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緊要關頭，袁世凱叛變告密，是近一個世紀人們指認袁世凱的幾大污點之一。馬勇教授說，儘管袁世凱不贊成譚嗣同極端舉動，出於道義上、君臣名份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並毫無保留向榮祿匯報，但暗示與匯報在實際的政治運轉中並沒發生作用，所謂由袁告密而引發戊戌政變的指控很難成立
老高按：戊戌變法的緊要關頭，袁世凱叛變告密，致使變法失敗，是近一個世紀以來人們指認袁世凱的幾大污點之一。不過一直有人為袁申辯，近年來史學界更有不少學者力駁此說。最近讀到《中華讀書報》上馬勇教授的一篇文章，說明對此事的分辯澄清，已經超越史學界。這篇文章比較通俗生動，也簡明扼要，轉載於此。
去年讀過馬勇的《1911年中國大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印象很好。
據百度百科資料：馬勇教授，1956年1月生於安徽濉溪縣。曾入伍當兵，在淮北煤礦當過掘進工。1979年考入安徽大學歷史系，畢業後1983年考上復旦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獲碩士學位。同年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從事研究工作，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99年晉升為研究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過去數十年，馬勇主要從事中國學術史及儒家經學、近代中國文化、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化史、中國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漢代春秋學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梁漱溟評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聯合主編《中國現代化歷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等獎、第六屆國家圖書獎、郭沫若歷史學獎等；所著《從維新運動到義和團》（《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獲新聞出版總署首屆“三個一百”原創工程獎。20年來已出版學術著作30種，發表論文百餘篇。
在近代中國文化研究領域，馬勇教授出版有《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中國近代史是馬勇教授的職業，在這方面著述甚多，主要有《1894-1915：夢想與困惑》（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超越革命與改良》（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1898年中國故事》（中華書局，2008年）、《1900年尷尬記憶》（中華書局，2010年）等。在《從戊戌維新到義和團》、《1898年中國故事》、《1900年尷尬記憶》中，作者重新建構了近代中國兩個重大事件的敘事模式，這對於此後的歷史表達發揮了重要作用，深刻影響了人們對1898年中國政治變革和1900年政治風波的重新認識。
文明史的研究是馬勇教授最近幾年最用力的工作之一，最近出版的《中國文明通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考察了中國文明五千年的歷史進程，在文明起源、中國文明的形成、中國文明的“軸心時代”、文明衝突與調適等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人物研究始終是馬勇教授的重點之一，多年來不僅著有人物傳記多種，而且對人物研究提出一些有意義的理論問題。先後為李斯、董仲舒、慈禧太后、孫中山、黃興、嚴復、袁世凱、章炳麟、康有為、梁啓超、張謇、蔡元培、胡適、丁文江、梁漱溟、蔣夢麟、傅增湘、林紓等人立傳或立論，對讀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
袁世凱“有密未告”
馬勇，《中華讀書報》2012年11月7日13版
按照過去流行看法，1898年“戊戌變法”之所以演變成“戊戌政變”，光緒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為、梁啓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幾年；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銳、劉光第和楊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壯志未酬，血灑菜市口，皆源於袁世凱叛變。在指控者看來，他們的計劃只有袁世凱知道。袁世凱是維新罪人，是光緒帝仇敵，所以過了十年有攝政王載灃替乃兄報仇，將袁世凱開缺。這一系列因果報應環環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遺憾的是，這些只是傳言，不是歷史。
不速之客
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軍機章京譚嗣同獨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於王府井大街北頭報房胡同的法華寺，拜訪投宿在那裡的袁世凱。
