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學者亞歷山大·潘佐夫的《毛澤東傳》中文版，先後在台灣和大陸出版，在海內外頗有影響。但其俄文版、英文版、中文繁體版、簡體版，觀點和文字不同。為此書，中國大陸歷史學家楊奎松與潘佐夫高手過招，“潘楊之爭”很有意義！

　　老高按：近三年前就聽說有位俄國學者潘佐夫在大量查閱共產國際檔案等浩瀚資料的基礎上，寫了一本頗有分量的《毛澤東傳》，中文版先後在台灣和大陸出版。當時在紐約舉行的一次中國研究院的研討會上，有位學者舉此書為例，比較了與張戎夫婦所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和明鏡出版社當時出版的《毛澤東周恩來44年權鬥史》的異同和得失。後來我所認識的好幾位學者，分別對我推薦說，潘佐夫此書史料翔實，值得一讀。
　　不過兩年多來忙其它事、讀其它書，竟將此書忘到腦後了。直到最近，我以退休之身，主持了一場關於朝鮮戰爭的研討會，籌備過程中，有位前來美國旅遊的學者聽我說起這個朝鮮戰爭的選題，聊天中對我提起：潘佐夫在《毛澤東傳》中，對朝鮮戰爭的起因，提出過與其他史家不太相同的說法。她轉述說，潘佐夫認為，斯大林出於擔心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迅猛崛起，會對蘇聯在紅色陣營中的地位形成威脅，所以極力軟硬兼施非把中國推進朝鮮戰爭的泥沼不可，斯大林要讓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拼個你死我活，兩敗俱傷，可以拖慢中國的發展速度。斯大林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在去世前反對中國當時躍躍欲試的農業合作化和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云云。
　　以上這是這位學者的轉述。她手頭也沒有原書，全憑記憶。是否符合潘佐夫的原意，因我沒有讀過潘佐夫的書，無從置喙。寫在這裡，供識者辨析指正。後來在研討會上，並沒有人提起潘佐夫的這個觀點。不過，這促使我動了念頭，把閱讀潘佐夫這本書提上議事日程。
　　但書還沒弄到手，就讀到中國歷史學家楊奎松批評潘佐夫《毛澤東傳》的長文、潘佐夫自我辯護的回應長文、以及楊奎松對潘回應的回應——也是長文！竟讓我不倫不類地想起中國傳統戲曲中所說的“潘楊之爭”——那個虛構的“潘楊之爭”，主人公是楊繼業與潘仁美）。兩位高手過招，確實精彩紛呈，也透露出大量有意義的史實和見解。所以儘管文章長，我也要下狠心分篇轉載，與大家分享。
　　不過畢竟文章太長，所以我今天將楊奎松的批評文章注釋刪略，攔腰截斷，分為上、下。今天只刊出前一半。


　　評潘佐夫的《毛澤東傳》——兼談潘書中若干史實錯誤（上）

　　楊奎松，《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注釋從略。

　　在展開討論之前，不能不先做一點說明。潘佐夫的《毛澤東傳》自2007年首版後，迄今已有了四五個版本，即2007年作者獨立出版的俄文版為一卷本，書名為《毛澤東傳》；2009年擴展為兩卷，書名改為《毛澤東的故事》，兩卷各有一個副標題；2012年與美國學者梁思文（Steven I.Levine）合作出版英文版，書名改為《毛澤東：真實的故事》；2015年又分別在台灣地區和大陸出版了繁體中文版和簡體中文版。只是繁體中文本是從2012年英文版翻譯過來的，簡體中文本“是以作者在2009年進一步修改後的俄文本為準”的一個未發表的英文本翻譯的。
　　對照繁、簡本，可了解作者獨立撰寫出版的俄文本與作者和梁思文合作出版的英文本敘事內容大體相同，章數都是36章，但書名不同，一級目錄不同，全書總字數、引文量及注釋量，前者遠多於後者。簡體本沒有收入英文版的“緒論”，大大壓縮了“尾聲”（改為“後記”），還刪除了一些重要的敘事，正文總字數比繁體本仍多出十五六萬字（漢字）。
　　另外，即使沒有直接閱讀過該書的俄文版，只要讀過英文版的前言和尾聲，對照簡體本的序言和後記，讀者也不難發現，俄文版與英文版在對傳主的認知與評價上也有差別。這一差別的形成，很可能與英文版的合作者梁思文的參與以及西方讀者的閱讀需要有關。由於存在着上述明顯的不同，我也就很難籠統地評論這本書，只能把對此書的討論限制在大陸發行的簡體本《毛澤東傳》的範圍內。當然，已經出版的英、俄本也好，繁、簡本也好，它們的主要敘事和一些重要判斷還是基本一致的，故在讀不懂俄文本的情況下，涉及一些具體的譯文、概念和表述的問題不易弄清時，我也會對照一下經過作者認可的英文版的文字，來求證問題所在。

