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整個世界都處於焦慮狀態之中。像特朗普當政、英國脫歐、法國勒龐代表的極右勢力崛起，都體現了歐美的焦慮，同時激起了更大焦慮。我們中國人的焦慮是什麼？西方人的焦慮我們中國人也有，是不是還有與他們不同的焦慮？怎麼消除？


　　老高按：中國有句老話：“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目力所及，好像每個國家、每個群體和每個人，都處在焦慮當中。窮人有窮人的焦慮，富人有富人的焦慮；平民有平民的焦慮，權貴有權貴的焦慮；白丁有白丁的焦慮，鴻儒有鴻儒的焦慮；左派有左派的焦慮，右派有右派的焦慮；在朝與在野，發財與破產，無後和多子……焦慮都如影隨形。
　　讀到一篇文章介紹丹麥——這個全球幸福感最強的國家：“這是一個沒有窮人，近乎完美的國家，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大同世界’竟在這雪地的國度里實現……在全球178個國家中，丹麥名列快樂國家榜首。”
　　但是《壹讀》卻有一篇文章這麼寫道：
　　“你幸福嗎？”我時不時地就會把這個略帶神經質的問題丟給身邊的丹麥朋友。多數的回答是：“嗯……是吧！”有點猶豫，但不這樣說，好像又有點對不起那個連年衛冕的稱號。也有人會更加謹慎地解釋：“因為好像沒有理由不幸福。”
　　作者說：但我始終覺得，“幸福感”能夠用“沒有理由不幸福”去反證嗎？
　　文章寫道：一個朋友的丹麥語老師在給他們上課時開玩笑地說：“你們知道為什麽說丹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嗎？因為不幸福的人都自殺了。”
　　在丹麥，最真實的一個數據是：在這個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擁有全世界最高的抑鬱症和其他心理疾病的發病率，自殺率也自然是名列前茅。
　　根據丹麥國家健康服務中心的統計，約有60萬丹麥人會在一生中罹患抑鬱症，丹麥人口一共才560萬啊！相當於每九個人就有一個會得抑鬱症！這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這還不包括其他心理疾病。據另一份研究報告估算，丹麥有38％的女人和32％的男人會在一生中至少接受一次心理疾病治療。丹麥的抗抑鬱藥物的消耗量也十分驚人，平均每人服用量全球第二，僅次於冰島。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作家奈保爾惡語傷人：“如果你對可怕的地方感興趣，我建議你去丹麥看看。那裡沒有餓死鬼，每個人都住在漂亮的小房子裡。但是那裡也沒有富人，沒人有機會過奢侈的生活，每個人都很抑鬱……”
　　——扯遠了，說丹麥說了這麼多，“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我想說的，其實還是中國這本“難念的經”。中國各個群體都各有自己焦慮的理由和症狀，讓我想起范仲淹那篇著名的《岳陽樓記》的名句：“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范仲淹立志高遠，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按照上面的描繪，天下都樂？這可以說是一樁“不可能的任務”啊！
　　北大哲學系韓水法教授應邀在“文化：焦慮與認同”論壇上有一個演講，對我很有啟發！作者的這個判斷，我百分之百贊同：
　　……抑鬱症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焦慮。這種焦慮在正常的社會也存在。還有一種焦慮，不是日常的，不是病理性的，它是社會性的焦慮。我以為，就我們中國社會來說，這樣的焦慮是政治的焦慮。中國社會缺乏一個清楚、明白和內在一致的規範體系，這就是社會焦慮或政治焦慮最根本的原因。
　　他的演講中舉了一個例子：《民法總則》得到通過，但其中一個條款引起爭論，讓許多人焦慮起來：“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韓水法教授將這番話的時候，還沒有料到此後今年3月，人大又通過了《英烈保護法》，許多人包括我的焦慮更加重了：英雄人物誰來決定？人們是否可以客觀地評價英雄人物？如果誰是英雄人物沒有法律程序來規定，侵害他人榮譽又是一個難以斷定的事實，那麼在日常談話中、學術研究中，人們就可能隨時隨地陷於違法的境地。茲事體大，我將另外找機會來詳細討論，這裡就不多說了。
　　韓水法對中國式社會焦慮，提出了解套的思路，在這裡，我也請執政者和所有網友來思考：
