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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在查閱資料中，深感當時各地有良知的官員和記者，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記錄、匯報了不少真實情況，雖然這些報告，一直被密藏在檔案櫃中。他弄清了自己父親餓死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這不是一個家庭的不幸，《墓碑》是一部集體記憶之書，是為三千多萬受難者所寫的墓志銘
◆高伐林
（續上篇）
對於一個有事業心的記者來說，最大的幸運，就是能見證歷史重大事件、能采寫對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人物。楊繼繩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幸運。
“我當記者時，就很羨慕美國記者約翰·里德寫出《震撼世界的十天》。另一個美國記者說過：我看到歷史在我面前爆炸，我將爆炸的歷史變成永恆。這些對我鼓舞很大。當記者一定要寫重大事件。”楊繼繩告訴我。
《震撼世界的十天》，我也讀過，記敘俄國十月革命如火如荼的最初幾天的所見所聞。曾幾何時，十月革命的吶喊聲中誕生的共產主義蘇俄一朝崩解了。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領導者》一書中說過：廣闊的活動空間才能成就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像李光耀儘管視野和能力非凡，但是在蕞爾小國新加坡，他能成就的事業終究有限。我想，同理，傑出的記者，也靠跌宕起伏的時代來造就。如果趕上一個按部就班、波瀾不興的時代，他空有一身本事，也難有非凡作為。有大抱負的中國記者應該慶幸，自己趕上了中國“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清末曾紀澤語）。如果說，思想解放運動成就了劉賓雁，那麼，可以說，改革開放深化年代成就了楊繼繩。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中央領導批示調查報告30篇
一個清華大學汽車拖拉機製造專業的畢業生，竟然當了新華社記者，命運的安排讓人好奇。楊繼繩告訴我：
我上中學就愛寫作，作文老得表揚，初一的一篇小作文，老師拿到《中國少年報》發表了。1960年想考新聞系，但當時的兩家有新聞系的大學，復旦大學那年不在湖北招生，人民大學新聞系那年只招調干生，不招高中應屆畢業生。學校就只好讓我報了清華。
清華學制六年，期間加入中共。後來他在對一家媒體談起過自己的大學時光：“我在清華的確學到了很多知識，但在人文教育方面卻有很多欠缺。我們不知道清華曾經有王國維、陳寅恪這樣的大師，只能看到科技書籍和馬列主義書籍。記得當時校長蔣南翔在大會上教育我們：你們要在這個社會上立足，就是兩條，第一，要聽話，第二，要能出活兒。回想起來，這個話作為父親告訴孩子的人生經驗還是可以的，但是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一個教育家教育學生就有些不倫不類了。”楊繼繩還在一個會上提出“清華綜合症”的幾條“症狀”：重工輕文，實用主義，等。
但仿佛冥冥之中有安排：想學新聞，偏偏學不了；不想干新聞，偏偏甩不脫。他一心一意要當中國的紅色拖拉機專家了，沒想到，畢業那年趕上“文革”爆發，1967年，中央文革下令新華社、《紅旗》和《人民日報》，要從工科院校招人。楊繼繩當時已經分配到位於包頭一家製造坦克的大廠，去不去新華社？他猶豫了半年，也苦惱了半年。最後聽說當時在清華掌權的蒯大富將他的調令扣下了，學生組織的另一派不服氣，將這個調令弄出來給了他，這才去了新華社報到，分到了天津分社。他呆了一個星期，感覺大名鼎鼎的新華社，隊伍精神面貌和水平都不怎麼樣嘛，當記者只要兩個字就夠了：緊跟。他想回清華重新分配，被母校拒絕；他又到天津的內燃機、汽車、拖拉機企業找了一圈，都碰了壁，才塌下心來干記者。
儘管沒有受過正規文科教育，但年輕時想走新聞道路時期所做的準備，尤其是文史知識和人文情懷，讓他對“生年不百歲，長懷千歲憂”、“朝聞道，夕死可也”這些體現價值理念的格言爛熟於心。楊繼繩當記者期間，對涉及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問題進行專題調查和典型調查，其中被政治局委員以上批示的調查報告就有30多篇。1972年，他和馬傑的內參《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毛澤東、周恩來都作了批示，中央並以“中共中央1972年第28號文件”轉發全國，責令全軍立即退出“文革”中占用的民房. 僅北京軍區就退出民房39萬平方米，66軍出動了兩個連隊搬家，騰出了被占作軍部的天津師範大學。他還寫了《天津勞動生產力調查》，毛澤東也批示了。
對外開放伊始，一些引進國外技術的工廠，用階級鬥爭觀念對待外國專家，把他們當成“外國資本家的代理人”。1980年6月，他到天津化纖廠採訪。發現這個廠黨委明確指出，外國專家是“受僱於外國資本家的勞動者”。鼓勵職工虛心做外國專家的學生，工程進展很快。他寫了調查報告，胡耀邦看到後立即批給有關部門，國務院為推廣這個經驗專門召開了會議，並將會議紀要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下發全國。
