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後來位居中共最高層的人士向許家屯透露江澤民要整他；而他又看到海南省長梁湘如何被李鵬以“研究開發海南洋浦港”為藉口騙到北京，一下飛機立即被軟禁的前車之鑑；他又得知接替自己職務的周南成立整他的材料的專案組，顯然是奉了中央常委或總書記之令……這些迫使許家屯決定出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高伐林
（續上篇）“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講”
許家屯的《香港回憶錄》中詳細記載了英國人為了將香港繼續保留在他們手中而玩了多少名堂。在英國人認識到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不可動搖，他們不得不交還主權、治權之後，在許家屯還在任的那個年代，就為保留他們的利益而進行全面部署安排。
“全面”到什麼程度？許家屯歷數了英國人各方面所下的工夫。
英國人管治香港這麼多年，從沒有搞民主，行政局就是由港督、三個司的主管、以及太古、滙豐、怡和幾個大亨組成，他們說了算。六十年代前期曾經有總督想搞點民主，但英資企業反對，因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搞民主必然要提高福利，就得加稅，香港稅率低的優勢就會喪失，於是叫停。可是，在中英談判期間，英國人要搞“代議政制”，要在“九七”前對香港政制來個根本性改變。1984年鬧出的“本子風波”，就是在“民主化”問題上的第一次交鋒。
許家屯很激動：英國人哪裡是真心搞民主呢？是想分化香港社會，以便在撤走之後保留影響，“外界往往只從‘要民主還是不要民主’的角度看問題，其實焦點是由誰主導香港？每個人主觀上或許並不如此，動機各異，但客觀上是如此啊。”
講起當時轟動一時的“本子風波”，許家屯憤憤然：我批評了英國方面不按“本子”（中英聯合聲明）辦事，引起傳媒譁然。“包玉剛、董建華、查濟民等人支持我，嘉道理要包玉剛帶話也支持我，但是姬鵬飛不支持，外交部一直不表態。後來還是鄧小平在包玉剛宴請的筵席上明確地給我撐了腰：‘你沒有錯。’”
許家屯說：在組織、人事上，英國人對高級人才和公務員隊伍早就布局謀篇；在財政預算上，英國人執意要修機場、大橋，上大項目，“我到香港時香港每年支出三百多億港幣，到移交時支出竟達一千多億”；香港本來薪水就很高，港督的俸祿超過美國總統，英國人撤走前又大幅提高公務員待遇，最高達30％，一舉三得：收買了人心，留下了難題，又趁機大撈一把；連香港社會基層細胞——有些屋村委員會，英國人都控制，甚至請英國退休人員來管……
在許家屯眼裡，香港目前的眾多爭執、矛盾，都或明或暗、依稀可見英國陰影，民生、福利政策等等只是被人借題發揮的具體因素。“你想，為什麼這些人‘逢中必反’？”
他認為，“逢中必反”現象有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有社會根源和心理根源：
——新中國成立，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一是到台灣，二是到香港；
——中國大陸歷次政治運動，許多直接和間接受到傷害和影響的人移居香港，這些人多數對中共沒有好感，有些人甚至有仇恨；
——有些人受西方教育影響，受西方一百多年殖民統治的影響，對中共的專制很有看法；
——有些人對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有不完全理性的情緒化反應；
——少數人，真正有政治背景。
香港收回後外國影響自然有變化，“英國影響降低，美國影響增強。這是英國很長時間來在世界上力量比重減弱的自然結果。香港沒有回歸前，英國直接管制香港，在香港還主要是英國影響；他們撤走了，自然就減退了。西方還想在香港這個平台上發揮作用，要影響中國大陸嘛。都在說‘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他們既防止‘兩制’變成中共的‘一制’，同時又促成大陸變為香港的‘一制’，一直在斗啊。”
“如果我在香港，可能被反得好一點，但是也會被反——他們這些人就是‘逢中必反’嘛！”
