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學者亞歷山大·潘佐夫的《毛澤東傳》中文版，先後在台灣和大陸出版，在海內外頗有影響。但其俄文版、英文版、中文繁體版、簡體版，觀點和文字不同。為此書，中國大陸歷史學家楊奎松與潘佐夫高手過招，“潘楊之爭”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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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千上萬平民生命有危險，政府知道什麼人在什麼地方，有能力有辦法解救而刻意不救。這是什麼政府？領導人要負什麼責任？這樣的政府行為今天人們能接受嗎？如果數十年前這樣的行為今天不被批判而是被歌頌，是不是默許同樣行為再發生？

　　在制度的機器中，個人是齒輪螺絲釘，但這不意味着可放棄良知。個人應承擔的責任不能都由制度來代替。我們會更多地追究制度層面，也要看到人性善惡在制度下怎樣被充分激發——人性的惡若到令人髮指的程度，一定是在惡制下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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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河七年知青歲月，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地位研究；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邏輯關係研究；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邏輯關係研究；與三產融合思想的邏輯關係研究；與習近平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思想研究……


　　

　　當今整個世界都處於焦慮狀態之中。像特朗普當政、英國脫歐、法國勒龐代表的極右勢力崛起，都體現了歐美的焦慮，同時激起了更大焦慮。我們中國人的焦慮是什麼？西方人的焦慮我們中國人也有，是不是還有與他們不同的焦慮？怎麼消除？


　

　　我建議練好“趕快忘記”神功——花了十幾年時光死記硬背的僵硬教條、過時知識、陳舊觀念，必須清空。被垃圾塞滿的箱子有什麼用處？記得《倚天屠龍記》裡張三丰怎麼教張無忌學太極劍嗎？武林高手授人絕技，常常先化掉你的本門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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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9日，被稱為“最後一位偉大的東方學家”的中東史大家伯納德·劉易斯，在美國新澤西州去世，享年102歲。2002年他出版了對伊斯蘭文明現代轉型的總結性之作：《哪裡出錯了？中東的伊斯蘭與現代性的衝突》，作出了如下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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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不願將屈原與知識分子聯繫在一起，雖然他是他那個時代的知識精英，但與那個軸心時代的知識分子相比，他只是一個文人，並以文人方式開創了一種傳統。這種傳統深刻地影響了後世，文人化的思維方式又深刻地阻礙了中國現代化進程


　　

　　1966年5月25日北大聶元梓七人貼出大字報，師生都很清楚是康生、曹軼歐指使炮製的。但30多年後，人們認識發生變化，除聶元梓外，其他六位署名者另有說法。他們回憶張恩慈是關鍵人物。張恩慈是個人行為還是奉令而行？他奉誰的令？


　　

　　戊戌維新120年來，不斷激動着讀史者的遐想，人們常常發出慨嘆：如果戊戌維新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成功了，中國也許早就順利進入了現代化建設歷程。這種感慨隱含着一個歷史判斷：戊戌維新未嘗沒有成功可能性。然而，真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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