1981年，他寫了《外國合作者在渤海洋油田遇到的難題》，提出用改革開放的新觀念重新審查、修改過去的“紅頭文件”。胡耀邦和趙紫陽作了長篇批示，國務院就這篇調查召開了專門會議，以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聯合文件名義轉發全國。
1982年，他和另一記者到七省市進行能源調查，寫了《搞好我國節能工作的12點意見》的報告。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姚依林批示：其中“有很多有價值的看法”，讓國家計委主管能源的領導人專門召開會議聽取他們兩人的意見，並將調查報告作為國務院辦公廳文件轉發全國。
三個十年
楊繼繩將自己的新華社記者生涯分成三個十年，第一個十年，1968年到1978年，他以稿件登上《人民日報》頭版為榮，有一年曾有12篇稿上了頭版頭條，回過頭來，楊繼繩說這一個十年，絕大部分稿子都應當燒掉，只有《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天津勞動生產力調查》兩篇是經得起歷史考驗、不感到羞愧。
第二個十年起頭，楊繼繩反思感到前十年真是白幹了，但是有評職稱等許多現實利益羈絆，還不能完全避免“跟著跑”。直到第三個十年，才更具有獨立自主性，採訪寫作基本上不違背記者的良知。
楊繼繩給自己的定位，是學者型記者（研究型記者）。他嘗試著兩棲於記者和學者之間，主張獨立思考，獨立調查，以記者的敏銳捕捉問題，以學者的深度剖析問題。他不同意有人說，採訪的基本任務是了解事實，他覺得，僅僅了解事實是不夠的，思辯性報道採訪最根本的任務是摘取事實背後的智慧之果，提煉出代表這一時期社會思辨水平的最高結晶。他的一句名言是：“如果一個記者的成就是一個三角形的面積的話，那麼，調查，讀書，思考，就是這個三角形的三個邊，三個邊越長，三角形的面積就越大；而缺少任何一個邊，三角形的面積就等於零。”
老同學吳官正也漸行漸遠
楊繼繩在《我的記者路》一文中說過，“記者和官員是兩條不同的路”。官員的職能是管理，主要在“做”，記者的職責就是“說”，說出事實真相，說出群眾想說而不敢說的話，說出使人頓開茅塞的話，說出使人義憤填膺的話……“所以，真正忠於職業的記者，就會堵死做官的路”。他在筆記本上寫下了這樣的話：“一無所求，二無所懼，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間。”
清華校友中當官的甚多，以致政壇有“清華幫”一說。前中紀委書記吳官正是楊繼繩同一個系的校友，比他高一年級，在校時就相熟，很長時間內保持聯絡和來往，無話不談。吳官正從武漢市長升為江西、山東省委書記之後，關係才有了微妙的變化，“我去山東，他聽說了就請我吃飯，但是說話就比原來謹慎了；到他當了政治局委員，我工作單位托我請他吃頓飯，請不動了，嗬嗬嗬……”
楊繼繩給老同學寄去了自己的著作《鄧小平時代》（香港版），並針對“滿朝文武無官正（吳官正），反腐倡廉未見行（尉健行）”這句民謠，在書的扉頁上抄了《論語．顏淵》中的一句話：
吳官正同學：
政者，正也。子帥一正，孰敢不正？
老同學繼繩
吳官正可能對這句話不高興，從此斷了聯繫。
得罪了李瑞環
批評楊繼繩的不止是中宣部長，天津主政的領導人也批過楊繼繩。楊繼繩告訴我，他在天津新華分社當記者時經歷了四屆市委書記，對其中三屆的工作寫過批評文章，招來了不少是非。1979年初，他寫了《陳偉達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形勢》，天津市委書記陳偉達很高興，稱讚小楊不錯，提出要調他去“協助我抓工業”，楊沒有應允。李瑞環來天津後，八十年代初楊在《天津日報》寫了篇雜談《學歷·知識·才能·貢獻》，在學歷至上的年月指出這四者是不能畫等號的，最後要看貢獻。學歷不高而自視很有才能的李瑞環覺得很對口味，要調楊去市委研究室當副局級調研員。不料，1987年、1988年楊繼繩查了很多資料，聽取了金融界朋友的意見，寫了四篇揭示天津經濟地位的調查報告，指出中國這第二經濟高地正在下沉；還寫了一系列述評，其中一篇《孤島的困窘》：是將天津比作物價“人造孤島”。他以火柴為例，指出低價並非成本低，而是大量財政補貼造成，“孤島效應”導致火柴外流、限產、短缺，表面上穩定了物價，實質是違反經濟規律、影響經濟改革。
這下得罪了急欲有亮眼政績的李瑞環，據楊繼繩所知，李瑞環在會上、見外賓時忿忿地說了九次：有人說天津是孤島，孤島要下沉，這不是無知妄言，就是別有用心。我們是光榮的孤島！
“六四”後李瑞環上調北京進了政治局常委，有幾個朋友告訴楊繼繩，聽見李瑞環聊天時說過好幾次：天津有個楊繼繩，反對我，後來一查，他是個書呆子！
楊繼繩後怕：幸虧沒有調到天津市機關去工作。
《亞洲周刊》還披露過一件楊繼繩的軼事：有一次，駐天津部隊66軍搞軍事表演，天津分社的記者被請上了主席台，軍長跟記者一一握手。但因為楊幾次揭露了駐軍的問題，軍長走到他跟前不僅不握手，還瞪了他一眼，楊繼繩也回瞪了軍長一眼，事後他笑著說，這是“以眼還眼”。
最慚愧當時竟沒感到很大痛苦
這位1940年出生的“退休老記者、在任副社長”，用他帶著浠水鄉音的普通話，對我語速極快地回顧著他的記者生涯，尤其是他調查、寫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的經過。這本書在香港四個月就印行了四版，繼續暢銷不衰，“在香港和海外中文書市上就非常不錯了！”
歷史感與現實感——這兩方面，在楊繼繩身上是交織在一起的。如果說，他在作為一名記者時，采寫改革開放中遇到的各種難題和如何克服難題，主導他、鼓舞他的信念，就是自己是在記錄歷史，有站在歷史高度俯瞰的自覺；那麼，當他書寫半個世紀前的往事之際，在腦海中念茲在茲要針對、要針砭的，恰恰就是現實。
楊繼繩強調：歷史與新聞是相通的，相通點就是一個字——“信”，“信”，就是真實。當了40年的記者，楊繼繩走的是一條追求歷史真實的路。“講真話、求真理、做真人”，這“三真”原則始終不變。
