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規定，對我這一級幹部組織專案組調查，需要經過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的批准，才能立案。接替我職務的周南一到任馬上就組織專案組，這表明，是北京有人要動我的手。我曾經對下屬開玩笑說，假如再來一次“文革”，我比“文革”更慘。我想，我走了，對莫須有的“罪狀”至少還有個辯白的機會
現在可以說了
許家屯回憶在香港工作的若乾重大事件（4）
◆高伐林
（續前）許家屯繼續說：接替我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周南，立即到香港赴任。在香港，開了個千人左右的歡迎大會，我在會上特別介紹了我的這位繼任者，說他可以勝任；而周南的發言，對我這個前任一字不提，在會場上就引起很多人議論，不僅相互交談，而且有人當面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怎麼回答？一笑置之。
周南奉命來整我的專案
我接到通知，到北京開最後一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最後通過香港基本法草案，我也算是交代工作了吧。會議期間，我留在香港的秘書清理我的文件、書籍，向我反映：公家的文件都交出去了，但周南派人將我私人文件扣留了一批，說“有些不是私人文件”。
這很奇特：怎麼能這麼不信任我和秘書，認為我們會把公家文件帶走呢？我帶走公家文件幹什麼？這也罷了，我向宋平提出來，希望在退休之後住在深圳，對港澳情況作些研究 ——我感到“一國兩制”是個新問題，我們對香港情況研究不夠，我在香港工作，深有感觸，想繼續作些研究。周南向北京反映，他不同意。宋平跟我談，說中央常委的意見，你還是回到北京來。我說，我也不回北京，還是回江蘇吧，請中央考慮。宋平開始說，要中央常委討論；後來也表示同意了。
當中宋平問：你知道不知道，什麼人提出來“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我曾寫了一篇文章《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刊登在《求是》創刊號上。至於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我知道，是任仲夷提的，我聽任講過，知道當時中央對這個問題很注意，北京有人組織了專門班子準備寫文章批評我在《求是》上那篇文章。所以我就對宋平答非所問：我知道北京有人要批判我這篇文章。他說，沒有這回事，我不知道。我對宋平很尊重，他很正派，他說他不知道，我想他很可能確實是不知道。
會議結束後，我先到南京走了一趟，再回到深圳準備搬家回南京。4月22日到深圳，第一天就發生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周南派人到深圳傳達他的決定，要將我的房車收回；第二件，我的老伴告訴我，周南停發了我三、四個月工資。按照組織原則，幹部調動，介紹信還沒有到接收一方，工資就還是由原單位發，我還沒有離開，介紹信都還沒有拿到手呢。周南是11月到香港，那時是4月，停發我的工資，是何原因？——我不想用“居心”這個詞。
周南退休後口述回憶錄《遙想當年羽扇綸巾》，對許多人物與事件有自己的說法。（資料圖片）
讓我吃驚的是第二天，23日，新華社香港分社有人告訴我，周南一到任，就組織了一個“許家屯專案組”，他自任組長，鄭華（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後於2000年逃亡美國，最終導致蔡小洪間諜網的曝光。——高注）擔任副組長，調查我在香港工作期間的人、財、物。
按照中央的規定，對我這一級幹部組織專案組進行調查，需要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的批准，才能立案。周南一到任馬上就組織專案組，這表明，不是他周南要動我的手，而是北京有人要動我的手。難怪他在歡迎會上對“許家屯”一字不提——我找到了根源！他是奉命有意來整人的嘛。
更駭人聽聞的是，就在這幾個月當中，他調查已經完畢，寫了一個報告送到中央，我恍然大悟：原來周南不是為我退休而來，是為整我而來！我想到“六四”前後和退休的情況，那麼大陣仗，開了一個特別會議來宣布一個幹部退休，這是少見的；還聯想到一個特殊情況致使我心情更加急迫：楊尚昆是國家主席，是鄧小平派在中央常委的特別代表，那段時間出國訪問，所以有些人要趁這個機會快刀斬亂麻！楊尚昆回國之後還打個電話給我，要我不要再談退休的事，說明他根本不知道他們已經決定我退休了。這是我擔心的，有人要對我下手了！所以我就下決心出走。
以前回憶錄里有個情況沒有講
儒家有話：“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這是儒家傳統，為什麼“大杖” 打來要走呢？因為如果打死了，家長都還要負打死子弟的罪名。“小杖”我已經受了很多次了，這次要“大杖”，我估計假如不走，被整的話，要清算我在香港六年的工作，我連趙紫陽和梁湘的下場都不如。我曾經對下屬開玩笑說，假如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我比“文化大革命”更慘。現在果然來了，我不想再有這樣的遭遇。所以我下決心。我想，我走了，對莫須有的“罪狀”至少還有個辯白的機會。就下了決心走。
