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上世纪下半期的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1957年“鸣放”、1967年“造反”、1989年“风波”，其间尽管有许多不同，但在反专制、反特权，争民主、争人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是前后呼应的，或者说，这是三次被切断了的民主运动


　　老高按：非常感谢一位网友“万湖小舟1”1月15日在我《诗人、剧作家白桦不虚此生》后的留言，促使我写下今天的博文。
　　我在那篇博文的按语中提到白桦在1967年文革中印行的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一事。那本薄薄的诗集，是由文革中刚刚崭露头角的学生诗人胡发云（当时用的笔名是“杨帆”）和何帆两人奔走促成的。封面上印着三个武汉著名造反派组织——钢工总宣传部、红司（新华工）宣传部和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编印。胡发云曾写了一篇《历史的另一张面孔——从白桦一本文革诗集看“七二〇事件”》，回忆这一段经过，记得我曾经在我的博客上转载推荐过？但一时找不着了。这且不提了。且说我在按语中说：
　　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思想上感情上天然同情造反派，不是白桦一人。对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已经有了多篇文章。
　　网友“万湖小舟1”跟帖说：
　　老高博写的以下文字的概念是第一次看到。我觉得应该是个别现象。像白桦先生虽然在反右中划为右派，但处理较轻。仍然有公职，61年还调上海某制片厂当编辑。对于白桦先生来讲他并没有被当时的社会完全边缘化。文革中还可以参与其中，有造反派情节可以理解。对于大多数57年受到冲击的人来讲，早就被当时的社会边缘化了，文革中是逍遥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派，不应该有同情造反派的感情。
　　我随后回答“万湖小舟1”：
　　我说：“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思想上感情上天然同情造反派。”这是一个“实然”的问题，而非“应然”的问题。您说“应该是个别现象”，“不应该有同情造反派的感情”，都表明，您可能并未经历过文革，所以只是推断，应该是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
　　我说了“不是白桦一人”，但是否如您所说“个别现象”，我手头缺乏统计调查数字，不敢下断言。但正如我说过的：“对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已经有了多篇文章。”我本人就可以举出多个“右派”思想上感情上同情、甚至行动上支持造反派的实例。今天时间不够，我来不及查找，请容我随后提供一些比较准确的史料供您和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同时我在跟帖中简要写了文革中的几个现象：
　　保守派组织成员一般出身“红五类”，造反派组织成员品流较杂，社会边缘人物较多；
　　文革打倒了大批领导干部，使得过去被他们整肃的人包括“反右”对象，有机会控诉受他们迫害，要求平反；
　　造反派需要寻找思想武器，很自然会接近社会底层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士，其中就有“右派”。
　　“万湖小舟1”随后跟帖回应我说：“在给您的跟帖中我采用‘应该’两个词（字）是为了避免武断。”“看来如何定义57年时的知识分子和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讨论有益”。
　　在展开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今天想先转发一篇文章：武汉老学者姜弘教授所写的《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这是他2004年中秋节那天完成的给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一书所写的“序二”（序一是著名女作家方方所写）。在文中，他甚至大胆断言：“1957年的右派同情并支持造反派，这是普遍现象。”。

　　我在武汉工作和求学时，曾经在会议上见过姜弘教授几面，但没有深交，甚至我都想不起来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的相貌。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他1932年1月出生于河南焦作，那么如果今天还健在，已经89岁高龄了。他先后在武汉市文联创作研究部、中南作家协会《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亲历了1955反胡风、1957反右、1966年文革的炼狱。网上资料说，他曾长期在中学代课，但我认识他时，如果没有记错，他调到江汉大学或武汉师范学院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和美学。网上资料还说，他晚年为自由撰稿人，从事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
　　对我的博客熟悉的人，应该知道鲁礼安。这位武汉地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也是争议最大的人物，其《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一书，经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王绍光教授（据称他是一位著名左派学者）帮助，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回忆录。我曾经与鲁长谈，写过长篇专访（在“老高的博客”上都曾登载）；并承蒙他厚爱，赠送给我回忆录的印刷版和电子版；他后来住院，我正好回国，去看望过他，他在病床上交给我一篇对当时百岁去世的老红军、文革时期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的控诉文章，我在当时何频主掌的多维旗下多个媒体上刊出，产生一定影响；后来鲁礼安突然失踪，生死未卜，扑朔迷离，我也曾作过跟踪报道。鲁礼安应该算造反派中有头脑、有见识的杰出人才，但真正叱咤风云，也就是一年半左右。这里我介绍这些，是给下面姜弘的文章提供一定的背景资料。
　　我回覆网友“万湖小舟1”的跟帖时说，“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思想上感情上天然同情造反派。”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当然需要深入探讨，但首先要明白这是真实的史实——姜弘文章所举的许多人物可做佐证。他主要举的是武汉的人物，其中不少人如《李自成》作者姚雪垠、老作家、后来被认为是思想很左的李蕤我也认识（李蕤的儿子和女儿，后来都在中国媒体等界相当出名）；其它地区的许多“右派”，还有更多人物成为我的论据。例如北京的老诗人邵燕祥：