袁世凱是甲午戰後體制內炙手可熱的維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練兵成效顯著功名顯赫，剛剛被朝廷任命為兵部侍郎，相當於後來的國防部副部長。袁世凱此次北京之行就是為了這件事，是朝廷循任職慣例安排談話。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凱已經在頤和園覲見了皇上，皇上誇他兵練得好，軍事學堂辦得也好，叮囑袁世凱繼續努力，甚至還說可以與頂頭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
皇上的格外關照讓袁世凱很亢奮。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體安排的袁世凱見縫插針相繼拜訪李鴻章和慶親王。李鴻章是袁世凱的老上司，有伯樂之恩，如果沒有李鴻章早年欣賞、提攜，不可能有袁世凱的今天；慶親王是恭親王之後滿洲貴族領袖，是朝廷此時大小事務的總管家。袁世凱與李鴻章就當時日趨緊張的軍事形勢交換看法，分析英國多艘軍艦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於什麼目的。至於慶親王，袁世凱在慶王府等到傍晚也沒有見到，據說慶親王留在頤和園參與軍機，大約也是與英國軍艦動向有關。
疲憊的袁世凱剛回到這個臨時寓所，就收到榮祿派人送來的急件，叮囑袁世凱英國軍艦異動，讓袁世凱儘快歸隊。由於袁世凱已經奉旨定於20日請訓，不便立即離開北京回天津。袁世凱請幕僚起草了一個奏摺說明緣由，請軍機處變通安排在明天（19日）請訓。
當袁世凱與幕僚正在秉燭起草奏摺時，忽聞門外有人聲。很快有人持名片來報，說是新任軍機章京譚嗣同大人有公來見，不候傳請，譚嗣同已至會客室。
對於譚嗣同，袁世凱當然相當了解。知道譚大人既是康有為的密友，也為今上近臣，而且，譚嗣同是維新陣營中有思想有見解有擔當者，坐而言起而行，黑白同吃。袁世凱憑經驗估計，譚嗣同不請自來，行色匆匆，絕對不是簡單道賀，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於是停筆出迎。
圍園劫後
見面之後當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譚嗣同對袁世凱榮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賀，但不容袁世凱回話，譚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語相告。袁世凱稍感詫異，即請入內室，摒去僕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見恨晚等意。譚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維袁世凱有大將格局，又不容袁世凱客套，轉而忽問袁公的請訓時間是不是後天。
袁世凱告訴譚嗣同，原本安排請訓謝恩的時間是後天，只是現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電報，知英國兵艦數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準備具折明日請訓，請訓後即回天津。
聽了袁世凱的說明，譚嗣同迅即引入正題，正色道：“外侮不足憂，大可憂者，內患耳。”
譚嗣同的說法激起了袁世凱的注意，急詢其故，譚嗣同說：“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將有以圖報。皇上現在面臨大難，非公莫能救。”
袁世凱聞言失色，急忙辯白：“袁某世受國恩，本應力圖報稱，況己身又受不次之賞，敢不肝腦塗地，圖報天恩？但不知皇上難在何處？”
聽了袁世凱的表態，譚嗣同還算滿意，於是直截了當告訴袁世凱，根據他們所掌握的情況，袁公的頂頭上司、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最近向皇太后獻策，將行廢立之謀，皇上面臨巨大危險。袁公作為榮祿親信，難道毫無覺察？
袁世凱說，在軍營的時候，袁某也常與榮大人晤談。察其詞意，忠君愛國，從來沒有操縱廢立之類的陰謀。譚大人所說聞所未聞，恐怕道聽途說，不足為訓。
對於袁世凱的解釋，譚嗣同將信將疑。但是為了說服袁世凱，譚嗣同還是按照先前與康有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撥袁世凱與榮祿的關係，讓袁世凱與榮祿決裂，為我所用。譚嗣同說：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榮祿此人及其狡詐，他表面上對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讓別人都覺得對你不錯。其實，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情況，榮祿在內心深處對袁公猜疑、防範甚多。一個最簡單的例證，袁公辛苦這麼多年，勞苦功高，成就顯著，中外欽佩，但去年袁公僅僅晉升了一級，這是什麼原因？說白了，就是榮祿故意抑制你。
在接下來的談話中，譚嗣同告訴袁世凱，南海康有為先生對你一直不錯，曾在皇上面前保薦過你，但皇上表示曾聽皇太后提及你，只是榮祿常常說袁世凱飛揚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對此也很納悶，以為袁世凱辦事甚為明白，但為什麼總有人說他不可重用呢。譚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訴袁世凱，你袁世凱這一次您破格提升，不知皇上為你費了多大勁。
