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者的思路就是两句话：形势大好时，不必重新评价“六四”；形势不妙时，不敢重新评价“六四”。他们不懂得将这个历史包袱放下来，打开来，偿付这笔巨大的债务，转为疗伤止痛、全民和解、凝聚人心的资本；而是继续击鼓传花，把这个不定时炸弹往下传


　　◆高伐林

　　2019年4月下旬，国史出版社出版了《“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电子书，我受出版社委托担任责任编辑。5月10日，在纽约举行了纪念“六四”30周年研讨会，从上午到下午开了一天，与会者包括编辑此书的群体的代表孙立勇、本书导读作者宋永毅，他们分别从澳大利亚和加州赶来；通过视频参会发言的，还有中国大陆的陈小雅，澳大利亚的孙宝强等人；纽约的学者当然就更多了。

　　我当天因家事，实在不能出席，提前一天录制了视频发言。
　　30年前的昨晚，1989年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杀气腾腾地宣布北京戒严，执意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摆开动用正规军暴力镇压的架势。从那一天开始之后的半个月，官民双方的对立就一日甚于一日，终于导致了血腥的“六四”……
　　恍若隔世，恍若昨日！

　　包括我发言的视频在YouTube上：
　　https://youtu.be/wAVlm3CgSP4

　　在发言提纲的基础上，订正推敲了一下文字，整理出如下发言稿。


　　感谢中国研究院主办、劳改研究基金会协办今天这场紀念六四三十週年研讨会，感谢主办者安排我来到这里发言；我还有第三个感谢：感谢明镜集团国史出版社委托我担任《“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一书的责任编辑，让我能够参与了解和披露这一白纸黑字的历史事实，为六四三十周年纪念尽我的绵薄之力。
　　孙立勇先生和他牵头的澳大利亚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做了这样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征集了六四抗暴者的事迹和文献资料，汇聚成了这样一本相对完整的书，涉及安徽、北京、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苏、宁夏、山东、陝西、上海、四川（包括后来成为直辖市的重庆）、浙江，共十三个省市的108位人士，21万多字，最重要的，是搜集了数百种由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其它单位的文档影印件，其中有：拘留通知书、被捕通知书、起诉书、判决书、驳回申诉通知书、终审裁定书、释放证明书、搜查记录、证物清单、劳动教养决定书；还有报纸新闻报道、单位开除厂籍公职的决定、学校开除学籍的决定、监狱的罪犯处罚通知书、出狱之后粮食供应转移证明……最终成了这么一本586页的大书，填补了八九民运史、中国民主运动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一本书的出版就像一场接力赛跑，这本书，孙立勇跑第一棒，宋永毅教授跑第二棒，他穿针引线，铺路搭桥，落实资金，商定框架，督促出版……而且写了精彩的导读，发掘出这本书的意义，发掘出这群人的价值。宋教授指出了历史的不公平，指出了本书的主人公和学生们的相同、稍有不同和大不相同：
　　本书的主人公们和学生们相同的，就是同样都有满腔热血，都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和学生稍有不同的是：他们没有那么强烈的英雄意识和主角意识，甚至是自觉地充当配角，担任学生运动的后援者、服务者、保护者。但是在形势最紧急、最危险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阻坦克、拦军车、挡子弹；
　　和学生的遭遇大不相同的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最大、被中共整得最惨——永毅教授在导读中分析了他们为什么被当局整得最惨的三条原因。他们中不少人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这在同样被捕的“六四”学生领袖中是很少见的。
　　书中的附录三，作家廖亦武对六四画家武文建的采访中说：王丹的回忆录中没提一件事儿，在监狱中曾与“六四暴徒”们相逢，王丹对他们说：“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为争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一个“暴徒”这么回答王丹：“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么挺啊？”
　　正如宋永毅教授所指出的：这一社会群体大都是无名英雄，三十年来，在海外也比较少为人所知。这里我还要补充：由于他们刑期漫长，狱中待遇恶劣，他们不仅身体受到摧残，而且错过了青春岁月黄金时代，错过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浪潮中的机遇，导致他们中许多人的健康、收入、婚姻甚至赡养老人——不是“瞻仰”老人——教育子女等等方面，都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甚至有的抗暴者身心被毁，英年早逝——例如北京的赵庆，被判18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共减刑6次，仍然坐了13年半的牢，2003年出狱后，被人袭击导致左眼失明，2012年因大面积脑干出血，医治无效而去世，年仅42岁。
　　他们遭受的不公，无法弥补，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向他们致以敬意和歉意，让他们感到一点温暖，了解自己并没有被历史遗忘，被社会遗忘。这些起诉书、判决书，在当局眼中记载了他们当年的罪状，在我眼中，铭刻的是他们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见义勇为、英勇抗争的功绩。