話說回來，英國人搞布置，中國人能閒着嗎？“我們也針鋒相對地搞啊，我當時手上掌管上億特費，不就是幹這個的嗎？”許家屯說起搞“統戰”，給了老報人陸鏗十萬港幣卻被陸鏗退回的事，我趁機問：那，你還給了哪些人呢？許家屯看我一眼：“這些事，我不能講，一講，就天下大亂了！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講。”
我勸他說：好吧，你不公開講，不告訴我，但是你寫出來收藏好，註明多少多少年之後再公開不行嗎？就像肯尼迪被刺案的有關史料那樣……
許家屯連連使勁搖頭：那也不行。
看來，中共黨籍被開除了的許家屯，黨性並沒有褪去。
許家屯（左）同香港船王包玉剛。
調任香港是人生一大飛躍
我問：你現在留念香港嗎？最留念什麼？
許家屯嘆了一口氣說：從日常生活方面講，我對香港沒有什麼留念——關鍵是沒有概念：我並不知道香港到底有多好。你不明白吧，我在香港苦啊，苦得不得了！
許家屯說，新華社是“老虎嘴”，專門“吃人”，天天要跟人吃飯——香港時興在餐桌上、打高爾夫球時談正經事。“我不會打高爾夫球，也沒有時間學，而吃飯不用學，就得將吃飯當任務了。一年除了到北京和內地開會、匯報，我在香港呆三分之二時間，要跟人吃五六百頓飯，你算算吧！我像梅蘭芳一樣趕場，一天晚上趕兩三場。我同李嘉誠等人，一個月總要有一次‘工作午餐’。香港人的習慣是每頓飯要吃三小時，實在受不了，後來是安子介提議救了我，改成了兩小時。”
許家屯自己的飲食其實是很簡單的，愛吃紅燒獅子頭，許多所謂山珍海味，並不合他的口味，“對吃，我沒有多大興趣。”他也不愛吃水果。他的家鄉瀕臨東海，海產多，但他不吃石斑魚，只吃最賤的黃魚。我跟他一起吃了幾天飯，炒得軟軟的青菜芯，就是他現在每頓飯的最愛。
許家屯在香港甚至沒有坐過地鐵，沒有逛過街，對香港市容都沒有多少印象，當時的行蹤“只有點和線”。他曾經想體驗一下生活，去看過兩次電影，但是他一人想看，就得買十幾張票，保衛人員組成“圍牆”前前後後都坐滿。這樣興師動眾看電影，他也就不敢多嘗試。
不過，許家屯說，說我對香港真沒有什麼留念嗎？也不對。我有感情！我想念那些老朋友！我希望香港好！
他一再說：香港沒有虧待我。我被中央從江蘇調到香港去，有幸接觸到了中國以外的世界，視野一下廣闊了，這是我平生的兩個飛躍之一，對許多政治社會問題的看法有了質的變化。
許家屯（左）同胡耀邦(中)。
“五一聯歡會”救了我
到香港是“兩個飛躍之一”，那麼另一個飛躍是什麼？
是脫離了中共體制，來到美國。
許家屯對我詳細地解釋了他當時為什麼決定到美國“旅遊休息”，講述了那短短幾天裡驚心動魄的過程。
是一位後來位居中共最高層的人士向許家屯透露江澤民要整他的；而他看到了海南省長梁湘如何被李鵬以“研究開發海南洋浦港”為藉口騙到北京，一下飛機立即被軟禁的前車之鑑；他又得知接替自己職務的周南成立整他的材料的專案組，顯然是奉了中央常委或總書記之令……這些迫使他決斷：“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這個成語，出自《孔子家語》。
不出他所料：就在許家屯1990年4月30日晚上離開深圳前往香港之後兩小時，深圳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就來到他在深圳的住地，轉達中央電令，通知他去北京。見他不在，秦文俊一直坐等到深夜。“說起來也算我運氣好：他接到中央電令時，必須要去出席‘五一聯歡會’，只好出席完了再趕到我的住處。這個‘時間差’救了我！”
如果當時不出來會怎麼樣？“不出來，被江澤民、李鵬拘押審查，那麼現在也就像趙紫陽一樣在軟禁中度過餘生了——不，肯定還不如趙紫陽！”
許家屯對江澤民完全沒有信任感，不僅認為江澤民的主義就是“沒有主義”，左右搖擺，對他的人品也不以為然。“《他改變了中國》（美國人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所寫的江澤民傳——高注）這本書寫他與‘六四’毫無關係，還說他對受命如何猶豫……把他寫得多麼清白！哪是這麼回事！”
許家屯回憶說：“那年‘五一九’鄧下了決心要撤下趙紫陽，通知各省負責人分批到北京去打招呼，5月25日我到了北京，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到機場接我，轉來轉去地繞到了中南海住下。我問還有什麼人來，他說江澤民已經到了。我問是不是也是來聽打招呼的，他說不是，是調來中央工作。我問做什麼呢？他說，還沒定，但是已經明確了要他接替啟立的工作——啟立當時管書記處常務、管意識形態。江澤民當時已經接受了，哪裡清白，哪裡猶豫？”
“有人問我：到美國來是否後悔？哈哈，不存在這個問題嘛！”