　　邵燕祥1959年9月由中央广播事业局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初期的1966年6－12月，被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官方“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劳动。1967年2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宣布官方文革小组对他的“戴帽”处理无效。剧团群众组织分为两派，保守派反对为他“平反”，造反派坚持为他“平反”。邵燕祥坦言“我在感情上是倾向后者的”。1967年2月起，他也起来造反了——写大字报批判迫害自己的剧团当权派。
　　时间和篇幅关系，这里就不多说了。期望姜弘的文章，引起包括“万湖小舟1”在内的博友网友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同时，我想特别郑重提请大家注意姜弘文章所说的如下观点，堪称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在即将迎来“六四”3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放宽探究的视野：
　　发生在上世纪下半期的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1957年的“鸣放”、1967年的“造反”、1989年的“风波”，其间尽管有许多不同，但在反专制、反特权，争民主、争人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是前后呼应的，或者说，这是三次被切断了的民主运动。


　　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

　　姜弘，《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序二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我才读到第一本完整的个人回忆录，而且这样真实生动，把人带到了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那个疯狂的年代。我原来曾想，文化大革命是无法如实描述的，因为那一切太离谱，太不正常了，真实的不正常有可能成为漫画，使人感到荒诞。然而，读了鲁礼安的这本书，我改变了看法。也许因为我是过来人，而且曾参与过有关活动，所以读时如同回到了当年，一切都重现眼前，感到真实而亲切。这种真实感来自作者的真诚，他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出来了。说幼稚也好，说愚昧也好，或者干脆说奴性也好，当年确实就是那样——鲁礼安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
　　“十年文革”并不是一段统一完整的历史，其间有许多矛盾和反复。总的说来，那是一场夺权斗争，但上层与下层并不一致：上层是争夺领导权，即特权；下层则是争取生存权，即人权。一开始的近半年时间里，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权的“红五类”制造“红色恐怖”的时期。中间不到两年时间，是多年来受压的廣大弱势群体为保护自己不受迫害，并进而起来争取生存权的时期，也就是造反派起来造反的时期。这中间，毛泽东鼓动人们造反的目的与人们自身的诉求并不一致。1969年以后，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造反派的时期。
　　说来可怜，造反派活动的时间不过两年，而他们的头头和主要骨干都受到了严厉惩处，且被后人说成是“文革”中所有暴行的制造者。这实在是冤枉，因为那些暴行和血案，主要发生在前后两个阶段，即一开始的“红色恐怖”中和后来的“清队”等有组织、有领导的镇压行动中。造反派当然也有暴行，但他们远没有保守派那样有恃无恐，在军队和各级政权的支持下大胆地“采取革命行动”。鲁礼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号称“敢死队”，实际上他一直沉浸在逻辑和激情之中，所进行的是思想理论上的战斗。他那种理想主义倾向，他的辩才和勇气，吸引了许多右派。我和我的右派朋友常在私下里议论他，称赞他，因为我们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在“文革”中，1957年的右派同情并支持造反派，这是普遍现象。我和我周围的几乎所有右派，全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其中知名人物有老作家姚雪垠、李蕤，诗人白桦、王采、秦敢，翻译家章其，著名法学家韩德培，还有此间的著名记者赵镕、刘若等等。这些人大都在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了猛烈冲击，是造反派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才得以解脱，成为游离于斗争旋涡边缘的“死老虎”。造反派对待我们这些人的态度也远比保守派温和。当时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成员的有些讲话，如批判血统论，说十七年也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右派摘掉帽子也是群众等等，这些说法都在我们心里引起了一丝希望，以为中央可能会重新审视以往的运动。当然很快就发现，这是错觉，是一厢情愿。
　　事实上，当时我们都已成为俎上之肉，随时随地任人侮辱摧残，是争取生存权和对民主的渴望，使得一些右派介入了造反派的活动。最突出的是公开站出来造反的诗人白桦，因为他是现役军人，保守派奈何他不得。1967年夏天，白桦常常出现在大字报栏前和一些群众活动场所。在“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的武斗现场，他一个人面对大批暴徒，与之辩论，营救被围困的造反派学生。他的组诗《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充分反映了造反派群众那种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的意愿和激情。这些诗被抄成大字报贴遍武汉三镇，传颂一时，脍炙人口。这些诗印成小册子以后，他亲自在街上散发。一次我遇见他，向他索取，他答应过几天给我。几天以后，他到文联大院来，把诗集送给我和徐迟、姚雪垠。徐迟对这些诗评价很高，他伸出拇指说：“全国文艺界头一份！”
