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写道：国际代表提名叫瞿秋白任书记，但他仍未露面，通过长江局专派交通员辗转探索，才寻到他的踪迹，随后又派人到九江把他叫回汉口。他到汉口立即被任为临时中央书记，但他初表示不愿意干，自称“无才无绩，不能胜任”。但国际代表坚决叫他干下去
◆高伐林
今天是8月7日，是中共“八七”会议84周年纪念日。
我曾经说过，我最早见到的中共革命纪念地，是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的“八七”会议旧址，离我家只有咫尺之遥。不过直到“文革”中我进了工厂，才接触到一些极其简单的资料，了解这个会议大体上是怎么回事。真正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还是2006年研读《罗章龙回忆录》，并在回武汉探亲时，与他唯一的外孙女罗星原详谈之后。 
“八七”会议时，罗章龙不在武汉，也无法赶回，沒有出席。但是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篇《中共八月汉口会议》的万字长文，其看法和评价与中共官方党史有很大不同。
先介绍一下罗章龙其人。1949年之后，没几个人听说过“罗章龙”这个名字了，倒是拜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一列举党史上的路线斗争之賜：“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 个多月的立三路线；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我们才知道，中共历史上有个罗章龙，居然跻身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后来的王明、高饶、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等大名鼎鼎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之列。
邓小平1981年6月22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在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对毛泽东的看法不以为然：“（毛）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
罗章龙（1896－1995）是毛泽东早年的挚友，也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湖南浏阳人，是胡耀邦和王震的同乡。1918年，他与毛泽东一起发起组织新 民学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与李大钊一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因为有些事务脱不开身，接到了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通知，却没去，让比较清闲的刘仁静出席了（罗 星原介绍说当时“他主编的《工人周刊》要按时出版”。说到底还是因为对这次会没太重视）。后来的党代会他都出席了，并从二大到六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担 任过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许多重要职务，是中国早期劳工运动的领导人，参与组织北方地区的工会，领导过陇海铁路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二 七”大罢工等。1931年因不满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王明篡权，推行“左”倾路线，发起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被选为书记，因此于1931年被王明、博古主导的中共中央开除出中共——这便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提到的“另立中央，搞分裂”。
罗章龙后来激流勇退，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任经济学教授，任湖南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后在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著述时易名“罗仲言”。人们说，因为他与毛泽东早年有所谓“管鲍之交”，他又是“提前出局者”，政治上毫无企图，居然得以免遭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冲击（“文革”还是在劫难逃，但是並未成为主要批斗对象），“文革”后1980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还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年一百岁，成为中共早期创建者中罕见的得以善终的长寿者。
