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应该跳出时装化的历史观?越读历史,越觉得古今一体;越常出国,越觉得中外同理。天下的很多对立,其实都是一回事。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我们只有看问题的全过程,发现它上面还有个大道理,才能明白这个对立本身是什么意思
老高按:一下午加一上午,忙着看关于武汉疫情的消息和评论,忙着转发我觉得靠谱的数据和分析,也忙着跟若干论敌朋友辩论,左右开弓,累得精疲力竭。就要找点儿比较轻松的东西,一下读到李零教授的《说话要说大实话》,写得好玩,转载于此,请大家也放松身心。 李零教授一直是位有争议的学者。二十多年前在《读书》杂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发表《汉奸发生学》引起一片骂声,他写了很多杂文集,像《花间一壶酒》《放虎归山》等等,就是触及他专业本行的学术话题,他也别出机杼,写过《丧家狗——我读〈论语〉》、《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他除了是北大教授,还是美国和法国的客座教授,201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说话要说大实话
李零,选自李零《放虎归山》(增订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同学们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沟通一下,讲一下我写杂文的一点体会。题目想不好。过去,大跃进时代,有一首歌,歌词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插队时,我把歌词改了一下,叫“吃饭要吃过油肉,种地要种沙盖楼,唱歌要唱爬山调,娶媳妇要娶一篓油”。过油肉是县城的饭馆才有,沙盖楼是最肥的土壤,爬山调是当地的民歌,一篓油是胖嘟嘟的闺女。这都是老乡教我们的说法。我想模仿这首歌,给今天的谈话定个题目,叫《说话要说大实话》。 最近,同心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只是一本杂文,题目叫《花间一壶酒》。这个题目,没什么深意,我是想不出好题目,才用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当书名,不一定和喝酒有关。书名旁有十个字:越活越糊涂,越喝越明白。那是李太白,不是我。现在我肠胃不好,酒已经不喝。它的封面,有人说好,有人说俗,我看还行。我请美编用八大山人的小画作装饰,好坏应该由我负责。这幅画,小时候我临过,非常喜欢,搁在封面上,有种联想。大家看到的,不是花间一壶酒,而是酒中一枝花。我把它想像成一个酒瓶,瓶子里面,插着几朵花。 顺便说一句,中国喝酒的风气实在不好,应该作《酒诰》。爱喝就自己喝,多少自己掌握,别轮番敬酒,成心起哄灌别人,被灌的也别装好汉,不想喝就坚决不喝。喝酒喝到呕吐抽筋,命丧黄泉,图什么?愚昧。 写杂文,我是练手,写着玩。八年前,牛刀小试,写过一本《放虎归山》。“放虎归山”的意思本来是,怎么把坏蛋给放走了。我的意思是,逃出专业,走向业余。 大家不认识我。我应该做一点自我介绍。 我喜欢写杂文,但不是专门写杂文。写杂文是我的业余爱好。 我这本书,是“草木一生”的个人体会。 大家看我的简历,我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学考古和古文字的,工作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七年,农经所两年。1985年,我调到北大,除了研究古文字,就是教古书。但我没读过古文献专业。我的本职工作,第一是教书,第二是写书。这么多年,我写过不少学术著作,简历中有十本书,只是一部分。有人夸我,说我学问大,所以文章好。其实我写杂文,只是自娱自乐,与民同乐,业余消遣,最大愿望,就是别拿我当学者。我学的那点专业,只不过是我的知识背景之一,绝非全部,用得上,只是一星半点,基本上和这本书没什么关系。直接有关,还是读野书。以前,“文革”时期,插队时期,我是读野书。干了学术以后,不能读野书,这是最大痛苦。 我想回到读野书。 读野书,难免要说外行话。外行怎么了?在专业面前,哲学家是外行,文学家也是。专家好像是内行,但讲大问题,反而更外行。