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张春桥全力投入的文革，罪恶滔天。对文革暴行的揭露远远不够。但是我们还有另一方面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探究文革悲剧的成因：探究发动和积极参与文革的人，为何、如何，从追求美妙的理想，蜕变成暴君和打手

　　老高按：今天接着贴出萧木为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所写的六万字代跋《海燕与太阳》的后半部分，也很长，要请讨厌长文的朋友们理解和原谅！但我要说，这下半部分，比上半部分更值得阅读和思考。
　　昨天已经简单地介绍了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这部厚达近900页的大开本巨著，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有朋友看后希望进一步了解。这里贴出该书的目录，供大家了解此书的脉络：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重返大上海
　　第二章　执掌《解放日报》
　　第三章　走近毛泽东
　　第四章　特殊历史时期的序幕
　　第五章　批判《海瑞罢官》
　　第六章　毛泽东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第七章　安亭事件
　　第八章　市委心脏爆炸：写作班造反
　　第九章　实践毛泽东夺权理论（上）：一月革命
　　第十章　实践毛泽东夺权理论（下）：短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第十一章　夺权之后
　　第十二章　大批判：思想领域的夺权
　　第十三章　“四·一二炮打”和秋后算账
　　第十四章　九大前后
　　第十五章　难识庐山真面目
　　第十六章　对垒周恩来
　　第十七章　管好自家的后院
　　第十八章　最大的野心：写一部《毛泽东传》
　　第十九章　毛泽东战略调整：批评“四人帮”、支持邓小平
　　第二十章　邓小平下课及四五运动
　　第二十一章　一九七六年十月事件
　　第二十二章　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
　　代跋　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萧木）

　　如果说上海老报人郑重的这部张春桥传记是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以张春桥为主线的上海文革史）；那么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王洪文读书辅导员萧木为之写的跋，就是以分析为主，但作为支持论点的论据，他也讲述了大量史实。这是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的关于张春桥心路轨迹的论文。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该书传主张春桥全力投入的、萧木也贡献聪明才智参与的文革，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这一点不容任何人否定和掩盖，对文革暴行的揭露，远远不够，鄙人也还将尽绵薄之力来推动还原历史残酷的真相。但是站在文革51年之后的今天来回望，我们还有另一方面工作要做（许多人也曾做过或者正做着），这就是要探究文革悲剧的成因：探究发动和积极参与文革的人，为何、如何，从追求美妙的理想，蜕变成暴君和打手。
　　我知道，有不少人、包括我所尊敬的一些学者并不认同我这个观点。在去年加州洛杉矶的文革50年国际研讨会上，就当场发生了堪称火爆的争论场面。有一些学者强烈地认为，毛泽东根本谈不上什么“理想主义”，自始至终，从骨子里他就是权力至上主义者，一切围绕夺权、掌权、保权，别的都是幌子。我认为，这一看法一是不符合已经发生过的史实；二也不可能真正将前车之覆化为后车之鉴——难道文革这么惨重的浩劫，给我们的启示，仅仅是要能识别、能阻止用理想主义伪装的权力狂上台？
　　网友渔阳山人在我昨天博文后面的跟帖中说得好：“我觉得，评价历史人物，不论是毛主席还是张春桥，不管他们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多么美好的动机，我们必须要看他们的理想和动机造成的实际后果。例如文革并没有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反而对广大民众造成深切戕害，他们的所为就是反文明、反人性的。理想主义者经常为人称颂，然而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可能变成可怕的魔鬼。”
　　证诸历史和现实，确乎如此。渔阳山人用词也很准确：理想主义者一旦掌握权力，就“可能”变成可怕的魔鬼。他并没有说“必定”。大家都会承认，或然率不是必然率，不是所有理想主义者掌权之后，就都一律变成了魔鬼的。
　　我还想补充的是，有些理想主义者即便没有掌握权力，也可能变成可怕的魔鬼——想想那些到集市、球场、酒吧和车站引爆自己的“人肉炸弹”吧，最近更发展到开车撞人——他们连武器都没有，更别说权力了，却还要去杀人，说明他们头脑中偏执的“理想主义”驱动力何等强大！所以在我看来，渔阳山人这句话，可以改得更简练也更广义：理想主义者可能变成可怕的魔鬼。有权与无权，都可能变成魔鬼，只是造成灾难大小有别而已。
　　渔阳山人语气沉重地写道：“这个教训是不是被今天的人们接受了？我高度怀疑。”他提醒得很及时。但是，这个“教训”究竟指的什么？我觉得，如果仅仅接受“理想主义者掌权就可能变成魔鬼”（或者““理想主义者可能变成魔鬼”）这个教训，那还是不够的，需要在渔阳山人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有些理想主义者，没有变成魔鬼，有些就变成了魔鬼？
　　是他们的理想本身的谬误、片面、空想，将他们导入邪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是他们生性卑劣——内心深处邪恶的种子，在一定的温度和水分之下萌发疯长，压倒了他们的理想主义？
　　是理想主义者在获得权力之后缺失了某些必要的主客观条件，未能避免蜕变成魔鬼？
　　是……
　　可能性还有。当然也不妨说，上面我举出的也是一种可能性：他们本来就是魔鬼，掌权之前以所谓“理想主义”假象示人，掌权之后魔鬼原形毕露。
　　我没有想明白。大概“理想主义者”“魔鬼”也都因人而异，从“理想主义者”变到“魔鬼”也并不遵循统一的模式，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写到这里，我想起最近在采访阮铭老先生时，他十分强调八十年代初人们重新发掘出来的马克思谈到过的“异化”这个概念，感叹这本来是探究文革灾难、总结悲剧原因的一个重要视角，却未能成为高层共识、从而引起全党全国的警惕，就被压下去而销声匿迹了，这才又造成了改革开放到今天的严重偏差。
　　在这里提到阮铭先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顺便说一句，谈到阮铭，昨夜我读到万維博客老豆子的文章《打到阎王，解放小鬼》（打到应是“打倒”之笔误）。感谢老豆子推荐我专访阮铭的视频。但老豆子文中有一句话，我要解释一下。这句话是：“阮老先生提到毛主席发动群众红卫兵打倒中宣部的阎王，高先生表示第一次听到还有下一句：解放小鬼。”
　　这句话，我不知道在采访阮銘的时候我是否表述清楚了，但我本意肯定不是老豆子网友所转述的这个意思。毛泽东说“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句最高指示我在文革中早就知道；但我以前以为毛将中宣部整体说成阎王殿，要推倒中宣部里大大小小的阎王，来解放过去被中宣部压制的广大人民群众。但阮铭先生告诉我：毛泽东所说的“阎王”是指中宣部里的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掌权者，毛所说的“小鬼”则包括中宣部里的一般干部。阮銘自认为就是“小鬼”之一。我说“第一次听说”，意思是第一次听说这一解释。
　　今天本来是想着重写一写对萧木文章的某些感想，结果一扯扯远了。改天有机会再来谈我从萧木文章中得到的启示吧。