罗章龙有一女二子，罗星原是其唯一的外孙女，1949年出生在位于长沙岳麓山的罗章龙家，1954年她来到武汉市与先一年调入中南财经学院的罗章龙一起生活。她告诉我：“外公写作回忆录大部分由我誊抄，前后情况我都清楚”。罗章龙生前将著作的整理出版事宜委托给她，2005年在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卷本80万字的《罗章龙回忆录》，在海外发行。这部书是作者多篇回忆文章的文集，提供中共早期革命的诸多史料相当丰富，可惜印刷本发行不是很广泛，但近年我发现该书一些篇章，例如作者记叙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文章，在网络上到处流传。
2006年我在武汉跟罗星原长谈之后，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写成专访，耿耿于怀。罗星原离婚、病退、唯一的女儿毕业后求职一直不顺利，致使她经济状况极为拮据，身心陷于严重困境，也让我同情。后来经溪流出版社同意，将《罗章龙回忆录》中所附她的一篇不长的文章《我的外公罗章龙回忆中共二大、三大》，推荐给《多维月刊》，帮她争取到一点稿费，“聊补无米之炊”。
专访罗星原谈罗章龙的文章，我是一定要写的，因为牵涉到1931年元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这么一件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罗章龙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共人事横加干预，多次指定自己屬意的领导人，动用违反党章的手段，强加于中共，剥夺了中共党员、中央委员的民主权利。1931年元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是这样，而更早，1927年的“八七”会议，也是这样的一次会议。
罗章龙在《中共八月汉口会议》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叙述了1927年国内日趋紧张的政治危机终于爆发和“八七”会议的经过、文件如何产生。
他写道，1927年7月间武汉酝酿革命危机期间，在中共五大二中全会上，曾经郑重提出：巩固全国革命阵地，加强斗争实力，以及有关应变诸问题，决定准备 对于反革命政变实行全面进攻。当时通过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以利指挥，并决定大部分中央委员分散到各省地方党部、武装部队、工会、农会等基层组织，加强领导， 指挥实际斗争。
在五大中央执行上述重大政策与方略时，并决定在武汉方面成立长江局，位于汉口珞珈碑路（现名珞珈山街——老高注）。该局所留人员不多，具有看守机关的性质。在中央迁沪过程中，迁沪工作尚未完成以前，各省工作联系暂时由长江局代任其事。所以中央工作在半月以内实际上陷于停顿，一切等候中央迁沪完毕后再作处理。
当全部中央人员紧急动员分途出发奔赴各方面工作时，却发生少数党员畏缩不前，临阵脱逃情事。如鄂省总工会向忠发席卷公款逃往湖南，刘少奇与瞿秋白等携眷 匿居庐山，他们均系自由行动，下落不明。又如所周知，周佛海首先发表“脱离赤都武汉”文章，施存统发表“悲痛的自白”，李达在报上刊登脱离党启事，其他继起踵武投降南京者，亦不乏其人。
罗章龙具体介绍当时的背景说：
（正当五大中央离开武汉，迁往上海途中，大批中委及干部奔赴全国各条战线的时候，）国际东方部却在策划新的行动，对中共中央采取自上而下的全面改组，实行夺权。国际东方部决策经过是非常周密的，而且是采取突然袭击的行动。
……自中国传来噩耗，武汉形势恶化，旋即急转直下，一日数惊。1927年6月，国际代表罗易等自中国撤离回到莫斯科，报告武汉异动情况，国际东方部聆悉 如同晴天霹雳，一时感到手足失措，乃召集该部全体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为稳定局势起见，确定政治原则，中共继续支持国民党左派，中共可以退出武汉国民政 府，但不得退出国民党，仍应在国民党内联合左派，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反对宁、汉政府。
1927年7月15日武汉政府分共反水后，原先号称国民党左派分子谭延闿、孙科与实力派军人冯玉祥、张发奎、朱培德等均跟随汪、唐而去，陈友仁与邓演达出国避难。剩下所谓左派分子人数既少，并无实体存在，有之亦不过瞬息多变的魔影，所谓“支左”实际是“支无可支”。但当时国际指示仍“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不知改变。所以南昌起义时，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起义军队仍树青天白日旗帜，所以8月1日贺龙自南昌发布宣言，强调总理遗教与拥护三民主义，通观 全文纯属国民党口吻，无丝毫工农革命气氛！……
但是客观事实的演变，前项政治逻辑终于破产，中共党员已再无人理会，为了改弦更张是全党与革命群众共同的意向。东方部有见及此，不得不转移了方向，同时 为了维持国际威信起见，决定自上而下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撤换书记，另派继任人选，部署既定，乃立即派代表赴中国召集特别（紧急）会议，贯彻执行。