　　在理論和現實之間如此懸殊、意識形態要求和社會現實之間差距如此之大的情況，許多人的精神趨於分裂，言語上是一套，行為上是另一套，要求別人是一種標準，要求自己是另一套標準。但是，這種普遍的分裂的原因在哪裡呢？就是因為人們總想要達到高度一致，而不是設法建立一個最低共識，一個不可突破的底線。
　　當今中國社會最能夠達到的而且最有效的認同就是首先要建立最低共識，而不是追求高度一致。高度一致是不可能的。


　　社會焦慮與最低共識

　　——在“文化：焦慮與認同”論壇的發言

　　韓水法，三會學坊公眾號

　　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在北師大的英東學術會堂，舉辦名家圓桌之“文化：焦慮與認同”。
　　演講者韓水法，男，1958年7月生，浙江餘杭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相繼獲學士與碩士學位；1984年到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1985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198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爾後至今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

　　非常感謝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的邀請，謝謝沈院長和曙光兄。今天的這個題目——焦慮與認同，我覺得非常好。

　　我也談兩點，第一點談焦慮。
　　我先來問一下：焦慮有幾種？今天，整個世界都處於焦慮狀態之中。像特朗普現象，英國脫歐，法國勒龐所代表的極右勢力的崛起，都體現了歐美社會的焦慮，同時激起了更大的焦慮。那麼，我們中國人的焦慮是什麼？我想，西方人的焦慮我們中國人也有，不過，我們中國人是不是還有與他們不同的焦慮？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都會出現焦慮，但這種成長的焦慮應當是一種正常的現象。進一步說，在正常社會和非正常社會，人們都會產生焦慮。現在，這個論壇從文化的角度來討論焦慮， 那麼，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有一種特殊的、非常態的焦慮？我想，只有在做了這樣一個區分後，我們才能更清楚和集中地討論問題。開圓桌會議也好，舉辦論壇也好，當然首先坐下來分析問題，我想，最終的目的還在於解決問題。實際上，對學者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問題提出來之後，要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焦慮就是一個問題，而且在今天看來，還是一個大問題。有一些焦慮可能是沒有辦法消除的，只有靠藥物來抑制，比如說抑鬱症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焦慮。這種焦慮在正常的社會也存在。還有一種焦慮，不是日常的，不是病理性的，它是社會性的焦慮。我以為，就我們中國社會來說，這樣的焦慮是政治的焦慮。中國社會缺乏一個清楚、明白和內在一致的規範體系，這就是社會焦慮或政治焦慮最根本的原因。
　　我為什麼要這麼說呢？我們這個社會當然有法律，中國也有憲法。但是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件，經常讓整個社會陷於恐懼、不安、焦慮或左右為難的境地，仿佛法律不存在。比如大家剛才提到的聊城殺人案，按照中國的刑法，那個年青人的行為很清楚就是正當防衛，但是他被判了無期徒刑。人們對這件事的恐懼和焦慮就在於：當你的母親受到侮辱，你自己的人身安全面臨極大危害的時候，你卻不能通過反抗以保衛自己的親人，保衛自己。在這樣的危急關頭，法院的要求是：你要正確處理（參見聊城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書(2016)魯15刑初33號）。
