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共的創立者之一是蘇俄派來的特務，儘管南昌起義的籌劃階段打下了蘇聯烙印；但是，南昌起義最後卻是在國產國際並未明確批准、甚至含蓄表示不贊成之下而獨立發動的。起義領導人為“獨立”付出代價，受到處分，但是，中共的黨軍畢竟從此誕生
◆高伐林
在我上篇博客《關於南昌起義我剛剛知道的故事》後面，有網友跟帖說：“只要共產國際哼一哼，（中共）總書記都可以被拉出來抽嘴巴”。這話未免過於誇張。不過，中共確實是由蘇聯通過共產國際策劃成立的，這在今天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的吧。這樣說，並不否定中共的成立有自己國家的社會基礎和現實需要，也不否定諸位中共建黨先驅的奮鬥精神和開創功勳，只是陳述史實而已。
尼克爾斯基是個什麼人？
在中共官方認可的《建黨偉業》影片中，參加中共一大會議的有兩位外國人，他們實際上就是來中國創立中共的欽差大臣：馬林和尼科爾斯基。這就說明，即使最擅於製造歷史記憶黑洞的中國官方，也無法抹掉中共創立時的外國痕跡。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中共一大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包惠僧《回憶馬林》，《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頁）；
另有學者提出尼科爾斯基（一譯尼克爾斯基）是中共一大會議的具體發起建議者（參見朱澤春《略論誰是中共“一大”會議的發起建議者》）。
查馬林是共產國際正式代表，荷蘭人、曾擔任過列寧工作秘書而由列寧推薦來華；而尼克爾斯基很長時間都查不到其真實身份，包惠僧認為尼克爾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而張國燾則認為尼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中國很多黨史專著、教科書乾脆不提尼氏，即便提，也只是承襲包或張的說法，關於他的情況則一無所知。
此人前來，總有個正式身份吧？沒有身份及相應的證件，如何取信於中國建黨先賢？中國人總不至於因為路遇一位外國人，聽他忽悠就決定成立一個政黨，舍下身家性命，為爭取中國解放而跟政府對着幹吧？！
很長時間，蘇俄歷史學家對尼克爾斯基也說不清道不明。直到近年，俄羅斯和蒙古學者終於查到尼氏檔案，搞清楚了他的身份。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長倪興祥和一大會址紀念館研究室主任徐雲根兩人合寫的文章《近十年中共一大研究述評》（出處：中國網文化中國）中透露：
尼克爾斯基是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到中國去的，任務主要是：1、同馬林一起幫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籌備和舉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2、擔負職工國際代表的職責；3、負責向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以及當時在華工作的其他蘇俄共產黨人提供經費。而尼克爾斯基的真實身份是一名蘇俄情報人員。
——原來前來中國創立中共的兩人之一，是一個蘇俄特務！我的天！ 倪興祥二人的文章沒有談到尼克爾斯基的結局：1938年，在斯大林展開的肅反運動中，他被當成間諜槍斃。
蘇聯人參與策劃武裝起義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指出：“中國共產黨……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21條”（《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而21條加入條件中的第17條，明確規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必須執行”。
不過，中共政黨的創立者之一雖然是蘇俄派來的特務，但是中共的軍隊，卻是獨立自主締造的：儘管南昌起義的籌劃、發動階段，打下了蘇聯（共產國際）烙印；但是，南昌起義最後卻是在國產國際並沒有明確認可、甚至含蓄表示不贊成之下而發動的。
如果說建黨是中共登上政治舞台上的第一幕，1927年，已經進入了第二幕，洋人主角換了人：新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羅明納茲1927年7月23日抵達漢口。
羅明納茲曾多次跟瞿秋白、張國燾等中共領導人討論，要發動起義。7月26日，羅明納茲和曾擔任國民革命政府總軍事顧問的布留赫爾等人，再次跟中共領導人商討。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這樣的描述：“由於羅明那滋（即羅明納茲，又譯羅米納茲——老高注）的發動，中共常委會於26日下午4時在漢口一所住宅里秘密舉行會議，參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維漢、張太雷兩中委，羅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國際代表，俄顧問加侖（即布留赫爾的化名）及范克，另外還有兩位翻譯人員。”
張國燾回憶，商討時，布留赫爾建議最好能爭取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一起行動，那樣的話將會“在軍事上極為有利”，否則，“如在南昌與張氏分家，參加暴動的兵力不過五千至八千”。
南昌起義後該怎麼辦？布留赫爾建議南下廣東，因為大革命時期廣東曾是革命的中心，工農群眾覺悟較高，而且南下廣東東江占領出海口，也便於獲取來自蘇聯的援助，建立革命政府，然後再圖舉行第二次北伐。布留赫爾這一建議後來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贊同，8月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致電布留赫爾：“你關於汕頭等等的意見，我們認為都是正確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李維漢後來在其《回憶與研究》書中也指出：“至於南昌起義軍要南征去占領潮汕，以便接受蘇聯的援助，更是共產國際的具體指示。”