罗章龙接着写道（以下文字中的括号，若无注明，都是原文就有的）：
大革命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国际所派遣的代表Nomminotz、U.Neuman（以下称二洛）（查Nomminotz，通译为罗米纳兹或罗明纳 兹，格鲁吉亚人，为共产国际全权代表；Neuman，即一些中文史料中的“纽曼”，是德国人，暴动专家。不知为何罗章龙要将之译为“二洛”——老高注）首先到达上海。时中央迁沪尚在途中，所以双方没有接触，二洛乃乘轮溯江西上，来到武汉。
时在七月下旬，国际代表到达武汉先由苏联驻汉领事关系找到长江局（Blitz亦在汉），国际代表乃向长江局联系，开始进行一切工作。此次国际代表东来， 带来一个方案，其主旨在召集一个特别会议，超越五大所选出的中央，另行成立一个中央。当国际代表见到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告以此行任务时，亦农听说甚为诧异，不知所措。答称：“五大中委几乎全部离开武汉，会如何开得成。”对方称说：“这样正好，我们决定另立中央，与五大中央无干。”因问瞿秋白何往，亦农说：“也不在武汉，听说到牯岭避难去了，现在住址不明。”国际代表：“我们立即举行会议，一边设法找他。”当经商定于8月7日举行紧急会议，由长江局通知有关方面代表到汉口出席会议。
这个特别会议（紧急会议），由二洛单方决定于8月7日在汉口举行。汉口会议在汉口鄱阳街惠罗洋行楼上举行（该洋行原为俄国商行，附近一带均外籍商人居住。布里次即寓居惠罗洋行二楼）。
由于时间短促，参加会议代表主要为长江局及留汉共青团方面成员，外省只有湖南、九江代表参加，其它各地因路途较远均无代表参加。汉口会议由于筹备非常仓 促，所以会议时间很短，因此一切文件均在会后补写发出。汉口会议政治报告中主要内容：A.强调大革命高潮中国际路线的正确与中国党领导的错误。B.强调土 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社会经济的主要内容。C.武装工农，确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地区举行秋收暴动。
八月会议后，临时中央原决定发动湘、鄂、粤、赣四省暴动计划，由长江局通知各省执行，但除湖南外，即长江局所在的湖北亦无动静，江西亦然，广东远在南方，寂无下文，俱属空谈。
出席八月会议代表事先既不知道会议性质，故无从准备，临时又未见到任何系统文件，只凭国际代表所作简单报告，所以也就无法开展讨论。就这样，大家听取报 告完毕，就算会议即告完成。此次会议出席人员均系临时决定，所以来去匆匆，无所得益。汉口会议结束多时，临时中央乃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及“最近农民斗争 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几个文件，这些文件均未经会议讨论通过，是事后补写的急就章。
据中共党史资料，“八七”会议对中共领导层推倒重来，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 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 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
罗章龙是这么叙述的：
在八月会议举行时间，关于临时中央负责人的问题，国际代表提名叫瞿秋白任书记，但阿双（秋白号）仍未露面，通过长江局专派交通员辗转探索，才寻到他的踪 迹，随后又派人到九江把他叫回汉口。他到汉口立即被任为临中书记，但他初表示不愿意干，自称“无才无绩，不能胜任”。但国际代表坚决叫他干下去。
据（罗）亦农告人说：“二洛曾说过，当时如阿双还不露面的话，只好由我担任书记，姑且维持局面。”
罗章龙对这个临时中央提出了严重的指责，他说，临中（临时中央，下同）成立以后，高高在上鲜所作为，当时工农兵革命运动事实上陷于瘫痪状态，与此相应便 发生重大渎职问题。主要渎职行为造成南昌暴动、秋收暴动与广州暴动的连续失败，牺牲惨重，招致党与革命实力的浩大损失！
罗章龙一条条列举说：
1.南昌军事行动于8月1日爆发，国际代表是7月下旬来到中国的，他亲自知悉此事，汉口会议举行已在南昌军暴后一个星期。就常情判断，对于如此重大的军 事行动，是国际代表与临中应该密切注视并采取积极措施去争取胜利的。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汉口会议并未把南暴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当前这样重大问题竟 未加以讨论，或专门研究。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临时中央对于江西方面军事行动，既未发出一项指示，指示作战机宜，又未派出知兵大员随军协助，甚至更未派遣 一介使者到前方进行联系，或提供有利于军事的情报，或派人协助解决有关后勤事项的问题。当时临中对此客观上只是隔岸观火，漠不关心，视同秦越。坐令前线几 万大军，盲目行军，在失去与后方联系情况之下，进入东江方面敌军预设的袋形阵地，陷于重围。造成全军溃散，几万人一齐缴枪（突围北去者为数不多），铸成大 错的严重后果。这是国际代表与临时中央共同应该负责百啄不能辞其咎的。