　　1、利用俄檔重寫毛澤東傳的重要性

　　一本人物傳記寫得好或不好，可以選取的評價角度很多。歷史人物的傳記如何寫才算好，至少近代以來就有多種流派的嘗試與爭論，至今也是眾口難調，紛說不一。從事歷史研究的學人的評判標準相對比較簡單，因為離不開學術標準。但即使從學術的角度來要求，也還是可以有高低兩個標準：低標準是和前人的學術傳記相比，高標準是和前人的學術研究相比。
　　不論人們對歷史人物傳記的寫法存在着多少種不同的意見，相信今人絕大多數都會同意，一部好的傳記的基礎是真實。歷史真實之不易重建，史料的缺失又最為關鍵。莎士比亞也好，屈原也好，後人之所以很難寫出大家都公認的真實可靠的傳記作品來，就是因為他們當年留下來的能夠成為可靠史料的資料實在太少了。有關毛澤東的傳記所以層出不窮，除了距今較近，感興趣的讀者多以外，一個重要原因也恰恰在於有關他的生平思想的文獻史料留下來的很多，並且一直還在不斷地被發現着。
　　保存毛澤東生平思想史料最多的地方，自然是中國大陸。這也是為什麼迄今為止最具權威性的毛澤東傳記性著述，還是要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集體編撰的《毛澤東傳》（也包括《毛澤東年譜》）。這裡所說的權威，指的是編撰者掌握、披露的史料、史實的完整可靠的比率而言。畢竟，有關毛澤東生平思想的各種史料，包括文獻、回憶，以及其他各種聲像、實物資料，唯有中國的中共中央檔案館保存最為充分；在中國又唯有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相關研究人員才有條件接觸並利用到這些資料。縱使作為官方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其資料的取捨有很強的傾向性，但當今幾乎所有其他撰寫毛澤東生平思想史問題的作者，包括潘佐夫在內，仍舊不能不從中大量地轉引史料或轉述史實。
　　但是，中國大陸保存的有關毛澤東生平思想的檔案史料，尤其是與毛澤東生平思想關係密切的黨的歷史文獻，還是存在不少缺失。這當然和革命戰爭年代的意外散失與主動銷毀有關。好在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前聯共（布）領導下的共產國際下級支部之一，雙方這種關係持續了20年之久，中共不僅有大批人員曾在蘇聯留學和工作，留下大量史料，而且中共中央還曾持續地將國內難以保存的眾多檔案文獻送交莫斯科做備忘和保存。即使共產國際解散，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發生了重要改變，雙方電訊及人員往來依舊非常密切，斯大林及聯共（布）中央很長時間仍在中共中央派駐有代表，毛澤東及中共中央也還是一度定期向莫斯科匯報情況，更不必說新中國成立後雙方高層間的頻繁互訪了。故直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兩黨兩國關係完全破裂，莫斯科都保存有大量涉及雙方關係，包括中共歷史情況的檔案文獻。已知在今天俄國眾多國家級檔案館中，像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國家檔案館、外交政策檔案館、軍事歷史檔案館、安全部檔案館，以及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等，都保存有很大數量的涉及中共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檔案史料。僅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一個館所藏數千卷檔案中，約半數都是共產國際檔案和中共歷史檔案。其中有關毛澤東個人的特別檔，據稱就有15個卷宗。由於這些資料長期不對外開放，包括20世紀90年代部分開放後限制亦多，故直到潘佐夫的《毛澤東傳》出版前，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部毛澤東傳記曾經系統地利用到俄國哪怕是一個檔案館的這類檔案資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毛澤東傳》，分1949年前和1949年後，先後出版於1993年和2003年。1993年出版的上半部完全沒有用到俄國檔案，2003年出版的下半部雖然有條件利用到俄國檔案，但編撰者也只是在實在不能不用的時候，才間接轉引了3條。因為這種情況，自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俄檔部分開放以來，外國學者利用俄國檔案來做毛澤東傳，便成了一件炙手可熱的事情。2005年，英國作家張戎夫婦出版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所強調的一個主要賣點，就是利用到“俄羅斯大批新解密的檔案”。但因作者並非歷史學者，辨識真偽能力不足，再加上自身主觀色彩過於強烈，因此其書在發掘利用俄檔方面並沒有做出多少貢獻。這也是為什麼兩年後潘佐夫推出俄文本《毛澤東傳》時仍會公開聲稱：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抑或在俄國，由於俄國檔案大部分至今仍未解密，部分近幾年才解密，因此，包括張戎夫婦的新作在內，過去關於毛澤東生平思想的“所有說法都離真相很遠”。他宣稱，他的這本書的最大價值，“就是依據這些獨特的檔案資料而寫成的”。（中文序，第4頁）顯然，潘書也正是因此獲得了中外大批讀者的期待。