譚嗣同當然不是要和袁世凱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凱設法救皇上。問題在於，袁世凱根本不相信榮祿謀反弒君，不相信政治高層會發生這樣的非常政變。
袁世凱的猶疑不決逼着譚嗣同拿出真憑實據，好像譚嗣同也早已想到了這一點。譚嗣同遂從衣兜拿出一張紙片，但見上面寫着：
榮祿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報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
很顯然，這張紙片是譚嗣同寫給皇上的報告，至於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覆，譚嗣同並沒有說。久經沙場的袁世凱應該說見過世面，但這張小紙條看得他大汗淋漓心驚肉跳。袁世凱心中暗想，此類據兵謀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惡極。他不禁反問譚嗣同：譚大人建議派兵包圍頤和園，意欲何為？
譚嗣同說，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禍首與罪魁，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無權，一切都無從進行。不過，這件事不需勞袁公大駕，自有譚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過問。
劍拔弩張
慈禧太后是當時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者，譚嗣同等人竟然準備對慈禧太后動手，這件事實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凱深知，多年訓練與影響，慈禧太后的地位不僅在內外大臣心目中至高無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對皇太后懷有無限崇拜與景仰，以這種軍隊去捕殺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凱坦率告訴譚嗣同：皇太后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袁某帶兵，常以忠義為訓戒，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
譚嗣同對袁世凱的擔憂不以為然，他自信地告訴袁世凱：“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召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某、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請旨辦理。”
既然譚嗣同把話說到這個份上，袁世凱已無退路可言。但畢竟此事太過於重大，除了恐懼之外，也必須冷靜面對。久經沙場、見過世面的袁世凱並沒有被譚嗣同逼到死角，他從容告訴譚嗣同：“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譚大人今晚請旨，上亦未必允准。”
告訴袁世凱：“袁公不必擔心，譚某自有挾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後天早上袁公請訓謝恩時定有硃諭一道面交袁公。”
據袁世凱事後描述，由於當時他看到譚嗣同氣焰兇狠，類似瘋狂，然譚嗣同畢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來歷，如此時明白拒絕，肯定翻臉，譚嗣同或許真敢“即死在”這兒，至於還會發生什麼事情，袁世凱想都不敢想。他此時惟一能做的，就是設法推宕，不節外生枝，不過度激怒譚嗣同。袁世凱的推宕理由是：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直隸總督，中外官民必大訌，國勢即瓜分。且北洋有宋慶、董福祥、聶士成各軍四五萬人，淮練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袁某統領的新軍不過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即設防，還沒有得到袁某領兵開拔，皇上可能就將陷入危險境地。
譚嗣同似乎意識到袁世凱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當告訴袁世凱，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給對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動手，即將硃諭分發諸軍，布告天下，照會各國，看誰還敢亂動？
確實，如果真照譚嗣同設想這樣做，誰敢反對？這又將袁世凱將到死角。袁世凱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他說：“本軍糧械子彈均在天津營內，小站存者極少，必須先將糧彈領運足用，方可用兵。”
對於袁世凱的實際困難，譚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說：“可請皇上先將硃諭交給存收，俟布置妥當，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動手。”從這段話分析，譚嗣同等人雖然在預案中意識到政局可能會發生轉變，但似乎並沒有惡化到必須立即發動，似乎還有從容準備的時間。
