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年代一首“民歌”唱道：“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北京攝影師杜斌卻說：在大饑荒中被餓死的數千萬亡靈，會同意對黨史、對毛澤東的這種妙筆生花嗎？在他們眼中，中共描繪的“天堂”，帶領他們通向天堂的“金橋”，分明就是“煉獄”！
◆高伐林
被毛澤東稱為“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迎來了自己的九十大壽。歌頌九十年的豐功偉績、英勇事跡，成為中國官方媒體的主旋律。但是，在旅居北京的攝影家、作家杜斌眼中，中共黨史是另一番景象。因為他知道，有成萬上億的人已經無法發出聲音，其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就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大饑荒中被餓死的數千萬亡靈。當年有首“民歌”描繪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杜斌對我說：他們如果在世，會同意對黨史、對毛澤東的這些妙筆生花嗎？在他們眼中，黨描繪的“天堂”，黨帶領他們向天堂走去的“金橋”，分明就是“煉獄”！
謊言搭建的真實“煉獄”
《毛主席的煉獄》，這正是杜斌在中共九十壽辰前夕所編著的一本書的書名，這本圖文並茂的書已經在明鏡出版社出版。
杜斌給海內外中英文媒體拍攝過大量照片，他的《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倖存的活化石》一書，集中了大量真實的鏡頭，描繪了上訪者滿腹冤屈、求告無門的悲慘經歷，讓讀者“百聞不如一見”，贏得海內外廣泛重視。中國政法大學學者蕭瀚說，這本書“彌補了中國歷史的部分遺憾”。
他還出版過《上海骷髏地》、《北京的鬼》、《牙刷》等多部作品，用了很多意識流之類藝術手法，但杜斌強調：百分之百都是非虛構。“在台灣出版的《牙刷》，我標為‘後現代小說’，但內容完全是真實的，標為‘小說’，當然是為了避免政治上惹麻煩。”
但是，《毛主席的煉獄》這部書，13萬文字和150多幅圖片，只有幾百字是他自己寫的，他也幾乎沒有用自己拍的照片。杜斌決定全部用真實的史料：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的歲月中毛澤東的黨內批示和公開講話，糧食官員的私人筆記，寄到中南海的民間上書，內參簡報，親歷者的追憶等等文字，穿插以那個年代的宣傳畫、農民畫、報刊插圖、照片，甚至還有歌曲簡譜、年曆、郵票、香煙盒……
就用這些乍看起來雜亂得無以復加的大量碎片，杜斌要還原中共在慶祝九十年征程的大喜日子裡註定諱莫如深的五年——1958年到1962年真實的“煉獄”。
這本書的編排框架，杜斌決定就用編年史的形式，按年份按日期順序排列。他要讓那段歲月，用其本身的色彩、圖案和旋律來呈現自身。“這比我說多少話都更加雄辯。我把這些資料編在一起，就是讓數千萬被餓死的亡靈說話，聽聽他們對90年黨史會說什麼？”
“野生”的新聞人
杜斌出生於1972年，正是中國好不容易跋涉出了大饑荒之後的十年。誰曾料，安穩日子過了沒三四年，毛澤東他老人家又把中國推入“文革”的動亂深淵？杜斌在山東郯城縣一個鎮上長大，那段歲月中，在政治運動中無休無止顛簸的父母都隻字不提大饑荒，官方更是緘口不言，他又早早離開了家，以致對那段慘痛的歲月竟一無所知。後來到北京工作後，回家很少，一年才探望父母一次。“直到去年才問了父母，他們告訴我，爺爺也挨過餓，但我們那裡還算好，沒餓死人。”