　　2、潘佐夫《毛澤東傳》的主要貢獻

　　不過，能夠說過去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的“所有說法都離真相很遠”嗎？可以肯定，這樣的說法多少有點炒作的味道。如前所述，潘書中本身就在大量利用和轉述包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內的中外各種人等編著的與毛有關的傳記、年譜、文集等提供的史料和說法，如何能說過去所有說法都離真相很遠呢？但注意一下作者對此話的具體解讀，或可發現，他所指的所謂“所有說法”，其實主要只是如下兩種比較流行的觀點。按照作者的概括，一個是埃德加·斯諾的“說法”，一個是費正清等西方學者的“經典公式”。
　　所謂“斯諾的一個說法，即毛信奉‘蘇聯人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是說毛在思想上和行動上一直是俄國式馬克思主義者。所謂費正清等西方學者的“經典公式”，是說他們“鼓吹毛在與斯大林的關係上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上的‘獨立性’”，聲稱20世紀30年代後半期毛及其中共就已經和莫斯科保持距離了。（中文序，第3—4頁）
　　這樣的概括說明可能並不十分準確。首先，斯諾真的與費正清等西方學者不同，相信毛信奉俄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列寧主義者或斯大林主義者嗎？西方學者中把毛澤東看作俄國式馬克思主義者，甚至認定為莫斯科傀儡的觀點不是不存在，比如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政治家們幾乎是這樣評論和看待毛澤東與中共的，但這卻和斯諾沒有多少關係。只要多讀一些美國人在中國抗戰期間與中共交往的回憶或研究著述，就能發現，從抗戰中前期美國軍事觀察員卡爾遜，以及羅斯福總統，到戰爭後期美國年輕外交官謝偉思、戴維斯，也包括費正清和戰時不少訪問過中共根據地的英美人士，他們當年大都相信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是不同於莫斯科的，而這種看法主要就源自於斯諾。
　　正是斯諾1937年、1938年在英美報刊上的一系列報道和書籍的出版，影響了他們對毛澤東和中共的看法。斯諾的這類觀點不僅一直沒有改變，而且越來越明晰和堅定。1949年4月，鑑於中國大陸國共易手在即，美國政府及輿論界普遍懷疑中共會成為蘇聯傀儡，與美國作對，斯諾為此還曾專門投稿給美國《星期六晚郵報》，發表了題為《中國會成為莫斯科的衛星國嗎？》的長篇文章，明確反對這樣的看法，認為新中國必定會成為一個“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揮棒轉的大國”。這也就是說，斯諾的說法和被潘佐夫批評的第二種說法，即費正清等西方學者的所謂“經典公式”，其實並無太多區別。
　　其次，潘佐夫提到的，他認為只能根據俄國新解密檔案並由他這本書來推翻的這兩種傳統“說法”的觀點，也是可以討論的。因為，無論在中國、蘇聯，還是在西方，對於這類“說法”或觀點一直是有爭論和研究的。不直接或大量運用俄國未解密或剛解密檔案，人們也一樣得出過和潘書相同或不同的看法或說法。
　　有關中蘇兩黨關係，包括毛澤東與莫斯科關係問題的研究，美國學者開展得最早，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有論文和專著發表、出版。蘇聯學者在70年代，中國學者在80年代，也都開始着手研究，並有不少成果推出。
　　美國學者前期的研究，因為受到麥卡錫主義和冷戰思維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也多半傾向於認定中共、包括毛，是莫斯科的傀儡；六七十年代以後，受中蘇關繫緊張及中美緩和等影響，美國學者的說法又較多地回到斯諾或費正清的所謂“經典公式”上來了，即認定毛澤東自革命戰爭年代就與莫斯科存在隔閡與分歧，此一情況最終影響到50年代，特別是60年代中蘇兩黨兩國關係走向破裂。
　　受中蘇關係變化的影響，蘇聯學者的研究也呈現出前後不一的情況。但前期的研究多側重講友好，利用回憶錄較多，運用檔案文獻較少。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對毛的批判達到高峰時，雖陸續有一些檔案文獻的利用，但其強調的仍主要集中在說明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作用的層面上。直接涉及毛澤東個人史實問題的研究，多採取以歷史當事人如王明、李德、伏拉基米洛夫等人回憶或日記的形式來呈現。這其中雖然也有檔案文獻的運用，但此種形式以及書寫者強烈的政治傾向性，極大地影響了這些回憶，包括其中資料選取的客觀性和準確度。
　　中國大陸這方面的研究長期受到限制，直至改革開放，即20世紀80年代初才逐漸展開。由於最初的研究者多屬傳統黨史學者，再加上當時仍深受中蘇關係惡化的情況影響，故最初階段的研究同樣主觀性較強。多數學者都嘗試證明蘇聯學者的觀點是錯誤的，與此前中共黨史研究或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完全不提莫斯科的影響問題不同的僅僅在於，新的研究不否認中共革命曾經受到過莫斯科的影響，只是轉而強調這種影響負面多而正面少。研究者當時更側重於想要證明的是，如果不是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取得了領導地位，改行並堅持獨立自主方針，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中國革命在莫斯科的左右或指導下，只會延續以往的失敗，絕無成功的可能。
　　中國學者的這一波研究的說法很快就在蘇聯引起了反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方面集中公布了一批足以體現莫斯科正確指導的檔案資料，其中部分檔案並可直接證明，1935年以後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仍舊受到並依照共產國際的指導調整變動。包括決定着中共統一戰線政策轉變的重大決策，也都離不開莫斯科的正確作用。這一情況不可避免地對中共黨史學者此前的研究和說法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俄國檔案一度大量開放，許多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的檔案文獻得以編譯出版，從而進一步帶動了中國大陸方面的討論研究。事實上，還在俄國檔案大量披露之前，中國學者在斯大林、共產國際與毛澤東的關係問題，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與中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係問題，蘇聯外交政策改變影響共產國際統戰政策改變，進而影響中共統戰政策改變的問題，也包括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共蘇維埃革命失敗、西安事變、延安整風、戰後國共內戰、朝鮮戰爭，以及台海危機等許多重大事件背後蘇聯因素問題方面，都已經取得了更加合乎實際的新的歷史研究成果，極大地改變了以往傳統的說法，也包括國內外一些流行的說法。像潘書中突出強調的兩大新說法，即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支持對毛澤東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具有重要作用，和毛澤東的許多思想主張，如新民主主義論等，都受到過莫斯科的直接影響等等，早在潘書俄文本出版10年前就有中國學者做過較深入的研究，並得出了相近的看法。關於這方面的情況，讀一下潘書的注釋，也不難有所了解。
　　由上可知，潘佐夫所著《毛澤東傳》，包括其中提供的新說法，不是也不可能是僅靠其個人之力，在全面閱讀和研究了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中相關檔案所取得的成果。關於這一點，從作者幾乎沒有針對學界現有研究進展及其觀點展開對話和討論（對張戎夫婦著述的個別批評除外），只取拿來主義的態度，亦可見一斑。
　　換言之，潘書的主要價值或貢獻，理當是集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中、俄、美等諸多方面各種前期研究之大成，同時提供了一些自己獨特的思考和研究心得，俄國檔案的披露還在其次。
　　強調這一情況，未必就會貶低潘佐夫此書在毛澤東傳記研究中所取得的進展。如前所述，歷史人物傳記即使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也有兩種評價標準。潘書在寫法上沒有與現有研究展開對話和討論，但它畢竟將不少新發現或新開放的俄國檔案，包括中外學者新發現的檔案史料，較已有傳記更全面、更系統地集中起來了。僅此一點，對現階段大批關心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新成果的讀者來說，它也還是一部值得一讀的傳記。