我問：你為什麼會想起寫《墓碑》這本書？
楊繼繩說得很平實：1997年，我寫的《鄧小平時代》出版之後，再寫什麼？中國值得寫的重大事件太多了，“反右”，“文革”，寫的人已經很多，我一想：大躍進大饑荒國內還沒有人寫大部頭啊，這樣就選擇了這個題材，一干就是上十年，1999年之後光收集材料，就花了三四年。
其實，楊繼繩選擇這個題材，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大躍進－大饑荒的歲月，給他投下過濃重的陰影。雖然他對我語調輕鬆地說“大躍進那時我正在長個兒，就沒有長起來”，但其實他遭遇了更大的不幸：父親就死於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
楊繼繩在回答《南風窗》記者採訪時回憶：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壪里的人把他抬回來的。”我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請假，併到食堂科停伙三天，取出了三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壪。走到壪里，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干的。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無法彌補，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烈。而我最慚愧的是當時我內心竟然沒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當時政府告訴我們的理由，那是蘇修逼債，自然災害，所以‘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唯有犧牲多壯志’（毛澤東詩句）麼。”
跟毛跟得緊，百姓就遭殃
調查大饑荒，難度可想而知。楊繼繩告訴我，寫這本書完全是個人的業餘時間。“我是新華社記者，有這個身份帶來的方便。我往往是出外採訪，完成任務後再待幾天，搜集材料來寫這本書。到圖書館、資料室泡幾天，搜尋材料並抄錄、複印下來，也採訪了一些人。”
他跑了很多當年的重災區，像安徽蚌埠、鳳陽，河南信陽……僅在四川一地，光是把查到的資料複印下來，他就自己掏了一千多元。
六十年代災荒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死人百萬的河南信陽，楊繼繩是抽時間專程去的。楊繼繩告訴我，當年新華社駐信陽的記者已經退休，陪着自己去找知情人。信陽市委宣傳部卻拒絕讓他查閱歷史資料，楊繼繩沒轍，就先到基層、農村跑了一個星期，採訪各種當事人、目擊者，請他們口述歷史。後來回到鄭州，他請河南省委秘書長簽了字，才再去資料館，查到了許多當時的文件、內部簡報。
“查資料很費勁啊，那個年代的的資料，都是用縮微膠捲保存，我一隻手搖，一隻手抄。一抄三四天。還怕沒收，帶了好幾個筆記本，今天用這個本，明天用那個本——他們要不讓拿走怎麼辦？用這個辦法就可以減少損失，你沒收吧，只能沒收我今天帶去的這一本筆記。很多資料室還有規定呢，‘不准引用’、‘不准轉載’……”
楊繼繩告訴我，他跑遍了大饑荒最嚴重的十幾個省份，查閱無數公開或秘藏的檔案與記錄，訪問當事人，反覆查證，數易其稿，以大量事實和數據披露，從1958年至1962年期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至少餓死了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估計為4000萬上下，兩者相加共計7000多萬人，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災荒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也是人類當代史中空前慘痛的大悲劇。更值得深思的是，這場大饑饉的主因並非天災，而是在氣候基本正常的年景、在和平發展年代裡發生的慘劇。而這場大饑荒，也間接引發另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
《墓碑》敘述了各省輕重不等的駭人災荒，也專門分析了各省為什麼餓死人的比例有那麼大的差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各省地形氣候、地理位置、資源多寡，使災民在饑饉中能夠維生的條件有很大差異，更重要的是各地的農民實際平均留糧多少——這就是農民的最低生存線。
楊繼繩對我說，他發現的一個規律是：各地領導人中，凡跟從毛澤東的向心力越強者，造成的災難就越嚴重；凡跟從毛澤東的向心力較弱者，造成的災難就相對較輕。當然，如果離心力強，也不行，那就戴不穩烏紗帽了。
我問：你寫這本書，單位里沒有對你造成壓力吧？
楊繼繩回答：我寫書時沒有對同事提起，但也有人知道，知道的人都支持我。我要調查，要求社裡開介紹信，都能順利開出來——當然，我不便說調查“大饑荒”，而是說調查糧食政策、農業政策等。他也沒有感到精神上受到周圍的壓力。《墓碑》這本書出來，新華社也沒人問。
真話不能讓百姓知道
楊繼繩在查閱資料中，深感當時各地還是有不少有良知的官員和記者，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匯報了、記錄了不少真實情況。雖然這些報告，一直被密藏在檔案櫃中。他對我說，現在看，當時的一些調查報告、會議記錄，保留了很多歷史真相，當時新華社記者的“內參”也說了一些真話。