1990年4月30日，我二兒子的媳婦跟著我，從深圳經羅湖到香港；5月1日，從香港到美國。
高：對，這段經過很有戲劇性，你以前在回憶錄中寫過，上一次回答我的問題時也說過，這次還有什麼補充的嗎？
許：我以前的回憶錄里有個情況沒有講：4月23日，我讓二兒子去找金堯如（曾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前中共地下黨員，分管《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等。於“六四”後退黨，移民美國，2004年去世），幫我搞美國的簽證。金到香港的美國總領事館辦簽證，總領事不相信，要向美國國內請示，所以到了4月29日才通知我。
香港回歸前，金堯如曾統管中共在港媒體，“六四”後退出中共。（資料圖片）
我30日到香港後就住在金家，給鄧小平、楊尚昆和中共中央寫了封信。我說：中常委的兩個人（當時我沒有點名）對我有“不同意見”，他們可能不能接受有我存在，我不得已出國，我對外就這麼講。我向他們保證：到美國之後，不會要求政治庇護，不會見記者，不會發表文章，不會泄漏國家機密——只要中央他們幾位不對我和我的家屬進行打擊報復，我將遵守這幾點諾言，否則我會進行反擊，要自衛。我對他們兩位老人表示敬仰和感謝。
我在回憶錄上沒有提金堯如，他當時提出希望我保密，現在他去世了，我要公開這件事，向他表示感謝。
第二天，我到香港機場，看到英國人為我出走做了特殊安排。
到美國後，中國駐美大使和駐洛杉磯總領事都來見了面，動員我回去，還說，保證不會有計較。我向他們簡單解釋了我為什麼出來，說：這種情況不變化，我不想回去。他們表示擔心說“外面情況複雜”，我請他們放心，說我自信還可以應付。
後來國內傳出消息：楊尚昆要到南美進行國事訪問，動員我與他一起回國。果然他到南美訪問的時候，委託我的一個老朋友給我打電話，要我與他一起回國。還告訴我，我出來以後，鄧小平批評我出來是“糊塗”，楊尚昆動員我一起回去，“免得尷尬”。還說，回去以後，對我會做比較好的安排。
我告訴他，他們已經搞了我的專案組，楊說沒有，還說不可能——他不會了解這些情況，我謝絕了跟楊尚昆一起回國。後來的事實證明：（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上）楊尚昆連自己也不能保！
最後這一階段，說明中央內部的嚴重不同意見，對“一國兩制”的摩擦，反映到我身上，我成了一個犧牲品。我輾轉聽人講，我退休周南接任，可能是李先念支持或授意的，周南只是一個工具而已，說得難聽一點，是個打手。
這就是我今天流落異國十七八年、風殘晚年，孤獨的九二老人對回憶錄的補充。
我在美國如何謀生？
高：那麼你來到美國之後，生活過得如何？
許：生活不錯啊，我出來時只帶了一萬港幣，剛來時在西來寺，主要靠星雲大師；後來有朋友幫助我過了一段時候；再後來我就寫文章，第一篇文章，是《試論和平演進》，在香港《信報》發表，《信報》給我多少？兩萬美金。我的回憶錄（指1993年在台灣出版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高注），得到幾十萬美金版稅，一點也不假，我這個房子就是這麼來的。我在《信報》和《蘋果日報》寫文章，稿費都是經得起查的。出來後有朋友雪中送炭，這能叫“貪污”嗎？我講過了，有朝一日，大家都沒有顧慮了，必要的時候我可以公布，哪一個朋友資助了我多少。
許家屯出走後出版的第二本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我出來的時候，向鄧小平、楊尚昆寫了一封信，我向他們做了四條保證，但是也說了，假如他們中央常委對我或者對我家屬繼續迫害，我就被迫不遵守這些承諾。結果他們確實不放手，開除了我的黨籍，說我“背離人民”——我怎麼“背離人民”？所以我發表了第一篇文章《試論和平演進》，當時是蘇聯垮台了，我到了美國之後，初步研究了美國的情況，認識到羅斯福的新政也是對資本主義體制的和平改革，“兩制”可以和平演進。我當時批評了撒切爾夫人，她宣布，共產主義已經滅亡。我說，言之過早。後來出了回憶錄，寫了些文章。所謂泄漏“國家機密”，不外乎就是這些，這些東西遲早都會公開的吧。其實，我保留了很多，我掌握了分寸。現在，除了要將回憶錄的線索勾清楚，其它的我繼續保留。我為什麼這麼做？就是從大局考慮。
我為什麼寫回憶錄？就是兩條：第一是“為稻粱謀”——出來要吃飯啊。誰說我貪污了什麼東西，那我還用“為稻粱謀”嗎？第二，我講了，寫下資料，供大家參考。我寫這些資料，不僅有保留，而且繼續宣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另外，我到現在，仍然是沒有要求美國政治庇護。許多人要來見我，我都謝絕——特別是大陸不喜歡見到的人。
（寫於2007年年底，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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