　　3、關於潘書的“史料價值”問題

　　自潘書中文簡體版出版以來，不止一次讀到和聽過人們稱許此書的“史料價值”。可惜的是，簡體本刪去了可以展示潘書史料價值依據的“參考文獻”，一般人僅從注釋不大容易了解作者到底參考和利用了哪些俄國機密檔案。
　　讀英文本所附的“參考文獻”，可知作者將所用史料分為第一手和第二手兩類。第一手史料包括檔案館檔案、私人檔案、已出版檔案、回憶錄和報紙雜誌。作者利用過的俄國檔案館只有兩個，主要是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另一個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檔案館也有利用，但可忽略不計，因為作者只利用到一個全宗里的兩個文件，即1953年來華做過半年多駐華大使的B.B.庫茲涅佐夫的日記和周恩來在一次財經會議上的講話記錄。對於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的檔案，作者說明他至少查閱利用到9個全宗里大約25個卷宗（其中部分檔案，如季米特洛夫日記和一些與毛及中共歷史相關的文獻資料已發表或出版）。根據作者提供的其他資料目錄，可知書中利用最多的，還是各種已經在中國和俄國出版的文獻資料或年譜傳記資料。作者提到的私人收藏的資料，只有他本人與孟慶樹、王凡西三種。
　　作者利用到的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中的機密檔案，在潘書中得到披露的情況如何呢？中文簡體本出版不久，共識網曾登出譯者就繁簡本及其對應的英俄文本各自刪節情況所做的對照說明。他們特別強調，潘書的主要特色就在其“史料價值”。因此他們對英文本和繁體本刪除了俄文本原有的眾多機密俄檔的做法，深表遺憾。他們並舉出為潘書繁體本寫過導讀的丁學良的話來證明說，就連丁都發現，根據英文本翻譯出版的繁體本中幾乎完全看不到俄文本這個最核心的優勢了。他們甚至說，與基於俄文本翻譯的簡體本相比，英文本和依據英文本翻譯的繁體本的“學術價值大打折扣”。
　　這樣的看法恐怕很值得討論。在英文本中也有長引文，只是其選擇性很強，數量有限，且不超過1頁篇幅。除個別為了迎合西方讀者胃口者外，這類引文都是因確信對讀者閱讀很重要才保留的。如一則出自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的檔案，即1940年前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幹部部提交給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對中共領導人的政治評估的備忘錄，因為事關莫斯科對毛澤東與王明，及其對兩派幹部的政治評價和任用建議，英文本用了長達1頁的篇幅把主要內容都摘錄了下來。同樣引自該檔案館的長引文，還有一則王明1943年年初給季米特洛夫宣布承認毛澤東政治統帥地位的聲明信，摘錄原因也很明顯。其他幾件引文略長者都不是首度公開，也並非出自該館。如斯大林1950年轉交捷克總統說明蘇聯為什麼聽任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干涉朝鮮戰爭的信，和毛澤東關於中國暫時不能出兵的原因給斯大林的信等，因為對說明斯大林和毛澤東當時所取方針的原因有幫助，因而也保留了長引文的形式。除此之外，英文本明顯地不重視披露史料的功用。
　　那麼，英文本主要刪去了俄文本中哪些在簡體本譯者看來足以顯示潘書核心優勢的機密檔案呢？
　　非常感謝中文簡體本譯者做了一個很詳盡的對照列表。從這一對照表可以看出，英文本及繁體本主要刪除了兩部分材料：一是“很可能是此書第一次披露的涉及檔案史料的內容”；二是“未必是檔案史料，也不是潘版毛傳第一次披露，但普通讀者和非相關專業的學者知之甚少”的材料。這意味着，最能體現俄文本核心優勢及其“史料價值”的，主要是前一部分。
　　那麼，這一部分被英文編者刪去了多少件機密檔案史料呢？15件！這15件中有2件不是潘書首次披露，另有4件與毛生平思想無直接關係。真正屬於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藏檔並直接與毛生平思想史有關的，主要是：（1）1938年賀子珍在莫斯科為毛澤東代填的簡歷；（2）1939年毛澤民在莫斯科為毛澤東代填的調查表；（3）擔任中共領導人保健醫生的蘇聯專家就毛澤東的健康和生活在1949年給斯大林寫的報告；（4）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期間克里姆林宮御醫對毛澤東的體檢記錄即病歷；（5）一位在中南海工作的蘇聯醫生1950年撰寫的關於毛澤東生活和健康的兩份報告；（6）1949年江青在蘇聯養病期間陪伴和監視她的蘇聯女特務給上司寫的匯報；（7）在莫斯科時毛澤民對康生的否定性評價；（8）1958年赫魯曉夫訪華期間其隨員記錄的毛赫二人關於核戰爭的爭論。
　　在上述8項刪除中，（6）（7）（8）三項內容較簡，引文僅幾句話而已。第（1）—（5）即簡歷、病歷報告等因首次披露，作者似較為看重，故全文照錄，每份都在數頁以上，合計近20頁之多。唯在我看來，將這些內容冗長，煩瑣細碎，不少家長里短，有些還充滿醫學名詞的簡歷、病歷及報告置於正文中，作者又沒有具體分析解讀，提示文獻要點、特點，對讀者閱讀理解幫助何在，其實是成問題的。這類文獻資料不是不重要，對研究者或有幫助，但放在正文中大可不必，作為附錄置於書後，或許才比較妥當。
　　我在此所以要討論潘書的“史料價值”問題，實在是因為過分強調潘書在發掘、發現、披露俄國機密檔案問題上的作用，會造成誤導。從前面提到的俄國檔案館保存的與中共歷史，包括涉及毛的生平思想史的檔案情況可知，俄國保存有這類史料的檔案館至少有七八家之多，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並不是最重要的一家。凡研究中共史或中蘇關係史的學者都知道，自蘇聯解體以來，涉及毛澤東生平思想歷史最具重要性的一些機密檔案的披露，大都不是源自於主要保管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情報局與各國黨關係檔案的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比如1947—1953年間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通電，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華與毛澤東等人談話後的系統報告，斯大林幾度對毛澤東與中共中央詢問的答覆意見，以及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等訪蘇談判的各種記錄，朝鮮戰爭前後中、蘇、朝三方領導人協商交涉情況的記錄與電報，還包括從1948年至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兩黨領導人頻繁會面談話的記錄，等等，基本上都是由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和俄羅斯聯邦外交部政策檔案館這兩家檔案館提供給學者閱覽並同意刊布的。該兩館中毫無疑問還有許多重要檔案尚未被發現和利用過，而其他像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軍事歷史檔案館、內務部檔案館、經濟檔案館等一眾同樣藏有和中共歷史有關的史料的檔案館，迄今為止甚至還極少得到利用。面對還有大量俄國檔案史料沒有發掘利用的情況，如果我們以為主要只利用了（且只是部分利用了）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一家史料的潘書，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利用俄國機密檔案研究毛生平思想的問題，就大錯特錯了。