所謂“內參”，就是“內部參考”，是專門往上呈報、不公開發表的調查匯報。這讓今天的人們感嘆：真話，是不能讓百姓知道的！
我問楊繼繩，你當新華社記者，寫“內參”多還是寫見報的稿件多？他想了想說，寫“內參”更多。他寫的“內參”，後來不少被中央領導人和領導機構轉發。畢竟，真話雖然不能讓老百姓得知，但能讓手握重權的領導人知道真實下情，還是非常重要的啊。
楊繼繩告訴我，新華社與畢竟不同於一般黨政機關，更寬鬆一些。他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工作近20年，“我們分社的頭兒，資格很老，是延安出來的12級幹部。有些稿子，他就是不太有把握，也敢簽發”。
毛澤東50年代有個批示撐了“內參”的腰。楊繼繩介紹說，當時新華社記者寫“內參”，通過新華社系統“通天”，各省市負責人告狀，埋怨說他們不受信任，告狀對新華社造成了壓力。毛澤東出面解釋說，這不是什麼信任不信任的問題，是兩個渠道麼。新華社不是官也不是民，反映群眾的呼聲，是另外一個渠道。這一“最高指示”保護了新華社。“不過，到運動來了，寫‘內參’的記者還是要挨整。”
楊繼繩嘆了一聲：現在倒退了，難多了！過去總社記者可以下去寫“內參”，分社記者也可以跨地區寫“內參”，現在不行，總社記者下去寫的“內參”也必須分社社長簽字才能上報。涉及地方高官的內容，分社社長一般是不簽發的。新華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慮跟地方領導的關係啊，要地皮蓋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
反思歷史是為了放下包袱
通過寫作這部著作，楊繼繩終於弄清了他父親餓死的那場大饑荒的真實情況。他明白了，這不是一個家庭的不幸，《墓碑》一書，是凝聚了許許多多老百姓的集體記憶之書，也是為3600多萬受難者所立墓碑之墓志銘。
我問：大饑荒過去了半個世紀，現在多數中國人已經忘了“飢餓”的滋味，甚至有為數不少的人進入了列寧所說的“胖得發愁”階段。《墓碑》這本書對今天有什麼現實意義呢？
對我這個問題，楊繼繩很認真地思忖一下之後才說，共產黨執政，幹了一些好事，也幹了很多錯事，錯事成了歷史包袱，如何釋放？不釋放，包袱越背越重，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越來越成問題。共產黨如何釋放這些歷史包袱？
農業問題非常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中共領導搞的是農民革命嘛。中國農民為中國的進步做出了巨大的奉獻，光是工農產品的“剪刀差”就是幾千個億。在過去的制度框架下，農民不可能反抗，現在制度變了，農民對於不公的待遇，就會反抗。今天別說三四千萬人餓死，就是三四千人餓死，就不得了了，三四千人餓死，也會產生過去三四千萬人餓死的政治效應。
楊繼繩說，我是農家子弟，種田養殖，也放過牛，我是共產黨鬧革命的受益者，不可能有什麼“異端思想”。“我寫這些東西，是要將共產黨的包袱放下來，輕裝前進。我是共產黨員，但我首先是個農民後代，首先是中國人啊。”
我問：想必你遇到過不少讀者不相信你說的是真的？
楊繼繩不假思索地回答：“國人的歷史健忘症，這正是我寫作的動力！有人罵我：‘當年怎麼沒有餓死你？餓死你不就少一個造謠的人嗎？’這不可笑，而很可悲！很多人不了解、不相信餓死人的真實歷史，所以我要千方百計將問題說清楚、說準確。我的書中列出兩三千個資料來源，我沒有受過正規的文科訓練，但我是學工的——講理性，講邏輯，講實證，沒有根據的東西我不會往上寫。每一個材料，每一個數字，都有出處，都有可靠的資料做依據，而且都是官方文件、回憶錄、中央領導講話，是當時正式上報的內參和公開報導，不是拍腦袋想的，更不是道聽途說。我寫這本書，就是要立起永久的墓碑，永久地記憶下去——不是為了增加痛苦，而是為了不再重覆苦難。”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相關文章：專訪楊繼繩（上）：在中國說出真相有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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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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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uitarmanz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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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4-07-11 20:3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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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事實
忠於歷史
忠於良心
