”，作一注脚。
吴思：中国言论自由的五个层次
凯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长久以来，中国大陆媒体究竟有没有言论自由？在官方和民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官方喉舌的宣传中，当今媒体享有真正的、充分的言论自由；而在激进反对者看来，官方宣传部门的控制像一块铁幕，极大程度上扼杀了舆论的生机。而作为《炎黄春秋》的总编辑，吴思先生，经常要面对言论的管制。在他看来，中国的言论自由实际上至少可以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美好图景，其中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款被称为“六大自由”，没有做任何限制，看上去很美，如果用房屋面积来比喻，可以比作100平方米。
但是实际上有没有100平方米呢？没有。原因就在于第二层：法律。吴思先生详细解释了这一层级上的复杂运作。
中国的《新闻法》经过多次波折仍然不能出台，所以第二层空缺，填补空缺的则是行政法规，它一方面直接规定什么人可以进入出版界，什么人有出版权，另一方面行政法规还规定你可以说什么。
最重要的两个行政法规，一是市场准入制度，但事实上是由“主管主办单位制度”来替代的。什么是主管主办单位制度？创办一个媒体，必须要由主管主办单位申请才能批准。一定是省部级单位才能作为主管单位，由省部级单位向新闻出版总署递交办刊办报申请，才能被受理并考虑批准。如果我们只是公民个人，而不是某个省部级单位的下属机构，就无权递交申请。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公民的出版自由事实上就消失了，变成了单位的权利。
另一方面，可以说什么。对于出版界来说，直接管理言论空间的法规，是“重大选题备案制度”？要说影响重大的话，必须上报备案。什么是重大选题？重大的党史问题、国史问题、军史问题、涉及到“四副两高”（ 副主席，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以上的历届领导人问题，注意是“历届”——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现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与苏联东欧和国际共运有关的问题、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对于办报办刊来说，如果不讨论风花雪月而讨论国事的话，那几乎每篇文章都属于重大选题，这样一来，在理论上都应该报备。
“报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名义上）中国没有新闻审查制度，不允许审查，那怎么办呢？就是“报备”。“报备”的意思是我们打个招呼说要发稿了，就拉倒，不须经过批准。可中国的“报备”制度下，不经过批准是不能发表的，于是在“报备”的名义之下，实际上是审批制度。但执行得又不那么严格，所以是个比较模糊的地带。之所以模糊，是因为我们开头有个相当不错的宪法第35条。第35条说，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如果没有这一规定，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审批制度；但既然有这一条，就不能叫审批制度，称之为报备制度。所以，宪法那100平方米的言论空间不是空话，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个承诺，下面的东西会变得更加直截了当、不加遮掩。在执行中，宪法规定起到了抑制行政法规的作用，从审批制变成了报备制。
在第二层中，除了谈风花雪月可以谈到七八十平方米，如果要谈国事，实际的言论空间可能就从宪法的100平方米缩小到10平方米。
言论自由的第三层，则是“行政命令”，吴思先生解释说：
办网络或报刊的会经常接到一些电话，“打招呼”，这就是行政命令。规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一般来说，如果上述“重大选题”范围中的问题，提到一下就要报备，事实上是没法操作的，实际上也没法管。所以你说了也就说了，碰了也就碰了。如果你说的与党和政府的方针口径一致，一般不会有人找麻烦；口径不一致，才会有人和你打招呼，下行政命令。如果大家都老老实实，心里知道言论边界在哪里，当一个听话的好总编、好编辑、好记者，双方相安无事。这种情况下，我们享受到的言论自由就不像第二层行政法规所规定的10平方米那么惨，大概能有20平方米。
另外两个层次，则要归功于敢言媒体人和广大公民的作用：
第四层，有些杂志和报纸比较“猛”，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撤了一个主编再换一个，前赴后继还那么“猛”，就拿他不好办。还有些杂志，比如《财经》，还不属于某一个行政体制之中的某一个部门来管，它的准入身份比较模糊，有公司性质，管起来也不那么顺畅。另外有些杂志可能后台还挺硬，而且前台也比较硬。前后都比较硬的话，就可能把言论空间从20平方米撑到30平方米，甚至有50平方米。这就是我们在拥有一个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主编时，可能享受到的言论空间。
第五层。本来作为准入制度，必须要有主管主办单位。但诸位开一个微博，谁是主管主办单位？我们开一个研讨会，谁是主管主办单位？饭桌上你“胡说八道”，谁又管得了你？于是就又产生一个言论空间。你办一个微博，不需要批准，当然，有可能“被跨省”等等，或者如浦志强律师关注的劳教，这些问题还是有的。但是总体来说，没有准入制度了，这就是一个大空间。几千万人发微博，管不胜管，于是又产生了第五层的自由，这种自由又比刚才四层都宽松一点。在刚才说的比较“猛”的杂志主编的30到50平方米基础上，诸位可能能冲到60到70平方米。
因此，在吴思先生看来，中国言论空间的结构是相对复杂的，言论自由既不是“全有”，也不是“全无”，而是至少包含这五种层次。言论自由从100平方米缩水到10平方米，再扩展到60、70平方米，并不是来自于书面规定或官方恩赐，而是媒体人和普通公民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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