　　但是，中國刑法的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這一條的第二款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一條的第三款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姦、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這裡容易引起爭議的是第二款中的必要限度。但是，人在保衛自己及親人的生命的危急關頭，如何能夠清楚地思考必要的限度？即便如此，法律也要減輕處罰或免除處罰，但是當事法院的判決書雖然說到了從輕判決，但實際判處的徒刑卻很重，無期徒刑。民情洶洶，通過輿論和各種新媒體反應出來，人們關注的焦點就集中到了這個事件中的辱母行為上面。但是，在我看來，民情反映出來的是恐懼、憤怒和焦慮，即在警察無法保護自己和親人的安全，而正當自衛又導致受到法律嚴厲制裁的這樣的情形之下，這個社會是不是就是一個比弱肉強食的社會還要糟糕的社會，一個比通行叢林法則的社會還要危險的社會？依照叢林法則，自己保衛自己、保護自己親人的尊嚴和安全、尤其是在中國人傳統中至高的母親的尊嚴的結果，至多就是導致私人復仇，而在這個案件里，正當防衛卻要受到國家政權機構的嚴厲制裁。從現在的信息來看，那一夥討債團體是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情況就更嚴重了：黑社會組織可以公然橫行，而普通民眾則被禁止反抗。
　　兩年前，我的一個已經畢業了的學生在同學群里訴說了他經受的焦慮。什麼焦慮呢？一個下雨天，他開車在路口遇綠燈轉彎，撞上了一個騎電動車的人。查看錄像發現，他沒有違犯交通規則，原來是騎車的人闖紅燈，他躲避不及，電動車撞上了他的車。但是，警察為了讓他承擔次要責任，要找一個他違規的情節，以便讓保險公司出錢。最後他們找到的違規情節就是，他車裡放置的一個小物件可能會遮擋視線，為此，他要承擔次要責任。他的焦慮在於，他嚴格地遵守了交通規則，卻遭遇了事故，為此不僅花費了許多精力、時間，最後還花費了金錢。除此之外，心理上承受了很大的負擔。中國的交通法則和處理方法，讓那些遵守規則的人也要承擔那些不遵守交通規則的人造成的事故的後果，而使那些違反規則的行為成本很低，遵守交通規則的人則反而常常要付出無妄的成本。那麼，這樣的交通法規和處理方式是鼓勵並約束人們遵守交通規則呢，還是鼓勵人們違反規則？在這樣的事實和疑慮面前，人們面對國內混亂的交通秩序，一個揮之不去的心理狀態就是持續的焦慮。
　　再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媒體報道，中國民法典編纂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在人大會議上獲得通過，今年10月1日起就要施行。中國民法典前後三次啟動編纂，前兩次失敗了。這次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編了三十多年。這個總則的編成和施行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巨大進步。《民法典》規範民眾的私人權利，《民法典》編纂施行之後，許多涉及個人權利的事務就可以得到規範的處理。當年拿破崙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法國農民跟着他，打遍歐洲無敵手，就是因為他制定的《拿破崙法典》，也就是《法國民法典》，使法國的農民得到了解放，最重要的是，法國農民的私有土地的權利得到了明確的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法典》之所以三起兩落，就是因為存在很大的爭論。有人反對《民法典》，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法權體系。但是，無論如何，《民法典》還是非編不可，《民法總則》已通過，這就是很大的進步。
　　然而，裡面的一個條款又引起了爭論，讓許多人焦慮了起來。什麼條款呢？其中有一條規定：“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現在引發出來的問題是，英雄人物誰來決定？人們是否可以客觀地評價英雄人物？如果誰是英雄人物沒有法律的程序來規定，現在加上了這樣一條條款，侵害他人的榮譽又是一個難以斷定的事實，那麼在日常談話中，學術研究中，人們就可能隨時隨地陷於違法的境地。比如說，明天我的朋友高全喜教授被認定為英雄人物了，我的言行對他不敬，我就違法了。過兩天，他因為什麼事情又不算英雄人物了，那麼這個違法行為又如何算？岳飛一直是傳統的民族英雄，但到了當代，各種不同的意見就出現了。如果為了民族團結，金兀朮也被認定為民族英雄，那岳飛的英雄身份又怎麼算？這無疑給我們這個社會又增加了不確定性的因素。因此，焦慮在今天是普遍性的，許多是政治原因造成的，它們使得人們的日常生活變得不確定、不可預測。