　　书稿到我手上，就是第三棒了。因为立勇和他周围伙伴们的初始工作做得好，我这第三棒就太容易了，只是一些技术性、工具性、操作性的事务，没什么值得说的。永毅教授对我采取的态度，是“你办事，我放心”，每次我要向他请示一些有些拿不定主意的事项，他必定说“你做主就行了”。本书的封面设计师和排版师，都全力以赴，互相配合。书中可能还有错误，都应该由我来负责。
　　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当然读了不止一遍，这里我想讲讲三点粗浅感想，这三点恰恰就是这本书的书名《“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只是倒着说。

　　第一点：本书书名最后是“法庭档案”，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拿来说事：“这证明中国是法治国家啊，看，法庭档案，暴徒都是按照刑法条款、按照法律程序判的。”
　　会有人这样说吗？——我相信除了当局的喉舌，凡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绝不会。是啊，1989年的中国，文革已经结束13年，毕竟不是毛泽东“无法无天”、“砸烂公检法”的年代，所以本书才又是起诉书、又是判决书，好像很有法律程序、很讲法律规范似的。但是煞有介事、堂而皇之的法律文书，掩盖的却是权力至上、不讲法治、滥用法律、践踏法律的实质。就在那短短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共权力者公然违反宪法，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公然调遣数十万全副武装的国防军，坦克装甲车开进北京城，开上长安街，开到天安门，不仅屠杀抗议民众，还随意向路边高楼开火，打死打伤无辜市民……这才是犯罪，犯了大罪！但是犯罪者三十年了不仅逍遥法外，没有得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追究，而且还对敢于反抗者拘押判刑，这本书也是对他们立此存照，对书名正确的理解，“法庭档案”实际上是“反法治档案”。