這些回憶和文件說明，在南昌起義的策劃階段，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軍事顧問都直接參與。
不僅南昌起義的策劃有洋人直接參與，而且整個部署，都是報共產國際審批的（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一卷）。其實，當時中共的重大活動往往都須報經共產國際批准，共產國際也習慣於直接對中共發號施令，用《紅燈記》中李鐵梅的話來說，“不拆牆，也是一家子！”——對中國的事兒，蘇聯從來是不拿自己當外人的。
斯大林的潛台詞
就在上述密商的同時，莫斯科答覆了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請示。這個答覆，卻大出中共黨人意外。
張國燾回憶，在上文提及的中共常委會上，羅明納茲向與會者宣布了共產國際對於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答覆：“倘若這暴動無成功希望，最好不要發動，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可全部退出，並派他們到農民中工作。”
張國燾質問羅明納茲：“共產國際老說我們是‘機會主義’，不能堅決革命，現在南昌暴動準備成熟了，又來電阻止，這是什麼意思”？羅明納茲解釋說：“這的確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是一個嚴重的訓令，是斯大林親自決定的電報，由布哈林具名拍來的。我們如何能不遵行，我個人也認為事出意外，不過即使這個指示錯了，我們還是要執行的。”
緊接着，羅明納茲語鋒一轉，板起臉孔教訓張國燾：“我們在漢口是根據我們這一地方的情況來看問題，共產國際是根據全部國際情況來決定行動。它所考慮的，有國際關係，中蘇關係，以至許多我們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們不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不僅會遭受失敗，我們還有違反紀律的罪名。過去中共中央的錯誤，就是對這一點認識不夠，今後不可再如此。”
中國大陸《同舟共進》雜誌2011年第6期，刊登徐元宮的文章《1927：南昌起義的蘇聯因素》，證實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都曾受到蘇聯方面的直接影響或援助”，並進一步以蘇聯解體後陸續解密的檔案材料為根據，對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進行分析和探討。
徐元宮的文章說，解密檔案文件充分證明，上述莫斯科對中共有關發動南昌起義的報告的答覆，根本不是由共產國際領導人或者共產國際執委會確定的，而是由斯大林親自確定的。解密檔案文件“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9號記錄”清晰地留着“中央書記”斯大林的簽名，這份會議記錄包含了1927年7月2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聽取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後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結果：“決定：向漢口伯納、烏拉爾斯基發去以下電報：‘答覆434號專電：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我們認為烏拉爾斯基和我們其他著名的合法軍事工作人員參加是不能容許的。最高領導機關。抄送：伏羅希洛夫、加拉罕同志’。”（《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
從這封7月25日覆電來看，斯大林的潛台詞相當露骨：變相地勸阻中共的南昌暴動計劃。其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計劃以獲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為前提條件（至少，中共對此是充滿期待），但覆電既明確禁止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南昌暴動，又隻字不提給予援助；其二，在暴動前，誰能說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確保成功呢？斯大林卻將正反兩方面情形都說到了——“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和“否則”——讓中共自行決定。徐元宮說得一針見血：萬一暴動失敗，責任推給中共獨自承擔；一旦暴動成功了呢，則是莫斯科指導有方！
莫斯科為何嚴禁蘇聯顧問參與？
張國燾於7月27日到九江，30日到南昌，一路上他只能奉命向中共有關領導人傳達莫斯科的7月25日密電。
7月25日密電發出後僅過了四天，7月29日，莫斯科又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發了一封密電，再次明確指示“建議烏拉爾斯基同志（即布留赫爾、也即加倫）去養病”。電文中還提到“伯納”，就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
四天裡，莫斯科連續發送了兩封密電嚴禁在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中共武裝暴動。如果說，第一次密電發來時，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一方面向中共領導人傳達，並要求在華的蘇聯顧問不得參與，一方面他們自己還是與中共領導人商討，對起義出謀劃策；那麼，第二次密電發來，他們就必須在組織上嚴格服從，不得參與中共起義了。
——曾在張發奎部隊中擔任過軍事顧問的В.Е.戈列夫回憶說，7月“27日在漢口接到電報……指示中說，我們不應與整個這件事發生任何關係”；