　　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下）

　　——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代跋

　　萧木，原载《张春桥：1949及其后》

　　（续前）
　　（六）“领导危机”与王洪文入选

　　张春桥在与我们一起讨论起草上面那篇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文章时，特别强调：“一定要引一段林副主席的语录。”我们当然照办。文章到定稿，林的语录引了一段，还有四处提到林的名字。政治局讨论时，周恩来又加了一句称颂林主持编辑出版毛《语录》的话。这些，体现的大概都是毛的意图吧？谁也没有想到，这篇作者署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文章发表后过了短短七十五天，就爆发了林彪“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对这一文革中最为严重的事件的反应，却是一如既往的淡定和风趣。譬如当林彪驾机出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时，他的回答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不要阻拦，让他去吧！”待到又有人来报告，说林的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居然说要感谢林彪帮了大忙，还颇有兴致地举杯庆贺，并随口吟出杜牧七绝《赤壁》，首句就有“折戟沉沙”四字，给林所乘的“三叉戟”飞机折坠于异国沙漠来了个绝妙的写照。但这一切，十有八、九都是为了稳定“军心”进而稳定大局做给别人看的，实际上，上了党章的“接班人”的“自我爆炸”，不仅标志着文革一次很大的失败，还有个如何向国内外作出说明的大难题，这给毛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据一位保健医生回忆，那几天毛服两三次安眠药也睡不好。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以至到1972年2月2日因肺心病发作而突然休克，经一番紧张抢救才慢慢苏醒过来。同年5月18日，周恩来也被查出患有膀胱癌。真是不幸连着不幸啊！
　　但凡文革过来人，大都会对1972年及其前后这段时间那种特有的沉重、不安而又敏感留有深刻印象。林彪已“机毁人亡”，而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毛泽东，人们虽依旧在祝愿他“万寿无疆”，他自己却说：“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这么大的一个党、一个国家，谁来接班啊！国人都在翘首企盼着，却又因“九·一三事件”的爆发而对“接班人”这三个字已讳莫如深。中华大地，一面照样到处红旗飘飘、锣鼓喧天；一面却陷入了深深的忧虑。那时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积极投身文革的人，决不会去想是否1949年以来实行的政治体制出了什么问题，相反，一如既往地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最先进的，多位中央领导人年老多病，那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嘛！还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希望老人家能享有更高的寿数，健在时能把“后事”安排好。
　　在当时八亿人中忧虑最深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本人。当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者的毛泽东，估计也不大可能从政治体制上去思考面临的问题。他是怎么想的？也许从后来在与来访的越共领导人黎笋谈话中，可以感觉得到这位文革统帅内心深深的忧虑。在介绍了自己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的健康状况后，毛突然说出了一句让客人颇为吃惊的话：“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
　　正是这个“领导危机”既折磨着伟大领袖，也折磨着当时亿万中国人。
　　从1970年4月“苏州谈话”等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毛泽东确实很可能曾经属意于张春桥，当然不是马上撤下林来换上张，而是把张培养为相当于党的副主席的位置上，至于以后的事，还要看发展。但“庐山会议事件”的爆发，使毛看到反对张的人太多，至少近几年内很难进入考虑接班人选的范围。这一点，可从《南巡讲话》中谈到培养接班人时，只列举了李德生、华国锋、纪登奎、王洪文等而没有提到张可以看出。但如果不提张春桥，眼前能够掌控全局的就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持重稳健已担任多年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前些年有的文革著作已提出，毛在病中曾当面向周交代过“后事”，也即一度曾有要周接班的意思。此说虽无可信的文献为据，但在当时，周的人望确实很高，为张所远远不及。有件事我印象很深。1972年5、6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海有王洪文、徐景贤等参加，我作为工作人员也一同前往。会议快结束时，周恩来接连作了三个晚上、长达六个多小时的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详尽地回顾了自己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大概意在以此启发教育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干部放下包袱迅速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会议发的有关各小组讨论的《简报》，几乎全是为总理的“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所深深感动的信息。王、徐等在私下议论时说，他们事先都不知道周要做这么重要的报告，会议作这样安排，很可能表达的是毛的意图，那就是要让周接班。后来徐景贤还告诉我，他到一些省市代表所住的房间去“串连”，他们也在这样私下议论，而且对周接班都很高兴，表示完全拥护。
　　但毛对周似乎并不怎么满意。认为周不是能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帅才，对共产主义理想又不够积极、坚定，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一句话：偏于保守。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领导危机”问题，大约到1972年年初，毛在发生一次休克后精力稍有恢复，就开始构想九大后的第二次高层人事布局。与两年前“苏州谈话”前后的那次布局最大的不同是，这一回林彪已经出局，在培养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青年干部问题上，更可以有一些突破性的考虑。这期间，他在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一再提到“要搞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可。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还说了“我们老一辈子人是过渡时期的人，不要总出台唱戏呀，我们出台转一转就行了，像《西厢记》上的老夫人，要让红娘去演戏”这样的话。一度还曾提议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由他当主席。此议后因政治局讨论时都不同意，他就说：“你们大家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
　　在这次布局构想中，后来引起国内外特别关注的人物，就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带头人王洪文。
　　毛泽东大概是在1966年11月处理“安亭事件”中那几天里，第一次听到“王洪文”这个陌生的名字的。从那以后，便通过多种方式对这个“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的年轻人作了多方面的了解和观察，这样在《南巡讲话》中说到培养接班人时就已提到了王洪文，到1972年9月，更正式向政治局提议调王来京“参加中央工作”。在此前后调来参加中央工作的，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围绕着是批判林彪的“极右”还是“极左”的问题，张春桥与周恩来发生了一次直接较量：周主张批“极左”，张主张批“极右”。这场几近公开的较量，不仅牵涉到各个领域、各项工作，还影响到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干部群众也卷入其中。最后自然又是毛泽东不得不出来表态作结。12月17日，毛在与周、张、姚的谈话中指出：“批极左，还是批右？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也就是说，主要不是批林的“极左”，而是批林的“极右”。争论双方表面上算是就这样“统一”了起来。
　　如何来理解毛的这个表态？不仅几十年后的现在有点摸不着头脑，就是当时也颇费猜思。我的看法是，庐山会议后，毛紧抓不放的一件大事，就是要解决他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来的“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啊”，也即要解决军队在国家权力构成中因“三支两军”而空前膨胀起来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更明确提出“批林整风”，“批林”的核心就是解决军队问题。其后采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一系列措施，也都是为了扭转这个“主要倾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周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确实不怎么符合毛的“战略部署”。此其一。其二，批“极左”，必然会触及到造反派，有的地方还有可能把已经掌权的造反派打下去。这与毛正在构想中的要多培养些经过文革锻炼的年轻人的布局，也是相左的。还有第三：在毛看来，凡是由他和党中央发号召搞起来的群众运动，即使有些做得过火或出现了偏差甚至造成了破坏，也只能在前进中作局部性的调整，不能公开提出批判“极左”。其实自号召夺权而造成几近失控的局势后，毛自己就相继采取了“三支两军”、“大联合”、“三结合”和“一打三反”等等措施，实际上都是在调整，也即“纠偏”或“纠左”，只是公开决不会这样宣传。不仅文革中的是这样，此前的“大跃进”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运动中“左”与“右”总是紧张地对峙着的，你作为领导一提出要批“左”，等于承认发动这场运动是错误的，“右”的一方必然乘机而起以至压倒“左”，其结果便是整个运动的失败。当然向干部群众说明时不能用这样的语言，而是要说气可鼓而不可泄呀、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呀等等。大跃进中提出要保卫三面红旗，文革中则是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等等。
　　周恩来自然也是熟知个中三昧的，但他作为国家总理，在大量的实际工作接触中，深感干扰更直接、更多的还是运动中的那些“极左”做法和造反派“极左”行为。因而毛一提出要“批林整风”，就以为遇到了一个批判“极左”好时机。而张春桥，即使单从自己的地位和遭遇出发，也让他更容易理解毛的意图。在这场较量中，张就这样似乎又一次成了“赢家”。不管怎么说，毛一方面还离不开周恩来这位实干的大管家，另一方面却也对他积聚了更多的不满。
　　1972年11月11日，保健医生进一步确诊周恩来所患为膀胱癌，且还在发展，不得不正式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建议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采取减少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毛泽东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周膀胱癌的进一步发展，和毛自己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对他这时正在进行中的中央高层人事布局构想，关系极为重大。
　　此前，毛已再次提出要落实干部政策，让一些老干部出来工作。对曾经作为“二月逆流”批判过的“大闹怀仁堂”一事，这时说：“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其时尚下放在江西的邓小平，当然也是一位精明强干而又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家，他从上述种种政治信息中读出了两个字：机会。这年八月，他向毛写了一封要求做点工作的信。果然，毛很快作出批示，说对邓“应当与刘少奇加以区别”，那意思是可以考虑让邓出来工作。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3年三月初邓回到北京。几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党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与此同时，毛建议提前召开党的十大。按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到1973年初还不满四年。不过党章同时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很显然，上述种种，都是毛为尽快解决“领导危机”的“特殊情况下”，作出的“特殊”安排。
　　正是在十大紧张筹备过程中的7月4日，毛对周主管的外交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更为不寻常的是，毛的这些话不是直接对周说的，而是打个弯，对张春桥和刚参加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说的。为筹备十大，张、王分别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这天晚上毛找张、王原是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情况，但后来谈的实际主要就是批评外交工作，其中有几句话似乎还是直接针对周的，如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由于周不在场，而按照惯例，毛如此重要的谈话又是必须向政治局传达的。谁来传达呢？那时王还只是中央委员，当然只能由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张来传达。第二天即7月5日，周主持政治局会议，张传达毛的谈话，实际也即当着周的面批评了周。这不仅使周，也让张，十分尴尬。后来周在向毛上送外交部对错误的检查时，附了一信：“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批示说：“检讨不要写了。”总算网开一面。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耐人寻思的事，时间是五天后的7月10日。
　　这天晚上，毛在他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即将召开十大的相关事宜。此时由张起草的政治报告政治局已通过毛也审定，留下的一个问题是：由谁到大会去作这个报告？毛没有表态，只好留下再议。
　　如果联系一下中共党史惯例，在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的通常总是第二把手，那么这很可能是一道考试题：看你能不能摸准毛正在酝酿中的十大后中央领导层人事格局的心思？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出了一个既无人反对也少有人附和的提议：十大政治报告由王洪文来作。张肯定反复思考后才这样提的，但这一回他错了。那时我借调在中央办公厅参加为筹备十大而成立的党章修改小组，要完成两个文件：一是党章修改草案；一是《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一个多月后（确切日子已记不得），毛在我们小组上送的《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上大笔一挥，将标题中的“说明”改为“报告”，变成了规格大为提高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又亲笔署上报告人“王洪文”三个字。毛这一改，至少表达了这样两层含义：一、王洪文已被抬举到了大致相等于“接班人”的地位；二、既然王已成为修改党章的报告人，不言而喻，周恩来也就成了政治报告报告人的唯一人选。我估计，张春桥会对自己这一错误的提议暗中深深自我检讨一番的。因为他的“冒失”，不仅又一次当面“得罪”了周，更为不该的，还在毛面前暴露出他在与对手较量中有失大度的品格。
　　随着大会进入选举的议程，毛又做出了一个堪称奥妙无穷的举动：让这一天主持全体会议的周恩来在会上宣布：“毛主席的票，由王洪文同志代投。”
　　至此，毛选择王为“接班人”的意图已表达得十分明显。但因上过党章的“接班人”林彪“自我爆炸”的沉痛教训，参加大会的代表们都忌讳提到“接班人”三个字，这真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七）张对周说：“你就做周公吧！”