　　第二点，关于暴力，也就是书名上的“抗暴者”。
　　八九民运，是一场非暴力的和平抗议、和平请愿运动，绝大部分时间，学生和市民的口号和行动，都秉承和平理性的原则；到现在我仍然期待着志士仁人寻找到中国和平转型的途径，我认为这才是中国之福、中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那么，如何看待本书涉及的“六四”期间用石头砖块等等投掷戒严部队、烧军车等暴力现象呢？
　　当局在给镇压找借口时，口口声声说镇压的是“一小撮暴徒”。但是我们都记得：八九春夏之交那么大的运动，当局一度大撒手，北京警察销声匿迹，中共期望的就是在社会治安方面出些乱子，他们好抓到群众运动失控、因此必须镇压的把柄。但是那段时间，偏偏社会秩序出奇的好，连小偷都相约罢偷——这不是偶然的。
　　从本书这108个实例，我有把握地说，没有一个人，是事先策划好要采取暴力行动。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看到当局施暴造成严重后果后被激怒，决定起而抗争，以牙还牙。
　　要说“暴徒”，面对学生的绝食请愿，是谁出动数十万配备坦克、装甲车、冲锋枪的军队，来施暴、来摧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包括老人和孩子呢？所谓“戒严部队”，不就是高度组织化的武装“暴徒”么？而本书记载的这些人，恰恰是抗击暴徒、制止暴徒的抗暴者！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也就是说，公民享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就连中共的刑法等等法律中，也规定了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党国表面上要顺从国际通行的规则——当然他们绝不想真正让民众拥有正当防卫权利，以对抗官方的压迫和侵害。
　　关于暴力的必要性、关于非暴力的边界，关于武力自卫、正当防卫和制止犯罪的合理性，以及无限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研讨会上有多位哲学家、法律专家，会从哲学上、法学上、政治上深入论证。这里我只说最朴素的情感、最基本的良知，作为那场悲剧的亲历者、见证人，印象太深了，铭刻于心！6月3日晚上，北京城里，人人都有同归于尽的激愤——泥人还有土性呢！什么叫“官逼民反”，什么叫“逼上梁山”，什么叫“鱼死网破”……就像宋永毅教授在本书导读中提到的：张茂盛看到身边的儿童、高鸿卫看到身边的老人，被来自装甲车的子弹射倒在血泊中，他们的良知和血性，让他们忍无可忍，奋不顾身地反击戒严部队暴徒。当局施暴在先，民众抗暴在后，侵害者、屠杀者是非正义的，民间自发的正当防卫者是正义的。他们确实就是孙立勇先生序言中说的，是“草根英雄”！
　　我不想鼓吹暴力、煽动暴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冷静地总结反省，要努力找到和平的转型之路。暴力是反抗暴政众多选项中最后的选项，是被逼出来的、不得已的。今天更应该要求人权和法治，要防止、要反对、要惩治逼得人民暴力反抗的暴政！

　　第三点感想，就是书名上“六四”。
　　“六四”已经30年，“三十而立”。当年20岁的少男少女，现在已经年届半百、所谓知天命的年龄。多年来呼吁中共给“六四”平反的声浪没有平息，我也参与、支持过这种呼吁，现在也声援这种呼吁。当权者，包括与“六四”并无瓜葛的这一代领导人，仍然顽固坚持原来的立场。当然，他们也通过基层人员放出一些风声。例如《八九民运史》的作者陈小雅今年1月11日得知被禁止出境，愤而在1月27日给习近平等三位领导人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拿出“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就欠一个“恶毒诽谤”的道歉。3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国保大队三位干警来她家，说“今年不会平反‘六四’。上面有这个意愿，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今年不可能。平反这件事不会突然降临”。类似的表态，我还从别的渠道听说过。这样的表态，当然不是这三位干警个人的意思。我认为，这只是当局的拖延之策、缓兵之计，放出一阵烟雾，给你一线幻想，这并不是他们的真心。当局的思路很简单，我们不难推断，就是两句话：
　　形势大好时，不必重新评价“六四”；
　　形势不妙时，不敢重新评价“六四”。
　　——总之就是绝不改口。他们没有智慧，不懂得将这个历史包袱放下来，打开来，偿付这笔巨大的负债，转为疗伤止痛、全民和解、凝聚人心的资本；而是继续击鼓传花，把这个不定时炸弹往下传，传到哪儿炸了，就算谁倒霉。
　　“八九”“六四”给我们留下了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抗争精神，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三十年来中国民众和知识界有了许多抗争，包括08宪章，都是“八九”精神的延续和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停留在三十年前学生和民众的和平请愿和抗暴运动这一页历史上，应该翻过这一页。要求中共政府重新评价“六四”，纠正颠倒黑白的说法和做法，只要当局没有反省，这个要求一直就悬在他们头上，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国际和中国的形势都有了重大的变化，该总结“六四”教训，继承八九精神，从“六四”三十年再出发，制订推动中国宪政的系统化的新主张，获得新的活力，走出民主运动的低潮。
　　今天会上有很多专家学者，我不能占用太多时间，就讲到这里，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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