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者的思路就是兩句話：形勢大好時，不必重新評價“六四”；形勢不妙時，不敢重新評價“六四”。他們不懂得將這個歷史包袱放下來，打開來，償付這筆巨大的債務，轉為療傷止痛、全民和解、凝聚人心的資本；而是繼續擊鼓傳花，把這個不定時炸彈往下傳
◆高伐林
2019年4月下旬，國史出版社出版了《“六四”抗暴者法庭檔案》電子書，我受出版社委託擔任責任編輯。5月10日，在紐約舉行了紀念“六四”30周年研討會，從上午到下午開了一天，與會者包括編輯此書的群體的代表孫立勇、本書導讀作者宋永毅，他們分別從澳大利亞和加州趕來；通過視頻參會發言的，還有中國大陸的陳小雅，澳大利亞的孫寶強等人；紐約的學者當然就更多了。
我當天因家事，實在不能出席，提前一天錄製了視頻發言。
30年前的昨晚，1989年5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鵬殺氣騰騰地宣布北京戒嚴，執意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擺開動用正規軍暴力鎮壓的架勢。從那一天開始之後的半個月，官民雙方的對立就一日甚於一日，終於導致了血腥的“六四”……
恍若隔世，恍若昨日！
包括我發言的視頻在YouTube上：
https://youtu.be/wAVlm3CgSP4
在發言提綱的基礎上，訂正推敲了一下文字，整理出如下發言稿。
感謝中國研究院主辦、勞改研究基金會協辦今天這場紀念六四三十週年研討會，感謝主辦者安排我來到這裡發言；我還有第三個感謝：感謝明鏡集團國史出版社委託我擔任《“六四”抗暴者法庭檔案》一書的責任編輯，讓我能夠參與了解和披露這一白紙黑字的歷史事實，為六四三十周年紀念盡我的綿薄之力。
孫立勇先生和他牽頭的澳大利亞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做了這樣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徵集了六四抗暴者的事跡和文獻資料，匯聚成了這樣一本相對完整的書，涉及安徽、北京、甘肅、貴州、湖南、湖北、江蘇、寧夏、山東、陝西、上海、四川（包括後來成為直轄市的重慶）、浙江，共十三個省市的108位人士，21萬多字，最重要的，是搜集了數百種由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和其它單位的文檔影印件，其中有：拘留通知書、被捕通知書、起訴書、判決書、駁回申訴通知書、終審裁定書、釋放證明書、搜查記錄、證物清單、勞動教養決定書；還有報紙新聞報道、單位開除廠籍公職的決定、學校開除學籍的決定、監獄的罪犯處罰通知書、出獄之後糧食供應轉移證明……最終成了這麼一本586頁的大書，填補了八九民運史、中國民主運動史乃至當代中國史研究的一個空白，既有歷史意義，也有現實意義。
一本書的出版就像一場接力賽跑，這本書，孫立勇跑第一棒，宋永毅教授跑第二棒，他穿針引線，鋪路搭橋，落實資金，商定框架，督促出版……而且寫了精彩的導讀，發掘出這本書的意義，發掘出這群人的價值。宋教授指出了歷史的不公平，指出了本書的主人公和學生們的相同、稍有不同和大不相同：
本書的主人公們和學生們相同的，就是同樣都有滿腔熱血，都要推動中國的民主化；
和學生稍有不同的是：他們沒有那麼強烈的英雄意識和主角意識，甚至是自覺地充當配角，擔任學生運動的後援者、服務者、保護者。但是在形勢最緊急、最危險的時刻，他們挺身而出，阻坦克、攔軍車、擋子彈；
和學生的遭遇大不相同的是：他們付出的代價最大、被中共整得最慘——永毅教授在導讀中分析了他們為什麼被當局整得最慘的三條原因。他們中不少人被判死刑和無期徒刑，這在同樣被捕的“六四”學生領袖中是很少見的。
書中的附錄三，作家廖亦武對六四畫家武文建的採訪中說：王丹的回憶錄中沒提一件事兒，在監獄中曾與“六四暴徒”們相逢，王丹對他們說：“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為爭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一個“暴徒”這麼回答王丹：“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麼挺啊？”