　　王洪文一旦被定为“接班人”，那么在1949年以来那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下，张与周无论他们各自的主观愿望如何，两人的关系立刻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究竟由谁担任第一“辅佐大臣”？说不定还会由此引发一场或明或暗的角逐“主辅”之争。尽管张在资历、声望、能力和经验等方面都无法与周相比，但周却不可能不想：人家可是从“安定事件”起就已经做了王洪文的“老头子”了呀！
　　就在这期间，会上发生了一场颇大的争论。那是在讨论主席团名单的政治局会议上，许世友带头竭力反对王洪文任主席团副主席。实际持反对观点的还不止许一人，党、政、军不少老干部都有类似想法。挺王最力的是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叶在政治局会议上引用三国时期孙权起用年轻的周瑜而程普等老将反对的历史典故，批评许思想落后于时代，没有看到党和国家的未来。周为了“打通思想”，特地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联系党史再三说明“我们一定要跟上主席思想，人总是要老的，趁现在赶快重视选拔年轻干部，决不能看不起‘儿童团’”。当他说到“我们有些老同志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时，噙着泪水，几次哽咽，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在这场争论中，与周、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没有说多少话。多数场合，他只是转述周的话，或表示同意周的意见。我理解张的这种“低调”，表明他已经领会了毛的意图，自愿退出“主辅”之争。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我以为是他让我写十大《新闻公报》这件事。按九大成例，公报该是张自己或姚文元写的，他让我写，肯定经过深思熟虑。我猜测，用意就在由我这个与中央领导层毫无人事瓜葛的小人物，来起草这份必然要涉及到已经成为高度敏感的政治人物王洪文的公报，或许可以缓解张、周之间的矛盾，避免你意想不到的误解。有关这份公报的起草过程和张、周对此各具特色的处理，我与郑重兄交谈时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大传》已录，此处不赘。
　　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张又一次说了他的“野心”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的话。那是在十大闭幕那天傍晚。作为大会秘书长一直忙碌着的张春桥，端了个人民大会堂那种专供中央领导人开会进餐用的长方形景泰蓝漆盘，坐到靠窗的一张台子旁开始享受晚餐。这时记不得是谁跑来说有事要找一下总理，张对他说总理在某个房间，大概在同几位专家商量大会文件翻译的事吧。那人走后，张忽而深为感慨地说：“总理懂得多国文字，组织文件翻译这样的事，只有他能做。他的学识，他的经历、能力和为人，我这一辈子想学也永远学不到了，你不佩服也不行。”吃了口饭，喝了口汤，停了一会，略微提高了一下嗓音，像是自言自语、其实是当着大家说的：“有人说我张春桥想争这个，又想争那个，好像有什么野心。其实呢，要说有什么野心的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
　　如果说，两年前张与我们一起讨论文章时说他有这个“野心”，还只是抒发一下可能已蓄意多年的心愿的话，那么这一次明显有了别样的含义。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好像他是要向人们表白点什么，或者说是挂起了一块“免战牌”吧？若果如此，我以为张最希望听到他这番话的一个人，应该就是周恩来，“免战牌”也是向周挂的。
　　在这期间，张还就辅佐王洪文的事与周有过一番对话，我没有直接听到，是多年后，张被软禁在江阴某处与陪伴他的家人偶尔说起，我才辗转听到的。张说：“那天我对总理说，周公辅成王，功劳都在周公，你就做周公吧。总理回答说：我总是在主席之前走的。”
　　大约也就在十大后的那几天里，毛批给周读一篇古文：《史记·汲郑列传》。这是两个月前毛通过姚文元，让上海市委写作组注释并用三号老宋印刷的，因称“大字本”。题中“汲郑”即汲黯、郑当时，都是西汉武帝时清廉、直言的名臣，郑当时更以善于荐贤举能著闻。周一看自然懂了，知道毛是希望他爱护、辅助王洪文，多推举年轻干部。他特地写信给毛，谈自己的读后体会，其中有两句是：“深有所感，愧未能及。”
　　从这时起，周凡是向毛上送请示或报告，均与王一起署名。
　　一场“主辅”之争，至此似乎偃旗息鼓了，却不料两人的角逐又陡起波澜。
　　我因筹备十大借调在北京工作三个多月，深感自己缺少在中央高层应对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再说也不感兴趣，等大会闭幕留下的一些杂务全都做完后，就坚决要求仍回上海。我是这一年9月初回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住进了我在“康办”大院（即市委书记处所在地康平路大院）的办公室兼寝室，便日以继夜地一面到基层去做调查收集材料，一面开始着手写“蓄谋”已久的反映文革的长篇小说。某天下午，一向宁静的大院忽而说笑声、鼓掌声热闹一片。偶尔从窗口往下望望（我住在三楼），更大为意外：与拥在周围的家属和孩子们说话的，竟是邓大姐——邓颖超！后来知道，十大闭幕不久的9月中旬，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其间，随同周前来的夫人邓颖超，出人意料地带着秘书来到了“康办”大院。邓大姐访问了住在大院的市委领导新老干部和已故柯庆施的家以后，这时正在发表她的告别讲话，末了几句似乎是有意大声说出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今天我是特地来拜访大家的。该去拜访的，都拜访过了，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邓没有去的一家，就是张春桥的家。这天张的妻子文静也是高高兴兴做了欢迎的准备，但她等了个空。邓说她不去的“原因”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这也说得很对。因为除了孩子们，大院里不少人的确都知道，文静有个“历史问题”，那就是1943年在晋察冀边区一次对日寇的反扫荡战役中，因受伤被俘曾有过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等变节行为。但叫人生疑的是：这个“历史问题”她不仅早已向党组织作过交待，组织上经过审查也作出了结论，1949年就已批准她重新入了党。按说这已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历史问题”了，更何况其时文静已赋闲在家，根本不会影响到上海市委工作，与中央高层更隔着十万八千里，邓颖超何以还要显然是经过细心安排的先来这么一番访问，再来一个公开宣布呢？所以如果大家不是“想一想”，而是想了又想，那就很快会想到文静背后的张春桥：张本人不也是“叛徒”吗？尽管毛泽东已表态“不查”，但周恩来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还是不肯放过张。
　　三天后文静病倒了，急送医院抢救。
　　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由打了个寒噤。越发觉得像我这种脆弱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在中央工作，庆幸自己这回总算做出了坚决要求回上海的正确选择。
　　但不久出现的事，却说明我已经没有了这种自由。
　　这年11月25日，市委书记马天水突然找我谈话，说刚接到北京通知，让我第二天到中央办公厅报到，还说这回是正式调动，不是借调。这样，26日我就来到了当时王洪文所住的钓鱼台十六楼，王热情地接待了我。因此前我曾当过两三年上海市委书记和部分常委每天中午两小时读马列的辅导员，所以王一开头就说：“把你调来，就想请你继续做我的老师。这事我向主席和总理、春桥同志报告过，他们都同意。不过还是要听听你有什么意见？”我当然不敢再有任何意见，只是一再说明做老师不敢当，但我愿意尽自己努力做好工作。
　　也就在这次交谈中，王说到毛找他谈了一次话，谈对他的工作安排问题。当时我只是从如何做好辅导工作去理解的，但后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我在反复思考了整个文革十年历史以后，觉得毛这次谈话的含义决非只限于要王读马列这样一件具体事，而是在“十大”完成了中央高层人事布局后，又对这个布局作了整体思考后的结果。王洪文是这样说的——

