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元規則，似乎不斷提示一個原始叢林般的殘酷世界，那麼道德置於何地？在權力無法受到約束的環境下，這個觀念可能帶來消極的宿命感，怎麼看待這一點？近兩百年歷史發展，為什麼看上去暴力不再占主導位置？


　　老高按：前幾天，在討論中美反法西斯英雄的後代對追尋歷史真相的不同態度時，有網友跟帖痛斥老高“張開個大嘴誰不會胡說八道”，“今天的世界，為了政治鬥爭需要連發動戰爭都丁點不足為奇！啥事干不出來？”“閣下剛來人世？居然連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所決定性的叢林世界, 任何國家為達政治目的地不擇手段這點最基本常識都不懂”。
　　話不是很通順，但他的意思還是挺明白的：當今世界仍然是叢林世界，通行的仍是叢林法則，為了政治鬥爭取勝的目的，任何人都不擇手段——也理應不擇手段。
　　“叢林法則”的信奉者不少，在當今中國人中所占比例尤高。在他們看來，任何人、任何國家的所有行為，無不出自利己的動機——即便是“看似”捨己為人的行為，也必是沽名釣譽，必是迂迴地、曲線地、遮人眼目地謀求個人私利。為了在這個你死我活的叢林中生存競爭的需要，干任何事都無可指責！什麼“尋求真相”、“尋求共識”……都屬扯蛋，有任何爭執嗎？來呀，比比誰的拳頭大？
　　我們所處的社會——尤其是國際社會——是否仍舊純然是叢林世界，與三百年前的國際社會毫無二致？這種理論沒法解釋很多社會現象，也與社會的總趨勢背道而馳。如果說，這個世界上，必須承認：確實叢林法則並未絕跡，包括奉行普世價值的民主國家中，其對外和對內政策，也還可以看到叢林法則的痕跡，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那麼同樣不容否認的是：一代代人，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也包括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已經並且正在共同努力來限制叢林法則，這樣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作為無權無勢的一介書生，理應盡一份綿力來推動這一趨勢，而不是屈從現實中仍然頑固存在的叢林法則，為之找到合理存在的根據。
　　昨天讀到中國著名學者吳思的一篇答問，也正好說到“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元規則這一問題，給出了他的解釋。我很受啟發，轉載於下，與大家分享。


　　為何歐洲沒法實現大一統，中國就能呢？

　　吳思 鬍子華 騰訊思享會


　　“暴力最強者說了算”被著名歷史學者吳思視作元規則，是決定規則的規則，但在市場合作已成主流的今天，它是否仍然適用，又該如何去理解？而在這一“近乎殘酷”的元規則之下，道德的位置和價值究竟何在？進一步，單個個體在這一鐵律下，又該如何自處？我們還能使用哪些“弱者的武器”把暴力集團關進籠子？
　　帶着這些問題，騰訊思享會日前專訪了著名歷史學者吳思，以下為部分訪談實錄：

　　近兩百年，最重要的變化是生產集團控制了暴力集團

　　騰訊思享會：從潛規則、血酬定律，到官家主義，乃至“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元規則，可以看出暴力要素在你的概念體系裡得到了重要的考量，甚至是一個核心思考點，而且確實對原先歷史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但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近兩百年來，注重通過合作來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的市場形式，已經扭轉了原先暴力要素占主導作用的財富分配方式。而且，這種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也影響到了制度層面，如在民主選票的情況下，“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就會受到節制，這個時候再重新來審視暴力要素的地位是否會存在偏差？
　　吳思：暴力作為核心作用的邏輯非常簡單：暴力不能生產什麼，但能夠毀滅一切，因此它具有否決權。確實，近兩百年的歷史發展，看上去暴力不再占主導位置，但更準確的說法是：暴力集團被控制住了。生產集團控制了暴力，這並不違反元規則。
　　所謂元規則，就是決定規則的規則，這是根本性的東西。這個規則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問題在於，誰是暴力最強者？如果暴力最強者就是以掠奪為核心，以掠奪為生存策略的那些人，那好，這是一個暴力統治集團，是他們在主導人類歷史。一旦這個暴力集團被控制住了，比如說在美國，軍隊的總司令是總統，總統是選民選出來的，那我們就說美國的選民其實是暴力最強者。議會也是他們選出來的，暴力集團軍費是由議員決定的，議員也是民眾選出來的，那麼選民就是不折不扣的暴力最強者。選民中的絕大多數成員屬於生產集團。所以，在這些國家，這兩百多年來，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生產集團控制了暴力集團，因此生產集團就成為了暴力最強者。暴力最強者雖然變了，但元規則仍然有效，仍然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暴力也仍然具有最終否決權。

