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刘再复、李泽厚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提出“告别革命”，会遭遇两方面的攻击：老革命会认为，你这是攻击我们的革命，历史虚无主义，反革命！新革命会说，你是给已经上位的老革命站台，是未来堵路主义，保皇党，反革命！


　　老高按：河南学者端木赐香的专著和文章，此前我在博客上介绍过好几次。看照片，是位文静女子，一写起文章来，就换了个人：嬉笑怒骂、生龙活虎。有人曾形容她的文章像“假小子”，也有人说她是“麻辣烫”，我则不伦不类地联想起豫剧的“女黑头”——得罪了！
　　她服膺史实、服膺逻辑，不迷信权威，更不待见官话，很有孟子所形容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劲头。其锋芒毕露、生冷不忌，据说其丈夫有时都要出言劝阻。
　　“端木赐香”是她的笔名（另一笔名则是“三糊涂”——是否有用“难得糊涂”来自警的意图？不得而知）。我看，她起笔名的时候，真该将“赐香”改为“刺香”才更贴切。
　　最近读到她一篇短文《革命是个嘛玩艺儿》，在科班出身的政治学者读来，大概会认为并不严谨，时有瑕疵。但她是写在自己博客，不是给专业杂志写稿，用的又是杂文体裁，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人是发散思维，动不动浮想联翩到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咱们读者也用不着那么拘泥正规。在短短篇幅中，她将“革命”遇到的尴尬說得相当透彻：
　　革命到底有没有合法性、正当性？
　　——说有？那今天有人要革命，当局就不应该镇压了？
　　——说没有？那红色先辈不应该通过革命夺得天下？
　　——看来只能这么说：中共的革命有合法性、正当性，别的任何人要革中共的命，就没有合法性、正当性。可是这个回答能說得服天下人吗？今天正巧读到一条新闻，中国五个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组织观看由彭丽媛担任艺术指导的舞台艺术片《白毛女》。那么，今天贫苦农民能否有样学样，照着剧中的喜儿和大春那样办，拒不还债无罪，暴力抗争有理？
　　看到这里，肯定有读者说：这不是个理论问题呀，这只是个实践问题！对，古代书生和现代学问家都争不清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只能是出现这种局面了：“谁的拳头硬、胳膊粗，谁的革命就是对的”！革命成功者，垄断话语权，宣布只有自己的革命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其他人想革自己的命都没有正当性、合法性。谁真要革他的命，就得比他拳头更硬、胳膊更粗，打败了他，你再宣传你革他的命如何具有正当性、合法性——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毛泽东信誓旦旦对黄炎培说的“打破周期率”呢？那只是窑洞里给人描绘的“中国梦”呀！
　　这是自古以来的实践。从实践中总结出来什么理论呢？从理论上说，究竟什么样的革命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什么样的革命没有正当性、合理性？
　　端木赐香在其文末给出她自己的解答，对我有启发，但还未能完全解开我内心的疙瘩。恭请我们这里的读者网友——不论是民主派，还是左派，还是中间改良派——给我启蒙。


　　革命是个嘛玩艺儿

　　端木赐香，博客


　　古代中国，“革命”是指改朝易姓，变革天命，比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云云。就连孙中山和他的小伙伴，最开初也认定做皇帝才配叫革命，自己只能叫造反；后来发现日本人居然称他们为“革命党”，高兴坏了，原来革命不再是赵家人的专利，不姓赵的，也可以革命。
　　日本人的“革命”，起初也是来自中国。但是人家不是脱亚入欧，快速跟国际接轨么？所以日本的“革命”已是国际鸟语：Revolution。
　　Revolution来源于天文学，释义有旋转、运行、公转、循环往复等意。后来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欧美学者的阐释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我们基本可以这样认识：Revolution是指不同于以往的质的飞跃与变革。基于变革的方式，可分作暴力与和平；基于变革的领域，可分作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等；基于变革的路径，大略可分作法俄式与英美式。
　　很不幸，我们中国，走的是法俄式的。也就是工人与农民暴力推翻资本家和地主，然后自己上位。用列宁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
　　确实是节日。勒庞的《革命心理学》，刻画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的心理释放与致命狂欢。这种释放与狂欢，会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起勒庞的《乌合之众》。毕竟是一母同胞，毕竟是姐妹篇章，所以，不管是《乌合之众》还是《革命心理学》，都会让我思考同一个问题：这个“人民群众”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儿？
　　不只我一人有这困惑。早在1945年，著名诗人臧克家针对国民党的专制，就写下了一首《人民是什么》，诗中云：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面旗子吗？
　　用到，把它高举着，用不到了，便把它卷起来。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一顶破毡帽吗？
　　需要了，把它顶在头顶上，不需要的时候，又把它踏在脚底下。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木偶吗？
　　你挑着它，牽着它，叫它动它才动，叫它说话它才说话。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吗？
　　拿它做装潢宣言、文告的字眼，
　　拿它做攻击敌人的矛和维护自已的盾牌！