　　前天，主席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主席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着重就是读马列，有些不好懂，可以找个老师，查查资料。读书是学习，工作也是学习。工作上你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总理，一个是春桥同志。

　　我个人理解，以为毛这番讲话除了明确选定周为“主辅”、张为“副辅”以外，还透露出这样一些重要的政治信息——
　　第一，说明毛已吸取了前后两次选择同辈而又是共事者刘、林为“接班人”的教训。此前，认为“共产党没有王位经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此时则实际上不得不承认还是“中国古代皇帝聪明”，要向他们学习，也选一个小一辈的人做“接班人”。这一年毛已整八十，而王还只有三十八岁。
　　第二，像古代深居东宫的皇太子只是学习或偶尔见习朝政而不是实际管理朝政那样，毛明确规定王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读书是学习，工作也是学习。王自1972年9月上调“参加中央工作”到1976年10月被抓起来的四年多时间里，除按规定参加各种会议外，受命做过的实质性的工作有这样几项：
　　一、先后或分别与许世友、纪登奎一起赴杭州，或由他一人单独前往，协助省委解决浙江问题。二、参加周恩来负责的中央小组，调查、处理南京、福州、济南三军区司令员庐山会议期间给林彪写信的问题，当时也称“解决华东问题”。三、自1974年6月1日至1975年7月1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际上主要就是主持在这期间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并将会议情况向毛上报。四、分管的事只有一项：负责中央读书班。读书班具体由由中组部主办，带有当时中央党校性质，参加者大多为各省市推荐的新干部，共办了三、四期。对“接班人”作如此安排，至少可以确保集权体制的完整统一，杜绝了出现另一个“司令部”的可能，当然更绝不会出现像林彪那样的“带枪的司令部”的危险。
　　第三，无论当时和现在，我都认为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决非轻率之举，而是经过慎重的观察和思考的。如果我们把自“苏州谈话”以来毛对中央高层人事布局前后两次构想的相关史实作一番梳理，就可以清楚看到，老人家是想竭力在他有生之年解决凡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都必须解决的“双重过渡”这个大难题，即如何尽快从武官政治过渡到文官政治，从重用功臣宿将过渡到启用新兴官僚群体——在毛的构想中则是以工农为主的干部群体。选择王为“接班人”，同时参加“十大”的代表百分之六十七为工农兵，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都是他这种努力的重要标志。此外，这样做还有体现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含义，更何况让工人、农民直接来管理国家，这符合马克思、列宁的设想，又正是毛本人向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一种理想。如能顺利实现，在国际共运中那倒的确算得上是一项创举。
　　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只是毛泽东也包括我们这些积极投入文革的人的一厢情愿。
　　古代帝王实行私袭制，继位的新皇帝即使还是孩子，有的还在襁褓中，甚或竟是个白痴，按照世系承续的皇统，臣民们照样会三跪九叩，山呼万岁。1949年来中国实施的政治体制与古代帝王制度还是有着不少区别，废除了私袭，排除了在所谓“奉天承运”光照下的血缘关系对政治的介入，便是这种区别之一。毛泽东对王洪文上述种种细心的安排固然可以确保不会出现像刘少奇、林彪那样的“司令部”甚至“带枪的司令部”，但真叫作“扶得东来西又歪”，如此安排又带来了一个新矛盾，而且是很大的矛盾：如果王洪文一直没有掌握实权独当一面地工作，没有相应的资历、能力和执政经验，单凭“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这点“资本”，即使勉强接了班，又怎么能获得大多数人、特别是依旧健在的大批功臣宿将的承认呢？不仅是王洪文，不少结合到权力机构的新干部也即造反派也大多是这样。十大中委和候补中委确实可说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但“青”包括不少“中”他们所担任的大多是“虚职”，很少有掌握实权的。“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林彪“司令部”的垮台，又有过一次权力再分配，从这时起，毛泽东当然依旧稳稳地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但实际具体地在各部门、各省市掌权的极大多数是功臣派或称老干部，后来统一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种格局下，毛泽东的让工人、农民直接来管理国家的是理想，永远只能是理想。