2.湖南秋暴原是临中成立时决定的。论理更应十分重视，全力以赴。但临中对此除最初原则上作过一次决议外，以后并未作过具体指示。如对于作战部署，亦未作过安排，只是坐待捷报。以致坐失机宜，最后造成平、浏战役先后失利，全局皆非！
至于广州暴动是国际二洛和临中亲自发动的，而且是在南暴与秋暴之后举行。论理应接受上两次暴动的经验与教训行事，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在作战计划中对敌我 估计不正确，粗心大意，结果又重蹈覆辙。终于是一败涂地，精锐全失，死伤惨重。而且在战斗中又发生指挥军事人员◇◇◇、◇◇（原书即空白，下同——老高 注）临阵脱逃，落港逃生情事。
据长江局同志峻川说：“国际代表与临时中央，在八月会议前后时间忙于布置内部人事，并集中注意力到各省，继续作夺权部署。所以对于军事无暇顾及，坐视未 理，客观上是听其自生自灭！”又当时国际代表坐镇上海，君临其上，发号施令，担任对临中的实际指导，所以应负联带责任！……
此次南昌军事发动时，中共所拥武装力量约枪支五万人，加上工农武装为数称足，如运用适当，指挥得人，很有可能克敌制胜，有计划地逐步引导革命走向成功之道路。
罗章龙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记叙了共产国际代表与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后来数年重大决策中的失误。与“八七”会议没有直接关系，此处不贅。他在“结论”这一节中写道：
汉口会议（即“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与中共党史历程上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汉口会议以前，中共领导革命虽然曲折艰难，但是仍然循照正常轨迹运行。溯中 共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发韧于二十年代（1920至27年），历备艰辛，始达到相当成就，1926年冬乃获建立武汉革命政权。在前此革命进展期间，虽然遇 到重重阻力与挫折，但从大体趋向观察革命是前进不止的，政治路线一般是没有遭逢到严重的失败。但是自汉口会议起与成立临时中央后，中国革命形势却引起质的 变化，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势力乃一蹶不振，由此至1931年第二个临时中央成立，革命颓势仍长期继续存在。追源祸始，实与当时临时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息息 相关的。为了总结1925至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前章已对于中共中央五大会前后的政治上的错误政策加以论究，本章只就汉口会议临时中央时期 所发生的事项略加以分析与判断。
首先应行指出，东方部导演的八月会议，虽然名曰“会议”，按其实质不得称为会议，因为它既无合法根据，又没有构成会议的形式与条件，只能说是政客导演的 阴谋诡计的一幕。由于汉口会议按其性质是于党章规定以外，鼓动几个不逞分子，向中共中央进行夺权，另行成立非法的临时中央，所以也就是中共党内第一次非法 分裂党的行动；这种非法行动所采取的形式是不光明磊落的，是封建时代历史上宫廷政变的重演。
中国共产党是与广大革命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党。中共中央的产生与存在是通过全体党员的意志，并由中共成文法（中共党章）所规定的，无论何人都不能用任何藉 口，对此妄有所变更的；如果野心家不按党章规定而擅自成立中央，篡窃党中央大权，那便是非法行为。这是起码的常识。但东方部却冒天下的大不韪，违背中国革 命权益，悍然于超越中共五大权力之上，召开汉口会议，解散合法中央，另立非法中央，并任意指派一个于法无据与众不孚的人作傀儡，命他代行中央职权。这是完 全违法乱纪不得人心的。
同时还 应该说明，1918年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之时，曾由各国共产党会议通过第三国际组织法与规章（13点）。中共是1922年按照规章加入第三国际作为国际 一支部的。按照规定国际兄弟党间，必需遵守民主精神，彼此平等对待，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与友好相处。这是历来国际兄弟党间共同守则。但是这次东方部召集 汉口会议却违反平等、互助的精神，破坏第三国际章程，践踏国际兄弟党相处准则，违反公理，任意横行霸道，实行以大国役使小国，以强凌弱，以上压下，违背国 际革命道义，莫此为甚！而且事实上，在国际方面自从汉口会议恶例一开，以后变本加厉援例发生，在第三国际内更仆难数。在中国，1931年东方部再度策划召 开四中全会，成立以王明、向忠发、刘少奇等人为仆从的第二个中共临时中央，这也表明是再度对中共进行分裂党的组织。其后果严重，毁党与危害革命罪恶昭著， 可谓后先一辙！