譚嗣同的建議又引起袁世凱新的疑慮，他說：“我袁某萬不敢惜死，恐或泄漏，必將累及皇上，臣子死有餘辜，一經紙筆，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諭。譚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復告譚大人如何辦法。”
對於袁世凱有意拖延，譚嗣同當然不會同意，他和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先前似乎考慮到這一點而有所準備，他一面告訴袁世凱：“皇上意甚急，譚某有硃諭在手，必須即刻定準一個辦法，方可復命。”一面從容拿出一份所謂硃諭。此份硃諭為墨筆所書，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氣，大意謂：
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
顯然，這份硃諭只是一個抄件，不是皇上手跡、親筆。這可疑的硃諭引起了袁世凱的聯想，他以為即便這份硃諭為真，其大概語意一若新任四軍機章京請求皇上急變法，而皇帝設婉辭以卻之者而已。於是袁世凱就此向譚嗣同提出疑問：“此非硃諭，且無誅榮祿、圍頤和園之說。”譚嗣同答：“硃諭在林旭手，此為楊銳抄給我看的，確有此硃諭，在三日前所發交者。林旭等極可惡，不立即交我，幾誤大事。諭內另議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內。”
緩兵之計
譚嗣同的解釋是真誠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並沒有親眼看過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於他的真誠，也使極富政治經驗的袁世凱看到了譚嗣同及其背後那些人作偽的痕跡，從而使袁世凱可以更加從容應對此事發展，他已經沒有譚嗣同剛到時的恐懼了。他告訴譚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斷不敢辜負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須妥籌詳商，以期萬全，袁某無此膽量，決不敢造次為天下罪人。”實際上，袁世凱拒絕與譚嗣同等人合謀。
對於袁世凱的態度，譚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將所有計劃向袁世凱和盤托出，譚嗣同只好繼續使用挾制辦法對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凱立即召開會議，擬定詳細計劃，以待譚某向皇帝匯報。譚嗣同越說越憤怒，幾至聲色俱厲，情緒異常。袁世凱看到譚嗣同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兇器，於是知譚嗣同不從他這裡得到準確回答決不會輕易離開。稍加考慮，袁世凱告訴譚嗣同：按照計劃，皇上、皇太后很快將巡幸天津，等到那時，軍隊咸集，皇上下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袁世凱的這個說法當然有理，不過譚嗣同說，現在形勢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會被廢黜。
對此，袁世凱寬慰道：不會的。既然朝廷宣布讓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爾反爾，發生意外。他勸譚嗣同不要胡思亂想操之過急。
譚嗣同再問：假如朝廷屆時取消了這次巡幸，那麼有什麼辦法補救嗎？
袁世凱說：巡幸天津，已經籌劃很久了，花費也不少了。假如一定發生這樣的事，袁某一定請榮祿出面力請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證巡幸天津不會中止。此事在我，譚君盡可放心。
譚嗣同說：“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建大業，天下事入公掌握，在於公；如貪圖富貴，告變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凱聞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發誓：譚大人以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國恩深，斷不至喪心病狂，貽誤大局，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
聽了袁世凱這番話，譚嗣同方才釋然，以為袁世凱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讚嘆不已。
有了譚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凱說：譚君與袁某素不相識，夤夜突來，袁某隨身員弁必生疑心，設或漏泄於外人，將謂我們有密謀。因譚君為近臣，袁某有兵權，最易招疑，譚君可從此稱病多日，不可入內，亦不可再來。
對於袁世凱的這些交代，譚嗣同甚以為然，談話氣氛開始轉變。
接下來，袁世凱問兩宮不和，其因何在？譚嗣同對：“因變法罷去禮部六卿，諸內臣環泣於皇太后之前，紛進讒言危詞，懷塔布、立山、楊崇伊等曾潛往天津，與榮祿密談，故意見更深。”