我的说法是,离开家门一步,就找不着北。专家倒会庖丁解牛,解完的牛,像肉铺里挂的,谁也不爱看。 写杂文,我的最大体会是,说话一定要说大实话。大实话的意思是真诚的话,掏心窝子的话,哪怕是错话,哪怕是得罪人的话。一个人敢说真心话,别人会说胆子大。其实我很胆小,特别是怕得罪人。我有好多话都不敢讲,但好不容易讲一回,还是要讲真话。 大实话,只是真心实意的话,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话、谁听了都高兴的话。 杂文和学术文章不一样。学术的目标是求真,求真只是事实判断,和真诚、勇气没什么关系。杂文有赏心悦目,逗人好玩的一路,也不是缺了它就不行。但要谈大问题,真诚和勇气却不可少。 承读者不弃,大家说,我的书好玩,文笔生动。这主要是说《酒色财气见人性》。还有就是《书不是白菜》、《学校不是养鸡场》。他们喜欢的主要是这几篇。我很感谢读者,感谢媒体的评论,感谢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但我自己,敝帚自珍,更看重的还是头几篇。我这本书,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大梦初醒”,是总结人生,讲历史和生活中的大矛盾;第二部分叫“生怕客谈榆塞事”,是讲战争,“怕”是我的真心话;第三部分叫“且教儿诵花间集”,是讲学校,态度是无可奈何;第四部分叫“酒色财气见人性”,是挖掘人性,讲我的“畜生人类学”,有人说,你不懂生物学,但没有具体意见,什么地方讲错了,请批评指正。第五部分叫“和古人谈心”,是讲我佩服的三位大学者。我是把最要紧的东西搁在前面,其他放在后面。如果让我自己评价,我会说,前边的东西,对我更重要。我希望大家轻松,大家高兴,但我的书不是娱乐作品。 为了和大家沟通,我想讲一点我的想法,说一说,我自己读自己的书,是什么感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旧社会只呆过一年,我是红旗下的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事小事,差不多的事,我都看到了,前后有对比。 1950年,妹妹出生,爸爸带我到医院看妈妈,拿的是苹果,妈妈不吃,反而给我削着吃,我还记得。当时我才两岁。 三反五反,打老虎,小孩都说,后院关着个大老虎,我去看,却是我们的大师傅。 抗美援朝,保卫和平,我是在火车上签名。爷爷死了,我们回山西。 还有,有一天,幼儿园的阿姨突然号啕大哭,而且是一起哭,我们很奇怪,因为阿姨多厉害,她们怎么也会哭。原来是斯大林死了。 反右,葛佩琦,全国著名大右派,就住我家楼下。学生贴大字报,不讲理,非要贴到他家里。我还记得,他双手挡门大声喊,你们杀头吧。一边说,还一边用手在脖子上比划。 大跃进,我也没落下。我在书里说了,大炼钢铁,我们帮工人叔叔砸废铁,发现一颗子弹,受到表扬。种高产小麦,我们也种了,狂撒种子的结果,是连种子都没收回来。诗画满墙,我还画过飞马。 那时我是小学生。 还有,不用说,“文革”的经历,更是永世难忘。 上一代人的经历,我也听父辈讲过。 这些都是我的写作资源,比书本更重要。 作为过来人,我想说点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跳出时装化的历史观。时装,以前长,现在短;以前红,现在白。什么都吃后悔药,就是这种历史观。过去,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郭影秋先生写过一首诗,好像是讲薛涛井,“城南有古井,往来吊者多。庸人多自扰,古井本无波”。80年代以来,我越读历史,越觉得古今一体;越经常出国,越觉得中外同理。我的印象是,天下的很多对立,其实都是一回事。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我们只有看问题的全过程,发现它上面还有个大道理,才能明白这个对立本身是什么意思。这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不同的地方。比如,光明和黑暗,对立不对立?对立。月亮是光明,影子是黑暗。但没有月亮,哪来的影子?这就是我在第一篇文章里,借李白的诗打比方,想要说明的一点道理。 我是研究三古的: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但我是全盘西化论者。全盘西化,就是老老实实承认,西化是既成的事实,普遍的事实,它才是大道理,才是硬道理,好的坏的,都以此为前提。