——也曾在華擔任過軍事顧問的瓦西列維奇回憶說：“我記得，當加倫給我們布置任務時，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樣都要投入到暴動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確地提出任務：不參與暴動，暴動一開始就離開部隊，從那裡脫身。”
——曾擔任葉挺的軍事顧問的Е.В.捷斯連科後來也在《回憶葉挺》一文中敘述道，他本人是“在起義前五天於德安收到”布留赫爾發來的密電，“命令我們立即回國”。
為什麼臉變得如此之快？數天之前，羅明納茲、布留赫爾等不是都積極參與策劃南昌起義嗎，為何莫斯科下了這樣的禁令？以致羅明納茲都為自己出爾反爾而感到難堪，說“我個人也認為事出意外”（前引張國燾轉述）。
這是因為，莫斯科感受到了中國和國際上對蘇聯極其不利的輿論。
此前的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派軍警突襲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不僅搜查並沒收了所有貴重物品和大量文件檔案，更逮捕了在大使館和蘇聯駐華機構的60名中國人，其中包括李大釗等20名中共黨員。事件的嚴重性在於，從大使館裡搜查出來的文件資料中，有大量的蘇聯當局暗地鼓動、支持中國革命（主要還是支持國民黨）及從事間諜活動、搜集中國情報的證據，這讓蘇聯極為尷尬。莫斯科一方面緊急照會北京當局，指責其刊登到各大報紙上的查抄所獲蘇聯文件，是為達到罪惡目的而精心偽造的，要求北京當局立刻釋放被捕蘇聯公民，立刻歸還所有文件資料和財物；另一方面指示蘇聯所有駐外使領館趕緊“銷毀所有可能會有損蘇聯國家和政府聲譽及形象的文件”。
果然，後續事態接踵而來。
1927年5月12日，英國警察突然搜查蘇聯駐英商務大樓、英蘇貿易公司，指控蘇聯商業人員從事間諜活動；5月23日，英國內閣會議批准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美國政府則公開發表聲明稱讚、支持英國決定，5月30日，美國駐法國大使赫里克在巴黎公墓發表演說，呼籲資本主義各國政府聯手對蘇聯進行“十字軍遠征”……
作為因應措施，1927年6月2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特別會議，決議：領事及簽發密碼電報的人員，絕對禁止拍發用真名署名並由官方人員和機構收取的特殊電報；簽名及負責人地址和姓名均應用化名代替。
在這種到處都要“抓黑手”“抓後台”的國際氣氛下，蘇聯極其擔心授人以柄，不願駐華軍事顧問捲入南昌起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徐元宮的文章根據解密檔案文件，為蘇聯這種態度列出了另外兩條原因：斯大林本人仍對國民黨抱持幻想；莫斯科長期以來輕視中共，對南昌暴動能否成功沒有多少信心。
南昌起義指揮部舊址。
中共自己的黨軍畢竟從此誕生
當時蘇聯駐華的顧問為數不少，國民革命軍的各支部隊都有，他們多執行了布留赫爾傳達的莫斯科的指令，對八一起義廁身事外。只有一位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了暴動，他就是擔任賀龍的第二十軍軍事顧問的М.Ф.庫馬寧——這是因為，莫斯科的命令在傳達過程中出現了失誤，他沒接到。
生於1897年的庫馬寧，這年才30歲，他是前一年秋天派來廣州的，取了個中文名字叫“紀功”。根據曾擔任過布留赫爾的參謀長的А.В.勃拉戈達托夫將軍後來回憶，庫馬寧從1926年起擔任李宗仁的軍事顧問。當時，“國民革命軍分成了三路大軍，即東路軍、中路軍和西路軍……中路軍……包括兩個方面軍：江右軍（南京方面軍）和江左軍（安慶方面軍）……江左軍也由三個縱隊組成（第七軍、第十軍和第十五軍），由李宗仁將軍指揮，顧問是М.Ф.庫馬寧。”（А.В.勃拉戈達托夫《中國革命紀事（1925—1927年）》，三聯書店1982年版）而據曾任葉挺軍事顧問的Е.В.捷斯連科在《回憶葉挺》一文中的說法，庫馬寧，是在賀龍部第20軍。
捷斯連科寫道：“布留赫爾發密電將我們召回，命令我們立即回國。我是在起義前五天（那應該是7月27日？——老高注）於德安收到這份電報的。駐南昌郊區的М.Ф.庫馬寧沒有收到電報，所以參加了後來發生的事件。”（《在中國土地上——蘇聯顧問回憶錄（1925—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起義部隊於8月3日離開南昌南下，開往廣東方向，一路遭到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庫馬寧被俘虜，監禁一年（一說八個月）後才獲釋返回蘇聯。回蘇聯後，庫馬寧曾撰文記述他參加南昌起義的經過，輯入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蘇聯志願人員談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一書。
根據上述史實來看，南昌起義確實是中共獨立地領導和發動的，既獨立於國民黨（雖然南昌起義時還是打出國民黨左派的旗號），也獨立於蘇聯和共產國際：一沒有獲得莫斯科的經費支持，二沒有得到過蘇聯的武器彈藥接濟，三沒有蘇聯軍事顧問的指導（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位庫馬寧）。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早在1927年，中共就敢於對共產國際“說不”鬧獨立了。實際上，後來很多年，共產國際對中共仍然在指導方針上、領導人事上說一不二，直到共產國際自行宣告解散。而這一次，中共之所以敢獨立做出決定，說到底，還是因為莫斯科的7月25日密電，從蘇聯自身國家利益出發，意見非常“全面”，模稜兩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這就等於“授權”中共自行相機處理，而中共的決定，是發動起義。
起義的領導人為這個“獨立”付出了代價，後來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譚平山甚至被開除黨籍。但是，中共自己的黨軍，畢竟從此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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