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中，有兩個——自由和法治——經受住了考驗，哪怕它們也遭受了重創；但我們民主制度的第三大支柱，最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個，面臨危險最大：那就是自由公平的選舉。美國民主上了年紀，這正是問題的一部分


　　老高按：終於到了美國大選日。刷的一下，社交媒體朋友圈上的聲浪驟然消歇，好像朝鮮戰爭停戰協議規定的停火期限到了，來自左右兩方面的鋪天蓋地的火力一下停止，我的耳根子恢復了闊別多日的清靜。川、拜誰好？拜、川誰贏？都沒有人再來鴰噪不休了。正如有篇文章《坐等大選結果：美國是一個敗絮其表的國家》所說：“現在再預測川普和拜登誰能獲勝，已經沒有意義。餃子都下鍋了，煮沸了，應該考慮的是等下怎麼吃，而不是猜裡面放的什麼餡兒。”
　　大選日是社會撕裂、兩派對立的頂點？
　　還是進一步紛爭、導致國家分裂、暴力對陣的起點？
　　誰也不敢打包票。我的幾個朋友、同學在紐約拍攝的照片，讓我們看到許多人是不敢掉以輕心的。今天看到朋友們發來一張照片，也表達了我的心願：不知在什麼地方，高懸一幅亞伯拉罕·林肯總統的語錄：
　　“不管誰贏，保持平靜。我們不是敵人，是朋友。”

　　現在人們可能更關注隨後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許多媒體如德國之聲刊出文章介紹“可能出現的五種場景”。我這裡節錄介紹兩篇文章，一篇講述了如果出現爭議，可能走的程序；一篇從更廣闊的時空介紹了美國選舉制度弊病的由來。兩篇文章作者的擔憂溢於言表。
　　不管怎樣，讓我們靜候大選結果，並多念幾遍林肯的叮囑吧：“不管誰贏，保持平靜。我們不是敵人，是朋友。”


　　美國選舉機制遭遇挑戰？百年來最大憲政危機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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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前鋪墊選後訴訟

　　“去中央化”是美國投票制度的一大特色，全美總計有超過一萬種有不同規章的投票管豁權，無人能夠一一明了當中細節。其優點在於選舉難以被操控，而缺點卻是變數極多，每一點都可讓有心人用作爭議之由。
　　在選舉之前，共和、民主兩黨就已經對各州的投票操作提出了大大小小逾兩百宗訴訟：內華達州的共和黨人不滿該州在疫情下向所有活躍選民寄出郵寄選票；賓夕法尼亞州有共和黨人提出各種有關代收選票的爭議、有民主黨人要求郵寄選票應由政府預繳郵費；衣阿華州則有共和黨人對三個縣發起起訴，原因是選民的名字和地址被預先填寫在了郵寄選票申請書上。
　　為了挑戰各地選舉結果，這些針對各項選舉規章的法律訴訟，從選前便已經開始鋪墊，也勢必會延展到選後。

　　投票日後遲遲未有結果

　　目前，不同民調都顯示民主黨人遠較共和黨人傾向使用郵寄投票，過去早已存在的“藍色轉移”（Blue Shift）現象料將更為嚴重：在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州、威斯康星州等關鍵州份，選民通過郵寄方式投出的選票，很可能要待到現場選票之後才被點算，或導致川普出現“先勝後敗”的情況。
　　由於郵寄選票點算較慢，而且多個州份都認可在大選當天或之前寄出、卻之後才收到的選票，川普的“先勝”階段可能會長達數周。自行宣告勝利、呼籲結束點票、質疑郵寄選票造假，繼而藉此提出法律爭議，甚至聯結州內黨友不承認選舉結果等局面，都將有可能一一上演。
　　本年紐約州聯邦眾議院第12選區初選的一宗民主黨黨內爭議，提供了一個值得警惕的案例：根據點票現場記者的觀察，在雙方陣營代表的仔細監督下，點票人員每天只能驗證並點算數百張選票，整個初步點算過程超過一個月。
　　到12月初，如果即便美國最高法院介入各種點票爭議都仍然未能解決所有紛爭，無法確立明顯的勝選者，各州政府及其州議會的黨籍分布便將成為下一戰場。