　　（八）“批”与“保”：毛泽东背水一战

　　毛泽东安排邓小平十大前夕复出，大概是曾经作为“走资派”被批判而愿意悔改的一个代表，可能带有示范的含义。但后来形势的发展，邓成了接替周恩来几乎把文革派击垮的主帅。
　　1973年四月九日，从下放地江西回到北京不久的邓小平，到西郊玉泉山去看望因病在那里疗养的周恩来。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见面后谈话一开始，周就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因在座还有邓的夫人卓琳，周又特地叮嘱一句：“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此前中央早已把《“571”工程纪要》作为“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材料”发至全国，《纪要》“实施要点”中就有抓到张春桥“立即公布他的叛徒罪行”的话，所以张是“叛徒”的说法已广为人知，不再是秘密；但对此说法中央高层意见不一，周持肯定态度，毛则“不让查”，在当时仍属“极密”级重大政治信息。周在邓刚回到北京即以此党内机密相告，很可能有希望与邓达成某种“默契”，以便联起手来共同对付越来越受到毛信用的张的含义。周与邓历史上颇多矛盾，文革初期周还曾刘、邓并提对邓作过批判，但“九·一三事件”后，当毛开始考虑让邓复出时，周是积极促成的。此时周已查出患有膀胱癌，不难理解，无论从革命经历、政治见解或思想感情，周宁愿让邓来接替他的位置，决不想看到权力落入张之手。
　　十大后不久，发生了一个政治局内部的“批周事件”。在当时，这一事件本身已让我们这些约略知道一点内情的人感到意外，更大为吃惊的是邓在批周会上的一次发言。
　　那段时间王洪文已开始协助周恩来主持部分日常工作。据王说主席对批周会议很重视，他要看每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为此每次会后，王就把全部会议记录带回钓鱼台十六楼他的办公室来，要他的秘书小沈再端端正正用相等于一号大小的字体重抄一遍，而且指定要用6B铅笔写，好让患有深度白内障的毛泽东看起来方便些。由于工作量很大，小沈每夜熬通宵也还来不及，我就去帮他抄一部分。
　　在我的印象中，张春桥的发言还是比较缓和的，主要是认为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周负有责任；江青则指责周在中美谈判中搞了“投降主义”，是什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真有点像“开帽子工厂”。但记忆最深的还是邓小平的发言。邓当着周的面说的大意是：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那时我和小沈对周都十分敬重，对他能抱病参加这些批判他的会议原已很同情，那夜看到这段邓发言的记录就不由议论起来，认为这是无中生有再加无限上纲，很为周感到委屈，为他抱不平。数十年后经过世事人事沧桑几度，如今回过头去再想想，觉得事情恐怕并不像我们当时想象那么简单。很可能邓的话就是说给毛听的，他在这样的场合、用这样一种方式向周发出这样的警告，正由于它没有事实根据，似乎更能显出刚刚复出的他对毛的一片忠诚。周听了是否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委屈、不平，恐怕也不一定。凭周丰富的仕途经验，不难读懂这或许正是复出后的邓的一种“进身术”，因而他会仍然相信与邓在对付张的问题上曾经有过的“默契”。这也就是说，既然要“联手”，就不能不承受相应的代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邓的批周，就有了“周瑜打黄盖”的某些含义。
　　也许有个细节可以说明这一点。1975年5月18日，刚从国外出访回到北京的邓小平顾不得休息，就赶到305医院去看望周恩来，送给周一件不寻常的礼物——当年他们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经常吃的法式月牙面包。周抚摩着这种独特的面包，一切尽在不言中。
　　“批周事件”几个月后的1974年4月6日，由毛泽东提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赴美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并作了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长篇讲话，世界各通讯社纷纷报道，让刚复出的邓小平来了个“闪亮登场”。从这时起到第二年8、9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大多就是邓小平。从中央来说，也正是这段时间，是十年文革中最为云谲波诡的一个历史时期，许多史实至今还在云遮雾罩中，有待专家学者去考订、研究，作出合乎实际的说明。
　　其中特别费人猜思的，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文革派是一个“四人帮”小宗派，并在1974年7月17日和1975年5月3日前后两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的宗派活动。
　　其实十大后的文革派或者说“四人帮”的几个人，也已经各怀心思、矛盾重重，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批林批孔”一开始，江青就把既有党的副主席的职位、又较容易控制的王洪文拉在一起，还成立了一个我也曾参加过的专门处理全国各地主要是造反派写给江或王有关“批林批孔”大量来信的四人小组，每天要出好几期《要信摘报》，上报毛泽东和分送在京各政治局委员，江在上面不断有所批示，想用这样一种办法把运动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料此时王背后又出来了个叶剑英。叶因十大时支持王洪文而批评了许世友，让王颇为感激。王与叶又是一起钓鱼，又是一起打猎，叶还调拨给王一套在玉泉山的特地经过高规格装修的楼房，大概也是想把王拉过去吧？江为此气得大光其火，要张春桥管管王。偏在这时，上海发生了一个“《朝霞》事件”。
　　其背景是，邓颖超很可能是根据周恩来的主意或意图，用了访问“康办”大院所有上海市委领导住家却偏偏不去张家这么一种巧妙的方式，等于公开宣布：张家问题严重，大家都要离远点！迫于这种无形却强大的压力，张从此不便再回上海，时间一长，对市委工作状况就变得颇为生疏。而与此同时，已升任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却经常通过某个市委书记直接向市委发指示。借用文革中的流行语来说，这该是上海市委一个近似“多中心”的时期，从而导致市委几位新干部也即造反派之间原已存在的权力斗争进一步激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经王洪文同意、市委三位书记联合批示，对市委写作组主办的文艺刊物《朝霞》发起群众性的大批判的“《朝霞》事件”，实际上是造反派的又一次“内讧”。
　　三位书记是在没有报告在北京的第一书记张春桥的情况下作出批示的，这种做法不说是反张，也至少是一种擅权行为，更何况发起批判的“罪名”纯属莫须有。尽管事件经张果断而又谨慎的处理和王洪文到认识错误后的积极配合，很快平息了下来，但张对王由此留下的戒心，恐怕短时间内很难消除。所以这回江青要张“管管王”，张既不便管、不好管，大概也不怎么愿意管吧？除此之外，张对“批林批孔”中江、王那些明显不符合毛意图的做法，估计也不会赞同，后来他与姚文元谈起江、王在某次会上的讲话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还会讲出什么好话，无非是惹些麻烦，让我们也跟着受牵连。”
　　不过文革派在对待功臣派的态度上，大体还是一致的。在上述毛泽东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并批评“四人帮”的前后一年多时间里，文革派与功臣派的斗争，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1974年3月22日，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内部提议向中央作出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等积极支持，江青激烈反对。张春桥不见有什么表示，从他后来据说“因病”没有出席讨论邓率团出国相关文件的政治局会议来看，内心大概也是不赞成的。
　　二是1974年9、10月间，两派对正在筹备中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争论日趋激烈。10月4日，在武汉休养的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10月17日，江青把王、张、姚找到她所在的钓鱼台十七楼一起商量，决定由王去见毛，汇报双方的争论，其中包括周恩来在医院就有关人事安排问题多次找人谈话等情况。因此时毛已转到长沙休养，王此行后来被称为“长沙告状”、“阴谋组阁”。
　　三是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谈到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时，引了毛泽东1958年八月庐山会议上关于学习理论的一段话，其中说：“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接着说：“据我看，毛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与此同时，姚文元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也引了毛的这段话，认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人民日报》3月21日《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4月23日毛泽东作出表态：“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在紧接着4月27日由邓小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对张、姚等反对经验主义作了猛烈的批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毛泽东在相隔近一年前后两次政治局会议上对文革派江、王、张、姚等人的批评，重点是指出他们在上述三次争论中搞了宗派活动，而不是他们提不同意见的错误。如在前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在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前后两次政治局会议之间，一次与李先念的谈话中批评了江青，说她“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在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批评文革派搞宗派活动，应是事实。如上面说的“长沙告状”，尽管王洪文当时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完全正常；但他此行是江青事先找了少数几个人商量后决定的，就属宗派活动。不过公平地说，功臣派不仅也搞宗派活动，而且搞得更多、更厉害，近年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都有详尽记述。如说经过两次手术的周恩来，依然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接连约人谈话、批阅文件，以至负责治疗的医生不得不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减少周的这些活动，以免影响休息和睡眠。前传中还引录了纪登奎的一段回忆。纪说：“从74年10月下旬起，他（指周恩来）在305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过七次。最后提出了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12月20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当然这一切，传记作者都是作为周在身体极为虚弱的情况下，依然念念不忘与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感人事迹来写的，但却忘了想一想：像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这样的事，把一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和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完全排斥在外，这种做法正常吗？如果“四人帮”反咬一口说周恩来等也是在搞“宗派活动”、“阴谋组阁”，该怎么回答呢？
　　不过在这里，我以为更需要也更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还不是传记作者观察历史采用了什么视角，而是：此时仍然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不知道功臣派也搞了宗派活动，更何况王洪文“长沙告状”告的主要也就是这方面内容，但他却偏偏只批评文革派而不批评功臣派，这是为什么？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得说几句关于“派”的问题。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说过：“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的确如此。国家权力的公共性，决定了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不同生存状态的人，必然会提出不同诉求，因而在现代国家里，众说纷纭，政见杂陈，出现各种派别以至公开的反对派，都是极正常的事。大概由于我们国家帝王集权专制制度传统太深远了的缘故吧，往往把“交结朋党”视为一种严重的罪名，1949年以来实施的政治体制大体也还是如此。不过这种情况到文革一开始发生了新奇的变化，不仅群众中出现了各种派，而且大会小会都在呼喊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两个政治派别、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组织策略作个粗浅的概括，那就是：依靠文革派，发动造反派，打倒“走资派”。文革派开始主要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那时全国上下都知道中央文革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舆论宣传也是这个基调。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也曾宣布过：“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后来，毛领导下的文革派与竭力推崇文革的军官集团派和支持或赞同文革的部分功臣派结成同盟，称“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明确“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在此前后毛的一些重要指示以至重大决策，包括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生日谈话》，不少是只与文革派少数几个人说一下就付诸实施的。要说宗派活动，这也是一种宗派活动，只是好像从未有人这样想、当然更没有人这样说过。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夺权斗争的迅猛发展，先是文革派几位大员接连出局，继而军官集团派纷纷落马，七零八落的文革派最后还剩下毛泽东和江、张、姚、王五人。所以国外流行一种说法，叫“五人帮”，不叫“四人帮”。