正如宋永毅教授所指出的：這一社會群體大都是無名英雄，三十年來，在海外也比較少為人所知。這裡我還要補充：由於他們刑期漫長，獄中待遇惡劣，他們不僅身體受到摧殘，而且錯過了青春歲月黃金時代，錯過了中國市場化改革浪潮中的機遇，導致他們中許多人的健康、收入、婚姻甚至贍養老人——不是“瞻仰”老人——教育子女等等方面，都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甚至有的抗暴者身心被毀，英年早逝——例如北京的趙慶，被判18年有期徒刑，在獄中，共減刑6次，仍然坐了13年半的牢，2003年出獄後，被人襲擊導致左眼失明，2012年因大面積腦幹出血，醫治無效而去世，年僅42歲。
他們遭受的不公，無法彌補，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向他們致以敬意和歉意，讓他們感到一點溫暖，了解自己並沒有被歷史遺忘，被社會遺忘。這些起訴書、判決書，在當局眼中記載了他們當年的罪狀，在我眼中，銘刻的是他們在歷史的緊要關頭見義勇為、英勇抗爭的功績。
書稿到我手上，就是第三棒了。因為立勇和他周圍夥伴們的初始工作做得好，我這第三棒就太容易了，只是一些技術性、工具性、操作性的事務，沒什麼值得說的。永毅教授對我採取的態度，是“你辦事，我放心”，每次我要向他請示一些有些拿不定主意的事項，他必定說“你做主就行了”。本書的封面設計師和排版師，都全力以赴，互相配合。書中可能還有錯誤，都應該由我來負責。
作為這本書的責任編輯，我當然讀了不止一遍，這裡我想講講三點粗淺感想，這三點恰恰就是這本書的書名《“六四”抗暴者法庭檔案》——只是倒着說。
第一點：本書書名最後是“法庭檔案”，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拿來說事：“這證明中國是法治國家啊，看，法庭檔案，暴徒都是按照刑法條款、按照法律程序判的。”
會有人這樣說嗎？——我相信除了當局的喉舌，凡是了解中國國情的人都絕不會。是啊，1989年的中國，文革已經結束13年，畢竟不是毛澤東“無法無天”、“砸爛公檢法”的年代，所以本書才又是起訴書、又是判決書，好像很有法律程序、很講法律規範似的。但是煞有介事、堂而皇之的法律文書，掩蓋的卻是權力至上、不講法治、濫用法律、踐踏法律的實質。就在那短短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中共權力者公然違反憲法，侵犯公民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遊行自由，公然調遣數十萬全副武裝的國防軍，坦克裝甲車開進北京城，開上長安街，開到天安門，不僅屠殺抗議民眾，還隨意向路邊高樓開火，打死打傷無辜市民……這才是犯罪，犯了大罪！但是犯罪者三十年了不僅逍遙法外，沒有得到“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追究，而且還對敢於反抗者拘押判刑，這本書也是對他們立此存照，對書名正確的理解，“法庭檔案”實際上是“反法治檔案”。
第二點，關於暴力，也就是書名上的“抗暴者”。
八九民運，是一場非暴力的和平抗議、和平請願運動，絕大部分時間，學生和市民的口號和行動，都秉承和平理性的原則；到現在我仍然期待着志士仁人尋找到中國和平轉型的途徑，我認為這才是中國之福、中國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那麼，如何看待本書涉及的“六四”期間用石頭磚塊等等投擲戒嚴部隊、燒軍車等暴力現象呢？
當局在給鎮壓找藉口時，口口聲聲說鎮壓的是“一小撮暴徒”。但是我們都記得：八九春夏之交那麼大的運動，當局一度大撒手，北京警察銷聲匿跡，中共期望的就是在社會治安方面出些亂子，他們好抓到群眾運動失控、因此必須鎮壓的把柄。但是那段時間，偏偏社會秩序出奇的好，連小偷都相約罷偷——這不是偶然的。
從本書這108個實例，我有把握地說，沒有一個人，是事先策劃好要採取暴力行動。他們絕大多數，都是看到當局施暴造成嚴重後果後被激怒，決定起而抗爭，以牙還牙。
