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年代的人口損失的討論

——在華中科技大學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楊繼繩

大饑荒對於中國六十歲以上的人來說，是刻骨銘心的。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前，這是不可談論的禁區，家裡餓死人也不敢說是餓死的。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學界才開始觸及這個課題。研究中國當代史，大饑荒是不可繞開重大事件。不僅是因為大饑荒是少見的慘烈事件，也是因為反右傾、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都與大饑荒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對大饑荒的研究課題是多方面的，如大饑荒程度，大饑荒深層原因和直接原因，大饑荒年代的社會狀況，等等，《墓碑》共28章，其中除了展示災情的13章以外，其它15章都是專題研究，可能還有更多的專題。大饑荒年代的人口損失只是大饑荒這個課題的一個子題，是《墓碑》28章中的一章。

大饑荒年代的人口損失這個課題，對單個學者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只能依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所以，最先推動這個課題的是當時的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李成瑞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國際同行認為這次人口普查是成功的。在公布第三次人口普查成果時，也公布了1949年以來歷年的一些人口數據。其中，1960年總人口比1959年減少了一千萬。這個數字使全世界震驚，日本一家媒體說，這是和平時期最重大的人口事件。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繪出的塔圖，明顯地表現出大饑荒相對應的年齡段出現了巨大的缺口，說明這幾年出現了重大的人口損失：

用1982年人口普查數據繪製的年人口的年齡結構與性別結構的組合圖形。它以縱軸表示年齡，橫軸表示人口數量或比重。橫軸的左邊表示男性人口，橫軸的右邊表示女性人口。年齡最小的放在底層，然後逐一將相鄰各年齡組向上疊加。從圖中可以看出，在與大饑荒相應的年齡組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這個塔圖是形象的，到底這幾年有多少人口損失？國外人口學家開始研究。李成瑞在佛羅倫薩參加國際人口會議和外國學者交流了這項研究。他回來後，就和當時的國家計生委主任陳慕華一起推動了國內對這個課題的研究。後來，李成瑞發表文章，對美國人口學家科爾的結論進行了修正，認為“超線性死亡”為2200萬。他又和計生委一起，設立了國家級課題，向學界招標，西安交大蔣正華中標，他用生命表的方法，得出結論非正常死亡1700萬。

但是，上述結論沒有終止學界的繼續研究。

一，    如果國家公布的人口數據準確的，那就很簡單。

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人口數據，如果這些數據是精確的，那就是一個簡單的算術問題，小學生也會計算。

國家正式公布的歷年總人口（萬人）、出生率（‰）和死亡率（‰）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83頁。

計算公式連小學生都知道：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某年平均人口

其中，“某年死亡率”和“某年平均人口”是國家公布了的。“正常死亡率”可採用1957年的死亡率，也可採用1955-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我是將大饑荒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死亡率和大饑荒後三年（1964－1966）的平均死亡率，再加以平均。計算結果是：正常死亡率為10.47‰。

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1959-1961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為1619.92萬人。

但是，這個結論是不對的。因為國家公布的上述數據有問題。

二，國家公布的人口數據很不準確

不考慮人口國際流動（當時國家是封閉的，沒有人口流動），如果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是準確的，則在全國範圍內：

當年年底人口－上年年底人口＝當年出生人口－當年死亡人口。即下表第3欄中的數字應當等於6欄中的數字。7欄中的數字應當為0。但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算出來不是這樣，見下表：

歷年總人口數(年底數)和出生數、死亡數（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上表中總人口取自該書第2頁，出生、死亡數取自該書第268頁

研究大饑荒的學者和人口學家早就注意到了上述差額。我在《墓碑》第23章中也對這個問題作了介紹。

三， 對國家統計局數據差誤的解釋

在我從事這一課題研究的時候，1960年代公安部原從事人口統計的人還有四位活着：張慶五（戶籍處長）、王維志（研究員），還有兩位年紀太大，頭腦不清楚（其中一位前兩年已過世）。這些人都是人口統計的專家，如王維志是莫斯科統計學院人口統計專業畢業的，在公安部從事人口統計多年，八十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從事研究。