　　那么毛为什么过去不说、偏偏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而且还不止一次地批评了他们的宗派活动呢？我的理解是由于形势出现了转折性的大变化。这种大变化了的新形势，已非一般调整性的措施所能挽回，而如果任其发展，极有可能导致文革全面退潮。权衡利弊，恐怕只有果断采取根本性的大动作，或许还有可能从被动转为主动，保住文革基本成果，不失时机地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完成。
　　形势出现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是“九·一三事件”。
　　这个重大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人心和民情以及权力构成两个方面。
　　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的突然“机毁人亡”，大多数人起初震惊，接着惘然，其中不少人转而开始思考。作这样思考的较多是运动中曾受到过批判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保守派群众，但也有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和文革的积极投入者。狂热的激情慢慢趋于冷静，虔诚的信仰渐渐有所疑虑。这种思考虽然还没有公开化，但它汇成的力量不容小视，更为重要的是队伍还在迅速扩大。广大的基层工农群众，他们的想法则要实际得多。相当普遍的一种看法认为：闹腾了这么些年，他们并没有得到些什么。1975年夏秋王洪文与纪登奎一起奉命去杭州“解决浙江问题”，我作为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先后在杭州、萧山、金华、兰溪、宁波等地做调查，多次听到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在当地叫“顺口溜”：“盼过九大盼十大，盼过十大盼人大；人大开过了，还是一点没啥啥！”以上是人心和民情的变化。
　　还有是权力构成的变化。“庐山会议事件”后毛泽东提出要解决的“军队问题”，以十大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为标志已基本完成。其时军队干部因“三支两军”而进入各级权力机构并成为主要领导的，大多已陆续退出。而造反派好些地方因长期打派仗，加上经过此前“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他们的头头多数在群众中又缺少信任度，实际上也很难掌好权。再说造反派头头们在一月夺权阶段之所以威风十足，是因为他们身后有组织、有队伍；大联合后，各个造反组织实际上全都取消，队伍也散了伙，剩下几个“光杆司令”就变得无足轻重。有的还不甘心，就拉些“游兵散勇”动不动找点事情出来闹闹，自然也成不了什么气候。所以各省市军队干部退出后的那些缺位，几乎全由复出的老干部来接替。与此同时，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运动中曾经受过冲击的老干部，也纷纷复出。如果说九大后是军官集团派一派独大的话，那么此时的功臣派不只是一派独大，甚至可说已颇有“一统天下”之势。
　　密切关注着这种新形势的文革统帅毛泽东，决定作出新的部署。
　　1974年八月下旬，一条“最新指示”通过各种宣传工具传遍了大江南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尽管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时似乎还没有达到预期的全部理想目标，但他的这段话，实际上透露了准备“提前”结束文革、意欲以此保护已经取得的文革成果的信息。根据这一新的部署，多少有点出于无奈，却也是断然、决然地作出了三项决策，这是文革中最大的一次妥协和退让，因而显出几分破釜沉舟式的悲壮，所以我称它为“背水一战”。
　　第一，重新构想人事布局。这就是上面已提到过的王洪文赴长沙“告状”，毛泽东批评了文革派的宗派活动，让周恩来、王洪文一起来商谈有关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这已是九大后的第三次布局。与十大的文革派为主、功臣派为辅的布局不同，这次倒过来了：以功臣派为主、文革派为辅。最大的特点是由邓小平接替已患有不治之症的周恩来的位置。如果与毛发动文革的理想目标作个比较，显然较为接近的，是十大的布局而不是四届人大的布局。之所以必须作出这样的改变，就是鉴于出现了重大变化的新形势。新布局的提出，说明王洪文已失去了“接班人”的资格，毛已承认在安排“接班人”问题上的又一次也即第三次失败，不得不从理想回到了现实。一些文革著作包括民间传言，大都称王洪文为“扶不起的阿斗”。我则以为毛的弃王，与王个人的品质、才干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主要还是迫于形势。王进入毛的视野，除了王“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集工农兵于一身，主要还因为他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造反派的代表。而此时，不少省市的一些造反派头头由于上文已说到的种种原因，反而成了“不安定因素”，“批林批孔”刚开始时有的省市造反派又拉起队伍提出要“第二次夺权”，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这时能够掌控和稳定局势的只能是功臣派，邓小平的重要性就这样突现了出来。当然，毛构想这一布局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要尽可能保护文革基本成果。基于同一思考，对邓的如此重用有一前提条件：邓必须实践他自己向毛作出过的保证：对文革初期曾经受到过的批判“永不翻案”。
　　第二，提出并批评“四人帮”。如果联系一下此前八年文革史，和毛本人曾经宣布过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就可以知道这对毛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出的大动作。张等三人，是毛发动和推进文革的得力助手，王更是毛费尽心思从基层提升上来的体现文革胜利成果的标志。吴德在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中两处提到，十大后毛在他住处中南海游泳池找政治局委员谈话时曾指着窗外蔬菜地说，对王、张、江、姚就要像培育蔬菜秧苗那样细心培育他们。而在1949年以来的政治语境中“帮”或“派”都被视为非法的，如今这四个人竟掉到了“帮”的境地，这是何等大的落差啊！而且你仔细想想，“四人帮”这个名称就大有讲究。不称“文革派”或“极左派”而叫“四人帮”，就是要把人数限定在“四”上。看来，作为曾经是文革派首领的毛泽东，就是想用这样一个行动宣布，他已从文革派退出，与文革派不再有任何联系。
　　如果把文革发展过程中前后的斗争形式作个比较，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集权体制必须严禁派和派别活动，文革派也好，造反派也好，都只有在文革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某个规定的时间段内，才允许它们出现和存在。它们的使命是两条：消灭“走资派”和消灭自己，从而回复到更加集中统一的政治秩序。尽管毛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始终拥有崇高的威望和至上的权力，但如果不退出某个派，从理论上说就不会有高于派别的权威和公信力，就不可能有评判、调解各派的资格。毛带头退出了文革派，就有了这种资格，就可以向各个派别发出警告：现在已是“消灭自己”的时候，从此谁也不许再搞派和派别活动。所以我的理解是，毛批“四人帮”的宗派运动，不言而喻，也是对功臣派的无声警告：你们也不能搞派和派别活动。事实上对功臣派也曾有过警示，只是不说是批评，而是提醒。如提醒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提醒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不要搞‘三人帮’”等。
　　但要“消灭自己”，对不少曾经在“派”的人来说，可是一大难关。“消灭走资派”，他们可以豪情万丈，到了要消灭“自己”，却是那样勉强以至痛苦，不少省市造反派的“大联合”之所以如此旷日持久甚至派仗连连，原因就在于此。现在类似的勉强以至痛苦，轮到了曾经风光无限的文革派。有一个细节，着实耐人寻味。毛泽东在大致有了上述人事布局构想后，第一步就是提议邓小平任团长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毛希望文革派能够主动跟上他的思路，但又担心他们很难做到，且先做个测试。他告知周恩来这一提议时特地关照一句：“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所以邓任团长事是外交部向中央请示报告中提出来的。果然，江青一看就坚决反对，还扬言要外交部收回报告。最后毛不得不自己写信告知江：此事“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还有王洪文，甚至到毛已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搞宗派活后的1974年10月，还不知道毛已退出文革派，从此不许再搞宗派活动。王到长沙后写给毛信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个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你看，在王心目中，毛依然是他们的“派头头”。读着这样的信，毛的感受大概是四个字：啼笑皆非。
　　这段时间里，张春桥的表现是沉默，几乎不说什么话。我的猜想他也是痛苦的：苦于不知如何来重新认识和追上毛的思路。
　　第三，“批”为了“保”。这是与上面第二项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看得很清楚，在当时形势下，对文革派四个人，只有通过批才能保，“批”正是为了“保”。这一点，从他整个批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点名批评的只是江青一个，张、姚更始终没有提到。这除了江确实闹得比较厉害，还因为她是毛的夫人。毛这样做对其余三人是一种警策，对功臣派除了慰抚，恐怕还隐含着已经退到底线的一种宣告：我把老婆都批成这样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呢？再如，即使对点了名的江青，也特地说明：“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还有，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毛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提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由谁出任时，毛与周有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对话。先是周接连提出了三个人选，毛显然都不同意，却突然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罗荣桓。”周不由一怔。罗原曾任此职，但此时已作古多年。待周已反应过来，毛笑着说：“还是由春桥兼任吧。”周这时再次提出了张的“叛徒”等历史问题，毛的回答是四个字：“已经知道。”后来张不仅兼任总政主任，还出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最后是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后，接着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还提出了处理的方式：“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
　　值得特别提一下的是，毛泽东这位兼有哲学家和诗人气质的政治家，在上面提到的5月3日那次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上，还给与会者和后人留下了一个谜，一个充满着东方式政治智慧的谜。
　　会议临近结束，毛忽而说起了三国孙权的故事。也许是十大期间叶剑英在批评许世友反对王洪文上去时，曾讲过孙权起用周瑜故事的缘故吧，这时毛又让叶来吟诵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这首脍炙人口的咏史词直接说到孙权的，有这样一些名句：“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还有曹操的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会后，王洪文要我找些资料，给他解释一下这首词。当时我的解释只是“就词论词”，肯定远离了毛泽东奥妙的用意。因为我没有说明：为何一个主要是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却要借这首词来做结束语？但我相信，功臣派中总会有人能读懂毛的深意，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愿意真正照着做。

