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中，有两个——自由和法治——经受住了考验，哪怕它们也遭受了重创；但我们民主制度的第三大支柱，最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个，面临危险最大：那就是自由公平的选举。美国民主上了年纪，这正是问题的一部分


　　老高按：终于到了美国大选日。刷的一下，社交媒体朋友圈上的声浪骤然消歇，好像朝鲜战争停战协议规定的停火期限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铺天盖地的火力一下停止，我的耳根子恢复了阔别多日的清静。川、拜谁好？拜、川谁赢？都没有人再来鸹噪不休了。正如有篇文章《坐等大选结果：美国是一个败絮其表的国家》所说：“现在再预测川普和拜登谁能获胜，已经没有意义。饺子都下锅了，煮沸了，应该考虑的是等下怎么吃，而不是猜里面放的什么馅儿。”
　　大选日是社会撕裂、两派对立的顶点？
　　还是进一步纷争、导致国家分裂、暴力对阵的起点？
　　谁也不敢打包票。我的几个朋友、同学在纽约拍攝的照片，让我们看到许多人是不敢掉以轻心的。今天看到朋友们发来一张照片，也表达了我的心愿：不知在什么地方，高悬一幅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语录：
　　“不管谁赢，保持平静。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

　　现在人们可能更关注随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许多媒体如德国之声刊出文章介绍“可能出现的五种场景”。我这里节录介绍两篇文章，一篇讲述了如果出现争议，可能走的程序；一篇从更广阔的时空介绍了美国选举制度弊病的由来。两篇文章作者的担忧溢于言表。
　　不管怎样，让我们静候大选结果，并多念几遍林肯的叮嘱吧：“不管谁赢，保持平静。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


　　美国选举机制遭遇挑战？百年来最大宪政危机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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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前铺垫选后诉讼

　　“去中央化”是美国投票制度的一大特色，全美总计有超过一万种有不同规章的投票管豁权，无人能够一一明了当中细节。其优点在于选举难以被操控，而缺点却是变数极多，每一点都可让有心人用作争议之由。
　　在选举之前，共和、民主两党就已经对各州的投票操作提出了大大小小逾两百宗诉讼：内华达州的共和党人不满该州在疫情下向所有活跃选民寄出邮寄选票；宾夕法尼亚州有共和党人提出各种有关代收选票的争议、有民主党人要求邮寄选票应由政府预缴邮费；衣阿华州则有共和党人对三个县发起起诉，原因是选民的名字和地址被预先填写在了邮寄选票申请书上。
　　为了挑战各地选举结果，这些针对各项选举规章的法律诉讼，从选前便已经开始铺垫，也势必会延展到选后。

　　投票日后迟迟未有结果

　　目前，不同民调都显示民主党人远较共和党人倾向使用邮寄投票，过去早已存在的“蓝色转移”（Blue Shift）现象料将更为严重：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关键州份，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出的选票，很可能要待到现场选票之后才被点算，或导致川普出现“先胜后败”的情况。
　　由于邮寄选票点算较慢，而且多个州份都认可在大选当天或之前寄出、却之后才收到的选票，川普的“先胜”阶段可能会长达数周。自行宣告胜利、呼吁结束点票、质疑邮寄选票造假，继而藉此提出法律争议，甚至联结州内党友不承认选举结果等局面，都将有可能一一上演。
　　本年纽约州联邦众议院第12选区初选的一宗民主党党内争议，提供了一个值得警惕的案例：根据点票现场记者的观察，在双方阵营代表的仔细监督下，点票人员每天只能验证并点算数百张选票，整个初步点算过程超过一个月。
　　到12月初，如果即便美国最高法院介入各种点票争议都仍然未能解决所有纷争，无法确立明显的胜选者，各州政府及其州议会的党籍分布便将成为下一战场。

　　摇摆州议会与州长之争

　　美国总统大选由选举人团决定。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各州须在其议会所制定的方法下委任选举人。虽然目前选举人皆由普选产生，可是万一普选结果有争议，州议会就可藉此宪法条文自行选出选举人。某些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甚至可能行政机关未完成点票，或未能解决点票争议之前，先行决定该州由川普胜出。
　　问题在于，在密歇根、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等4个关键摇摆州，共和党虽然控制州议会，其州长却是民主党人。不排除这些州的州长与州议会各自向联邦提交选举人名单，引发直接的宪政争议。
　　类似情况在1876年发生后，国会于翌年通过《选举计算法》（Electoral Count Act），希望能提供清晰的争议解决程序。然而，这个被广泛视为意思不明的法律却使得争议更难解决。
　　《选举计算法》订明，如果州议会在选举人于州首府会面推举总统的当日（本年为12月14日）前最少6天对选举人票作出最终判定，国会就必须以之为该州的选举结果。可是，该法又订明当一州作出最终判定之后，该州州长须以州印盖章，将最终判定的证明书送到美国国家档案局局长手上。
　　难题是，如果州长拒绝送交证明书，州议会对于选举人票的最终判定还有效吗？法律于此未有明言。除非最高法院突然插手释法，否则各方只能等12月14日大限一过，将所有争议交到国会之手。