杜斌對《新史記》記者坦承，自己並沒有讀過多少書。不過他從小酷愛文學寫作，年輕時寫過五、六年的詩歌，但從來沒有投過稿。1993年去當兵，三年後復員，待業一年多才被安排到家鄉一家工廠的保衛科工作。上班比較安閒，精力充沛的他對新聞發生了興趣。
“在這裡學著寫稿，學著拍照片——沒有人教我，就是自己摸索，看看報刊上人家是拍什麼、怎麼拍，然後自己學了就往外投稿。為什麼後來攝影搞得多？寫稿子很費勁嘛，幾百字上千字，要吭哧吭哧寫；照片省事嘛，對準焦距，按下快門，成了！”
說是這樣說，但正如一個美國笑話所講的：花了一千美元請專家來查驗機器的故障。他來後，只畫了一道線指出了故障所在。有人不服氣：這就值一千美元？專家說，畫線，值1美元；知道往哪兒畫，值999美元！
杜斌也是如此。拍照似乎只是舉手之勞，但是知道拍什麼有意義，怎麼拍得好，這可絕對不是像他自謙的那麼輕巧。在別人看來，杜斌的路走得真順，中國當時那麼多著名大報，只有一兩家沒採用過他的照片；後來又在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雜誌、英國《衛報》、德國《明星》雜誌等國際著名媒體發表。“台上十秒鐘，台下十年功。”他經歷過多年的顛躓、淬鍊，才能在電光石火的剎那間，成就一張優秀攝影作品。
杜斌給我講起他如何起步學攝影：他那時沒有積蓄，說動了父親掏出兩三千元存款讓他去去臨沂，買下來一台海鷗相機。沒人教，老是曝光過度、照虛了；投稿也發表出來一些，但自己也不滿意。他仔細研究各家媒體拍的照片，下班時將工廠宣傳部訂的各種報紙都搬回家看一夜，第二天早上上班時再送回來。自己也訂了《攝影世界》雜誌，還買過《黑鏡頭》、《普利策獲獎照片選》等書，揣摩大師傑作的精髓：用光、取景、角度、構圖……後來他又登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周刊》的網站，琢磨別人為什麼拍得好，自己為什麼拍不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省吃儉用，對相機和鏡頭不斷升級換代。
“2004年我跟一個《紐約時報》記者出去工作，他問我：是在哪所學校學的攝影？我通過翻譯告訴他，我沒有受過一天攝影專業教育。這位記者大吃一驚。我補充說，我攝影與你寫文章一樣，靠的是悟性。他非常認同我的這個體會。”
杜斌說：我走的，是一條“野生”的路子。“我拍的一些照片，畫面里的人是端端正正的，但是場景是傾斜的。有人問我，我說，我眼裡的就是傾斜的世界——這就是我的感覺。”
中國著名攝影記者盧廣曾評論：“杜斌是個下手更狠的傢伙”，盧廣指著《中國社會導刊》中一幅圖說：“除了杜斌，沒人敢這樣拍”。
杜斌回憶，曾獲得過世界攝影比賽等國際國內很多獎的“獲獎專業戶”盧廣，對他說：你的照片，每一張的構圖都非常好，我在向你的風格學習。“我很驚喜：是嘛！我沒有受過攝影的專業訓練啊。”
杜斌告訴我：“我也參加過攝影比賽，但沒有獲過獎。”
“不對呀，2010年5月，你不是獲過亞洲人權新聞大獎嗎？”
“哦，對，但那不是攝影獎。那一組照片《寫出冤情》，發表在《南華早報》上的，我真沒想到，他們放到17吋那麼大——將雜誌的兩頁連起來。”
《明鏡月刊》18期彩頁專門介紹杜斌和他的《上訪者》。左上角圖片為杜斌。
拍照靠眼、靠手，更靠心
獲得亞洲人權新聞大獎，說明杜斌攝影闖出名號，不僅僅來自他的眼准手快，更來自他對公平、正義的信念。“我來自草根，我就是草根，我對底層民眾有一種本能的同情心，可能這跟我喜歡寫詩也有關係吧。”
而他走向全國，走向首都，走向國際，也與此有關：有這種悲憫情懷，才能捕捉到真實的社會生活的瞬間，才能震撼千萬觀眾的心。