　　连老作家姚雪垠也并未完全置身事外，而是以曲折隐蔽的方式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1967年春天，造反派被镇压，军区发布《三·二一通告》，取缔工人造反组织，把学生从《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赶走。一时间，武汉三镇一片沉寂。对此，姚雪垠怀着悲愤的心情，一连写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诗，并加了一个小序，油印成小册子，偷偷散发出去。小序称：“三·二一”以后，红旗大楼前人迹寥寥，大字报全被撕毁，纸屑飞扬，一片凄凉。他于无意间发现海关大楼旁有一组小字报，直行书写，虽已残破，尚可辨认，竟是一组七言律诗，而且格律谨严，对仗工稳，因而不忍任其湮没，择可识者抄下云云。”
　　记得第一首里有一联是“武汉关前月色冷，钟声寂奏东方红”。中间有一首把这一年3月21日称为“新马日”，就是把军区镇压造反派比做1927年湖南长沙的“马日事变”——军阀何健镇压革命的工农群众。于此可以看出我们这些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傾向。
　　像这样暗地里支持和帮助造反派的人很多，鲁礼安提到的造反派小报《五千里狂澜》，他称赞的报头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也是右派写的，此人就是武汉歌舞剧院的音乐家王同善。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活动，帮助他们办过小报，还参加过“钢工总文艺分团”的活动，这个组织的头头王振武和鲁礼安有交往，思想观点接近“北斗星学会”和“决派”。
　　当年有一种说法，说右派“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知道这话是毛泽东还是康生说的，反正一样，他们二人至死都是一致的。这话并没有错，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无非是讲民主、自由、人权，而这正是五七年的右派和“文革”中的造反派所追求所梦想的。我和我的朋友们注意并赞赏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北斗星学会宣言》等，是发现他们抓住了当代中国的两个最重要也最敏感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1957年“鸣放”中的关键问题，这就是实行民主和解放农民。当年在武汉大学的大字报栏上就有这样的醒目大标题：“争民主，争人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鲁礼安他们呼唤巴黎公社原则，关心农民的现实处境，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巴黎公社原则就是彻底改变政权性质，实行直接民主；在中国，最需要这种变革的，就是压在最底层的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当时对于他们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赞赏和佩服的。但同时又为他们担心，感到他们已闯入了禁区。他们不知道，我们当年就是在这些问题上犯禁而罹难的。因为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所最忌讳的，作为几亿农民的皇帝，他不允许任何人代表农民说话，更不允许给农民以自由。就像马克思所说，他要保持农民那种“一袋马铃薯”式的生存状态；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过是把麻袋变大些罢了。他不许“走资派”在农村搞“三自一包”，是担心农民冲破麻袋在地上生根发展，变成社会公民，危及他的皇权。鲁礼安不知道，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是只可以说说而不可以去做的，他的主张不但触犯了皇帝，也为各级官员所不容。当时，姚雪垠就看出了这一点，说他的思想很危险，会吃大亏的，要我千万不要介入他们的活动。当时，我们这些人既同情、赞赏鲁礼安，又为他的命运担心，如前所述，因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我们当年的影子。
　　白桦的那本《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里有一首诗，就是表现这种心情的，里面有这样的诗句：“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下面他描绘了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拼杀的场景，但在我心里、在我眼前，出现的却是1957年“大鸣大放”中的情景。和别的右派说到这一点，都有同感。我没有问过白桦，但确信他也会同我一样，心里想到的是1957年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笔下却只能这样写。1957年的我们和1967年的鲁礼安们，不是都像毛泽东所描绘的那样，“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谁又曾料到后来的“风云突变”呢？1971年林彪事件以前，我对毛泽东有怀疑、有不满，但还没有看清楚，是《571工程纪要》起到了启蒙作用，好像对我猛击一掌，使我突然清醒过来，开始认识毛泽东的真面目。
　　十几年以后，当我再见到鲁礼安的时候，我已年过半百，他的青春也已逝去，成了中年人。那是在一次美学讲座课的中途休息时间，他来听课，并向我提出《圣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回来后，我向朋友们谈到他的情况，都不盛感慨也非常同情。——可谁又想得到，历史好像在兜圈子，几年以后，我们和他们，鲁礼安们，又同时在心里产生了“我们也有过这样的青春”的感喟！
　　那是1989年5月，在武汉召开全国首届胡风思想学术讨论会，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传来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绝食的消息。于是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转向了北京，听广播、看电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大家兴奋激动，议论纷纷，有人担心，有人怀疑，绝大多数人是欢欣鼓舞的，因为这是专制制度之下不可能发生而民主社会里常见的正常社会现象——也许，中国社会从此将走上健康的民主发展的大道。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愿，我和许多人都在文化界支持北京学生的声明上签了字。其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胡风分子，有像我这样参加过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的右派，也有“文革”中造过反的的中年人。面对电视画面上那滚滚的民主浪潮，燃烧的青春火焰，那热情激荡而又秩序井然的动人景象，自然都会在内心里产生感应，联想起过往的岁月——“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