　　為什麼說潘書在發掘、利用和披露俄國重要機密檔案方面還差得很遠呢？潘書雖然說明至少利用到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大約25個卷宗的檔案資料，但全書2000多條引文注釋，直接引自該館者僅120條左右。即使加上書中註明引自季塔連科主編，已經出版並廣為學者利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檔案》的70餘條同樣出自該檔案館的史料，都還比不上作者書中引用施拉姆主編的英文“毛澤東集”（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的條目多。
　　而且，這120餘條注釋引文，不少還是重複引自同一文獻的。如引自蕭三關於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回憶文章（大陸早已出版），就有十五六次之多。還有不少雖註明引自該檔案館藏檔，實際上早經前人發表或早有人利用過了。如馬林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季諾維也夫1922年年初在遠東大會上的報告，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1924年給維經斯基的信，斯大林1925年5月在東方大學的講演，以及1926年關於國民黨要求加入共產國際的資料等。真正首次為作者所利用或由作者首度披露於此書中者（有些未註明出處），數量十分有限。直接與毛澤東有關者，除了被英文本編者刪去的幾件外，更值得重視的是20世紀30年代前中期共產國際就毛澤東問題與中共中央之間的數封來往電報，1937年11月11日季米特洛夫日記摘錄的斯大林談話和前文提到的1940年前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幹部部備忘錄等。但這些資料除備忘錄外，若干年前都已經陸續刊布並譯成中文了。
　　由此或不難了解，過於強調潘書的特色或價值在於作者大量發掘、利用和披露了俄國機密檔案，很可能會令熟悉毛生平思想史的讀者失望。在這一點上，筆者更傾向於認為潘書英文本的做法是適當的。因為，壓縮世人熟知的內容並刪除大量冗長的檔案引文，只會使潘書的特色和貢獻展現得更清楚。這樣做不僅不會降低潘書的學術價值，反而有助於提升其質量，突出其在研究視角與歷史解讀上的特色所在。

