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分析了毛澤東從“反右”到廬山會議再到“文革”的思想線索，在黨內外、國內外各種力量的互動中，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最後走向毛澤東思想的頂峰，也走向中國的浩劫。毛澤東為什麼急於放棄親手制訂的新民主主義綱領，要搞“社會主義革命”？“他的動機何在？”這是理解中國二十世紀後半葉歷史的鑰匙
◆高伐林
1990年5月1日上午9時25分，從香港飛到舊金山降落的飛機上，走下了剛剛交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權柄的許家屯。他以“旅遊休息”為名，避禍去國，一時引起軒然大波。
彈指一揮間。這位被媒體稱為“繼林彪後中共最高級的出走官員”在美國南加州已經隱居整整15年了（到寫作本文的2005年——高注）。1993年，他出版了《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台灣聯合報報系旗下分布於亞、歐、美的所有報紙一時都因連載此書而洛陽紙貴，後來他又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了《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但這些書，似乎充滿“畫一句號、告一段落”的意味，隨著歲月推移，許家屯好像越來越刻意退到了公眾關注的視野之外。香港回歸之後的“陣痛期”經久未歇，經濟一蹶不振，政治動盪不安，社會煩躁不寧，竟至釀成兩次香港“七一”數十萬人大遊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連任期間稱病辭職下台，全球矚目。但是在四面八方的嘈雜聲浪中，人們很少聽到這位深諳香港情況、為香港基本法立下汗馬功勞的前中共駐港最高負責人的聲音。
2005年4月，我前往南加州叢山峻岭之中登門拜訪，整整一個星期，與許家屯先生作竟日長談，並抵近觀察他的飲食起居，執意去探究這位前中共高官究竟在想什麼、幹什麼，同時也想請他回憶他的大半生經歷，梳理他的思想情感發展變化的脈絡。
許家屯很善談，思路清晰。（高伐林攝於2007年）
他住的竟是一座“中國山”
許家屯住在位於洛杉磯郊區的齊諾希爾——Chino Hill。“Chino”在西班牙文中，就是“中國的”“中國人”之意，他住的竟是一座“中國山”。
看到這一帶山影幢幢，草色芊芊，不由得要湧起“世外桃源”之慨：“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陶淵明《歸去來兮》），好一個修身養性的所在！
家中最不安靜的場所，卻是許家屯的臥室。他在這裡放了一台大型電視，只要一開就開到音量特大，也難怪：視力與聽力畢竟有所減退，而他又是那麼急切地想看清、想聽清。他在這裡通過衛星電視，能看到中國大陸十好幾個中文頻道，看得最多的，是香港鳳凰台，江蘇國際台——他這一生中，投注精力心血最多的、結下感情最深的，正是江蘇和香港。他對我說，熟悉的地點，變化了的面貌，讓他格外感興趣，從屏幕上經常能看到許多熟人呢。當年的後起之秀現在正施展才幹，怎麼想得到在遙遠的異國他鄉有一雙前輩的眼睛在注視自己？許家屯什麼節目都看，中國新聞、時事評論、文化專題、戲曲精選……他來自崑曲的發源地，愛看京劇，尤其着迷老生戲，過去他與很多當紅名伶有過交往，對他們的藝術成就如數家珍，雖然自己不唱——至少不當着人唱，但是看他目不轉睛，手指、腳掌下意識地打着拍子，可以想見對這些唱腔早已爛熟於心。
許家屯家裡文化氣息濃郁。陸儼少、錢松岩的山水與黃胄的駿馬遙遙對望，黃苗子的篆字與費新我的左手行書相得益彰，青花瓷瓶與天使擺鐘中西和璧……體現出主人的修養根柢和生活情趣。我卻被靠窗沙發旁的茶几上高高一摞書刊報紙所吸引。有上個世紀的老書，紙頁發黃，有這個月剛在中國出版的新著，油墨尚香：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好幾卷《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還有英國霍布孫著《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江蘇省地圖冊》……
許家屯對我說過，他在擔任中共香港主管時，每天要看十幾份報紙，其中香港十三種，還要看傳達“北京聲音”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廣東地方報紙。早上起來匆匆掃一眼各報頭版標題，就趕著上班處理堆積如山的雜務；晚上十點以後坐下來再細細閱讀，一直讀到夜深人靜。還得看有頭的、無頭的各種文件、“大參考”、“國內動態清樣”，每晚至少要閱讀五萬到八萬字。“了解中央精神，主要靠文件；了解香港社會信息，主要靠報紙。”
現在沒有文件看了，中文報刊就成了他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這裡有《世界日報》、《星島日報》、《亞洲周刊》、《多維時報》……
對於許家屯來說，可慮的是，報紙上的字越來越漫漶不清了，戴上老花眼鏡也無濟於事，閱讀成了難題，只能藉助放大鏡。一座落地放大鏡燈放在窗邊，這就是許家屯的讀報角。坐在這裡，白天就著陽光，晚上開亮燈光，他可以聚精會神地半天不挪窩。