我多次向他們請教，仔細向他們詢問了人口數據的形成過程。張慶五介紹，人口數由基層單位（農村是生產大隊）填一個《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統計表交到縣公安局戶籍科匯總以後報省公安廳戶籍處。省公安廳戶籍處匯總以後報公安部三局四處。四處再匯總成全國的數字。從1954年以來，每年出一本匯總的書。張慶五從他的書櫃裡找到了表的樣本，他說，這就是。我一看，是1980年代的，說，不對呀。他說，六十年代跟這是一樣的，這個表沒有變化。我抄了下來（只抄表頭）：

請注意，這個表只有“年末總人口”和“當年人口變動”兩大項。當年總人口比上一年總人口增長多少沒有顯示，在這張表上也無法算出。這樣，各地填寫這張表時，當年總人口的增長和人口自然變動就無法核對。上級單位將大量的這種表匯總時，也很難一一核對。我想，這應當是當年總人口的增長數和當年人口自然變動數不相等的原因，即本文表中第７欄（差額）產生的原因。

我和這兩位老專家討論過多次，他們認為，這個差額是由統計誤差造成的。不同的年代產生誤差的情況和原因也不一樣。計劃生育的年代少報出生，大饑荒那幾年的誤差主要是死亡漏報造成的。1960年－1961年這個差額最大，主要原因是死亡的人不報或少報。

死亡不報是利益推動的。人死後報告上級，死人的那一份口糧就銷掉了；死亡不報，死人的那一份口糧還可以留給活人吃。作為地方幹部，死亡不報，還可以減小自己的政治責任。《墓碑》中列舉了各地隱瞞死亡人口的事例。

死亡漏報是大饑荒年代統計數據誤差的主要原因，這在研究這個課題的學界幾乎是共識。

四，   孫經先用“嚴格的數學推導”證明，統計數據誤差與死亡漏報無關。

孫將人口統計誤差稱為“人口非正常變化”。孫先生是怎樣“用嚴格數學方法”得出“人口非正常變化與死亡漏報無關”這一結論呢？下面我抄錄他的《人口統計學中的虛擬人口理論及其應用》中有關數學推導的一段：

證明：設某一年年初戶籍人口數（即上一年年底戶籍人口數）為a人，當年出生b人，死亡c人，由國內人口遷移產生的遷移型虛擬人口為d人。

假定當年所有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當年如實的進行了戶籍登記，並且沒有人補報出生和死亡，則當年年底戶籍人口數為a+b-c+d，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為d人。

假定當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當年如實的進行了戶籍登記，沒有人補報出生和死亡，戶籍遷移情況不變，同時有m個人已經死亡，但沒有在當年進行死亡登記。在這種情況下，年初戶籍人口數仍為a人，當年戶籍出生人口仍為b人，由國內人口遷移產生的遷移型虛擬人口仍為d人，但戶籍死亡人數因為有m人死亡漏報而變成c-m人，年底戶籍人口數變成[a+b-（c-m）+d],所以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為：

[a+b-（c-m）+d]-a-[b-(c-m)]

即仍為d人。這表明雖然當年有m人漏報了死亡，但這一事實對人口非正常變化數沒有任何影響。

人口死亡漏報m在算式中消除了，人口非正常變化與死亡漏報無關，只剩下戶籍遷移的影響。孫先生大獲全勝！

五，孫先生的這個推導正確嗎？否。

我們還是回到孫先生的這個等式：

人口非正常變化＝（當年歲末總人口－上年歲末總人口）－（當年出生人口－當年死亡人口。

還是上述孫先生設定的條件設：當年沒有出生漏報和補報，沒有死亡補報。本年底人口數為A，上年底人口數為a，當年出生人口為b，當年死亡人口為c，死亡漏報數為m，遷移型虛擬人口還是d

則：總人口增長為（A－a），人口自然增長數為b-(c-m)，

人口非正常變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報m沒有被消除。孫先生的“人口非正常變化與出生和死亡漏報行為無關”的說法不成立。

孫先生的問題在哪裡？本來，“當年年末總人口”是生產隊逐級上報的“總人口”的匯總（即上式中的A），不是“上年底總人口加當年出生人口減當年死亡人口加遷移人口”（即孫先生說的[a＋b－(c-m)＋d]）。“當年歲末總人口－上年歲末總人口”取統計局公布的兩個年度總人口之差（A－a）就行了，他偏要說成[a+b-(c-m)+d]－a，無端引入了不應有m，為消除自然人口增長中的m預設了條件。

他其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把人口統計實踐中兩組獨立採集的數據當成了可以互相換算的數據。由此，他的“當年所有的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當年如實進行了戶籍登記”的假定，不符合統計實踐。