　　一個社會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好，自由主義的公民社會也好，一些學者和官員，常常要把它拔到道德的高度，說要有如何偉大的目標，人人要如何成為聖賢。實際上，這些都是誤導，都只是一些人的私人偏好。一個良好的社會，就是普通人能夠過上安安靜靜、清楚明白的簡單日子。人們這些年喜歡說的“人世安寧，歲月靜好”，就是這樣的社會，它就是好的社會。而這樣的社會就需要一種清楚明白的秩序和規範。普通人能過普通人的生活，你要做英雄人物也大有機會。現在的情況是，每個人不知道哪一天他自己就犯了規矩。巡視組、紀檢組針對官員，與平民百姓沒有多大干係。但是，如房屋居室、交通規則、平時經營、日常談話等一系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事情，卻直接關繫到每個人的安身立命，對生活的感受，對社會的態度。一個人天天按照法律和規矩地過着平常的生活，但是，某一天他的房屋被拆了，他的經營莫名其妙地受到干擾了，他與朋友的聊天被舉報了，為什麼？因為他的房子的所在的地段被別人看中了，他被認為犯了某一項他自己也不清楚的規矩和法律。這樣的社會就不是良序社會，造成這樣普遍的非生理性的焦慮的基本原因，大家可以明白，是政治的。前一段時間，中國的主流媒體熱烈討論一名企業家夫人移民的事情。那麼，這位女士為什麼要移民呢？她說，她不清楚自己的財產有沒有最終的保障，或者哪一天財產會不會就變成不是她自己的了。人們在媒體中經常看到，貪官聯合黑心商人，把別人的財產變成自己的財產。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發生的事情，讓人們的生活雖然不至於朝不保夕，卻也不知道未來究竟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想我們在討論焦慮時，要對焦慮做一個區分。有一些焦慮是要通過醫學手段來處理的，而有一些焦慮是要通過建立一個良序的社會來化解。今天討論的文化焦慮，主要就是出於政治的和社會的原因的焦慮，所以它需要通過政治的途徑來消除。當然，中國社會也不是沒有進行過這個方面的努力，事實上，許多人都在努力。比如，李克強總理近幾年來持續強調，要簡政放權，廢除形形色色過多過濫的行政許可，“營造公平法治便捷透明的市場環境”。那些誰也搞不清楚的行政許可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陷於無端的困境和焦慮，比如大家最熟悉的一種要求：證明你媽是你媽——雖然聽起來荒唐，卻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情。由於這些多如牛毛的行政許可和規定，人們在不知不覺就陷於違規的境地。又比如，前兩年，一個河南的餐館老闆從鄭州搬家到新鄭，在他在新鄭新開的餐館裡用了從鄭州搬回來的半箱鹽。他違法了，鹽被沒收，還罰款200元。在座的各位以為我在說笑話，但這就是真實的事情。
　　在這個世界上，多數人不想當蓋世英雄，他們就想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我想，這就是所謂小康社會的真諦。中國政府把小康定為社會發展的目標，那麼，為達到這一目標最需要做的努力，就是要把一些根本原則和規範非常清楚地建立起來，讓每一個人都能明明白白地過上安定的日常生活，比如說，知道自己的房屋、財產是有最終的保障的，那些想要搞文革的人不可能得逞，他們不可能在某一天可以組織一批人去抄別人的家；哪些錢是該交的，而哪些錢是不該交的；願意過普通生活的人可以走自己的道路，願意建功立業、成就偉大事業的人也有自己的機會。這樣的社會，我想，就是一個好的社會。不管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管是自由主義的良序社會，最根本的目標都應該定在這一點上。

　　關於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工業化的解釋，以前有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等理論，也有新教倫理變遷、世界體系等學說，但是，實際上最為核心的一點是，先在荷蘭，後來在英國，保護個人權利的體系建立了起來。每個都知道或可以知道，他有什麼權利，比如，你從事商業要繳什麼樣的稅，什麼情況下，別人不能來侵犯你，警察也不能來干涉你、隨便收你的錢。政府的職能就是通過這樣的權利體系來保障社會的秩序。在這樣的條件下，每個人對自己所要從事的商業活動的贏利和風險都可以清楚地計算出來，因為稅收是明確的，此外的收益都是個人自己的。因此，工業革命只是在這個制度上才真正開始起飛，在這樣的權利體系之前，許多新的技術已經出現，但並沒有引起工業革命，也沒有促使經濟起飛。因為沒有旨在保障個人的權利體系，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財產和安全的底線在什麼地方，人們去冒險從事商業和工業的意向就很低，而這種活動在進行過程中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阻礙。只有在一種權利體系之下，人們的商業冒險、工業創新精神才會迸發出來。現在，中國社會提倡全民創業，全民創新，如果一個明確的權利體系能夠最終建立起來，那麼事實上甚至不需要太多的行政激勵和主導，人們就會自發地投入進去。否則，再是憑空提倡，也不會有多大的效果。