自汉口会议以 后，临时中央的政治面貌以前后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路线为其代表。三次“左倾”路线的发生与发展，用临中的话说，就是：“抢占左方高地！”“唯我独 左！”“从左到左！”“左之又左！”临时中央就是按照这些行动口号轮番接力前进。……由于东方部密孚（现一般译为“米夫”——老高注）完全支持临中意见与主张，对批评者十分嫉视，不怀好感，助长临中气焰。临时中央在东方部支持下，更进一步把路线斗争变成小集团的宗派斗争，自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直到王 明、刘少奇一伙人，先后代起都是在进行宗派斗争，互相倾轧，排除异己，把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地下小朝廷。党的组织渐趋削弱，中国革命大业 沉霾昏垫，蒙受到铩羽不振的打击！
临中的组织路线，是与其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平行产生的。首先应该指出，汉口会议所采取的组织手段是违反党纪与党章的。当五大中央迁沪期间，密孚闻知 立即派二洛乘虚而入，直趋汉口，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旧的合法中央立被解散，任命了一个众望不孚的人为政治傀儡。……他对临中颐指气使，如对待奴仆。 往往滥用“否决权”否决会议通过的决议，他作威作福，独断独行，操纵会议，咄咄逼人。大家对他喧宾夺主，气焰凶横，感到无可奈何。东方部平日坐镇莫京具有 无上权威，遥制中国革命。东方部派到中国工作的人大都是属于下驷人物。如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Roy（印度人），年少不更事，受汪精卫愚弄，以共产 国际机密文电私示汪，汪遂以此为口实，宣布国共决裂。东方部所派遣到中国担任指导工作者的二洛也是一般干部，既不甚通晓革命哲学与理论，又缺乏革命实践经 验；平日深居简出，更不了解中国具体情况，对于中国经济、政治、敌我斗争的复杂情况均茫然无所知，只凭钦差大员身份，以国际路线为护符，闭门造车，师心白 用；自以为是，强不知以为知，遇事照本宣科，削足适履。他们在中国工作时，诸般决策悉由主观片面决定，并不反映客观事实。所以遇到实践，就如同盲人瞎马乱 闯起来。他们高高在上，不是决策失当，错出主意，就是胡乱指挥，遗〔贻〕误革命也就丝毫不足为怪的了。……
到了1933年，临中已日暮途穷，奄奄一息地步。他们把在白区的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百，在苏区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五，于是临时中央仓皇脱逃，迁入江西苏区，国际代表则撤离中国，一去不返。
这一切难道不是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吗？！中国革命大业蒙受这番严重挫折之后，实际上延长至二十年始获复兴机运。在此期间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长期持续的灾难，与临中倒行逆施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这又是逻辑的必然结果！
上面我介绍了罗章龙对于“八七”会议的看法。他的说法，迄今并非中共官方和党史界的主流看法。在新华网关于“八七”会议的词条中称，“会议总结了大革命 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 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一些“八七”会议参加者的说法，也与罗章龙不一样。例如，罗章龙说“出席八月会议代表事先既不知道会议性质，故无从准备，临时又未见到任何系统文件，只 凭国际代表所作简单报告，所以也就无法开展讨论。就这样，大家听取报告完毕，就算会议即告完成。”又说：“告全党同志书”及“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 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几个文件，这些文件均未经会议讨论通过，是事后补写的急就章。
但参加会议的陆定一、李维汉的说法不同。《八七会议的是非功过：陆定一谈中共党史(之二)》一文中写道：
……这份会议记录还完整地保存着。有人说，它不是当时记的，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作报告而在事后追记的。
陆定一说：“因为事隔多年，我已记不清是谁作的记录，我看了记录后，觉得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是当场记的，不是事后的追记。”李维汉也认为记录是在会场上记的。