以上我從數學上（如果這麼簡單的運算也能算作“數學”的話）推翻了孫先生的“死亡漏報不會對人口非正常變化產生影響”的論斷。這個論斷被推翻以後，孫先生的另一論斷“人口非正常變化只取決於戶籍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遷移漏報、重報和虛報行為”也就不攻自破了。

由於統計局的人口數據不準確，才出現了不應有的差額。孫先生承認統計局公布人口統計數據不準確，卻用這不可靠的數據推出這個差額與戶籍遷移的漏報、重報的數這“高度吻合”的結論，豈不荒唐？為了求得“高度吻合”，他還把完全不同的1972年－1974年的數據也扯進來了。更是荒唐！

按照孫先生的“科學推導”，1960年和1959年相比，總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620萬人！對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來說，這簡直是天方夜譚。

五，  國家統計局數據的人口誤差是戶籍遷移造成的嗎？

孫經先用“嚴格的數學推導”否定了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誤差與死亡漏報相關以後，為他下一個假設掃清了障礙。他的假設是：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誤差只取決於戶籍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遷移漏報、重報和虛報行為。1958年大辦工業，有數以千萬計的農業勞動力進入了城鎮。1961年－1962年精簡城鎮人口時，有2000多萬城鎮職工下放到農村。孫先生假定，正是這兩次人口大規模的遷移過程中，沒報戶口、漏報戶口，才造成數據的誤差。從而引申出大饑荒年代人口數減少也是人口遷移中沒報、漏報戶口。所以，餓死三千萬是謠言。

幾千萬人口在兩次遷移中可以不報或漏報戶口嗎？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

1958年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十一次會議通過，1958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公布1958年1月9日起施行。

第十條 公民遷出本戶口管轄區，由本人或者戶主在遷出前向戶口登記機關申報遷出登記，領取遷移證件，註銷戶口。

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

第十三條 公民遷移，從到達遷入地的時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內，農村在十日以內，由本人或者戶主持遷移證件向戶口登記機關申報遷入登記，繳銷遷移證件。

第十五條 公民在常住地市、縣範圍以外的城市暫住三日以上的，由暫住地的戶主或者本人在三日以內向戶口登記機關申報暫住登記，離開前申報註銷；暫住在旅店的，由旅店設置旅客登記簿隨時登記。

戶口登記條例第三條規定，戶口登記由各級公安部門主管。

城市和設有公安派出所的鎮，以公安派出所管轄區為戶口管轄區；鄉和不設公安派出所的鎮，以鄉、鎮管轄區為戶口管轄區。鄉、鎮人民委員會和公安派出所為戶口登記機關。居住在機關、團體、學校、企業、事業等單位內部和公共宿舍的戶口，由各單位指定專人，協助戶口登記機關辦理戶口登記；分散居住的戶口，由戶口登記機關直接辦理戶口登記。

當年政治制度十分嚴密，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國家控制的某一組織之中，那時人口流動性很小，戶口和生活必須品的供應捆在一起。執行戶口登記的公安系統是強力部門，這個部門有足夠的權威、完善的網絡和充足的人力。所以，戶口登記條例是能嚴格執行的。戶口登記條例證明，孫經先假定的上千萬人不報或漏報戶口是不可能的。孫先生這個假設不成立。

糧食統購統銷是1953年開始的。實行統購統銷以後，城鎮人口按戶口供應糧食，農村人口按生產大隊的總人口和每人的口糧定量標準留糧食。農民從生產隊到城市當工人，必做從農村的公安部門辦戶口遷移證，到城市以後，憑遷移證上戶口，同時辦理糧食關係。

   退一步說，即使孫先生的不報或漏報戶口的假設成立，那麼，這些沒有戶口的人吃什麼？孫先生辯解說：“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村居民。對於農村居民的絕大多數來說，他們自己就生產糧食，是不需要購買糧食的，更談不上需要‘憑票證供應’糧食的問題。”“農村居民只要在生產小隊參加勞動，就會按照一定的‘人勞比例’從生產小隊中分得糧食。只要有了糧食，他們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讀了孫先生這段話，我懷疑他當年是生活在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農民生產的糧食除了交公糧（即征農業稅）以外，餘糧全部賣給國家（即購）。賣給國家的何止是“餘糧”？地方官員為了超額完成收入購計劃，有些地方連口糧、種子、飼料都被收購了。一個生產隊農民的口糧是按每個人的定量和總人口決定留下的。國家全部收購走了以後，就吃“返銷糧”，即從國庫里返銷給農民。返銷糧是嚴格按人口計算的。沒有戶口，就不能吃飯。這是六十歲以上的農民和從農村出來的人都知道的事實。