　　前些天，主流媒體又紛紛報道了仰融的事情。仰融早年創立金杯汽車和華晨汽車兩家企業，1992年他又成功地讓華晨汽車在美國紐約交易所成為第一家中國國有企業概念股。後來，因為企業所有權爭執，他在美國起訴遼寧省政府，而遼寧省檢察院以其涉嫌經濟犯罪批准逮捕他，他成了一個避走美國的刑事通緝犯。從現在的報道來看，仰融又作為正面人物出現了，他的故事成了創業勵志的事跡。報道說他要在新能源汽車的事業中大顯身手，仿佛是新能源汽車大潮中的大人物。這樣的起伏波折，當事人或有焦慮，旁觀者同樣有焦慮：這個社會的規範和規矩究竟在什麼地方？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從正面人物到嫌疑犯，從嫌疑犯又到正面人物，這中間是如何過渡的？小人物們遭遇過更多的同樣性質的經歷。早晨離開家門外出，房子還在，晚上回來，房子不見了。因此，這不單單是焦慮的問題，而是安身立命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分析清楚焦慮的根源究竟何在。中國人不是暫住在這塊土地上，而是他們是這塊土地的主人，這個國家是他們安身立命的祖國，是安居樂業的家園。

　　那麼，美國人和歐洲人的焦慮，對中國人是不是也有影響？有。中國民眾有時隱隱約約，有時明明白白地實際地感受到同樣的焦慮，甚至威脅。只是信息不充分，這種威脅的性質和程度人們了解得不是那麼清楚而已。現在，我們的民眾又增加了另外一層焦慮，因為特朗普上台，因為歐洲右翼保守勢力看起來要上台，他們都要採取保護主義，而中國是貿易立國，這就必然要對我們產生巨大的衝擊。
　　但是，在上面所列舉的所有這些焦慮裡面，我想，存在一個根本的焦慮，或者焦慮的根本原因。單純心理的焦慮可以通過生理的、社會學的、醫學的方式來治療和解決。政治焦慮則要通過政治的方式來解決，而政治方式是讓我們這個社會建立起一套基本的、明確的、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法律和規範。這就是需要一個良序社會。什麼良序社會？如果普通人想要過歲月靜好的生活，他就能過上。什麼是歲月靜好的生活？那就是房子不會無端被拆，財產不會莫名被占，霧霾不會不期而來，交通不會天天擁堵不堪，更不會說了幾句批評時事的話就被關。這樣，從窮人到富人的焦慮，從普通百姓到高官巨僚的焦慮，就可以大大減少。以前人們常說民不聊生，現在又說官不聊生。只要正義的、明確的和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法律和規範沒有真正地建立起來，並且得到切實的維護，那麼，民不聊生，官也不會聊生。要讓官聊生，首先讓民聊生。我想，這一點很重要，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所以，中國人的焦慮不是文化層面的，首先是政治層面的。說文化焦慮，我覺得，有時候是誇張了。就像前兩天媒體報道的那樣，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朱軍穿了一身西服、打着一個領帶批評說，現在連幼兒園都過西方節日，這種狂熱的風氣該剎一剎了。網民的評論很有意思，說你先把身上的西服脫下來再來談抵制西方文化。你自己天天穿着西方的服裝，卻要別人抵制西方文化，這算什麼？因此，這種文化焦慮就是屬於誇張的或者表演的焦慮，不是真正的焦慮。我以為，他真正要焦慮的是他的精神分裂。你用手機你會覺得很焦慮嗎？你用電腦會覺得很焦慮嗎？大家巴不得有一個好手機，一個好電腦。所以，我以為政治焦慮是最基本的。社會在持續變化，西方人以前也不穿西服，西方人穿現在這種樣式的西服也不過才100多年，還不到200年，他們以前也不用手機、電腦。我覺得，在今天，文化的因素並沒有引起那麼大的焦慮，政治上的因素才是引起焦慮的主要原因。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要講講認同。
　　社會認同是一個大問題、老問題。我去年在《學術月刊》發了一篇文章，名為《作為他者的自身——新文化運動中的中國認識與認同》，專門研究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認識。我的結論是，認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最大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在那個時代四分五裂了，不僅因為對中國的認識出現了嚴重的偏差，也因為面對快速變遷的世界和紛亂的局面無法就中國問題和前途達成大體一致的共識。具體的內容在這裡我就不多說了，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讀那篇文章。