許家屯與江澤民看來是有點“話不投機”？
幸虧到美國來，親身體驗了這個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這個民主、法治制度最完善的國家的生活，許家屯坦承，對資本主義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變。
正如何頻等一些朋友對許家屯半開玩笑地說的：你現在怎麼越來越變“左”了！許家屯並不諱言，美國確實還是當今世界最民主的國家，但他對美國社會的弊病看得日益清楚，對美國政治的走向日益擔心。美國，是當今世上最好的制度，但不是人類最終的理想。
“美國的民主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開始時黑人與婦女沒有選舉權，後來才有。”許家屯擔心的是，“現在民主向大眾化的擴展停止了。因為反恐防恐，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還施加了很多限制，公民權利方面反而還倒退了。”
他放大嗓門說：“美國權錢交易合法化，要不得啊！從政黨化發展到兩黨化，發展到一黨獨大化！三權又獨立又不獨立，不獨立的這一面，帶來很大的隱患啊！”
為什麼說美國的三權有“不獨立的一面”？“三權越來越不能互相制約了：最高法院九個大法官，五個是共和黨總統提名當上的，觀點上傾向於保守——小布什2000年上台，不就是他們裁決導致的麼？三權的另一權，作為立法機構的國會呢，現在也是共和黨把持。”
如果說，到香港使他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弊病、資本主義的活力，那麼到美國來，使他又看到了資本主義也絕非天堂。他對人類未來道路的展望，有了進一步的思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長期共存、共融——是共“容”，也是共“融”。列寧斷言“資本主義垂死”是犯了錯誤，西方在“蘇東波”之後認為“社會主義滅亡了”也犯了錯誤。兩種制度可以取長補短，求同存異，融而有異。“這個共存共融會有很長時間，幾百年？也許還不止！”
而中國，也應該找到第三條道路。
許家屯（右）與鄧小平、卓琳。
第三條道路
在來美國，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許家屯反覆琢磨社會主義的失敗，“有馬克思的錯誤，有列寧的錯誤，有蘇共自身的錯誤。”
他對我說，私有與公有的矛盾，是從“人之初”開始的，“食色性也”，人第一要生存，二要繁衍，這就要取得資源，就要在一定的空間生存活動。人類的矛盾是由對資源和空間的占有和分配產生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代表了解決私有與公有這一基本矛盾的兩大思路。
過去講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是自由經濟。自由經濟的好處是自由，是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毛病是放任——市場是按照供求情況變化，供不應求就漲價，商品多了就過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就由這種“無政府主義”而來。但是羅斯福新政把計劃經濟、國家調控加進來，現在格林斯潘用利率來調節，就起到了宏觀調控的作用。現在中國也在嘗試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
許家屯說，不僅一國內調控，還有全球範圍的調控：七國首腦會議，世貿，世界銀行，等等；現在更主要是以經濟區的形式來實施的地區宏觀調控。過去將“計劃”和“市場”對立起來，我要消滅你，你要消滅我。還是鄧小平說得好，計劃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是資本主義，現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活你也活，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許家屯一方面認為民主應該不斷擴大、深化，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全球並沒有理想的民主典範，二戰後許多實行了民主制度的國家，現在有的發生倒退，有的陷入動亂。