　　4、潘書所用俄國檔案的局限

　　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藏檔，對研究毛澤東生平思想的局限，在潘書中反映得很明顯。如全書36章，就有將近1/3的內容作者無法從該館的藏檔中得到幫助。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影響到作者在此書中論證和貫徹自己對毛澤東與莫斯科關係“新說法”的效力。在缺乏新史料的情況下，作者只能大量轉引轉述前人用過的史料和史實，這不僅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在完整形成自己的“新說法”時還不免會捉襟露肘，甚至不易自圓其說。
　　如該書前兩篇，總計8章，將近13萬字的篇幅，講述的是1893年到1924年毛澤東31歲以前的生平經歷。對於這段時間毛的生平思想，俄國幾乎沒有哪個檔案館保存有很值得重視的史料，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也是一樣。因此，在這8章裡面，我們看不到任何一條有用的俄國檔案。查這8章共有注釋430條，除了20餘條名詞解釋性質的注釋外，數量最多的引文出處是中國大陸的出版物，尤其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機構和毛親屬編著的毛傳記、年譜、文稿、文集、族譜和回憶錄之類。其餘徵引最多的，就是多數讀者已熟知的斯諾早年的各種訪談報道文字、施拉姆選編英文版毛澤東集，包括菲力浦·肖特那本並不很可靠的《毛澤東傳》。這8章唯一直接引自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的注釋，只有16條，15條是出自前面提及的在中國早已出版的蕭三的回憶錄，1條新史料即後面會全文照錄的毛澤民1939年12月底在莫斯科替毛填寫的調查表。不過其內容也只是說毛的母親非常勤勞而已，同樣的內容在斯諾整理的毛澤東自傳以及其他中文史料中很容易找到，並無必要做此注釋。可以想見，對於多數讀過其他毛傳，對毛這段家事和經歷多有了解的讀者來說，再讀這8章13萬字並無“新說法”的文字，不免會有些乏味。
　　相比之下，潘書第七、八兩篇八章，講述從1950年朝鮮戰爭到1966年“文革”爆發前毛的生平思想，同樣沒能從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利用到有用的檔案，卻因為有作者的“新說法”，就寫得風生水起，能給人較深印象。當然，由於作者只能藉助於前人研究已經反覆利用過的個別史料，並無新史料支撐，其“新說法”有時也不免會讓熟悉這段歷史的讀者看得瞠目結舌，有些難以接受。
　　受文章篇幅所限，這裡僅略舉其第七篇第一章幾例，以證此所說之不虛。
　　這一章主要講的是1950年到1953年朝鮮戰爭期間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關係狀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外學界從俄國聯邦總統檔案館和俄國聯邦外交政策檔案館發掘了大量檔案文獻，對戰爭爆發原因、經過及過程，早就有了較為一致的了解和判斷。多數研究者都相信，以往西方關於朝鮮戰爭的發動是蘇聯的戰爭計劃的說法是不準確的，這一“進攻的策動者不是莫斯科而是平壤”。潘書作者實際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基本認為過去的說法沒錯，朝鮮戰爭從發動到進行，始終都在斯大林的計劃與密謀之中。但是，這一併不新的“新說法”有哪些可靠的文獻依據呢？
　　書中着重介紹了1950年3月底金日成前往莫斯科與斯大林密談統一朝鮮的軍事計劃，以及5月來華向毛澤東通報與斯大林商談結果的情況經過。作者利用的資料，一是來自於俄國學者托爾庫諾夫的著作，一是來自於美國學者威瑟斯比的著述。兩學者基本上都認為這一軍事密謀很大程度上與金日成堅持不懈的努力分不開，斯大林和毛澤東相反都較為被動。潘書則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精心設計。斯大林想要通過讓中美發生衝突來削弱美國，說這原本就是斯大林“擴張蘇聯霸權的一個手段”，甚至說斯大林“準備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第577、585頁）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明顯不熟悉冷戰史學界在這方面已經取得的研究進展，甚至不知道朝鮮在1949年春和1950年春實際上有過兩度分別與蘇、中兩黨就此商談的情況。在他的敘述與論證中，1949年春和1950年春三方兩度商談交涉的資料竟被混為了一談。作者把1949年春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赴華密訪，當成了1950年春金日成訪蘇以後的事情；把1949年春毛澤東對金一講的話，當成了斯大林1950年春對金日成講的話；把1949年朝鮮幾度提出的希望得到人民解放軍三個朝鮮族師（1950年年初已大部交給朝鮮）這件事，當成了金日成1950年春訪蘇後才派金一去向毛提出的，等等。這一連串史料的誤植和誤讀，首先就動搖了其“新說法”的可信度。