　　就今天的題目而論，我認為有兩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我們這樣一個龐大和複雜的社會要建立認同，當然涉及到手段問題，你要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來達到認同？一說要建立社會共識，達到社會認同，人們就會說，這個社會太浮躁，大家的意見分歧太大。怎麼辦？比如，張曙光出來頒布一套張曙光核心價值，讓大家都來認同他，這可不可以？張曙光如果有足夠的權力和金錢來供養大家，這或許有可能。但是，他既沒有足夠的權力，也沒有足夠的金錢，那麼要人們認同他的價值，就很難實現。認同本來就是一個現代詞，剛才有人也說了，這個詞不是日本人發明的，是西方人的發明，我們翻譯過來用。現在的問題是，認同一定要通過正當的手段才能達到，因為認同主要就是個體的人的認同，不是集體的認同。它通過每個人對自己身份、地位、資格直至傾向等的認識來確定自己屬於哪一類人，歸屬於哪一個族類和群體，而就這裡討論的題目來說，確定自己在什麼意義上屬於中國公民。因此，認同不是被動的，而每個人的主動行為。
　　現在，我們要看看，能不能找到大家能夠達成一致意見的某種最低共識？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比較困難，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可能比較容易。比如說，今年春節期間，張曙光教授因為在海南買了房子就在海南度假，他經常給我發微信說，趕快到海南來買房子，這裡的空氣有多少多少負氧離子，如何如何的清新，你為什麼還在北京吸霧霾呢？在這一點上，我可能很難跟他達到一致的意見。我想，北京的霧霾或許挺養人的，要不，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在這裡待着不走呢？這麼多的政府官員住在這裡，為什麼不真的拿出一點力氣來認真治理呢？但是，至於在另外一些方面，要認真地做學術研究，要切實地解決中國的問題，要建立正當的和規範的秩序，在這些問題上面我跟曙光兄就很容易達成共識。
　　因此，認同必須通過一個正當的程序達到。因為認同出自於每個人的內心，而不可能來自於外在的強迫。當然，如果曙光兄一定要強迫我認同他的想法，比如說你必須到海南來住，那麼，他可以給我買好一套房子，這樣，我也可以認同他。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就不能提出這樣的要求。所以，認同就是這樣，你如果要強迫人家去做什麼，那你就得給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東西。你提供不了他人所需要的東西，你又要強迫人家接受你的觀點，這個就不是共識，當然也不是認同。

　　不過，我現在要談的主要還不是程序問題，我最想強調的是，社會認同要分“最低共識”和“高度一致”。一個社會要建立共識，達到最大限度的一致認同，在機制上，所需要的是“最低共識”，而不是“高度一致”。“高度一致”要求人們在各個方面都達到一致，投票表決都是100％通過，這實際上只能是強制手段的結果。“最低共識”就容易達成，而且也很真實，也能夠讓人們切實遵守。在中國這樣一個巨大和複雜社會裡，要想免除人們出於政治原因的焦慮，達到國家和社會的認同，最需要的是一個“最低共識”。在這之外或之上的要求都會太高，比如道德完善主義，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遵守的，它們自然也就不適合成為共識，也難以成為共識。但是，在現實的社會裡面，通常的情況就是，一些人，比如貪官，他們不去遵守最低的標準，比如不貪污錢財，但熱衷於喊很響亮的口號，提出很高的道德標準，比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於是，這個社會就蒙上一層虛假的高標準，因為要求太高，實際上難以做到，所以又成了不落實的藉口。許多人盡力在公眾面前表演一套，而在私下另做一套，兩者相去十萬八千里。
　　20多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討論中國社會中人的精神分裂現象。這種現象至今不僅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越來越厲害，比如，城鄉二元化，貧困地區和發達地區之間的巨大差別。在理論和現實之間如此懸殊、意識形態要求和社會現實之間差距如此之大的情況，許多人的精神就趨於分裂，言語上是一套，行為上是另一套，要求別人是一種標準，要求自己是另一套標準。但是，這種普遍的分裂的原因在哪裡呢？就是因為人們總想要達到高度一致，而不是設法建立一個最低共識，一個不可突破的底線。

