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衛視《冷暖人生》編導季業說，很多人說中國人是沒有信仰的民族，所以行事沒有底線。但我知道，中國人最起碼曾經心裡有一個樸素的“蒼天”。“文革”殺人犯王冀豫心裡的“蒼天”就沒有死，所以，他才有面對罪惡的勇氣。王冀豫還有另一句話：“我沒有資格道歉，也沒有資格懺悔。我就是認賬”
老高按：今天幹完活，正準備發一篇早已想好的博客文章，突然看到鳳凰衛視《冷暖人生》編導季業的一篇文章，很受震撼，臨時改變主意，推薦這篇——他寫的是一位“文革”殺人犯王冀豫對自己當年所犯罪行的“認賬”。王冀豫讓我想起我曾經在博客上介紹過的“文革”殺人犯李乾、徐正全……他們的罪行看起來有些相似，但實際上身份、殺人情況卻很有不同，反思的內容更不一樣。比較一下，是很有深意可挖的。
在歷史的蒼天下
季業，我們的歷史
（作者為鳳凰衛視《冷暖人生》編導）
2013年，恰好是《冷暖人生》開播十周年。十年，五百多期節目、五百多個人物。作為一個參與該節目近八年的“資深”編導，我見證了其中的大部分。回顧欄目的篳路藍縷之途，對歷史人物的挖掘和記錄，起到了劈山開路的作用。從2004年至今，正是對國軍抗戰老兵、志願軍戰俘、文革知青、中越戰爭老兵等一系列歷史人物的呈現，使《冷暖人生》開始觸及時代精神的核心。現今的《冷暖人生》，歷史人物的比重幾乎是五分之二，是實打實的中流砥柱。
而《冷暖人生》的歷史講述風格不同於同時代的大量歷史文獻類欄目，也不同於“口述歷史”類欄目，它的着重點不僅在於歷史事件的還原，也不止於人物的歷史見證人身份，更重要的是，其中人物的命運必須被歷史扭轉——這種扭轉帶來的戲劇性和人性凸顯、情感激盪是故事的主核，而由此引發的對歷史的反思、對命運的感慨等等五味雜陳的感受，則是主核激起的層層漣漪。
以下，我寫幾位留給我深刻印象的人物。對他們的有些感受，我已呈現在播出的節目之中，有些感受，況味則更微妙複雜，難以在電視這種大眾傳媒上完全呈現，今日寫下來，也算給它們找個歸宿。
圖：王冀豫在馬場
王冀豫站在辦公室正中，身材挺拔，隔着衣服也能看出肌肉結實，臉上的線條似刀砍斧劈，根本不像60歲的人。只是他看我的時候我覺得他左眼怪怪的，後來才知道，那隻眼瞎了。
2010年年末，我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內容是一個在文革武鬥中打死人的紅衛兵的自述——這個人物太有分量了。毫不猶豫，我們決定聯繫採訪，出人意料的是，對方一接電話，也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於是，王冀豫就出現在了《冷暖人生》的辦公室里。
一切如此順利，我壓抑着內心的波瀾。接下來的採訪和節目，是我職業生涯面對的最重要的時刻之一。一個文革親歷者（他親歷的程度如此之深）將可能出現在作為大眾媒體的電視上，在彼時的意義可謂石破天驚。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主持人陳曉楠親自採訪，我操控面對王冀豫的攝像機。我差不多記得他說過的每一句話，以及他說那句話時的語氣、神情。王冀豫的坦誠以及反思的深刻程度，遠超我們的期許，很多話都有着振聾發聵之感。
1951年，王冀豫出生於北京某部隊大院，寫出《動物兇猛》（該小說後被姜文改編為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的王朔，在王冀豫嘴裡都是“小屁孩兒”。這是最為“根正苗紅”的一批人，當1966年紅色燃燒中國的時候，王冀豫15歲，正是最為“動物兇猛”的青少年。他們一方面頗為自負，認為自己這樣的“軍乾子弟”才是真正的“革命接班人”，而現實處境是：他們的父母又多數都“靠邊站”了，那些他們平時看不起的“平民子弟”竟然借着“造反有理”的指示“搶班奪權、翻身做主”了，這絕不能容忍。在文革初期，學校停課，大人們自顧不暇，散布在各大城市無人管教、青春能量急於發泄的青少年成了能被有效利用起來的一股巨大的破壞力量，他們先是合力“砸爛了舊世界”、推翻了“反動權威”，繼而就根據各自的立場分化、互毆了起來，曾經的街坊、同學、工友成為仇寇。且看王冀豫描述他們一伙人在街頭偶遇“狗崽子”的一幕：
“一幫人打一個人，打倒了以後就拿靴子照腦袋上踹，真是踹，嘭嘭的。當時給我瘮的，我就撲上去抱着那人腦袋我說別打了，再打就打死了，太殘忍了！後來我就被一個高中的給我提溜起來了，他說你這是什麼階級感情？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嗎？他是人渣，他是流氓，他是人民的敵人！真是叫我無言以對、無地自容、羞愧極了。腦子裡馬上過了一個最簡單的念頭，我應該把自己給否定了，應該像他們一樣——我覺得人吶，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幹壞事就跟潰了的堤壩一樣，我就是那麼一個瞬間一下子就變得特別混蛋、特別狠，狠到照他腦袋上連着踹！剛開始還有點心裡發怵，後來覺得很舒服、很痛快，打人是樂趣。真的，人就可以變成這樣，可以變成野獸，瞬間的事。”