　　潘書接着談到了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要求毛澤東出兵後發生的波折，按照作者此前對斯大林與毛澤東關係性質的理解，中國出兵早就在斯大林的計劃之中，依照中國官方20世紀90年代初公布的毛1950年10月2日決心出兵的電報，這一說法很容易成立。不巧的是，90年代中期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發現了10月2日另一封同樣由毛簽署的拒絕出兵的電報。這就給研究者造成了麻煩。坦率地說，對於這兩封內容完全不同的電報的由來，中外學者已經形成了共識。但作者卻別具一格地提出了一種新說法。
　　作者寫道，在出兵問題上毛本來一直信誓旦旦，但真的到了蘇、朝都要求中國出兵的“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突然退縮了”。原因是“10月1日和2日，毛同他的親密同事們討論了朝鮮局勢”。“在權衡了所有的贊成出兵和反對出兵的意見之後，他意識到，自己低估了美國人。中國還沒有做好與美國進行一場全面戰爭的準備。”據此，毛只好通過羅申大使給斯大林去電，借中共中央之口，說我們決定“目前最好還是克制一下，暫不出兵”。但是，出於對斯大林的畏懼，“就在當天，他又向‘偉大導師’寫了一封完全不同的電報”，表示準備派兵去朝鮮。作者的解釋是，因為毛澤東知道，“同斯大林爭論當然是危險的”。既然如此，毛又為什麼會違拗斯大林的想法，發去一封不同意出兵的電報呢？作者的解釋是，“他決定，還是先‘探一探’斯大林的口風再說，誰敢說斯大林就一定不會接受他（不出兵）的意見呢”？（第583—585頁）
　　無須說，這樣一種解讀既不合常理，也不合邏輯。在這裡，作者至少是有意無意地弄錯了，或沒有弄明白這兩封電報稿形成的時間順序。
　　實際情況是，10月1日夜，毛收到斯大林請求中國出兵的電報後，即與另外三位書記處書記進行了緊急磋商，基本取得一致後，便於2日凌晨起草了決心出兵的電報稿。第二天白天，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否定了毛的出兵主張，會後毛只好通過羅申大使向斯大林轉達了中共中央的初步決定，壓下了原來的電報稿。但毛並未放棄出兵的意見，因而將在外地的彭德懷等重要軍事領導人召來北京，於4日、5日又接連開會討論，最終促使中共中央改變了2日會議的決定。
　　同樣，接下來談到毛澤東在出兵朝鮮之後的態度變化時，作者也明顯缺乏對已有的關於戰爭過程中毛澤東、斯大林、金日成複雜關係的研究成果的深入閱讀。在他看來，一切照舊都在斯大林個人意志的支配下。他寫道，出兵之初，考慮到與現代化美軍作戰的困難，中方請求斯大林提供空中掩護，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絕，“毛仍然無力與斯大林對抗”，只得勉強派部隊入朝作戰。出兵後，中國軍隊很快推進到了三八線一帶，說毛這才開始有了將戰爭“拖延下去”的信心。想不到不久戰況就陷入僵局，斯大林卻不給中國人提供重大援助，上百萬中國軍人每天都在流血犧牲，“毛終於不得不開始考慮把他們撤出朝鮮的問題了”。“從1951年春季開始，他就不停地向斯大林灌輸這一想法”。但毛的話講得再委婉，斯大林也不接受，因為斯大林“仍然需要這場戰爭”，結果是毛澤東和金日成花了兩年時間都沒有能夠說服斯大林同意停戰。直至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周恩來受命到莫斯科參加葬禮，才得以向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轉達了中國政府關於加速停戰談判的迫切要求”，並得到了蘇聯領導人的同意。（第587—590頁）
　　在這裡，作者明顯不了解朝鮮戰爭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史實。
　　首先，斯大林並沒有拒絕為中國軍隊提供空中掩護，他只是相信時間上要延遲一兩個月。中國軍隊出兵後不久，蘇聯空軍實際上就已經進入中國東北，之後並跟進到朝鮮境內，為中國軍隊在提供空中掩護了。
　　其次，中國軍隊推進到三八線一帶時，中、蘇、朝三方根本不存在想要將戰爭“拖延下去”的想法或計劃。除了前線指揮官彭德懷希望暫時停下來休整外，三方政治領導人都堅持要立即突破三八線，並爭取把美國人趕下海去。
　　再次，正是由於打過三八線後的戰役失利，帶來了一個導致中國方面兩年多難以與美國通過談判實現停戰的麻煩問題，即美國拒絕無條件遣返2.1萬名志願軍戰俘。因此，毛澤東這期間沒有也不可能有“撤出朝鮮”的考慮。不僅如此，為了迫使美國遣返中國戰俘，毛顯然想要和美國較量下去。因此在和與戰的問題上，反而是中、朝之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能形成一致的意見，斯大林卻支持了毛。說毛澤東想和，斯大林想戰，中、朝不得不在斯大林的壓力下勉強繼續作戰，顯然不準確。