我注意到，讀報角的茶几上還放著一把剪刀呢。
 許家屯很苦惱眼神太差，寫稿和改稿都得用特大號字。（高伐林攝）
“二十世紀的經驗”
閱讀難，寫作也難。然而，許家屯的書桌上放著一個紙夾子，他常常坐在這裡，將思索寫下來，“有一天我寫了二三十頁！”看到我不大相信，他笑了：我的字寫得大呀，一頁寫不了幾個字！記者看到，果然，豎排密密麻麻寫滿了胡桃大的字。
不管怎樣，能這麼寫，足夠讓我驚訝了。“你在寫回憶錄嗎？”我知道，許家屯許多當年的同事、上司，像許世友、江渭清，都出版了傳記、回憶錄，數年來不少人也曾對他建議過，要他寫一寫自己的峰迴路轉的生涯。他真開始寫了？
“不是！”許家屯說。他對寫回憶錄有自己的看法，“只是回憶自己個人的經歷，沒有多大意思，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讀者也很難理解。要寫回憶錄，也得從當時國內局面、黨內形勢和社會生活的進程寫起。”他要放在宏觀視野下觀照自己個人的足跡。他現在每天在紙上塗抹的並非回憶錄，而是一篇暫名為“二十世紀的經驗”的思考心得。
“二十世紀的經驗”——好大的題目！
他笑稱：這是被何頻逼出來的啊！原來，2002年4月，許家屯曾到美國東部小住，與他的忘年之交何頻等人圍繞中美關係、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等話題，激辯了幾天。他從那時孕育了一個想法：要將自己的看法整理出來。
許家屯雄心勃勃。他請來一位年輕朋友協助，自己口述錄音，請這位朋友整理打字，已經談了十來次了，大體上已經講完。他打算在近期內理清這部專著的思路，爭取今年下半年寫完書稿，“大概七八萬字左右吧，也可能有十萬字”。
“二十世紀的經驗”，到底指的是什麼？我要許家屯透露一二，但或許一來覺得思考還不成熟，還會修改調整，二來也想為未來的專著賣賣關子，他不肯講總體構架，只是將其中涉及的題目侃侃道來。二十世紀，實在是一個充滿了太多殺戮血腥的世紀，一個人類以空前的魄力和勇氣去探索發展道路、付出億萬生命代價的世紀，一個充滿了戲劇性轉折、希望變成絕望、絕望又孕育希望的世紀，自己有幸經歷過了血與火的歲月，豈能虛度，不將自己的經驗教訓留給後人？
這部心得的寫作，顯然讓許家屯十分興奮。扳著指頭對我說了好幾個他這部反思專著將寫到的“三”：
——三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東西方各以美、蘇為首兩個集團的冷戰；
——三大社會運動的興衰：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民族獨立運動，資本主義自我改革運動；
——三大矛盾：貧與富的矛盾，和平與暴力的矛盾，多元化與一體化的矛盾；
……
我記得，許家屯在他們那一輩中共高官中，是以善於總結和提出提綱挈領的口號著稱的，頗見其政治謀略段位之高。例如，他來到香港後，將人們常說的“求大同存小異”改動一字，對外提出：香港各界要“求大同，存大異”；他在對北京匯報時，將當時香港局面歸納為“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震動了閉目塞聽、一廂情願地以為港人人人都盼望回歸的中南海高層；而他提出“依靠兩翼”，即依靠工人階級、依靠資產階級，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更不啻石破天驚……
提起這些往事，許家屯十分得意：“我的膽子大得不得了啊！當年港澳辦對我這些提法統統不表態。只有一個人後來表了態，就是總書記趙紫陽。但我要求他書面批一下，他還是沒有批——不是他不想批，實在阻力太大！”
“江澤民上任後，提出香港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實際上是否定了我的‘依靠兩翼’。”但許家屯沒有料到，江澤民後來提出“三個代表”，又來了個“否定之否定”。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到江蘇視察，許家屯（左）和許世友（右）陪同接見黨政幹部。（許家屯提供）
激進理想害慘中國
許家屯精神矍鑠，精力充沛，他對此解釋說“我睡得好，所以精神好！”有幾次，深更半夜了，我還看到他讀書、寫作亮着燈。他一談就是四五個小時，開始我還怕他累着，談了個把小時就要找個藉口請他歇一會兒，而他總是不予理會，不願打斷思路。最後反而總是累得我這年輕幾十歲的人叫饒。
我深切地感受到，許家屯這麼多年來確實思索了很多問題，力圖捋到最根上，也儘量站到最高處。他漫談到很多話題，每個話題，他都有其內在的邏輯性，有根有據，有條有理。
談知識經濟的特點，他講得頭頭是道：知識經濟同社會資本結合，不但能夠加速改變社會結構，而且使整個社會協調發展的可能性增加了，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不僅如此，人類對財富開發的手段也變了——要開發腦子，開發自身的潛能，這樣，普及教育成為最重要的任務。
他談本世紀的“第四次世界大戰”，布什名之為“反恐戰”，這是一場超限戰：沒有前方與後方之分，沒有軍事與非軍事之別，從地下、水下到太空都可能是戰場，世上萬物都可以作武器，危險也正在這裡：可能動用核、化學、生物、網絡，和眼下還不知道的新科技；除了可能造成極大的生命和物質損失之外，還可能對人的精神產生摧毀性的衝擊：到處不太平，警報日常化，人類喪失安全感，憂鬱症擴散……