　　国会胜负决定白宫谁属

　　明年1月6日，下一届的国会参众两院将在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的主持下点算各州选举人票。在此，只要有一位众议员和一位参议员共同对任何一州的选举人票提出质疑，两院便皆须各自考虑争议，任何争议的最终决定也皆须两院分别通过。
　　所以，如果民主党在本次大选中从共和党手中夺回参议院，那么无论选举人票争议如何，只要争议进入国会裁定的环节，拜登即当选无误。然而，如果共和党继续保有参议院多数的话，便将是前所未见的争议。
　　在川普与彭斯任期按宪法规定于1月20日中午届满之前，如果两党同意选举人票未能决定结果，或者川普和拜登都未正式获得进半选举人票，众议院将有权以各州一票的方式选出下届总统，而参议院则有权选出下届副总统。
　　目前，虽然民主党拥有众议院多数议席，可是共和党却在50州中的26州拥有多数议席。如果此分布不变，川普将可藉此连任。目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据报对此已有准备，正针对性地争取夺得多个州份的联邦众议院议席多数。
　　然而，如果两党各执一辞，坚持各自不同的选举人票点算结果，那么据宪法，1月20日起总统与副总统职位便会悬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宣誓就职总统。此后争议如何解决，则未有先例可循。
　　综上所述还没提及两点情况。一是川普任内缔造的六比三保守派多数最高法院敢否介入干预国会运作；二是两党民众的反应。出自法律人员的自重，大法官们或许都会持中而行，然而在党派仇恨正浓的美国，两党支持者恐怕在川普“先赢后败”的选举争议初见之际，便已开始在街头打斗，并随着各项后续争端愈演愈烈。
　　回望2000年总统选举的佛罗里达州点票争议之时，美国尚有民主党候选人戈尔（Al Gore）等人呼吁支持者不要上街，并以大局为重接受最高法院判定。如今，在“绅士”面纱被撕毁后的美国政坛，一场稍有争议的选举却或触发于法无解的宪制困局，而街头上充满热血的民众更可将美国推到无从管治之境。至少目前，“内战”已经是两派民众频频谈及的话题。


　　处在崩溃边缘的美国民主制度

　　Larry Diamond，纽约时报2020年11月3日，翻译：Harry Wong、晋其角


　　随着本周二重大选举临近，我和我的民主问题专家同行们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美国当前的危机有没有合适的类比？事实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我们从未见过存在如此之久的民主制度在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崩溃——从来都没有。但这可能会在今年发生。
　　如今我们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并不是2016年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当选时许多人担心的那个样子。好消息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中，有两个——自由和法治——经受住了考验，哪怕它们也遭受了重创。但第三大支柱——自由公平的选举——所面临的威胁，比我的民主问题专家同行们预测的要严重得多。
　　…………
　　我们民主制度的第三大支柱——最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个——面临的危险最大：那就是自由公平的选举。这一危险源自于各种事件、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和我们历史上最没民主精神的总统的罕有组合。
　　美国民主已经上了年纪，这正是问题的一部分。美国是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它是在一系列广袤、分散、多样化的殖民地上产生的，这些殖民地担心出现“多数的暴政”。因此，我们的宪法体系缺乏一些在较新的民主国家中常见的防止选举失败的豁免权。
　　例如，尽管墨西哥像美国一样是联邦制国家，但它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上独立的国家选举机构来管理联邦选举。在幅员辽阔的印度，选举委员会在管理选举方面的权力更为深远，并受到宪法保护。因此，选举仍是印度民主的重要支柱，即便该国奉行民粹主义的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攻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和法治。从南非到台湾，其他较新的民主国家都有强大的国家选举管理系统，由无党派专业人士组成和领导。
　　美国的选举体系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大杂烩。大都由专门的专业人员组成，但是州立法机构和选举产生的州务卿会引入党派偏见，令人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在先进的民主国家中，只有美国管理全国选举的体系如此不符合当代民主的公平、中立和理性标准。
　　较近期的民主国家通过了加强制衡的宪法条款。像许多较新的民主国家一样，拉脱维亚建立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反腐败局，它具有调查、预防和教育职能，并拥有大量的预算和工作人员。它甚至监督政治和竞选资金。南非设有独立的公共保护者办公室(Office of the Public Protector)，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在调查国家级腐败方面，美国没有类似的常设权力机构，而国会主要是自行查处自己。
　　较新的民主国家还采取措施，使宪法法院去政治化。其他任何民主国家都没有为宪法法院法官这样的权力职位赋予终身任期。它们要么有任期限制（在德国和南非是12年，台湾是8年）；要么有年龄限制（澳大利亚、以色列和韩国为70岁，加拿大是75岁），或者两者兼有。德国要求议会达成广泛共识，从而使宪法法院的提名非政治化。在其他民主国家，最高法院大法官由一个范围更广的委员会提名。在以色列，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行政部门，还涉及议会，以及一些常设的法官和律师协会。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根本没有产生这些想法，他们当时是第一次为一个教育水平、通讯联络和预期寿命都很有限的农村社会构建现代民主社会。其结果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缺乏对行政腐败的全国性制衡和对选举诚信的全国性保障，而这些制衡和保障在世界其他民主国家已成为常态。与其他民主国家相比，我们最高法院的提名也更加政治化。
　　在我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民主规范足够强大，结果也足够明确，从而避免了因全国性选举而发生灾难性冲突。但有几次（最著名的是1876年海耶斯[Hayes]对蒂尔登[Tilden]的总统选举），我们已经接近悬崖——只是因为运气以及痛苦的妥协才没有掉下去。
　　今天，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民主专家在几年前敢于预测的情况相比，我们更接近崩溃。即使我们能够幸免于最坏的情况，我们也早就应该更新我们的民主机制，向世界各地其他民主国家学习，使我们的共和国再次成为山巅上的光辉之城。

　　Larry Diamond是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最近出版了《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疾风：从俄罗斯的愤怒，中国的野心和美国的自满中拯救民主）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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