文革初期，北京的紅衛兵派系林立，王冀豫這樣的幹部子弟們自稱“老紅衛兵”，簡稱“老兵”，他們組成的“聯動”派和平民子弟為主體的“四三”派勢同水火。1967年8月5日，在一場北京糧校的武鬥中，王冀豫等一夥“老兵”被一群身穿工作服、頭戴柳條帽，開着卡車、整齊地喊着“打倒聯動”口號的“四三派作戰人員”圍堵在一條死胡同里。陷於絕境的王冀豫們發瘋般地突圍，混戰中他腦袋上挨了一個穿藍色工作服的青年一磚頭，他抄起棒子追了上去。
“我就追上去照他腦袋給他一棍子，他就像個布袋子一樣，嘣，就特別有彈性，就摔在那個坡上了。滾下來以後他好像才緩過勁來，想爬起來，他的頭就在這兒，我就看着他，一棍子打他這個左前額。當時我就特別瘋狂地指着他大喊：我說你跑不了了！這個血就一下濺出來了，我那棍子頭上都是血。”
混戰在幾分鐘內結束，絕地反擊的王冀豫一夥竟以少勝多。但“勝利”的喜悅只維持了一會兒，當聽說死了人、尤其是這人還是自己親手打死的之後，王冀豫體內那看似兇悍的魔鬼一下子就癱軟了。
“我一聽當時我就慫了，一下就如五雷轟頂，嗡一下就懵了。這個理性突然又回來了，殺人害命，這都是缺最大的德了，就渾身都發抖，怎麼能這樣？怎麼能這樣？後來就跑到醫務室，再看到那個人的時候，血就那麼噗噗地往外冒，嘴巴里只有出氣沒有進氣，眼睛半睜着，瞳孔散了。能看得出他很結實，也很英俊，小伙子。那個瞬間躺在床上的這個人他是人了，他不再只是一個敵人了，他是人了，前面沒有任何冠詞。”
事後，從“四三”發出的訃告中，王冀豫才得知：被他打死的那個青年名叫王雁鴻，19歲，普通工人子弟。從此，這個名字和那張死亡的臉就成了王冀豫的噩夢。當時的亂世，法制幾近弛廢，警察沒有馬上找上門來。王冀豫此時恢復了他半大孩子的虛弱本性，他躲在家裡，既不敢自首，更不敢告訴父母，想出了一個南下去參加“援越抗美”、到戰場上自救的主意。於是他奔武漢、到廣州、進海南，一路目睹各地武鬥的慘景，停屍房裡不僅有“作戰人員”，還有很多被流彈擊中的無辜路人——賣甘蔗的小女孩，進城的老農民，探親的公務員……此時他才開始在心中自問：我們這個國家到底怎麼了？
1967年12月14日，王冀豫在海南被捕，那一刻他大大地鬆了口氣。他先是被拘押在海口監獄，半個月後被轉押回北京半步橋監獄，九個月後，王冀豫被釋放轉入學習班。出獄後他才從警察和父母那裡得知，自己是在王雁鴻的父母的首肯下，才得以被提前釋放的。採訪到這兒，曉楠問：你後來見了他父母嗎？王冀豫搖頭，“沒有，不讓見。”那是採訪中他唯一一次流淚。
之後的歲月，這些熱血沸騰的紅衛兵，被下放農村“改造地球”，在艱難時世中成了一個個泄了氣的皮球，也都清醒了過來。接下來的採訪中，王冀豫列舉了一長串名字——其中有和他一起參加“8·5糧校武鬥”的“同案犯”，也包括幾個曾在京城風光一時的武鬥“狠角色”——這個得了癌症、那人吃了官司、自己則在工廠的一場事故中弄瞎了左眼，說到這兒，他忽然抬起頭，看了天花板一眼，說出了最令我震撼的一句話：
“後來我才知道蒼天有眼。”
很多人說中國人是沒有信仰的民族，所以行事沒有底線。但我知道，中國人最起碼曾經是有信仰的。人們心裡有一個樸素的“蒼天”。王冀豫心裡的“蒼天”就沒有死，所以，他才有面對罪惡的勇氣。
1967年，王冀豫16歲，王雁鴻19歲。如今，王冀豫62歲，王雁鴻如果活着，65歲。好多年了，每到春節，王冀豫都會給王雁鴻燒紙，燒紙的時候他絮絮叨叨，對着夜空裡的王雁鴻說話。王雁鴻早已不再是個噩夢，而像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如此特殊，他從未離開王冀豫半步，跟他一起見證着時代。
節目做完後，我和王冀豫也算成了朋友。他在京郊開了一家馬場，總是叫我有空去玩，但我只去過一次，是為了給節目後期拍些外景鏡頭。王冀豫的馬場更像個沙龍，時常高朋滿座。同齡人都叫他“黑子”。
有一天王冀豫忽然打來電話，告訴我他因為在微博上“胡言亂語”，賬號被註銷，要我關注他的新號。我勸他謹言慎行，他嘿嘿笑着，那時我覺得這個比我大二十多歲的男人還是個孩子。
近一年來，“文革懺悔、公開道歉”這些詞彙已經漸漸在媒體上更多出現了，前些天，我看到王冀豫又接受了鳳凰視頻的專訪，在專訪中他說：“道歉，是一個時代罪惡的一聲嘆息。”我想起王冀豫說過，他媳婦總罵他：你的那些醜事要說多少遍？全世界都知道了。他則回應：我就是要一遍遍地說，知道我醜事的人越多越好。
我還記得王冀豫的另一句話：
“我沒有資格道歉，也沒有資格懺悔。我就是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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