七，國內外的人口學家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修正。

中國1953年、1964年和1982年進行了三次人口普查。相對於年度人口數據來說，人口普查數據質量要高得多。國家計生委對大約100萬人口中的約30萬名15至67歲的婦女進行了抽樣調查，即對1940年以來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顧性調查。這一調查是由計劃生育人員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可靠性較高。1983年，國家計生委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樣調查結果。

國內外的人口學家就是以這四組相對可靠的數據為依據，用人口學的方法，對出生率和死亡率進行修正。從而則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到5000多萬的多種不同的結論。

歷史學家曹樹基用採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他研究的結果是：三年大饑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3245.8萬。他另闢奚徑，他提供的結果可與其它方法得出的結果互為參考。

八，官方的看法。

官方是承認大饑荒的，也承認大量餓死人。證據有五：

1，1962年，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2，在1980年出版的多種官方書籍中，多次出現過餓死三四千萬人的說法。

3，2011年出版的中共黨史二卷承認1960年總人口比1959年減少1000萬。這說明什麼？如果沒有大饑荒，按1957年人口自然增長率23.23‰、1959年總人口為67207萬計算，則1960年總人口應當比1959年增長1561萬。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減少了1000萬，里外里減少了2561萬，這說明1960年非正常死亡在1500萬以上。再加上1959年和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數，也超過3000萬了。

4，蔣正華承擔了國家課題，結論是1700萬，國家組織專家評審，認為蔣正華的方法是科學的結論是正確的，這應算官方的看法。（這是當年李成瑞告訴我的，孫經先說，李老人家最近說沒有組織專家評審，我回來查當年我他交談的記錄，他是說過蔣正華的研究結果是最科學的）。

5，作為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李成瑞，提出2200萬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官方的態度。

當然，官方的態度也不能說成是最後結論，學界還可以繼續討論，但是，學術討論應當遵守學術討論的規則。

九，不要將學術問題說成政治問題，更不要依靠政權的力量對不同的學術觀點進行打擊。學術討論的前題是學術公平。

我一再聲明，我不是人口學家，我在書中說非正常死亡3600萬，是採用中外人口學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們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取一個中數。這就是《墓碑》第23章。我在書中寫各省的時候，也用了一些各地餓死人的數字，但3600萬不是用各地方的這些數字求和而成。孫先生企圖從否定我書中某些地方的某些數據入手，從而斷定“餓死3600萬是重大謠言”，這是文不對題。即使我在寫12個省中的數字全錯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餓死3600萬。

孫先生們“花了很長時間”對《墓碑》“反覆閱讀，逐一查證”之後，從我書中成百上千個數字中，找出了他認為的十個錯誤，並認定這十個錯誤是“篡改”、“偽造”。對他這十個問題我已作答覆。他提出的十個問題，只有兩個地區的數字問題對我的書修訂有幫助，但決不是他指責的“偽造”、“篡改”，只是疏忽。除了這兩個問題以外，他的其它質問都是沒有理由的。這說明《墓碑》經受了對立面“反覆閱讀，逐一查證”的考驗。當然我不能說這本書已經完美，還會找出錯誤，還需要修訂。

孫先生要斷定“餓死3600萬是重大謠言”，不能在個別地區的數字上挑問題，必須挑戰中外人口學家。他是挑戰了的，但人口學家們對他的挑戰不加理采，為什麼不理采？人口統計專家王維志說：孫的文章“與中國的人口統計不沾邊！”

關於大饑荒餓死多少人的問題還要繼續研究。但研究中要遵守學術規範。學術問題就是學術問題，不要扯到政治上去。謾罵和恐嚇不是戰鬥。投靠、藉助政權的力量打擊不同學術觀點的行為，歷來為學界所不恥。

孫經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社會科學報》、《紅旗文稿》、《黨建》等多家官方報刊上連續發表批判《墓碑》的文章，說“餓死三千萬是重大謠言”。對孫經先的文章我回答了兩次，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多家官方報刊上繼續發表文章，重複已經被我駁倒的觀點。