杜斌告訴我說，最開頭的一次，是知道了有一個農村家庭，丈夫給人修房子摔下來半身不遂，三個孩子，一個男孩兩個女孩，他就去拍他們的故事，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對他們伸出援手。杜斌知道這家人肯定非常非常艱難，連礦泉水都自己帶。這次去，拍下照片，又配上文字，做成一個圖片故事，給山東一家媒體發表了。
後來北京一個電視攝製組來山東拍攝一個被人販子拐賣給麻風病人的七歲小女孩，但他們聽不懂當地的方言，杜斌知道了，又出手相助。相處了一段，攝製組的人了解了這個山東小伙子的本事，也了解了他的熱誠，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有位攝像師，兩次三番地鼓動他到北京闖天下：“《北京青年報》正在招聘攝影記者，你來應聘嘛！”
杜斌也越來越感到，確實，郯城縣的舞台太小了，山東的舞台也小了。此前的1999年，杜斌已經是在山東發表圖片故事最多的人，縣委宣傳部讓這個自學成才的青年去給通訊員講課。他在那裡偶然發現了一張彩色的《北京青年報》，留下印象。這次聽攝像師朋友再三催促，就去了北京。“面試我的人開頭告訴我說，我們招聘的人要有北京戶口；我當然沒有，就把我的作品給他看，他看了就說，你下星期就來上班吧。我當晚趕回山東，買了份《北京青年報》，在火車上打開一看，居然把我的一個圖片故事刊出了漂漂亮亮的整整半個版！面試我的人居然都沒給我提一個字……”
錐處囊中，脫穎而出。年輕的杜斌，先後在《北京青年報》、《工人日報》、民政部下屬《中國社會導刊》等媒體工作，為這些媒體，也為國內外其它大量媒體拍下聚焦弱勢群體的新聞照片。
不可避免卷進風波
依杜斌的性格，不惹出風波是不可能的。
他在《北京青年報》工作時，2002年8月，與蘆盪合寫過一篇報道《“山東棲霞57名村官集體辭職事件”真相》。他們深入當地十幾個村莊，走訪了幾十位當事人，盡其所能地客觀報道這一事件，反映了村委會主任、村支書、上級鎮黨委張書記、棲霞市委王副書記等各方面的陳述和看法，指出：
雖然57名村官上訪一事不能稱為辭職，雖然57名的數字有些水分，雖然出現聯名事情的45個村子和全市945個行政村比起來顯得有些微小，雖然棲霞市領導做了大量的工作，並且很多人因此斷了上訪的念頭，但是有些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落實，比如印章的使用問題。雖然國家出台了相關的法律，但是在棲霞的部分村中卻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按規定，黨支部、村委會的印章應該由黨支書與村主任之外的第三人進行保管，但是如果書記與主任出現矛盾時，印章的使用權實際上就落在了保管人的手裡。還有村主任連帳目都看不了，還談什麼財務公開？甚至有些村的村民大會制度沒有落實，有的村甚至幾年也難得開一個村民會。我們還了解到，村裡的家族式管理也十分嚴重，甚至有的一家幾兄弟全是村裡的主要幹部，這樣村委的決定實際上成了自己家裡的決定。
在當時，這是個轟動一時的新聞，《人民日報》報道過，在海外也有影響，《紐約時報》2001年5月就曾報道過。 調到《工人日報》後，杜斌持續關注山東棲霞這57位被選出來卻無法幹下去的村主任的遭遇。一場風波，就起於杜斌要報道其中一位村主任孫學德所經歷的不公遭遇。孫學德在2000年被人帶走，失蹤了幾個月，2001年12月，在一次秘密審判中被以闖入政府辦公室和盜用公款的罪名判刑8年。
杜斌這篇稿件的細節，這裡就不細說了，簡而言之就是：村委會主任被選出來當家作主，村支書不甘心“大權旁落”，於是百般刁難、迫害村委會主任。
“我揭露的當事人得知我搞了新的報道，從山東派人來北京阻止稿件問世。他們找我，我肯定不會答應他們撤稿；他們就找全國總工會——全總是《工人日報》的頂頭上司嘛，他們從上面來壓，果然奏效。有一天我偶然聽見報社總編輯對我們編輯主任吳琰說：“那個村官涉及經濟犯罪，被抓起來了，馬上要判刑，你們那篇報道就不要再登了。”