　　5、“新民主主義”是斯大林的陰謀？

　　寫政治歷史人物傳記很容易觀念先行，黑白分明，好就一切都好，壞就一切都壞。作為現當代爭議最大的政治歷史人物之一，毛的傳記作品在這方面自然也呈兩極化傾向。然而，作為蘇聯培養出來的研究者，作者對毛的評價看上去顯得要客觀不少。至少，對革命年代的毛澤東，作者多半都抱持着一種比較理解的態度。比如反覆說明毛在中國農民問題上所做的種種努力，聲稱1925年春毛就認定“只有依靠無數不幸的農民，革命才能成功。”（第199頁）說“他從來沒有背叛過自己追求普遍平等的理想！”（第271頁）儘管，作者也注意到毛那些軍事共產主義性質，或曰極端平均主義的社會正義藍圖，本質上是反農民的；注意到“鬥爭目標和鬥爭本身的浪漫主義色彩迷住了他的雙眼，強大的意志力推動着他去克服一切障礙”。（第289、291—292頁）但他認為毛最大的特長，就是“有對事實進行理論歸納的能力，明快、清晰而巧妙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述為一個概念體系的能力，及作為一個宣傳家的才能。”（第226頁）肯定毛能夠實事求是，“每到一地首先是認真調研當地的情況”，因此能夠調適自己的觀點。（第328頁）作者甚至認為，在許多情況下，“毛差不多是唯一的一位能夠對形勢做出非常清醒的評估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這一評估是他對共產黨奪取政權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第259頁）
　　當然，同許多俄國學者一樣，作者在致力於分析說明1949年以前毛成功的原因的同時，也會特別看重來自莫斯科的作用和影響。在作者看來，他的“新說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通過種種史料印證了毛澤東的思想與斯大林主義之間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關係。其評價是：“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整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其中包括毛，在意識形態、組織和政治上幾乎完全依賴莫斯科。”（第637頁）毛澤東尤其“是斯大林的忠實信徒”。（第616頁）如果說有毛主義，“也只不過是斯大林主義的中國變種，換句話說，是中國的民族共產主義。”即使毛強調馬克思主義要中國化，與斯大林的策略路線也是一致的（第495頁）；哪怕中共建立政權後中國全面走向毛澤東化，也並不改其斯大林主義的特質。因為，“作為一種政治和經濟的權力體系，斯大林主義一如既往地影響着中國”。（第660頁）
　　在一部傳記作品中做出類似的評判是容易的，但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任何一種結論性的評說，都需要一連串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礎上的史實的支撐。在這方面潘書做得顯然還很不夠。以潘書着力論證的一個說法，即毛的新民主主義說實際上是來自於斯大林，並且反映了斯大林的一個陰謀為例，我們不妨做一點概要性的討論與辨析。
　　作者認定毛的新民主主義說源自於斯大林，主要是基於他對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與中共代表的談話記錄的理解。因為簡體中文本譯者對作者這段文字表述有個別關鍵詞句譯得不準確，故筆者參照2012年版英文本，結合簡體中文本的文字，試提供新的譯文如下：
　　斯大林着重強調了以下問題：“中國共產黨目前的基本任務是投身到全民族的洪流中去並取得領導地位。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戰爭，不是土地革命、沒收土地……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不適宜進行理論的討論，把理論問題往後放放，留到戰後去吧。和過去比，現在不是談論中國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好時機（畢竟，資本主義正在中國發展着！）。”換言之，斯大林要求中共制定一條新的政治路線，直到抗日戰爭勝利都不去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第466—467頁）
　　斯大林在莫斯科的這段談話，毛自然不可能聽到，作者雖無史料依據，但合理推測“中共代表團成員有義務向中央委員會和毛本人轉達這一指示”（第468頁），且猜想“1937年年底至1938年年初，他似乎掌握了1937年11月11日這位克里姆林宮獨裁者在對中共領導人談話中表述的，這一斯大林式統一戰線政策的真髓”。（第476頁）
　　這一“真髓”是什麼呢？作者還是在沒有史料依據的情況下做了大膽的推斷和概括。稱：
斯大林對共產黨的要求是……大力宣傳這個國家在戰後所應選擇的新的發展道路，即溫和的民主道路，以此來取代並不為多數人民所支持的左翼的激進道路（即“非資本主義道路，或者更準確地說，社會主義道路”）……換句話說，需要用戰後中國將不可避免地經歷一個完整的民主發展階段的思想來取代不間斷地從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理論。這一策略能夠把諸中間階級的代表們吸引到共產黨這一邊，進而幫助共產黨大大擴充其群眾基礎，因為中間階級反對任何專政，不管是共產黨的專政還是國民黨的專政。（第476頁）
　　對照前引斯大林的說法不難發現，作者的這一概括與斯大林的說法存在着很大的出入。斯大林說的是：“直到抗日戰爭勝利都不去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作者卻偷換成了戰後中國也應排除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激進選擇，而走“溫和的民主道路”。
　　至於斯大林為什麼主張戰後中國也應該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作者的解釋是，“斯大林的策略一直是建立在欺騙的基礎上的，這一次也不例外”。這一政策其實“是一個精心掩飾了的戰術手段，其目標不僅在於團結全中國的所有力量抵抗日本侵略，還在於為抗日戰爭結束後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奠定基礎”。（第476頁）
　　問題是，如果採取溫和政策的目的“在於為抗日戰爭結束後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奠定基礎”，那麼，說戰後中國也應排除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激進選擇又是為了什麼呢？如果經過抗戰，中共取得了領導權，隨後順利地戰勝了國民黨，取得了政權，也要走“溫和的民主道路”嗎？
　　作者相信這就是斯大林的想法：中國不應急於走社會主義的或曰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原因是，按他的推斷，斯大林的目的有二：一是爭取“中立美國，使華盛頓及其盟友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民主主義方案的字面意義信以為真，支持中共！那樣一來，中共就將能夠把蔣介石及其支持者逐漸地‘擠出’權力部門，然後通過爭取國民黨左派和自由主義者，最終奪取政權。”（第519頁）二是“身為俄羅斯民族的共產主義者，他十有八九會為一個新的、強大的共產主義權力中心在未來的崛起而擔憂。遵循蘇聯模式並通過專政手段迅速完成經濟現代化的共產主義中國可能會對他在共產主義世界的霸權構成威脅，如能設法把毛的抱負限制在‘民主’的目標上，斯大林就有可能使毛作繭自縛，並使中共的策略路線服從於他本人的政治行動路線”。（第536頁）
　　不論這一大膽想象是否合理，作者的結論顯而易見，即毛澤東利用1937年11月斯大林的指示，於1940年年初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說，不過是在貫徹落實斯大林的奪權計劃。用作者的話來說，“他做的這些工作原則上並沒有什麼新意。他的新政策完全符合斯大林的地緣政治戰略”。（第500、502頁）在作者看來，一心想要把中國引上“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毛澤東，從抗戰開始就對建立在統一戰線政策基礎上的這類方針不感興趣。（第536頁）因為“毛澤東比斯大林更激進”。他清楚地知道，新民主主義不過是一種暫時的鬥爭手段。因此，抗戰一結束，毛就打算要拋棄新民主主義這個概念了。到1949年春天之前他之所以還“在正式表述中一直沿用這個提法，是為了避免觸怒莫斯科的那位領袖”。（第536頁）一旦“偽裝成新民主主義者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軍事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不管斯大林喜歡不喜歡，他就改提“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這個概念實際上就從毛的講話和文章中消失了”。（第543頁）

　　歷史史料和史實是否能夠印證作者的這樣一種判斷呢？恐怕很難。
　　簡而言之，第一，斯大林1937年11月11日談話涉及中國發展道路問題的核心內容，其實就是一句話：抗戰期間不要搞也不要去講過去蘇維埃那一套，一切等戰爭結束再說。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在1940年前正是按照斯大林這一指示精神做的，這也是為什麼從1937年戰爭爆發到1939年年底，毛及中共始終主張與國民黨“共同建國”——建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的“三民主義共和國”。
　　第二，毛的新民主主義說不同於斯大林要求的關鍵之處，在於斯大林堅持抗戰期間一致對外，戰爭結束再來解決國共兩黨“怎麼打的問題”。（第467頁）毛從1940年起就認定，抗戰中就要準備與蔣介石分庭抗禮，要努力爭取創建一個區別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由共產黨領導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第三，1949年毛並沒有因為提出“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概念，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的提法、政策和方針。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公報都明確肯定，勝利後的中國將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時，他同樣解釋稱：“人民民主主義”就是“新民主主義。”據此，由中共中央負責起草，並經全國政協會議一致通過的《共同綱領》，更是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義的國家。”
　　因此，說新民主主義論只是抗戰中毛貫徹斯大林奪權陰謀過程中創造的一種宣傳策略，恐怕未必準確。實際上，潘書對諸多這類涉及毛澤東、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或共產國際領導機構政策、主張、態度、說法頻繁變動的歷史現象，不少都存在着解讀、說明過於簡單、武斷，用力過猛，甚至明顯靠猜的情況。限於篇幅，這裡不做進一步的展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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