　　我这人是发散思维，动不动浮想联翩到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不，从《革命心理学》和《乌合之众》，我会想到臧克家这首诗，从臧克家这首诗，我又想起台湾学者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从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我又想起电影《芙蓉镇》结尾时那个意味深长的镜头——二流子王秋赦敲着破锣用吵哑的喉咙喊着：运动啦，运动啦！
　　一句话，所谓的群众运动，往往是运动群众！

　　当年的梁启超很不乐意把西方的Revolution译为中国的“革命”，认为这样就把中国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跟欧美换汤又换药的革命混淆了。结果还真混淆了：第一，中国汤武家的“革命”与欧美天文学家的“革命”合体了，都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开始就意味着结束！第二，革命又成了赵家人的专利，你不姓赵，别说革命了，哪怕对赵家的某些行为有个小异议，也马上变成反革命！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起刘再复、李泽厚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合著出版的《告别革命》。不得不承认，刘、李会遭遇两方面的攻击：老革命会认为，你这是攻击过去的一切革命，历史虚无主义，反革命；新革命会说，你是给已经上位的老革命站台，老革命们上位了，你却说告别革命，你是未来堵路主义，保皇党，反革命！
　　攻击的两方，都假装不知道，或者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个搁置不议的著名命题：辕固生与黄生之争。辕固生与黄生，汉景帝的俩知识分子。有一天，这俩知识分子在汉景帝的面前争起了汤武革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
　　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这俩傻鸟。辕固认为，桀纣是暴君，天下人心所向，所以汤武革命正当又合法！黄生认为，帽子戴头上，鞋子穿脚上，君永远是君，臣永远是臣，谁有谁的职分。君暴虐，你做臣子的不劝谏，反而把人杀了，自己上了，你算什么东西？
　　确实，我赞成黄生的意见。看看中国的历史，不是“大丈夫生当如此”，就是“彼可取而代之”，就连李逵那样的鸟货甚至孙猴子都好意思公开叫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相形之下，英国王室换了一茬又一茬，你能想像随便一个英国农民“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吗？日本的幕府出了一代又一代将军，你能想像随便一个将军取天皇而代之么？我不知道英国学者咋想的，只知道，日本居然有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这种轮流坐庄的历史周期率，理解为民主：2004年3月17日的《读书时报》第八版，载有赵冬苓的一篇文章《和森村诚一聊战争与和平》，其中一个细节，森村诚一两眼放光地评价中国：“我非常喜欢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简直太喜欢了。中国历史比日本的精彩，里面有许多很民主的东西。”看了这话我也两眼放光，于是急切地看他的下文，原来是这样的：“比如，任何人都可以当皇帝——你能设想随便什么人当天皇吗”？
　　日本人当然不敢设想，但我们中国人敢。问题是，你敢人家也敢，特别是那些敢想敢干并且干成功的人——后面的人都学他，咋办？你说前朝是暴君，那人家不能说你是暴君？暴君难道还有啥标准？不都是后任编排的前任？比如商纣，谁敢保证不是你周朝给编的？你说你是人心所向，天命所归，那别人就不能人心所向，天命所归？别人就不能建个宣传部？总之，你能干嘛，别人也就能干嘛。而辕固生与黄生命题的悖论，也在这里显现了：
　　若汤武革命是合法的正当的，那以后别人革你命呢？
　　若汤武革命不合法不正当，那你家汉高祖刘邦当年是干嘛呢？
　　于是汉景帝发话了：打住，打住！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美味；做学问的不争论汤武革命，不算傻逼！
　　这叫“搁置争议”。刘再复、李泽厚英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谈起了《告别革命》。他们当然不是做黄生。他们是第三者立场，或者说，理中客的立场（“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在中国都能被理解成贬义词，可见知识界的堕落）。这种立场，既是基于历史的教训，也是基于理论的服膺。革命当然要尽量避免，渐进、稳妥、理性的改革，才是正道。如果革命实属必要，否则自由、人身、财产都面临着最严峻的威胁，那么英国那种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既不伏尸遍野，更不剥夺个人财产，既不触及人的灵魂，更不消灭人的肉体——才符合人道。人道即是正道！
　　正如柏克所言，革命后的权力“会找到其他更恶劣的手段来作为自己的支撑”，“它将以类似于它用来获得权力的那些方法来保持权力”。看看我们的历史，从陈胜吴广起，诸多暴力革命，哪个成功后的革命政权兑现了革命前的诺言？哪个革命不是一种残忍的忽悠？告别革命，也许不是告别革命本身——革命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们的最后不得已的办法”，而是告别——“革命，有多少罪恶假汝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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