杜斌絕望了。他沒想到，過了兩個月，編輯主任吳琰問他：你那篇稿子給誰發了？杜斌說，誰也沒給。吳琰說：我還想登。
杜斌告訴我：“這會兒總編輯出差了，就瞅了這個空兒。我打電話給孫學德的哥哥，向他們通報：稿件可能起死回生，還建議，要是刊出了，來人從北京買500份報紙帶回去——我怕當地政府扣住這期報紙。”孫學德的哥哥馬上趕到了北京。
回憶起當時的場面，杜斌沉浸在緊張而興奮之中：他和編輯主任眼看著當夜值班的副總編輯大筆一揮簽了這個版，才放下心來：過了最後一關！第二天的報紙，登出來洋洋灑灑大半個版。
“出了個插曲：本來交了錢要印刷廠加印500份，好讓山東來人帶回去，結果印刷廠忘了！他們很不好意思。想辦法補救，告訴我們說：從北京的彩色版抽出一百份、再印400份黑白的，不要你們的錢。我們當然高興啦，一小時後就取到了這五百份報紙。我交代：拿回山東後，給市里每個領導送一份，全市每個村委會主任一份，你們村每家一份。”
杜斌自己，用紅筆將這篇稿件圈起來，給當地的市委書記、市長、宣傳部長、公安局長，一人郵寄了一份。
可想而知，這引起了怎樣的軒然大波，省市縣領導人是怎樣勃然大怒！“報社總編輯也很惱火，他發了話要不要刊出，卻還是將稿件刊出了——不是藐視他的權威嘛。我在武漢出差，部門主任打電話來說，你千萬不要回來。山東來了三個人，一定要見你。”見他當然不會給他什麼好果子吃。
杜斌很欣慰。他堅信，這篇稿件，寫得真實，發得正義。
《紐約時報》的駐京記者看到了杜斌在《工人日報》刊登的許多圖片，印象很深，跟編輯主任吳琰一起吃飯時，還說起你們某某報道的照片拍得真好——都是杜斌拍攝的。杜斌認識這位記者之後就問他：你們還需要攝影師嗎？“他很高興，因為他的老闆正要他們找中國本土的攝影師。後來約時間讓我去見了他們老闆，我就給他們幹活了。”
《紐約時報》開始一段時間刊登他的照片時，沒有署名，是為了不給杜斌惹麻煩。但是後來該報駐京辦事處換了另外一批記者，他們沒有經驗，一不留神將杜斌的名字登出去了。杜斌說，“登了就登了吧，也好，以後我也就不在乎了。”
自己是個倖存者
杜斌終於與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慘劇邂逅相逢。
那是2004年，他通過代理服務器翻牆來到海外網絡社區，接觸到海量信息。他原來也聽說過饑荒，但相信上面灌輸的說法：都是自然災害加蘇修逼債才引起的。看到這些血淋淋的資料之後，時年32歲的杜斌愕然大驚，難以置信：中國竟發生過這樣的大慘劇！
震驚之餘，杜斌著了魔般地到處搜求資料。雖然此前他對國內官方媒體和出版物隱瞞、掩蓋和粉飾真相的種種做法，早有認識，但是對這麼大的事兒，到底真相如何，他不敢貿然相信。杜斌告訴我，“從大躍進到大饑荒”這個問題緊緊地吸引住了他，他一頭扎進那個年代的各種官方和民間資料。有朋友到香港，也請他們帶些有關資料回來。楊繼繩的書《墓碑》出版之後，杜斌也在第一時間細讀。“看了之後我更想抒發我內心的感受，越看越覺得毛澤東的罪惡太大了。我越來越感覺：毛澤東簡直是故意要將這麼多人餓死！”
杜斌後來又找到了《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資料》（都是“文革”中的毛澤東新語錄選集——明鏡記者按），將能找到的毛澤東從1956年到去世前的講話都看了一遍。杜斌一度還想申請到香港中文大學的資料中心去查閱資料。
後來，他在網上搜索到《人民日報》從1945年創刊到2005年的電子版，但太貴了，竟然要六萬塊錢，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當他望洋興嘆之際，他看到網絡上有人登出這套資料的銷售廣告，價格便宜得多，他料想是盜版，可也顧不得了，立即寄錢去，獲得18張盜版光盤。杜斌從頭到尾、一天一天、一版一版地瀏覽長達數年的中央黨報，“幸虧，那個年代的《人民日報》沒有多少版”。