　　搖擺州議會與州長之爭

　　美國總統大選由選舉人團決定。根據美國《憲法》第二條，各州須在其議會所制定的方法下委任選舉人。雖然目前選舉人皆由普選產生，可是萬一普選結果有爭議，州議會就可藉此憲法條文自行選出選舉人。某些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甚至可能行政機關未完成點票，或未能解決點票爭議之前，先行決定該州由川普勝出。
　　問題在於，在密歇根、北卡羅來納、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等4個關鍵搖擺州，共和黨雖然控制州議會，其州長卻是民主黨人。不排除這些州的州長與州議會各自向聯邦提交選舉人名單，引發直接的憲政爭議。
　　類似情況在1876年發生後，國會於翌年通過《選舉計算法》（Electoral Count Act），希望能提供清晰的爭議解決程序。然而，這個被廣泛視為意思不明的法律卻使得爭議更難解決。
　　《選舉計算法》訂明，如果州議會在選舉人於州首府會面推舉總統的當日（本年為12月14日）前最少6天對選舉人票作出最終判定，國會就必須以之為該州的選舉結果。可是，該法又訂明當一州作出最終判定之後，該州州長鬚以州印蓋章，將最終判定的證明書送到美國國家檔案局局長手上。
　　難題是，如果州長拒絕送交證明書，州議會對於選舉人票的最終判定還有效嗎？法律於此未有明言。除非最高法院突然插手釋法，否則各方只能等12月14日大限一過，將所有爭議交到國會之手。

　　國會勝負決定白宮誰屬

　　明年1月6日，下一屆的國會參眾兩院將在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的主持下點算各州選舉人票。在此，只要有一位眾議員和一位參議員共同對任何一州的選舉人票提出質疑，兩院便皆須各自考慮爭議，任何爭議的最終決定也皆須兩院分別通過。
　　所以，如果民主黨在本次大選中從共和黨手中奪回參議院，那麼無論選舉人票爭議如何，只要爭議進入國會裁定的環節，拜登即當選無誤。然而，如果共和黨繼續保有參議院多數的話，便將是前所未見的爭議。
　　在川普與彭斯任期按憲法規定於1月20日中午屆滿之前，如果兩黨同意選舉人票未能決定結果，或者川普和拜登都未正式獲得進半選舉人票，眾議院將有權以各州一票的方式選出下屆總統，而參議院則有權選出下屆副總統。
　　目前，雖然民主黨擁有眾議院多數議席，可是共和黨卻在50州中的26州擁有多數議席。如果此分布不變，川普將可藉此連任。目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據報對此已有準備，正針對性地爭取奪得多個州份的聯邦眾議院議席多數。
　　然而，如果兩黨各執一辭，堅持各自不同的選舉人票點算結果，那麼據憲法，1月20日起總統與副總統職位便會懸空，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將宣誓就職總統。此後爭議如何解決，則未有先例可循。
　　綜上所述還沒提及兩點情況。一是川普任內締造的六比三保守派多數最高法院敢否介入干預國會運作；二是兩黨民眾的反應。出自法律人員的自重，大法官們或許都會持中而行，然而在黨派仇恨正濃的美國，兩黨支持者恐怕在川普“先贏後敗”的選舉爭議初見之際，便已開始在街頭打鬥，並隨着各項後續爭端愈演愈烈。
　　回望2000年總統選舉的佛羅里達州點票爭議之時，美國尚有民主黨候選人戈爾（Al Gore）等人呼籲支持者不要上街，並以大局為重接受最高法院判定。如今，在“紳士”面紗被撕毀後的美國政壇，一場稍有爭議的選舉卻或觸發於法無解的憲制困局，而街頭上充滿熱血的民眾更可將美國推到無從管治之境。至少目前，“內戰”已經是兩派民眾頻頻談及的話題。