“土”再挣扎,也是包在“洋”里。影子是中国的影子,但光从西方来。 再比如,我说过,近百年的中国革命史,一直受两股力拉扯,生拉硬扯,好像拔河的绳子。绳子的一端是“强国梦”,另一端是“人民大爷”。这两条,谁敢怀疑?一个国家,不强就挨打,受欺负谁都不干。但强国的样板是谁?正是欺负人的国家。强国梦是抢国梦,不抢不强,不抢别人就得抢自己。反正中国是大国,自己抢自己,也够抢一把。但中国强了,真的就能拔地飞升,彻底摆脱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吗?强国变了,真的已经放弃他们五百年的行事原则了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还有人民,人民谁敢怀疑?人民是“母亲”,人民是“英雄”,没有人民,也就没有政治,特别是民主政治。但“文革”史,大家讲不清,最主要就是“人民”讲不清。我的痛切感受是: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群众也有洪水猛兽的一面,既能载舟,也能覆舟,倾侧反覆,很可怕。如果我们把人民摘出去,把自己摘出去,那可是冤无头,债无主。比如知识分子,就多半是知识分子整死的。洪水,一滴一滴的水,都很可爱,但从政治的闸门放出去,非常可怕。我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呀。写历史,远近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身临其境,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但事后写回忆,当时的坏蛋也委屈,都说身不由己,过去的评价,其实都是屎盆子。他们也是人,看上去,挺老实,但“大家都是好东西”,原来的事情,怎么解释? 在这本书里,我要谈的问题,首先是大问题。凡是大问题,多有敏感性,比如战争,比如恐怖主义,很容易变成吵架的话题。我猜,肯定有不少人,未必赞同我的想法。正因为如此,我说话才十分小心,尽量多摆事实,少讲看法,请读者自己判断。这种讲话方式,我是从“文革”学来的。“文革”时,一言不慎,就会打成“反革命”,说话就像对暗号,先得试探对方,说有人怎么怎么说,有事如何如何发生,千万别说自己怎么看,说着说着,才知道如何掌握火候,要当反革命,咱们一块儿当。这是说话的策略。现在,我还这么谈话,好处是避免抬杠,凑着别人的话谈话,别人愿意跟你说。当然,这样讲话,也有坏处,就是让人以为你没主意,他可以替你拿主意。比如,我讲汉奸,只说“时势造汉奸”,不都是气节问题。我是平铺直叙,大家就吵开了,好像行为艺术。有人说,汉奸也是人,值得同情;有人说,我是替汉奸翻案,添油加醋,说我鼓励大家当汉奸。其实,话都是他们想出来的,我没说。还有,我反对在大学用英语授课,有人说,错,外语还是应该学。可是,我并没说外语不应该学呀。现在也是这样。我知道,大家要骂,肯定是骂我讲恐怖主义的文章。不骂是对我客气。有人说,我给恐怖主义下的定义,不太正确,这也是误会。我根本没给恐怖主义下定义,也不想给它下定义。刚刚出版的《现汉》(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加了这个词条,其实还是抄《不列颠百科全书》。我只把别人的说法归纳了一下,叫“恐怖主义一锅粥”。我是把这锅粥,原封不动端给大家,让大家自己去琢磨。但遗憾的是,有些读者,自己就是一锅粥。这样的事,联合国还在吵,它都没下定义,我着什么急。就算有了定义,我也不见得同意。联合国是各国政治家的讲坛,我又不是政治家。我是一介百姓,决不代表政府,既不代表外国政府,也不代表中国政府。我想代表,人家也不让我代表呀。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写《读〈剑桥战争史〉》,刚好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写《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刚好在别斯兰事件之前。两篇文章,很及时。 我在美国,有人拉我入教,出于客气,我会说,我对研究宗教有兴趣;表示拒绝,则婉言,我什么宗教都不信。这是错误。我的朋友告诉我,没有宗教的人,正是他们希望拉的,你要真想拒绝,最好说,你已加入他们最讨厌的宗教。 传教,不怕没信仰,就怕信异教。我的经验,政治观点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谈话最困难。