　　為何古代中國無法像歐洲那樣形成約束權力的制度？

　　騰訊思享會：你提到暴力集團被控制住了，從美國的例子來看，我的理解是權力的使用受到了約束。同時，我也有一個困惑，為什麼古代中國幾千年來沒有像歐美那樣形成一套制約權力的制度，相反卻是不斷走向集權的一個過程？而且更奇怪的是，不僅在制度上看不到實踐，甚至在思想層面也幾乎看不到理論設計，這是出於什麼原因呢？
　　吳思：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沒有一股力量能夠實現大一統。教會是一個權力系統，不同宗教不同民族是一個系統，那些大大小小的世俗貴族又是一個系統。此外還有市民的自治城市。
　　歐洲的地理環境支離破碎，不同的山脈海洋分割出許多半島，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語言有障礙，宗教信仰不同，生活方式也不相同。東南有阿拉伯人伺機而動，北歐有海盜可以沿着內河去搶劫，東歐有馬扎兒人隨時入侵。在這種支離破碎、四面受敵的格局中，長期維持一個大帝國的困難很大。大帝國的核心是有一個集中統一的暴力，暴力資源集中壟斷，政治權力才能集中壟斷。這種四面受敵、暴力資源分散的局面，導致了歐洲的多中心、多主體。權力相互牽制，壟斷者無法出現。
　　更何況，希臘和羅馬自身也有久遠的共和傳統，有元老院這個歷史基因。在這樣的格局和歷史背景下，他們很自然就會進化出有關權力制約的思想和制度。
　　在這方面，中國就沒有像希臘羅馬那樣可依賴的歷史路徑和歷史經驗。司馬遷寫《史記》，把秦始皇滅六國的大一統看作是解萬民於倒懸。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統一的好處和分裂的壞處。因為中國所有的分裂時代，暴力的濃度都比較高，老百姓日子都過得不好。民間的感覺是“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也有一番類似的議論，說秦始皇以一人之大私，成就天下之大公。
　　為什麼歐洲沒法實現大一統，我們就能實現呢？宗教是個因素。道統和法統，兩個合法性的來源，在中國合併為一了。還有一個就是地理因素。中原區域交通方便，所以戰爭征服的成本不那麼高。因此我們很多時候都處在大一統的格局中。
　　在這個格局中，中國的思想家們當然也知道權力無限集中有問題，但中國皇帝是最高權力擁有者，也就意味着他是思想市場的主要買主，任何限制他權力的主張都不受歡迎，因此限制最高權力的思想難以產生，即使產生了也難以流通。
　　從歷史傳統的角度說，缺乏希臘羅馬式的政治傳統，沒有民主共和的歷史實踐，也限制了中國思想家的政治想象空間。

　　單個個體的道德效用不大，但匯集起來就能夠排山倒海

　　騰訊思享會：“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元規則，會讓我有種錯覺，即它在不斷提示一個原始叢林般的殘酷世界，那麼道德置於何地？同時，觀念本身就是現實的一部分，它在參與現實塑造，但在剛剛提到的權力無法受到約束的環境下，“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個觀念帶來的可能會是消極的宿命感，怎麼看待這一點？
　　吳思：你所說的原始叢林也好，宿命感也好，都是感受，跟事實關係不大。它就是事實，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大體就是這個樣子。可供安慰的是，暴力集團也是算賬的，統治也要算成本和收益，尋求利益最大化。但就像稅收中的拉弗曲線，並不是稅率越高政府收入就越多，超過一定限度時，政府的稅收收入反而會減少。政府關於自由度的控制也是如此。

　　　　　　　　　　稅收上的拉弗曲線

　　但暴力統治集團的計算是很複雜的，什麼是暴力集團的最大收益，究竟誰來代表統治集團的利益，又怎麼形成對最大收益的判斷等等，都很複雜。其間既有外部壓力，例如更好的制度帶來的示範作用，也有內部壓力，例如民眾積蓄的不滿。我們每個人的行為都在影響它的成本和收益計算，所以我們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並非在依循一個宿命，它也可能在促進變化。
　　然後說道德。在每一個個體那裡，道德都經常是屈服於利害關係的。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那君子有多少呢？用他自己的話說，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見，君子的數量不多，多數人還是以利益為導向的。
　　按照孟子的說法，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之初，性本善。我們的同情心長在哪？正義感長在哪？現代腦神經科學可以準確地確定它們的位置。比如同情心，也就是鏡像神經元，位於靈長目動物大腦中央運動前皮層，一個被稱為F5的區域，它能夠反映別人的喜怒哀樂。我看見你喝口咖啡很愜意，我也會想喝；我看見你燙了一下，皺眉頭，我也感覺到了你的痛，雖然不如自己被燙的感受來得強烈，但多少能感受，這就是同情心的生理基礎。有了這個能力，我們才能感同身受，然後根據自身感受推己及人，這就是仁，儒家體系的核心概念。
　　比如我看你非常渴，你是100分的渴，我是90分的渴，但你100分的渴在我的同情心裡引起的反應可能就20分，所以我還是會自己先喝。但如果我喝完了這一杯水，我的渴已經降到了10分，那麼你在我同情心裡引起了20分渴，同情心就會發揮作用，這時我有水就會給你喝。所以，就個體來說，同情心遵循的邏輯是，自利第一，利他第二。
　　雖然道德在每一個個體的作用都不大，但只要把同情心或正義感在一個群體內調動起來，它就能發揮很大的作用。比如每個人只有20分同情心，如果有一萬個人呢？要是一億人呢？這個力量，如果集中使用，就會非常強大。
　　換言之，同情心、正義感，這些道德的力量在個體身上，或許很弱，群體小的時候也很弱，但它匯集起來，就能夠擁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這種巨大的力量可以推動社會進步。這就是道德的作用。在某些歷史節點上，有了這股力量，就可能把暴力集團關進籠子。

　　學者簡介

　　吳思，著名歷史學者。1957年出生於北京，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任《農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機動記者組記者。1993年出任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的《橋》雜誌社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1997年起至2014年在《炎黃春秋》雜誌擔任過執行主編、副社長、總編輯等職。2009年至2014年擔任《炎黃春秋》雜誌法人代表。2016年2月被選為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會理事長。著有《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潛規則》、《血酬定律》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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