杜斌歸納成三條思路：
第一，毛澤東如何蓄意製造這樣一場悲劇？第二，被餓死的人知道自己面臨絕望的結局嗎？第三，毛澤東和中央、省、市地縣和公社的官員，在幹什麼？與此同時，農民在幹什麼？“我特別想找到這樣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戲劇性的對比資料。非常可惜的是，毛澤東講話的時間，當然都是被秘書們記載得精確到天、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找到一些農民回憶苦難的文章，他們卻都沒有將悲劇的時間記載得很精確——農民嘛，哪一天並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人餓死了、牛餓死了……”——杜斌畢竟是寫詩、攝影出身，他的幾條思路，很明顯帶有形象思維特徵。
官方說法和民間說法、謊言和真相的截然反差，讓杜斌感受到極度的荒謬、也湧起極大的義憤：怎麼可以這樣心安理得地魚肉人民，同時又這么正義凜然地愚弄世人？別說一句表示歉疚和懺悔的話了，還要裝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那樣，繼續自詡、也繼續要求民眾謳歌“偉大”“光榮”“正確”？
讓他特別憤怒的是，他通過大量閱讀大饑荒之後的文獻，發現造成慘劇的罪魁禍首毛澤東，自稱代表人民利益、被稱頌為“人民大救星”，卻一直對造成和平年代如此慘重的饑饉，數千萬樸實的人民無聲無息地倒下，竟沒有一絲一毫的愧悔。
杜斌的結論是：毛澤東並非像許多善良的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或者像官方為之開脫所說的那樣，是為了美好理想、急於求成而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失誤；不，毛澤東是蓄意的！
杜斌說，如果毛澤東的初衷真是為實現大同理想的話，當發現遍地餓殍時，他應該痛心不已，改弦更張，讓人民休養生息。但是毛澤東並不如此。為了向筆者證明這一點，杜斌找來2000年6月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第74期，長篇大論地朗讀毛澤東如何粗暴訓斥李富春，堅持催促國家計委上馬勞民傷財的攀枝花鋼鐵基地，當李富春匯報，籌集資金非常困難，毛澤東甚至說出“用我的工資”這種蠻不講理的話來。
杜斌還引述毛澤東對國外領導人為大躍進的自我辯護：“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毛澤東對幾千萬餓殍是否表示過內疚歉意？杜斌翻遍各種資料，沒有找到這樣的記錄——他相信，如果真有，中共的文人和媒體，是不會放過的。他倒是找到一條毛澤東向魚道歉的記錄：美國人羅斯·特里爾寫的《毛澤東傳》中記載，毛澤東對護士吳旭君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里餵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杜斌說：你看，他向吃過的魚“賠不是”，也沒有向人民道歉！
杜斌明白了：毛澤東毫無懊悔之心——“這不就證明他就是蓄意的嗎？”
杜賓的一家之言能獲得多少認同？不得而知。毛澤東究竟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做出荒謬殘忍的決策，最終造成大饑荒，在學界還會長久地爭論下去。