感謝楊繼繩留下的傑作，感謝老高先生的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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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韞棟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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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8-04 14:5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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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a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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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0 19:0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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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的書揭露了老毛統治時代的黑暗和慘無人道的現實，所以毛奴們恨之入骨。我勸高先生不用浪費時間去答理前朝太監，跟這樣滴小丑對話太丟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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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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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0 0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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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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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9 21:4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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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高老師的介紹。
從楊繼舜繩的身上看到了一個新聞工作者應有的良知和歷史責任感。“墓碑”里列舉了大量的數據和檔案資料，至今沒有人敢正面站出來指責他是造假，捏造。從這個角度也可以判斷出其真實性。當今的中國當政者其實很清醒，很聰明，對見不得人的歷史是儘量掩蓋，淡化，遺忘，不會去正面顛倒黑白，改寫歷史。倒是那幫“憤青”們是幼稚得可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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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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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9 21:2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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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lesson發表高見。但我連看了你的幾條跟帖，不免糊塗：
你說：“當年許多問題，就出在楊這一類記者身上！……一旦達不到目的，就倒打一耙，而自己不反思。因為， 他們本身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您說得有道理。對於當年的許多問題，媒體、記者“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包括楊繼繩。
但楊繼繩不是已經、並正在反思自己三十年記者生涯麼？他認識到，第一個十年，“絕大部分稿子都應當燒掉”，也就是說，自己當時所寫的絕大部分稿子，是於國、於民，無益、有害。可是，他這麼反思了，您又痛罵他是“投機分子的歷史寫照”！
那麼，他是該反省自己，還是不該呢？