對於譚嗣同的說法，袁世凱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譚君何不請皇上將必須變法實際情況向皇太后做個詳細匯報，並遇事請示，多聽皇太后的意見呢？至於禮部六卿，譚君不妨方便時建議皇上讓他們官復原職，或另行安排。當此改革關頭，一定要穩妥第一，易順輿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時條件不具備，寧願緩辦，也不能操切從事，亟亟如此，致激他變。袁世凱似乎很願意與譚嗣同談論改革大勢與方略。
不料，譚嗣同聞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
如此血淋淋話語給袁世凱極大心靈震動，他在內心深處實在是無法認同於譚嗣同的想法與做法，他覺得譚嗣同等人“志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夜色已晚，遂託辭還要趕着寫奏摺，恭請譚嗣同離去。
想象、誤判與抓狂
譚嗣同離開法華寺，直接去了東華門附近金頂廟容閎寓所。按照先前約定，康有為、梁啓超等人都在那裡等消息。
康有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來了譚嗣同，譚嗣同向他們詳細介紹了與袁世凱的交涉情形。譚嗣同個人判斷肯定不是那麼樂觀，他認為，袁世凱不可能聽從他們的建議舉兵北上清君側，不可能撲殺榮祿，不可能舉兵包圍頤和園，協助劫持皇太后。他們先前錯誤估計了袁世凱的覺悟，錯估了袁世凱對皇上的忠誠，高看了袁世凱的決斷、膽識和判斷力。
對於譚嗣同的歸納和判斷，康有為、容閎和梁啓超等人似乎都能認同，問題在於，現在既然已經發動，既然已將秘密告訴了袁世凱，那麼下一步究竟應該怎麼辦？康有為可以按照原先計劃，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欽差大臣身份接管《時務報》，那麼北京方面怎麼辦？皇上怎麼辦？難道就聽任那些守舊勢力發動政變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嗎？
一百年之後，我們可能會嘲弄康有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當年我們又不能不佩服他們的赤膽忠誠、無私無畏。他們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真實關係，他們不知道1898年政治變革之所以能夠啟動，就是因為有皇太后撐腰、掌舵，他們錯誤地以為改革如此艱難是因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舊大臣專門搗亂。總之，康有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實，然後再用想象進行推動。
在容閎寓所談話時，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深深失望感動了容閎。容閎建議由他出面請求美國駐華公使進行外交干預，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為所預測的那樣將皇帝廢黜。然而康有為等人認為，美國並沒有在中國或周邊駐有軍隊，沒有軍事上的壓力，僅僅憑藉外交手段根本無濟於事，反而白白浪費時間，於是他們謝絕容閎的好意。
容閎的好意無法執行，但這一思路無疑啟發了康有為，使康有為覺得既然美國公使手中無兵，干預無力，那麼手中擁有相當軍事力量的英國、日本或許有辦法干預此事。於是康有為在稍事休息幾個小時，於9月19日上午九時拜訪李提摩太，希望通過李提摩太說服英國公使出面干預。
對於康有為所描述的光緒皇帝可能處境以及中國黯淡未來，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過是一個傳教士，雖然與英國公使有相當多交往，但畢竟英國公使竇納樂此時正在北戴河避暑。遠水解不了近渴，康有為只好放棄向英國公使的求救，轉而尋求正在中國訪問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下午三時，康有為來到伊藤博文寓所，兩人進行長達三個小時的談話。但康有為擔心清政府可能會指責他“假權外人”，故而改變談話策略，不再像與李提摩太的談話那樣請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轉為“請其說太后而已”，即請伊藤博文在覲見慈禧太后時，盡最大可能為光緒帝及康有為等人說情，儘量以客觀公正的姿態向慈禧太后說明光緒帝和他康有為及那些維新志士並沒有其他用心，他們的所有作為都是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為了中國未來。
按照這個策略，康有為確實說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幾乎全部答應了康的請求，答應如果能夠見到慈禧太后，他一定盡其所能勸說慈禧太后，盡力化解兩宮之間的誤會。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終並沒有見到慈禧太后，他的這種承諾實際上並沒有發揮作用。
幾個小時緊張談話結束後，暮色已晚，待康有為出城回到南海會館時，他突然發現南海會館“屋室牆傾覆”。這不同尋常的變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慮，也更堅定了他離京出走的決心。