　　我在這裡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分析。在中國大學裡面，有那麼多的教師，大家能不能達成一個最低的共識，比如說不剽竊？現在，人們談的主要是最高目標，創建世界一流。但是如果沒有一個最低共識——不剽竊，要創建世界一流，真的是非常困難。當然，這些年在這方面有了一些進步，但是，不剽竊的最低標準，這樣的共識還是很難建立起來。為什麼？其實，剽竊是非常容易判定的一種行為和事實，學術著作的剽竊尤其是如此。一個完整的句子如果是從別人的書裡引證來的，就要打上引號，註明它的出處。如果你基本上用別人的句式引用了別人的一個句子，雖然不是完全照着寫，也要註明是從那兒來的。這樣一些基本規範在哈佛大學的新生手冊就清清楚楚地寫明在那裡。一本學術著作裡面，只要有兩個句子是從別人書裡抄來的，沒有註明，那就屬於剽竊。多年前，美國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在其一本著作中有兩個句子沒有註明出處，就受到了嚴厲的處罰。現在，教育行政當局、大學領導機構和科學研究機構的領導們在態度上是堅決反對剽竊，但是，迄今為止卻也沒有看到過有任何機構制定和發布過任何一種明確界定何為剽竊的規範。制定一個明確的規範其實很容易，可以大大降低大學和科研機構之中的黑色學術現象，況且還有現成的模板和榜樣可以借鑑。但是現在看來，要就這樣的“最低共識”達成一致，卻非常難。我們在媒體上看到，因為剽竊，人們將官司打到法院去。有些人抄了半本書，也不承認是剽竊。但是，學術規範事關大學的聲譽和本質，而不僅僅只是知識產權。在大學裡，我們不是有最高標準嗎？一流大學，一流的標準包括對剽竊的容忍嗎？人們願意談論高標準，因為高標準實現不了，很容易推託，但是不願意制定最低標準，因為最低標準很容易為大家用來衡量和判斷。大學是這樣，社會也是如此。一個建立了最低共識、有了明確的底線的社會，基本上就是一個好的社會，而要追求人們之間的高度一致，這樣的社會肯定缺乏現實性。
　　這裡，我還想再舉一個大學的例子，因為在在座的多數是大學教師。多少年來，人們經常以西南聯合大學為中國大學成功的典範。最近媒體報道，雲南政協有委員提議，要恢復西南聯大；另一些人出來反對，說你這個西南聯大跟北大清華南開的老聯大沒有什麼關係，恢復起來有什麼意義？在那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西南聯大為什麼出了那麼多優秀人才？一些人只是從表面上來說，西南聯大風氣自由，然而，自由體現在什麼方面？還有人強調，那個時代的人有精神，有理想，所以儘管住在茅草屋裡，物質條件十分惡劣，還是能夠成長為世界一流的人才；又說，聯大的一些學者在當時也是世界頂尖的水平。實際上， 還有一個真正和切實的原因很少有人提到。我們只要考察一下中國大學教育史，就會發現：北京大學等學校在上世紀30年代基本上建立了現代大學的體系。這個體系大體上以美國大學制度為榜樣。比如，在系科由教授自治，一年級學生不分系，學生要選修其他院系的課程——包含了現在通識教育制度的一些基本因素，以及還有研究生制度等。這些制度當年在北大已經大體落實了。西南聯大成立之後，這些制度也延續了下來。西南聯大之所以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能夠取得這麼大的成就，無論是教師也好，學生也好，除了自由的氛圍、精神的追求，也依賴於這樣的教育制度。這樣的教育制度也就是一個共識，一個規範。在這樣的共識和規範之上，每個人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目標，發揮自己的能力，做出成就來。
　　我想,如果不討論清楚認同問題，一些熱衷維護或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他們的做法也就會流於虛浮和膚淺。中國傳統文化是什麼？這是一個大課題。如果一定要認同中國傳統文化，按照我前面所說的原則，大家需要達成一個最低共識，而不能追求高度一致。如果要追求高度一致，那麼，我們這裡的每個人都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去甚遠，甚至不搭界。