要說“暴徒”，面對學生的絕食請願，是誰出動數十萬配備坦克、裝甲車、衝鋒鎗的軍隊，來施暴、來摧殘、來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包括老人和孩子呢？所謂“戒嚴部隊”，不就是高度組織化的武裝“暴徒”麼？而本書記載的這些人，恰恰是抗擊暴徒、制止暴徒的抗暴者！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中明確規定：“公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這也就是說，公民享有正當防衛的權利。就連中共的刑法等等法律中，也規定了公民的正當防衛權利——黨國表面上要順從國際通行的規則——當然他們絕不想真正讓民眾擁有正當防衛權利，以對抗官方的壓迫和侵害。
關於暴力的必要性、關於非暴力的邊界，關於武力自衛、正當防衛和制止犯罪的合理性，以及無限正當防衛的適用範圍……等等問題，研討會上有多位哲學家、法律專家，會從哲學上、法學上、政治上深入論證。這裡我只說最樸素的情感、最基本的良知，作為那場悲劇的親歷者、見證人，印象太深了，銘刻於心！6月3日晚上，北京城裡，人人都有同歸於盡的激憤——泥人還有土性呢！什麼叫“官逼民反”，什麼叫“逼上梁山”，什麼叫“魚死網破”……就像宋永毅教授在本書導讀中提到的：張茂盛看到身邊的兒童、高鴻衛看到身邊的老人，被來自裝甲車的子彈射倒在血泊中，他們的良知和血性，讓他們忍無可忍，奮不顧身地反擊戒嚴部隊暴徒。當局施暴在先，民眾抗暴在後，侵害者、屠殺者是非正義的，民間自發的正當防衛者是正義的。他們確實就是孫立勇先生序言中說的，是“草根英雄”！
我不想鼓吹暴力、煽動暴力。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我們坐在這裡冷靜地總結反省，要努力找到和平的轉型之路。暴力是反抗暴政眾多選項中最後的選項，是被逼出來的、不得已的。今天更應該要求人權和法治，要防止、要反對、要懲治逼得人民暴力反抗的暴政！
第三點感想，就是書名上“六四”。
“六四”已經30年，“三十而立”。當年20歲的少男少女，現在已經年屆半百、所謂知天命的年齡。多年來呼籲中共給“六四”平反的聲浪沒有平息，我也參與、支持過這種呼籲，現在也聲援這種呼籲。當權者，包括與“六四”並無瓜葛的這一代領導人，仍然頑固堅持原來的立場。當然，他們也通過基層人員放出一些風聲。例如《八九民運史》的作者陳小雅今年1月11日得知被禁止出境，憤而在1月27日給習近平等三位領導人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拿出“可能給國家安全帶來危害”證據，如果沒有證據，就欠一個“惡毒誹謗”的道歉。3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國保大隊三位幹警來她家，說“今年不會平反‘六四’。上面有這個意願，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今年不可能。平反這件事不會突然降臨”。類似的表態，我還從別的渠道聽說過。這樣的表態，當然不是這三位幹警個人的意思。我認為，這只是當局的拖延之策、緩兵之計，放出一陣煙霧，給你一線幻想，這並不是他們的真心。當局的思路很簡單，我們不難推斷，就是兩句話：
形勢大好時，不必重新評價“六四”；
形勢不妙時，不敢重新評價“六四”。
——總之就是絕不改口。他們沒有智慧，不懂得將這個歷史包袱放下來，打開來，償付這筆巨大的負債，轉為療傷止痛、全民和解、凝聚人心的資本；而是繼續擊鼓傳花，把這個不定時炸彈往下傳，傳到哪兒炸了，就算誰倒霉。
“八九”“六四”給我們留下了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抗爭精神，這是一筆非常寶貴的財富。三十年來中國民眾和知識界有了許多抗爭，包括08憲章，都是“八九”精神的延續和發揚光大。我們不能停留在三十年前學生和民眾的和平請願和抗暴運動這一頁歷史上，應該翻過這一頁。要求中共政府重新評價“六四”，糾正顛倒黑白的說法和做法，只要當局沒有反省，這個要求一直就懸在他們頭上，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現在國際和中國的形勢都有了重大的變化，該總結“六四”教訓，繼承八九精神，從“六四”三十年再出發，制訂推動中國憲政的系統化的新主張，獲得新的活力，走出民主運動的低潮。
今天會上有很多專家學者，我不能占用太多時間，就講到這裡，謝謝主持人，謝謝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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