　　（九）邓小平—华国锋—邓小平

　　邓小平是实干家，一首词就是一首词，何况还是七、八百年前一个古人写的，什么深意浅意，他大概不会有兴趣。接下去他便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并作中心发言对“四人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到这一年7月1日，正式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把几个月前已经开始的整顿雷厉风行地推向各部门、各系统、各省市，推向高潮。整顿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对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
　　毋庸讳言，整派性实际上就是整造反派。不过也应当说，其时文革已闹了八、九年，人心思治，所以邓的大搞整顿，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拥护。与此同时，邓又着手把思想、教育以至文艺等领域的领导权以及编辑《毛选》五卷的任务，也全都抓到自己手上来。办法是，重新起用胡乔木等党内著名的笔杆子，在国务院成立一个叫“政治研究室”的特别机构，和一个《毛选》整理小组。这两个机构实际是一套班子。再把通常称作“学部”也即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那支人数众多而又训练有素的理论队伍，也划归这套班子去管。接着又紧锣密鼓地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明显有与此时还由姚文元分管着的《红旗》杂志来一个分庭抗礼的预期。
　　1974年年末，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商谈人事安排时，明确提出：“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以“铁腕”著称的邓小平，通过上述这套措施，短短三两个月就把张、姚挤到了半“靠边”状态。紧接着，又向被认为是张春桥“基地”上海发起了攻势。此前，上海已因“《朝霞》事件”引发了结合在市委的几个新干部也即造反派之间的一场“内讧”，这一回邓小平准备再去找市委几个老干部做做工作，从而在张的这个“基地”中打开一个缺口。与周恩来一样，邓也是利用了一次陪外宾到上海访问的机会，时间是1975年6月15日。这天晚上送走外宾后，邓把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马天水叫到他下榻处瑞金花园作了一次长谈。先透露了一点政治局两派斗争和毛批评张、姚在反“经验主义”问题上的错误等“内部消息”，接着谈了些当前工作，对马说着重要大胆批派性，抓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最后说：“以后你到北京开会，可以多找找国务院的老同志，先念同志，秋里同志；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谈嘛！”
　　邓与马的这次谈话，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称为“邓小平策反马天水”。
　　上述邓小平批判文革派和大搞整顿的整个过程，都在毛泽东密切关注和细心的观察中。六月初，毛与邓曾有过一次很可能是充满着玄机的谈话。毛先称赞邓工作“有成绩”，接着说：文革派“他们几个人不行了”，“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鼓励邓“把工作干起来”。邓说他“有决心”，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笑着突然说出了八个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语出三国李康《运命论》，就看你这位实干家怎么去理解。
　　现在再来说说张春桥在这段时间中的心态。
　　大概是1975年3、4月间吧，张在日趋激烈的中央内部两派斗争中受到越来越沉重的压力，无奈只好向写报告提出与感情一直很好的妻子文静离婚，已获批准，只是还没有办理法定手续。不仅如此。就像我在第二节中已提到过的那样，原来同住在钓鱼台的姚文元、陈永贵、吴桂贤因毛说了句“钓鱼台无鱼可钓”的话而相继搬出，这一来，张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这年秋冬，约有两三个月身体又不怎么好，低烧老是退不下来，夕阳下，常一个人在钓鱼台中心湖畔散步。这该是张在文革十年中最为艰难、苦闷，却也是相对较为“清闲”的一个时期。
　　记不清具体日子，北京已经很冷，大概是10月末或11月初吧，一天我去看张，见他站在办公桌旁像是很专心地打扑克。这是一个人玩的一种游戏，叫“打通关”，据说很能锻炼智力和耐心。后来楼里服务员对我说：“这段时间首长出去开会比过去少得多，有好几次看到他一个人在打扑克。办公室的清洁工作也是他自己做的，我们都快失业啦！”
　　张看到我就收起了扑克牌。坐下来说话时，我笑着随口问了声：有没有打通？他点了根烟，很高兴地说：“非常难得，这一回打通啦！”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此前对邓小平说过的“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那句话应验了，中国政坛风向果然又一次大变。
　　10月19日，毛泽东抓住邓小平两次向他转送清华大学党委一位领导反映学校新干部思想作风等问题的来信作为契机，开始对邓在大搞整顿中反映出来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等问题提出批评。接着，先在政治局内部从四人、八人、十七人的小范围，逐步扩大到先后两次“打招呼”会，继而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再扩展到各个领域，进而又从北京推进到全国，发动了一场以批邓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名称就叫“反击右倾翻案风”。如今人们读这段历史可能会觉得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简直莫名其妙！但毛泽东却以为有充足理由。这是因为当初重新起用邓时就设定了一条底线的，这条底线就是维护文革基本成果，邓也做过“永不翻案”的保证。但邓的大搞整顿冲破了这条底线。所以毛说：“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政治局内部批邓时，开头一段时间王、张、江、姚等几个人都没有正式发言，只是偶或有点插话。毛特地让联络员传达他的意见：“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应该发言嘛。”尽管实际上邓一直是把张作为主要对手来较量的，但毛却偏偏没有提到张也要发言。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这位极富东方式智慧的政治家，总是不断给当时和后人出智力测试题，这里又是一个。
　　这年12月下旬，由外交部提出、经毛泽东批准，张春桥到柬埔寨出访了一次，是对已经来访过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回访。因属于内部相互访问，不作公开报道。回国那天到机场迎接的中央领导人只有一位，就是正在接受批判的邓小平。在舷梯旁握过手，坐进车子，两人似乎都有些不自然，一路无话。车子进入市区，邓忽然说：“到大会堂聚一聚吧？”张爽朗应答一声：“好，聚一聚。”原来这一天恰好是毛泽东82岁生日。往年此日，大都由周恩来发起，请政治局在京委员到人大会堂同进一餐寿面。而此时周已在医院病床上进入弥留之际。窗外天空彤云密布，大雪纷飞。张与邓落座后，一起举杯说了声：“为主席健康。”似乎都还想说几句舒快一点的话，但终于还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话题，直到各自闷头吃完碗中的面。
　　再过35天便是1976年春节，农历岁次丙辰，俗称龙年。
　　1976年2月3日是龙年正月初四，就是在钓鱼台也偶尔可以隐隐听到附近传来的爆竹声。正是在这样喜庆的气氛中，我收到了张春桥写的一篇读中央一号文件感想的文稿，也即后来被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所作政治报告中认定张篡党夺权“铁证”的那篇《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有关张写《有感》的前后经过，我与郑重兄交谈时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大传》已录。有必要重复说一下的是这样一点：《有感》是张为教育、鼓励我而写的，因我在那些年里对形势看法较为悲观，他就用中央前后两个一号文件时间仅隔一年形势已发生了“新桃换旧符”的大转变这一事实，向我说明应当乐观，与什么“反对华国锋”毫不相干。其实这也用不着我来噜苏，相信只要不带成见，任何人把这篇不到两百个字的《有感》读一遍，都会认为“来得快，垮得也快”那些话，是针对1975年一号文件后出任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邓小平说的；任你怎么找，也找不出哪一句话、哪一个字是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有着刻骨仇恨和妄图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相反，文中对1976年一号文件也即新任命为代总理的华国锋的出场，特意铺衬了一个“千门万户曈曈日”的春意盎然的背景，这反映了作者对华莅任新职的一种喜悦之情，只不过用的是文学手法。退一万步说，即使张在《有感》中有对华不敬之词，也只是让我一个人看过，随即锁进了保险柜，最多也只能勉强定个“诽谤未遂罪”吧？而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先把张抓起来，再破门而入，撬开保险柜抄出了这篇《有感》，便作为唯一“罪证”向世人公布，这叫什么呀？