談得多的，還是他走過的歷程，尤其是進城之後的風雨旅途。他詳細地回憶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戲劇性遭遇，又向前追根溯源。
許家屯不同意從“權力之爭”的角度研究“文革”，不同意從權力欲的層面批毛澤東——“這太膚淺！”他認為，毛澤東的錯誤是從放棄新民主主義、跨進社會主義開始的。他急於大躍進，急於搞人民公社，他的同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跟不上他，他就批評、鞭策，一次比一次嚴厲，錯誤就這樣升級，矛盾就這樣激化。換句話說，他與他們，確實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許家屯對我分析了毛澤東從“反右”到廬山會議，從“四清”到“文革”的思想線索，怎樣在黨內黨外、國內國外各種力量的互動中，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一步錯，步步錯，最後走向毛澤東思想的頂峰，也走向中國的浩劫。
毛澤東為什麼急於放棄自己親手制訂的新民主主義綱領、路線，要搞社會主義革命？“他的動機何在？”許家屯斷言，這是理解中國二十世紀後半葉歷史的鑰匙。
毛澤東並不是在社會危機的壓力下才找社會主義的出路的。許家屯回憶說，“當時（六十年代初期、中期）的經濟形勢是好的，我接觸的中央領導人，劉少奇、陳雲都很自豪，說我們市民供應比蘇聯好，我們比蘇聯的一套要高明：蘇聯的貨架是空的，我們的貨架是滿的，他們吃黑麵包，我們吃白米飯。”
許家屯將毛澤東的動機，歸結為他的激進社會理想。
我再追問：毛澤東的激進理想，又從何而來？按說，馬列主義的書，毛澤東讀得並不多呀。
許家屯認為，還是從馬克思、列寧那裡來。雖然毛澤東沒有讀多少原著，但他接受了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改造社會的基本思路。“你不能只看他講話引用古文多，他的想法形成文字、最後修改，都是由大秀才們從馬克思列寧著作里找依據，還要說給他聽，就變成他自己的東西了。”
許家屯（中右）說：中央調我這個土包子去香港，許多禮儀我得突擊學習。（許家屯提供）
“下決心不評論香港”
我問：你這紅色一生中，在香港執掌港澳工委的七個春秋，應該是最亮眼的一段。今天在香港回歸八年之後，再來看香港，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沒想到，思維敏捷，滔滔不絕、不時發出“許氏招牌笑聲”的許家屯，一下卡了殼。足足有一分半鐘，他什麼話也沒有說。
我想再對許家屯“啟發引導”一番：“……譬如說，香港演變到今天，哪些符合你們原來的預計，哪些與你們當初的設想南轅北轍……”
許家屯卻冷不丁冒出了一句：“我來美國之後，下決心不評論香港。”隨後，又是半分鐘的沉默。
大概是看到我的尷尬，許家屯未免歉然，還是開口了：
你要我談香港，這不是給我出難題嗎？一談，必然涉及評論香港當今人物和事件。怎麼評論？我不可能完全客觀，有我的立場和觀點。我一談，就會給現在香港已經錯綜複雜的局面添亂。
我倒是理解他的顧慮。那麼，就換個角度：過了這麼多年後，在《香港回憶錄》也出版了十二年之後，再回過頭來反思當年對香港問題的看法。
許家屯指出，理解香港，有一個不可須臾忘記的最重要特點：香港是被英國人統治了一個世紀的殖民地。
本來是中國與英國之爭、殖民地與宗主國之爭，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之後，又加上兩種對立的社會制度之爭、意識形態之爭——香港成為冷戰兩個集團交鋒的主要前沿陣地之一。
“人們只說香港是‘金融中心’，‘交通樞紐’，其實，它還是‘間諜中心’！”他說，各路間諜雲集香港，香港是英國的遠東情報中心，美國與中國建交之後，本來情報中心在北京，後來也轉移到香港；情報人員人數最少的是蘇聯，因為很長時間中國與西方都抵制它，它搜集情報受到很大限制，就派人馬來香港刺探各種信息；香港沒有讓它與其他大國一樣設總領事館，蘇聯間諜們只好想出各種各樣的名目在香港棲身活動。
新華社、港澳工委，是各路間諜的“眾矢之的”，“光對我們竊聽電話、攔截電訊，對方就用了幾百人。我們新華社有的領導人辦公桌下面被偷偷裝設了竊聽器。新華社有一大一小兩個保密會議室，由國家安全部派專人來裝設反竊聽設備，對付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竊聽手段，但還是不保險。我與北京通電話，準備讓它偷聽的，我就在香港打；不想讓它偷聽的，我就去深圳打。”
雖然香港回歸了，國際形勢也發生了巨變，但許家屯相信，香港仍然是間諜們大顯身手的地方，這裡是情報“富礦”：比在內地要自由得多，每天幾十萬人進出；大陸又有那麼多企業、機構在香港。
（未完待續。寫於2005年）
許家屯來到海外後出版的文集。（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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