　　剛才雷頤講到滿式服裝和漢服的事情。中國服飾如何分類？中國的服飾與西方的服飾一樣， 都在歷史上經歷了逐漸演變的過程，現代的與古代的相當不同。到了近現代，演變速度越來越快。比如，中國傳統的服飾是沒有內褲一項的。西方人以前也不穿內褲，希臘人、羅馬人都不穿內褲，中世紀的人們也沒有內褲。不過，到了近代，西方人首先發明了內褲，所以，內褲的習俗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如果要講高度一致，那麼這個傳統文化要如何繼承？現在有許多人為表示自己的態度和身份，穿着傳統服裝，多數就是所謂的對襟衫，但多數人所穿的對襟衫不僅不正宗，差不多就是一種隨意改良的戲裝，與傳統的中國服裝只是勉強搭上邊。那些復古派真要恢復傳統服飾，那麼至少也要穿的正宗一些，不能整天穿個戲裝在那裡晃蕩，讓人覺得傳統服飾很不堪。如果人們很早就能夠達成最低共識，中國傳統服飾可能還可以保留得更多一些，更完整一些。中國傳統服飾，中國傳統建築與其他中國傳統文化的中斷，從原因上來說，也是由追求高度一致的行為造成的。
　　在中國社會，總有一些人要追求高度一致，擔心人們的多樣性。事實上，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中國從經濟、科技、教育、交通到服飾等各個領域的巨大進步都與社會的多元化同步，也依賴於社會的多元化。今天，不同的個人、群體之間觀念的不同，甚至意見的截然相反，針鋒相對，都是經常的現象。這一現象也引起了不少人的焦慮，主要是政治的焦慮。那麼，人們需要討論，需要澄清，哪些針鋒相對、截然對立的觀點是不正常的，容易導致上面說到的焦慮，衝突，甚至暴力，哪些相反的意見和爭論則不會導致這樣的後果，反而會給社會增加活力。
　　總而言之，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好好的討論，把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澄清了，最基本的原則和規範建立了起來，那麼無論關於焦慮，還是關於認同，我們才能夠在觀念上和理論上取得進步，知道相應的法律和司法體系應當如何完善，而在實踐上也能夠知道如何解決問題。空談國民性，空談素質，都是沒有用的。當一個龐大的社會缺乏基本原則和規範，處於不安定不穩定的狀態，要單靠每個人的素質來維持，那是不可能的。像聊城那位小伙子在那種受挾持、侮辱和威脅的狀態中已經忍了很長時間，這撥人也是第一次來逼債和騷擾，而是來了多次。法官的判決說他沒有正確處理，這是不是意味着，他的素質不夠。法官的意思大概是，他在看到他母親被這些人肆意侮辱，他們的人身受到挾持和威脅的情況下，他還是通過說服的方法來讓他們放棄這種行為。如果單借人的素質就能夠處理這些危急的事件，那麼，法律就是不需要的，法官同樣也是多餘的。這些行為和事件僅僅用個人素質、國民性這些概念和因素，無法解釋，自然也解決不了問題。
　　無論是一個良好的社會，還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一些不錯的時代，都有合理的因而強大的制度支持，不是靠道德說教，也不是單靠儒家學說。如果沒有秦朝開始建立的郡縣制和齊民制度，儒家學說就沒有施行的基礎。所以，我經常說孔子是兩頭不靠。他老先生要恢復的是在他之前500多年的周公的制度，他的學說真正得到官方的承認是在他身後500多年的董仲舒手裡。在漢朝的那個時候，郡縣制和齊民制度已經成熟，有了這兩種制度的支持，儒家學說才有一個立身的根據。為什麼在這之前500年沒有人採用它？所以，基本制度是重要的，基本的合理和正當的政治制度尤其重要，而這種制度又依賴於一種最低共識。
　　西方社會現在出現的問題主要也就是在“最低共識”上面出現了分歧。一些人，包括政治家，試圖在西方社會追求“最高一致”，從而突破了最低共識的穩定基礎。對此，我想，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當然，這個“最低共識”的內容並不是持久不變的，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它也會逐漸演變，但始終保持在底線水平，同時，它們的改變在今天也需要通過正當的程序。

　　最後，我來總結一下我發言的要點。首先，關於焦慮，我們要區分不同的類型，哪些焦慮是病理性的，哪些焦慮是政治性的？政治的或社會的焦慮應當用什麼樣的手段來化解和處理？中國人普遍焦慮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一套明確的、正當的、合理的和可行的基本原則或規範。這樣，每個人都可能陷於違法違規的境地而不自知。所以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第二點就是認同，當今中國社會最能夠達到的而且最有效的認同就是首先要建立最低共識，而不是追求高度一致。高度一致是不可能的。
　　以上就是我的發言。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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