康有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轉折的關鍵，他如果繼續坦然待在北京，估計事情不會發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欽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歷史也必將改寫，他在深更半夜悄然離京，倉皇出逃，既說明了自己的心虛，也暴露了問題。
文人不足以謀
根據康有為的解釋，他之所以倉皇出逃，主要是因為他們覺得經過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全盤托出了藉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計劃，是巨大失算。他們先前的密謀，基本局限在一個小圈子裡，現在多出了一個袁世凱，而且袁世凱不同意，而且袁世凱還是體制內剛剛提拔的高官。他們開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為袁世凱不是自己圈子裡的人，所以認定袁世凱一定會告密。
其實，康有為等人估計完全錯了。正因為袁世凱不是康有為圈子裡的人，袁世凱對這個政變計劃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譚嗣同讓他捕殺榮祿，派兵包圍頤和園。這兩件事，也只是譚嗣同隨口說說，沒有文字，沒有錄音。即便袁世凱要告密，他怎麼能空口無憑胡說八道？更何況，袁世凱並不是長舌婦，不是大嘴巴，譚嗣同看得起自己來說說想法，自己就去匯報，就去告密，這在官場如何相處呢？
實事求是說，譚嗣同走後，袁世凱並沒有將這件事當作什麼事，他雖然在第二天請訓時表達過自己對時局的憂慮，甚至建議皇上不妨請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張之洞主持改革。但這些建議並非因譚嗣同來訪而想到，這實際上是當時許多人的共同看法。
請訓結束，袁世凱直奔火車站。抵達天津，太陽已經落山。袁世凱沒有急着趕回小站，他前往直隸總督府找榮祿銷假，順便談談英國軍艦動向，談談北京見聞。袁世凱在匯報中誇獎皇上聖孝，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所以必須設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凱尚未將全部情況講完，有人來談其他事務，袁世凱拖至很遲仍找不到機會繼續談此事，於是只好先行告辭，約明日再說。
袁世凱之所以沒有打斷別人的談話而繼續已經說到的話題，顯然是因為他認為譚嗣同夜訪及其所談情況雖然重要，但譚嗣同、康有為等人畢竟只是一群書生，如果不能獲得他袁世凱或其他軍方人士的支持，他們在北京根本沒有能力發動大的政治行動，更不要說是殺榮祿、圍謀頤和園、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凱並不認為局勢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階段，不認為譚嗣同所講的事情即將發動。
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經知道一些大概、但並不清楚詳細情況的榮祿迫不及待地“枉顧”袁世凱處詳談一切。出於自己職責方面的責任和作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義感，袁世凱似乎比較如實地向榮祿描述了譚嗣同夜訪的全過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於譚嗣同夜訪主題是殺榮祿、圍頤和園，所以袁世凱在描述過程中不時向榮祿重申這只是譚嗣同、康有為等“群小結黨煽惑”，他們只是利用了皇帝對他們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搖撞騙，所謂殺榮祿、圍謀頤和園等並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說，皇帝對於這些陰謀並不知曉。
按照譚嗣同的說法，他們之所以執意要殺榮祿，是因為榮祿參與了廢立陰謀。對於這些指控，素來沉着的榮祿大驚失色，大呼冤枉：“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天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津通告內情，但不及今談之詳。”
如果說榮祿此前沒有絲毫犯上之心的話，但當他聽了這麼多內幕新聞，尤其是康有為、譚嗣同等把他作為犯上作亂罪魁禍首時，袁世凱相信，也不能不開始怨恨今上。為寬慰榮祿，也為保護皇上，袁世凱向榮祿明確表示：所謂殺榮祿，圍謀頤和園的計劃與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藥而死。
事情已經很明白了，但是怎樣處理這件事情，卻也使榮祿、袁世凱費腦筋。他們籌思良久，迄無善策。不料至傍晚，卻從北京傳來慈禧太后重新訓政，以及緝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的電報。也就是說，尚未待袁世凱、榮祿動手，北京方面已經發動，控制了局勢。這就意味着，儘管袁世凱不贊成譚嗣同極端舉動，儘管袁世凱出於道義上、君臣名份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並毫無保留向榮祿匯報，但，這些暗示與匯報在實際的政治運轉中並沒有發生作用，那麼所謂由袁世凱告密而引發戊戌政變的指控就很難成立。至於政變究竟是怎樣發生的，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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