　　当然，张春桥是个政治人物，他支持华出任代总理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对他自己政治上升沉进退的考量。当时，有可能竞争此位的，只有三人：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张自己，只会动动笔杆子，并无尺寸战功，在经历了中央高层两次“大闹”、由毛泽东牵头与林彪的“根本谈不拢”的“苏州谈话”和险遭灭顶的“庐山会议事件”等教训，再加上那柄虽然纯属虚构却一样锋利无比的“叛徒”问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还悬在头顶，早该有了自知之明，不可能再有非分之想。剩下的，就是华和王。如果要张在两人之间作个选择，他选择的肯定是华而不是王。这除了在当时那种功臣派一派独大的形势之下，王上去同样无法稳定局面以外，还有一个属于张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那就是“《朝霞》事件”给他留下的对王的戒心，此时大概还没有完全消除。张一想就容易想到：王一旦接班，历史上吕不韦那个教训会不会重演？而当时，张对华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张在与姚谈话时也说与华“能合作，就是不大交心”。张对华说过：“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
　　我在与张接触中，觉得他还是保留着相当多的文人气质，更愿意自己是毛思想的阐释者和实践者，是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由华接班，他在一旁辅佐，不顶在第一线，省却不少麻烦事，或许还有可能抽出时间来完成早有“野心”的《毛泽东传》的写作，大概更符合他对自己的理想定位。更为重要的是，文革十年，张在追随毛和毛的思想、指示行事这一点上，可谓坚定不移，且始终如一。让华出任代总理，从当时的特定意义上说，实际上让华接班是毛九大后第四次、十大后第二次人事布局。尽管毛说得仿佛很随便：“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个水平低的。”但张完全能够理解，选择华，是在功臣派一派独大的形势下，毛仍然希望既能保留文革基本成果，又能团结大多数的良苦用心。华在党内属中年，经历兼有1949年前后两个时期，文革初期曾受过一点冲击，后期更多的是受益，可说是典型的中间派，既能获得功臣派的支持，也容易为文革派所接受。更何况，毛还事先通过联络员分别向张、王打过招呼，要他们“让一让”，张当然要不折不扣坚决执行。所以我以为张支持华确系出自真心，他对因事或因开会来北京的马天水、徐景贤等上海市委领导，也说过“要支持国锋同志工作”一类话。
　　一些回忆文章大都称华国锋为人厚道，我参加过有限的几次由华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留下的印象也是这样。说话总是面带宽厚的微笑，对与会者包括我这个工作人员都很尊重，对张春桥尤为敬重，逢到某个问题要做结论或决定，总会先问一句：“春桥同志，你看呢？”但华同样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且已是接近顶级的政治人物。人，一旦登上了如此高位，很少有人还能自持，大多会处于一种超越常情的精神状态，此时支配他思维和行事的已不是原来的情性譬如厚道，而是那些冷冰冰的政治博弈规则。帝王制度的本质是皇权由一人独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许有不同政见，更不能容忍出现派别。历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废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继位，他们的命运几乎全都是一个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此类实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过华国锋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继位，便可无师自通。道理很简单：左边一个是曾经有可能入选的“接班人”张春桥，右边一个是已经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坐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心里能踏实吗？于是这位原来曾经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么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便与功臣派联起手来，发动了一场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十月政变”。
　　其实毛泽东在世时对此类事早有预警，现在可以查到记录的就有两次。一次是我在前面已提到过的，1967年9月毛在与张等谈话时提醒说：你们不要多讲我个人，讲多了，“马克思叫我走了”，你们“要吃亏的”。还有一次就是现在已经流传得很广的毛与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等说的那番话，时间是1976年6月中旬。其时毛病情已相当严重，可能预感到“马克思叫我走”的日子就要到来，所以从谈话中透露出来的警示含义也更为直接和严峻。先说了他一生做了“打倒蒋介石”、“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件事，又说这两件事都还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说到这里，熟读二十五史的毛泽东，眼前大概已浮现起历代帝王权力传承之际那惨酷的一幕幕，于是接下去依然用平静口气说出的四个字，却是那样令人不寒而栗：“搞不好，就要血风腥雨了。”最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声长长的喟叹，寄寓着这位病危中的老人和伟人的最后一丝希望——他是多么希望不要出现“血风腥雨”啊！
　　现在已有学者经考证，认为毛的后一次警示即“血风腥雨”那番话不可采信。主要的、也是相当有力的根据，就是华国锋本人否认毛曾有过这样一次谈话。我的看法可能有点另类。我以为华的否认，恰恰证明毛确实有过这样一次谈话。之所以要否认，就因为毛正是当着华、张、王、汪等人的面，含蓄地警示不要搞“血风腥雨”，而华却偏偏搞了“血风腥雨”。
　　不过华国锋毕竟是厚道人，他在搞过“一举粉碎”后就不由心虚胆寒起来。为此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不同场合说明，他这样做是“执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愿”，第一次还是在毛的灵柩前深深鞠了三躬以后说的。但这却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你把包括人家老婆、侄子在内全都“一举粉碎”了，这人世间竟有如此“执行遗愿”的吗？如果那个睡着的老人还能开口，你还胆敢说这种话吗？
　　紧接着，华国锋就让党中央、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署名作出决定，加速出版《毛选》五卷，并以举国之力，大搞遗体保存和修建纪念堂等等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动作。前些年我在写新史话体断代史《大秦帝国》时，又不由想起了文革中这段接近落幕的历史。《大秦帝国》第九章是写平庸无能的二世胡亥是如何通过与赵高、李斯联手用政变方式继位的。胡亥登极后的第一个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动作，就是竭尽天下奇珍异宝和能工巧匠穷奢极侈地为始皇大帝举行葬礼。我把胡亥这种做法概括为“借光术”：他想借用先皇宏大的威光，一夜之间光大自己。恕我不敬。我暗自想：华国锋的上述种种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动作，是否也有点像在搞“借光术”呢？他急于想为自己塑造一个最忠实于毛，最坚决执行毛遗愿、遗志，无愧于像毛说的那样“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形象。后来又有人把华的这种策略概括成一句话，叫作“两个凡是”。
　　但紧接着发生的事却说明“人一走，茶已凉”，“你办事，我放心”很快过了有效期，“借光术”并不管用，“两个凡是”也失去了号召力。《庄子·山木》中有一则寓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正是抓住华国锋“两个凡是”这件法宝，倒过来把它变成一种罪名，先除去华的“左臂右膀”，再请华本人“自愿”向中央提出辞呈。于是百般无奈的华国锋，只好自己摘下了头上那顶才戴了两三年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的高冠。
　　邓小平搞掉华国锋当然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中国，几千年来“打天下，坐天下”有个老规矩，那就是得按照资历和战功来排座次。你华国锋算老几呢，扳扳指头排一下嘛，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坐头把交椅啦？
　　至此，毛泽东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接班人”的安排同样宣告失败，文革这部跌宕起伏的历史剧终于降下了大幕。

　　（一○）大幕降落，张春桥做了个梦（下略）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九月图片主题：古镇）

　　瑞士中部的卢塞恩（Luzern，一译琉森）是一座精彩纷呈的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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