　　我不知道当时鲁礼安在哪里，处境如何，但我相信他也会有同感。因为发生在上世纪下半期的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1957年的“鸣放”、1967年的“造反”、1989年的“风波”，其间尽管有许多不同，但在反专制、反特权，争民主、争人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是前后呼应的，或者说，这是三次被切断了的民主运动。
　　1957年的“鸣放”，是一次夭折了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精神的一次回光反照。当时提出的问题既深且广，远超过以后的两次。特别是储安平的“党天下”，真是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了中国现实的本质，揭示出中国社会各种痼疾的真正症结所在。三十年后的89民运，所提出的基本诉求虽然并未超过当年的“鸣放”，但目标明确集中，都是有可操作性的现实问题，更富有实践意义，而且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这两次民主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已经为历史所肯定，稍有良知的人也都明白了事实真相，“扩大化”、“动乱”之说也早已无人理会了。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夹在这中间的“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对于参加那场运动的鲁礼安们，今天究竟应该怎么看？我认为，“文革”中那场造反运动与前后两次民主运动的不同是很明显的，一是性质不同，二是思想资源不同。表面看来，“鸣放”与“造反”都是“响应号召”，都是中了毛泽东的“阳谋”。但二者有重要区别：右派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所不容，才“因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利用之后又被抛弃的牺牲品。1957年的那场斗争确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野的知识阶级与掌了权的阿Q之间、五四新文化传统与游民造反传统之间的斗争。1967--68年的造反运动则比较复杂，即是那次内讧中的一次反复，又是受压群众的一次自发抗争。
　　说到思想资源的不同，主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精神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毛主席的教导”。不应该忘记那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那是一场造神运动，愚民运动。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时所书写的那几句雷锋日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听话，效忠！而那本由空洞的豪言壮语拼凑而成的《雷锋日记》，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郭小川精心修改加工出来的宣传品。就这样，一本语录，一本日记，如同两个轮子，人们就是踏着它们滑进那个疯狂年代的。
　　鲁礼安们的不幸和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独立思考，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顾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然而，正是在这里，他们遇上了1957年的右派，他们之间的思想观点相近，精神上相通，而且这种相近、相通的东西一直延续到1989年。上面谈到的右派对这两次历史事件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这种相近、相通之处未能相互传承，积累发展，并上溯到五四源头，进行认真的研究总结。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成为历史了，但是有关造反派的真假是非问题并未弄清楚，人们还没有把“文革”中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牺牲）区分开来，鲁礼安的这本书有助于解决这一历史公案。书里有一个附录，注明了有关人物的基本情况，那些曾经为武汉人所熟悉所关注的活跃人物，那些造反派头头，不是悲惨的死去，就是沦落到了底层。——前两年我曾在街头遇见当年和我一起办报的那个“中学红联”的小刘，那个精明活泼的中学生，如今已是个形容憔悴的中年人，正在为下岗后的生活而奔忙。是他认出了我，我却认不出他了。当时，我不由得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心里戚戚然无言以对……
　　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八九点钟的太阳”，火样的青春，被愚弄、被利用、被毁灭了，反转来又要承担沉重的历史罪责，这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此，历史的发展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问题在于，是用这沉重的代价掩盖历史真相，还是用以换取真正的历史教训？鲁礼安的这本书既是不平之鸣，更是揭示历史真相，提供第一手可靠资料。至于反思、忏悔、评判，那是以后的事。
　　以上是我读这本书时的一些想法。我已经年过古稀，鲁礼安也已经年近花甲，我们都老了。人老了，去日无多而往昔的记忆甚多，回忆是老年人的特长和专利，所以常常向后看。由此，我又想到了那个养老经，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健康为中心，潇洒一点，糊涂一点”以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等等。对此，我不敢非议，只想修改一下，是为“潇洒一点，清醒一点，老有所思，老有所为”——独立自主，无所顾忌，回忆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像鲁礼安这样，如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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