　　處在崩潰邊緣的美國民主制度

　　Larry Diamond，紐約時報2020年11月3日，翻譯：Harry Wong、晉其角


　　隨着本周二重大選舉臨近，我和我的民主問題專家同行們經常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歷史上，美國當前的危機有沒有合適的類比？事實是，沒有這樣的先例。我們從未見過存在如此之久的民主制度在一個如此富裕的國家崩潰——從來都沒有。但這可能會在今年發生。
　　如今我們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並不是2016年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當選時許多人擔心的那個樣子。好消息是，美國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中，有兩個——自由和法治——經受住了考驗，哪怕它們也遭受了重創。但第三大支柱——自由公平的選舉——所面臨的威脅，比我的民主問題專家同行們預測的要嚴重得多。
　　…………
　　我們民主制度的第三大支柱——最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個——面臨的危險最大：那就是自由公平的選舉。這一危險源自於各種事件、百年來最嚴重的大流行和我們歷史上最沒民主精神的總統的罕有組合。
　　美國民主已經上了年紀，這正是問題的一部分。美國是第一個實行民主制的國家，它是在一系列廣袤、分散、多樣化的殖民地上產生的，這些殖民地擔心出現“多數的暴政”。因此，我們的憲法體系缺乏一些在較新的民主國家中常見的防止選舉失敗的豁免權。
　　例如，儘管墨西哥像美國一樣是聯邦制國家，但它有一個強大的、政治上獨立的國家選舉機構來管理聯邦選舉。在幅員遼闊的印度，選舉委員會在管理選舉方面的權力更為深遠，並受到憲法保護。因此，選舉仍是印度民主的重要支柱，即便該國奉行民粹主義的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攻擊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和法治。從南非到台灣，其他較新的民主國家都有強大的國家選舉管理系統，由無黨派專業人士組成和領導。
　　美國的選舉體系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大雜燴。大都由專門的專業人員組成，但是州立法機構和選舉產生的州務卿會引入黨派偏見，令人對其公正性產生懷疑。在先進的民主國家中，只有美國管理全國選舉的體系如此不符合當代民主的公平、中立和理性標準。
　　較近期的民主國家通過了加強制衡的憲法條款。像許多較新的民主國家一樣，拉脫維亞建立了一個獨立、強大的反腐敗局，它具有調查、預防和教育職能，並擁有大量的預算和工作人員。它甚至監督政治和競選資金。南非設有獨立的公共保護者辦公室(Office of the Public Protector)，發揮着類似的作用。
　　在調查國家級腐敗方面，美國沒有類似的常設權力機構，而國會主要是自行查處自己。
　　較新的民主國家還採取措施，使憲法法院去政治化。其他任何民主國家都沒有為憲法法院法官這樣的權力職位賦予終身任期。它們要麼有任期限制（在德國和南非是12年，台灣是8年）；要麼有年齡限制（澳大利亞、以色列和韓國為70歲，加拿大是75歲），或者兩者兼有。德國要求議會達成廣泛共識，從而使憲法法院的提名非政治化。在其他民主國家，最高法院大法官由一個範圍更廣的委員會提名。在以色列，這個問題不僅涉及行政部門，還涉及議會，以及一些常設的法官和律師協會。
　　美國的開國元勛們根本沒有產生這些想法，他們當時是第一次為一個教育水平、通訊聯絡和預期壽命都很有限的農村社會構建現代民主社會。其結果是，美國的民主制度缺乏對行政腐敗的全國性制衡和對選舉誠信的全國性保障，而這些制衡和保障在世界其他民主國家已成為常態。與其他民主國家相比，我們最高法院的提名也更加政治化。
　　在我們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的民主規範足夠強大，結果也足夠明確，從而避免了因全國性選舉而發生災難性衝突。但有幾次（最著名的是1876年海耶斯[Hayes]對蒂爾登[Tilden]的總統選舉），我們已經接近懸崖——只是因為運氣以及痛苦的妥協才沒有掉下去。
　　今天，與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大多數民主專家在幾年前敢於預測的情況相比，我們更接近崩潰。即使我們能夠倖免於最壞的情況，我們也早就應該更新我們的民主機制，向世界各地其他民主國家學習，使我們的共和國再次成為山巔上的光輝之城。

　　Larry Diamond是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學Freeman Spogli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最近出版了《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疾風：從俄羅斯的憤怒，中國的野心和美國的自滿中拯救民主）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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