陆定一还回忆说：“中午，洛卓莫娃为大家准备了午餐，我们吃的是面包和午餐肉罐头，一个罐头有好几斤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罐头，因此印象很深。吃 完午饭，又继续开会了。下午首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然后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接着讨论《告全党党员书》、《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 《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没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讲一讲大意和读一读稿子，即交代表表决。……讨论常委报告和文件时，没有发生意见分歧，很快就 通过了，然后由常委去作文字修改。”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一篇《邓小平七忆“八七会议”》的文章，写道：
一 代伟人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密切相联。1927年夏，他作为党中央秘书，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第一个来到开会的地 方，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他最早进入会场，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整整呆了六天，他所作的工作为会议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了 重要作用。“八七会议”是邓小平第一次参加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因为这次会议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 所以邓小平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建国后，他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中在“三忆”一节中说：
1972 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来信作了批示，之后周总理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 督，恢复党的生活，安排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11月13－14日，邓小平参观了井冈山革命旧址。14日，在井冈山革命 博物馆展厅，他边走边看，就像回到了当年。当看到“八七会议”会址的照片时，他不由自主地反客为主，向身边的陪同人员介绍起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介绍完 后，他还对“八七会议”作了高度评价：“‘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农民暴动，举行秋收起义，号召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 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邓小平的生动介绍给在场的人们上了一堂令人难以忘怀的党史课。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八七会议”。
在“七忆”一节中说：
1980 年7月15日，邓小平故地重游，重返“八七会议”会址。此时的三教街41号已是一座革命纪念馆，一楼举办有辅助陈列，全面反映“八七会议”的背景、经过和 意义，二楼恢复了开会时的原貌。53年过去了，当邓小平再次站在会场时，眼前的一切勾起他的回忆。他对工作人员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进来的， 我是第一批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六天，最后一个走的。”他告诉工作人员，会议可能是在靠后面的房间开的（此时会场恢复在靠街面的前房）。湖北省委书记 陈丕显问：“怎么样，像不像？”邓小平说：“记不得了，基本上像。”在一楼辅助展厅，他看得很仔细，对会议的记录、会议的翻译、代表的名单、共产国际代 表、他当时的身份等问题一一作答，还对何时决定召开这次会议、会议的报告、各地武装起义等问题一一作了介绍。
陆 定一、邓小平和李维汉都是“八七”会议参加者，他们关于会议情况的描述，肯定比罗章龙更有可信度。不过，罗章龙对当时的背景、对共产国际造成恶果的剖析， 乃至对“八七”会议本身的合法性的质疑，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八七”会议已成往事，合法不合法的争论都没有了现实意义，不过，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共许 多问题的由来和脉络、理解中共创始者、早期领袖那一辈人面对的纷纭复杂的国际国内严峻挑战局面和他们的思路。借“八七”会议84周年的机会，在博客里做个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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