至於您所提的別的問題，建議不妨讀一讀他的《墓碑》，百萬字的調查報告，內容浩大，我很難在我的短文中介紹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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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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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9 20:30: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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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樓主的好文。我讀過楊繼繩的《墓碑》，但對作者的經歷和成書的過程是在讀了您的文章後才有了較多的了解。很佩服楊先生的為人，“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我相信這是他做人的準則，也是他寫書的準則。中國知識分子中能做到這三真的人實在不多，不能不說這是中國人的悲哀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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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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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9 20:06: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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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光臨！
答信濟：楊繼繩講的題目是《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當然既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包括少出生的人口。
他講的這個題目，實際上就是《墓碑》這本書中間的一個章節，在中國大陸2008年9月出版的《領導者》雙月刊上刊登，在網上也可以查到，下面是“中國選舉與治理網”轉載的這篇文章，各位可以前往一閱：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4085
其中第一節就講了對國家統計局數據的分析。
不過網上沒有刊登出註解，更感興趣的朋友，不妨閱讀他的《墓碑》一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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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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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9 16:2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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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在國際研討會上發言提供的國家統計局數據：1958年-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19.92萬人，共少出生人口3150萬人，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了4969.9萬人。這少出生人口怎會也會算在裡面？不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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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楓苑夢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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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29 14:3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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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謝謝！向敢說真話，有良知的記者楊繼繩致敬！中國需要更多的楊繼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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