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司马迁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他直言本朝高祖皇帝早年是个无赖，“今上”汉武帝也有各种失德；他不以成败论英雄，把汉朝之敌项羽写成烈士列入“本纪”；陈涉在他眼里也非“反贼”，而是英雄。我们今天应该接续太史公“绝唱”


　　老高按：龙尾巴最后一甩即将转身离去，蛇信子已经触手可及——每次龙蛇之交，我一想象，感觉都不是太好；想到毛泽东、习近平，这两位年龄整整相差六十年的大人物，竟然都是属蛇（记得有一篇文章，忘了作者是谁，形容习是“酱缸里的蛇”），难道是偶然的？这个念头让我感觉更糟；再想想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蛇年——1917年，1929年，1953年，1965年，1989年，2013年……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不是爆发大灾难，就是在孕育大灾难！
　　蛇年除夕前我这些胡思乱想，肯定不符合逻辑，就算向喷我的朋友递上几把刀子，当作新年贺礼吧。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都感到社会进程、历史演化都猛然加速，像我这样进入人生暮年的衰翁，更是感到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就是一天、一月、一年。许多事好像发生没多久，细算起来却是三年五年乃至十年八年之前了！
　　不由得感到时光不停不歇地、铮铮有声地从身边飞速流逝：当下的这一分钟、一秒钟，转瞬就成了过去，进入历史。正巧读到秦晖教授一篇文章说：“此刻之前的事，对此刻而言已是历史，而此刻的事，对此刻之后而言也是历史。”——深获我心！
　　秦晖教授这篇强调“历史与现实并没有隔着一堵墙”的文章，其实并非新作，但最近被一些自媒体和播主翻出来，我感到并未过时，便去找了找，转载于下。我发现不少转载者竟然都或多或少有删改，不知原因为何，似乎是对敏感词有所避讳？我转载的这个是相对最完整的，但是否就是原文全文，我也并无把握。