許家屯再三強調要“和平演進”，放棄暴力，實行民主也好，社會轉型也好，都要搞漸進式的改良，不搞激進式的革命。“李澤厚他們這麼提出來了，但沒有具體設計怎麼做。而我在《二十世紀的經驗》當中，有了具體的設計。”
儘管許家屯不肯說具體怎麼設計，但是我聽出了一點端倪，他設計的道路，似乎是從黨內民主開始，通過黨政分開，分割權力，直到最後改變一黨專政結構。
他說，現在中共黨內還是有有限度的民主的，不過沒有全社會監督，也沒有制度性的程序來保證將非共產黨人、共產黨人的精英吸納進入頂層。“這種民主是諮詢性質的民主，對任何意見，我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不採納，你也沒有辦法。”他認為，應該從實現真正的黨內民主着手，首先要讓黨內精英進入頂層，全黨能夠監督頂層。這是最起碼的要求。但不能停步，要擴大到黨外。這是從整個中國變化發展的進程來考慮的。中國應該避免陷入混亂無序，找到比較穩定的改良道路。
許家屯說，十三億人的國家，不穩定，是世界的災難！
前中共中央委員許家屯。（高伐林攝於2009年，老人時年93歲）
老人還是想回國
“中國山”並不是真正的中國的山；“世外桃源”雖好，畢竟也不在故土。許家屯出國十五年，思鄉之情時時衝擊著他的心靈。
“去年（2004年）我的老伴顧逸萍過世，我的子女要求我回去，也要求組織上同意我回去。”顧逸萍在1998年就曾中風住院。
2002年4月，我就聽許家屯說過：“中國是我的祖國呀，我當然想回國看看，但不乞求。要論安享晚年，還是住在美國安靜，我只是想能兩邊走走。就是要寫回憶錄，光憑記憶也不行，得回江蘇去查查當年報刊資料。”
1916年出生的許家屯告訴我：“前年（那應該是2003年，許家屯87歲時——高注）有一天晚上在別人家玩的時候，我突然昏倒了……一下子就人事不省了，倒是沒有一點痛苦，吐了一身，自己也不知道。同伴趕快打電話叫急救車。我大該昏迷了半小時吧？醒來的時候已經在車上躺着，正趕往醫院去。”
不過，這一次意外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居然跟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
許家屯隱居於此，來客不多。附近有些故交隔三岔五地通通電話、見見面。偶爾有客人從香港來，從中國大陸來，從美國各地來拜訪。我探訪他期間，正碰上老報人陸鏗和崔蓉芝來訪，從下午談到晚上。凡是這樣的日子，許家屯就特別高興。
有消息人士曾向我透露： “許家屯離開中國後，江澤民派人去問董建華，是否他資助許走的。董建華回答：許家屯沒有來找我，他如果來找我的話，我不能拒絕。江澤民又下令手下去詢問了香港很多頭面人物：董建華與許家屯到底是什麼關係？實在查不出董建華與許到美國有何聯繫，只好作罷。但還是有人為此受到了牽累。現在董建華不能來找許家屯，因為江澤民已經這麼問了他，董要避嫌。”我就此向許家屯求證，他不置可否，只是說：“對任何老朋友，包括江蘇等地的老朋友，我的態度是，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你來找我，我不拒絕。”
他說，《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來過，哈佛大學的中國研究專家麥克法夸爾教授來過，“麥克法夸爾掌握了很多關於‘文革’的史料，把他的專著送給我，我苦於眼睛不行了，不能看！”李銳、胡績偉也來過，還有一些老上級、老戰友，本人不方便來，要子女前來探望。
對胡錦濤與溫家寶的新班子，許家屯說：我是基本上肯定的。他們的一些做法，例如解決三農問題，開發西部以解決地區差別，等等，我是贊成的。包括這次對趙紫陽後事的處理方式，我也基本上肯定。許家屯還說，外界對曾慶紅估計過低。我推測，將來首先擺脫江澤民的影響的，可能是他。
胡錦濤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長遠方針？許家屯希望是後者。如果是後者，就是新型的社會主義。“構建和諧社會”，本質上就是各種社會群體的利益的調整嘛。
“不過，要給他們時間。”許家屯告誡。
他也希望，老天給自己時間。
（本篇完。寫於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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