孫經先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主管、《黨建》雜誌社主辦的《學習》活頁文選2013年第32期上，發表題為《【墓碑】“中國餓死3000萬”的結論非常荒謬》的文章，說“《墓碑》一書出現了大量偽造和篡改數據的情況，該書引用的許多數據也都是沒有依據的、荒謬的。從學術價值來說，這樣的一本書本不值一提。”“是一本罔顧歷史事實、撒下彌天大謊的書。”“絕大多數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數據都是虛假的”，“《墓碑》中出現了許多偽造數據的現象”，“《墓碑》大量篡改有關數據”。在他的文章中十多次提到我“偽造數據”，十多次提到我“篡改數據”。十多次說我“荒謬”、“極為荒謬”、“完全錯誤”。

《墓碑》是否“極為荒謬”、“完全錯誤”，學術價值是否“不值一提”，我不作評論，這是孫經先的看法，讀者會有公論，而且已有公論。但孫經先說我“造謠”、“偽造數據”、“篡改數據”、“撒下彌天大謊”，這是十分嚴肅的問題。如果我的確像孫經先說的那樣，我甘願接受法律制裁。如果我沒有“造謠”、“偽造數據”、“篡改數據”，沒有“撒下彌天大謊”，那就是孫經先對我的誹謗，是對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傳部旗下和社會科學院棋下的權威刊物，廣為傳播對一個公民的誹謗，是法律所不容的。

我在《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炎黃春秋》2013年第12期）一文中對孫先生的指責作了回答。他在2014年第1期《紅旗文稿》發表文章，再一次重複和加重對我的誹謗。當我的回答不合他意時，就說我“詭辯”、“徒勞的辯解”、“極端荒謬”；當我舉出的事實不合他意時，就說我“一無所知”，“一竅不通”。他的文章字裡行間充滿了語言暴力，語氣居高臨下，盛氣凌人。這那裡是學術文章？簡直就是文革中的大批判稿嘛！他將我的《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簡稱《謠言》，以後的行文中幾十次“楊先生《謠言》一文中說····”將我的《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簡化為《走向謬誤》，行文中多次說“楊繼繩先生在《走向謬誤》一文中說·····”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這是文革大批判中的小伎倆。用對方文章中最不好的字眼來簡稱對方的文章，以達到醜化對方的目的。沒想到幾十年以後的今天，還有人將早已扔進歷史垃圾堆中的小伎倆用在學術討論之中，簡直是時空倒置！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知道有很大的政治風險，萬一險遭不測，這本書也算是我自己的墓碑。為這本書我連死都不怕，還怕什麼誹謗？！孫經先對我的大量誹謗對我毫髮無損，還幫了我的大忙。按過去規定，國內掘進不能引用官方定為禁書的境外出版物的內容，甚至不能提書名。《墓碑》是官方的禁書，很多人不知道有《墓碑》這本書。經孫先生等大張旗鼓的批判，現在大家都知道有這本書，還千方百計地找這本書。孫經先的批判文章發表以後，支持我的人越來越多了，最近一年來，收到支持我的信四五百封（超過了前五年支持信的總和），網上的支持也不少。孫先生大概也受到很大的輿論壓力，不得不發表聲明，要求公安部門保護他的安全。這是因為孫先生的文章激起了廣大讀者的憤慨。我奉勸廣大讀者對孫先生寬容，千萬不要做出過頭的事。本來，《墓碑》出到第八版出版社就不想出了，孫經先的批判文章發表以後，一年之內又出了三版，現在要出第12版了。我在這裡感謝孫先生。

孫經先對我的誹謗對我毫髮無損，但對孫先生的形象的影響就太大了：人們從他的文章中會看到，孫先生完全喪失了學者必須具備的學術風範、學術品格。

《墓碑》是香港出版的，海關嚴格檢查，不能進入內地。有些地方，對偶爾進入內地的《墓碑》通令查繳。孫先生等對《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審判。《社會科學報》、《黨建》發表誹謗我的文章，我投稿辯護，全都粗暴地拒絕發表，在對我缺席審判時，還不給經辯護的權利！這有一點學術公正嗎？沒有學術公正，就不可能有真理。

為了學術公平，我要求，允許在國內公開出版《墓碑》，供全國人民閱讀和批判。給我以與批判者同樣的權利，允許我在批判《墓碑》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對批判作出回答。

2014年7月3日晚寫，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