只要谈这种事,好朋友也翻脸,不如不谈。过去说,秀才碰见兵,有理讲不清。其实,秀才碰见秀才,也不见得讲得清。他们比别人心明眼亮,找茬抬杠,结果是真理越辩越不明。我们都知道,信仰最容易引起争论,但信仰是不可以讨论的。雅俗,比这类问题小一点,但雅人见不得俗人,也是情理中事。 我的书,有我的政治立场,两面不讨好,我有精神准备。粗鄙之语,也时有流露,对有雅癖的读者来说,肯定不宜。我决不期望读者会皆大欢喜。皆大欢喜,不正常。 还有,我说大道理管小道理,硬道理管软道理,也是同样的意思。人家觉得矛盾,我觉得不矛盾。 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这就是大道理管小道理。 我们喝水,水是盛在杯子里,没有杯子,水就洒了,这就是硬道理管软道理。 水要搁在杯子里,才能喝,这点很重要。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喝的是水,不是杯子。 过去,我们经常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是阶级斗争时代的斗争哲学,当时有当时的道理。我们这个时代,敌我界限已经大乱,但斗争哲学,影响却很深。 在这本书里,我说过一段话,“斗争,两军对垒,双方必有同构性和对称性,而且是越打越有。从超越中立到超越对立,只有一步之遥”,可以代表我的态度。还有一段话,“立场是由反对决定,刺激是由厌倦产生”,这也是我在80年代的深刻体会。在这本书里,我想说的一个道理是,敌人吃饭不吃屎,你怎么反对?你总不能光吃屎,不吃饭吧? 我们这儿,很多人,满口民主政治,却连民主政治的起码道理都不懂。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就是让左派、右派坐一块儿。 我的书,都是书生之见。 我不是唯美主义,也不是唯新主义——美是美国的美,新是新旧的新。“西方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这种国粹论,我也不相信。 放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我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它会赶走一部分读者。 讲话方式是问题,上面说过了,有人不习惯。 我的文章,有些太长,我也不满意。学者的毛病,枝蔓、啰嗦,包括括号体,也没有彻底克服。 还有一个毛病更要命,是我不讲答案。读者读你的书,不光听你讲道理,还要请你给答案。这很合理。在这方面,读者也肯定会失望。因为我的文章,经常都是虎头蛇尾,问题倒是提得挺大,正的反的,什么都说到了,最后结论是什么?没有。我得老老实实说,确实没有。 为什么没有?道理很简单,凡是人类历史的大问题,差不多都无解。有解还得了?就像很多绝症,无药可医,谁拿出办法,谁得诺贝尔奖。无药可医,你给人家开药方,那不是蒙人吗? 如果我得了绝症,我当然会看病,拖一天是一天,看不好就坐以待毙。病笃乱投医,请神降仙,对很多需要精神安慰的人,也许不失为一种心理治疗,但我用不着。 在我的这本小书里,我不是没有立场。 第一,我是个反战分子,伊拉克战争,我是坚决反对,不是像美国民主党的拥护者那样反对,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真正希望的,是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 第二,我是个反腐败分子,对于贪官搭台、奸商唱戏,以及所有类似的发展模式,我是坚决反对。学校也不例外。 第三,没头苍蝇的发展政策,带来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带来历史遗产的严重破坏,带来广大民众的深受其害,我也坚决反对。 所有这些反对,彼此毫无矛盾。我不是用这个道理反对那个道理,就像用左手打自己的右脸,又用右手打自己的左脸,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 我读历史,一直认为,古今中外,是一个道理。 这是我的大实话。 一句话:书写出来了,就不再属于自己,请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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