　　史学要与权势保持距离，而非与现实保持距离

　　秦晖，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4期


　　昨天人们面对的现实，就是今人所谓之历史；而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就是明天所谓的历史。而且这个昨天、明天当然可以是比喻——意指可能很遥远的过去与未来，但也可以指24小时之前，甚至此刻之前的事，对此刻而言已是历史，而此刻的事，对此刻之后而言也是历史。当然实际的历史学著述几乎没有写到“此刻以前”的，但这只是技术上来不及写，或者说事情还没完也没法写。史学著述没写也不能说就不是历史，正如古代很多事史书上没写，但它们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一样。
　　所以，历史与现实并没有隔着一堵墙。现在有些人说：历史学应该与现实保持距离。这话要看怎么说。如果说对身在其中的事容易产生情感或价值观上的偏见，而学术研究应该尽量避免偏见的影响，对身在其中的事“让后人来评说”，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事实记录而言身在其中却有后人不及的优势，很多事如果今人不留下记忆，后人就没法评说。而且偏见这东西，严肃的史学家主观上当然要尽量避免，尤其不能像有些“后现代”学者那样根本否认史实的客观性，而把史实仅仅当做一种“叙事”，从而为胡编乱造的“影射史学”开方便之门。但是主观上尽量避免，客观上其实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即便对于古代史，研究者也很难真正保持“价值中立”。所以对于史学的客观性一方面当然要求史学家秉笔直书讲究“史德”，另一方面更有赖于学术自由。人们很难完全避免偏见，但社会应该做到不能只有单方面的偏见，更不能用学术之外的权力去制造“一面倒的偏见”来单方面遮蔽事实。古人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今人所谓多元化“片面的深刻性”，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可以互相纠错而达至对客观性的“无限逼近”，都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史学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意思是回避“风险”，那就更值得商榷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说史学要与权势保持距离，而非与现实保持距离，不是为免招怨于权势而回避现实，更不能为讨好权势而捏造“现实”。我国古人就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榜样，而今日世界上，“现当代史”的发达与否更是衡量一个国家史学水平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历史悠久，未必意味着历史学受到重视；而史学受到重视，成为“显学”，也未必意味着它的学术水平一定就高。我们中华文明历史当然很悠久，但平心而论，应该承认它并非最悠久的。尽管今天人们在运用各种考古手段把已知的文明史往前延，但不要说更远，就与较近的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相比，据说是我们夏朝都城的河南二里头遗址不但比印度河畔的摩亨佐·达罗等古城要晚不少年，而且二里头那些土墙草顶的“宫殿”怎么说也没法与烧砖砌就、上有重楼、下有全城规划的下水道系统的古印度河流域建筑相比，据说是汉字雏形的二里头刻画符号，也没有摩亨佐·达罗象形文字那么丰富成形。
　　但是古印度文明虽然历史悠久，它却是个“没有历史的文明”，灭亡了的古印度河城邦且不论，就是后起的雅利安人印度文明虽然宗教文化高度灿烂，引得很多中国高僧都要去取经，却仍然没有什么连续可考的历史纪年可言，以至于如今国际印度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靠法显、玄奘等中国取经者的汉文记载，去大致还原那时的印度史。比起印度文明来，我们自古以来史学就是显学，古代知识体系中历史学享有很高地位，历代史籍的积累号称“浩如烟海”，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遗产。
　　但是史学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地位虽“显”，却一直有厚古薄今的特点。而且不仅是价值意义上的“厚古”——以“复古”的名义推动历史，典型的如西方当年的“文艺复兴”，无可非议——更是利害意义上的“避今”，这就是个问题了。
　　大家知道中国言论禁忌比较多，普遍认为当代人写的当代史是不可信的。一般来讲，能传世的历史学名著都是写前代的历史。尤其是正史，除了司马迁。所以我们说司马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鲁迅说是“史家之绝唱”）。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司马迁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当然他也写了汉代以前的，但是至少《史记》里相当一部分写的就是汉代的事。而且他直言本朝的高祖皇帝早年是个无赖，“今上”汉武帝也有各种失德之处，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把汉朝的敌人项羽写成烈士，列入“本纪”；出身贫困而率先反抗“暴秦”却失败身亡的陈涉，在他眼里也不是“反贼”，而是英雄，列入“世家”。写本朝历史能够像他这样直言的，除司马迁再无二人。当然司马迁以后不是说没有当代人写当代史，但是除了良莠不齐的民间“野史”外，官方组织修的当代史除了有的被后人当做资料来参考外，作为成书很少能传之后世，因为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的拍马屁著作，朝代一换，就被人扔进垃圾堆里。
　　于是我们看到的二十四史，《史记》以下的各史都是后代人写前代史的。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改革初兴时，大陆有人提出要修民国史。消息传到台湾后曾经引起讨论。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党禁，国民党有意识形态控制，两岸有很多相似之处。大陆搞民国史，台湾就着急了，他们要不要搞呢？当时有些人说如果我们不搞，那就只有“□□”搞，我们就没有话语权了，这不行。可是另一些人说，如果我们也搞民国史，那岂不就意味着民国已经完了？因为按司马迁以后的传统，一个朝代的历史都是本朝亡了以后下一朝代的人写的。大陆认为民国已亡，当然就可以搞民国史，但台湾一直宣称延续中华民国，他们怎么可以搞“本朝”史呢？于是就搞得他们左右为难。当然现在已经没这问题了，现在一方面那里已经实行言论自由，可以直言无忌地搞民国史了。另一方面台湾“绿营”不认同民国的大有人在，他们当然更无忌讳。

　　我们这边也有类似的问题。大家知道已故的高华教授原来是搞党史的，而党史按照我国官方的学科分类体系就不是历史。“党史”是“二级学科”，它所属的一级学科并不是“历史学”，是什么？原来，党史是属于“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这个学科，不算历史学的。也就是说，党史在中国被当作一门意识形态。例如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原来设有党史系，但它属于原来意识形态那一片，不属于史学片。人大有历史系，清史所，那是属于史学的，但党史系就不属于，他们培养的博士也不是史学的博士，而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学科出来的博士。
　　我国的史学有这样的划分，可是其他国家的史学不是这样，比如过去苏联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许因为苏联的历史不太悠久，不管怎么说，剧变以前的苏联史学界搞现代史的已经是主流，有人统计当时苏联史学界的文章，外国史除外，俄苏本国史的文章大概80％是1917年以后的苏联当代史研究和1861年以后历史的研究。而1861年以前的俄国史，在苏联整个史学体系中占的比重其实不大。
　　美国当然更是这样，固然在新大陆如果说古代史，那只有印第安部落。因此研究美国史几乎就是近现代史。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美国没有研究禁忌，所以当代美国史研究就很兴盛，例如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美国当代史一大热点，越战1975年结束，到1980年代美国史学界就已经出现了一批越战史专家，出版了好几种多卷本著作，如威廉·C·吉本斯的4卷本《美国政府和越南战争》等，这在我们司马迁以后的传统中是不可能的。
　　司马迁以后搞历史好像就是要搞前代的，以避开禁忌，要是搞得近一点，好像就不是历史了，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我们今天应该接续太史公的“绝唱”，同时也是跟上时代的潮流。历史并不遥远，我们都生活在历史中。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对现实生活的很多理解有助于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很多理解，也有利于加深了解我们的现在。高华先生的可贵，就在于他把党史当作历史，而不是当作意识形态来搞，在直言“本朝”史方面敢为天下先，这是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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