用拼貼凸顯謊言與真相
年近不惑的杜斌難以容忍：自己不少同齡人和下一輩人，竟然跟過去的自己一樣，仍處在“大惑”當中，既不知道、也不相信這樣的浩劫慘劇果真在神州大地發生過。
杜斌產生了還原歷史真相的強烈衝動。
怎麼還原？他想出一個用當年的各種真實資料來拼貼的主意。
一個世紀之前的1912年，畢加索創作出世界上第一件精緻拼貼藝術品；一個世紀之後的2011年，這位不知“拼貼”為何物的攝影師杜斌，編出了一本拼貼式的圖書。
《毛澤東的煉獄》（杜斌編，明鏡出版社出版）
他對我說：沒有什麼比《獻禮》《載著我們上天堂》《夜戰》《送糧路上》這些大躍進畫作更虛假的了，但是，也沒有什麼比這些東西更真實地展現那個時代了！ 用真實的史料來編輯，其實不比自己創作容易。文字資料相對來說還容易找，要找到恰當的圖像資料就費事得多。他花了很大功夫去潘家園舊貨市場上淘寶。
他舉出書中選用的《大豆過江》這幅漫畫為例。這幅作品，是江蘇邳縣農民朱會然和漫畫家華君武合作的，當時被視作藝術家“與工農兵結合”的典範。後來在“文革”中首先被毛澤東拋出來的“三家村”主將鄧拓配詩寫道：“葉作風帆莢作船，長江飛渡若雲煙。出自豆類成大器，家在東吳試驗田。”假不假？假；真不真？真！
杜斌覺得《大豆過江》這張畫很能反映問題，但是網上只找到黑白的，而且圖片很小。他找了很多年，後來在潘家園偶然發現了1958年第21期《漫畫》雜誌，正刊有這幅彩色漫畫。他如獲至寶，但又不敢聲張，怕驚動了賣家，奇貨可居，漫天要價。“我買下來了，就這一本，60元——這算真便宜了！”
為找到以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為題材的宣傳畫，杜斌不知去潘家園翻揀過多少次。終於發現有個攤主有兩張1961年的年曆，上面的宣傳畫正是“三面紅旗”。一張下面的年曆因為破損而被裁掉了，150元錢；另一張則是完整的、帶有年曆。杜斌想，反正我要的是這個“三面紅旗”，半張就半張吧，掏了150元。回到家一想，不對呀，帶1961年年曆，不是更有歷史價值嘛！還是得買完整的。舊貨市場周末才營業，他熬到下一個星期六，一大清早就我又去了，問攤主那張年曆是否還沒賣出？“他要了我200元。給他錢之後，我告訴他，我要用這個做我的書的封面。攤主告訴我，這張畫，他是15年前收進來的。我說，你保留了15年，就是特地留給我的啊！”
但後來因為書的開本設計有變化，並沒有用這幅圖片作封面，而是另選了一張《時代》周刊1963年9月13日刊出的漫畫。
杜斌共從舊貨市場淘來200多幅畫。“靳尚誼的《祖國頌》，我花了600元——畫家自己的畫冊中沒有收入這張畫，可能他不好意思拿出來吧；1957年的漫畫《貓頭鷹》，60元買下的……”但他說不清總共到底花了多少錢。他只記得，僅僅花在對這些資料進行高精度掃描上的費用，就有八千元。
如果說，一個世紀之前畢卡索的拼貼創作從此打破了藝術中真實與幻象的區別，那麼杜斌的這本拼貼書，則正相反，堅決地劃清了謊言與真相的界限。
此書中將五花八門的資料碎片集中擺放後，非現實的重組和敘述手法，否定和反諷的意味，產生了奇特的對比效果。杜斌一一列舉說：毛澤東那些美妙的高調與神州遍地餓殍的對比；宣傳機器全速開動的巨大聲浪與底層民眾不忍卒聞的呻吟的對比；各級官員對上“逢君之惡”，對下殘民以逞的對比；文人們外表豪氣干雲閉眼唱頌歌與內心極大恐懼的對比……他強調：這種編年體例，就是要讓讀者一目了然：某年某月某日，毛澤東在幹甚麼，黨中央在幹甚麼，省里的市裡的村裡的幹部在幹甚麼，農民在幹甚麼……
到時候了，“中共該對數千萬寂滅的亡靈悔罪了”——杜斌說。
 我對杜斌的這篇專訪，刊載在《新史記》第二期（2011年6月底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