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破天荒地刊登一組散曲《某公三哭》，嘻笑怒罵，妙語如珠，被人們爭相傳誦，交口稱讚，作者後來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回過頭來再看《某公三哭》，該哭的是誰呢？


　　老高按：趙朴初的《某公三哭》，現在的年輕人聽說過嗎？讀過嗎？在上個世紀60年代橫空出世，由《人民日報》隆而重之地刊登，卻是不脛而走，洛陽紙貴。
　　“某公”，是指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三哭”，哭的是1963年遇刺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姓名中譯有個“尼”字，便稱其為“西尼”；1964年5月26日病逝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姓名中譯也有個“尼”字，便稱其為“東尼”；以及1964年10月下台的赫魯曉夫自己。這三個人，正好是毛澤東和中共當時所認定的敵人——帝、修、反的“三個代表”。《某公三哭》用散曲的形式，對此三人痛快淋漓地嘻笑怒罵了個夠！
　　儘管斗轉星移，物是人非，對半個世紀前退出國際政治舞台的這三位歷史主角，中共和國人都有了更為客觀的評價，但是談起《某公三哭》，我們還是津津樂道，回味不已。
　　《某公三哭》真是好作品嗎？不妨讀一讀共識網刊發的谷炎的文章《回過頭再評趙朴初的“某公三哭”》。
　　趙朴初去世前是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但又擔任過華東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長等官職。此文作者在最後的附記中說，一位宗教界的人士，“終不過是革命的統戰對象，怎麼會在政府如此重要的職能部門中擔任實質性的領導職務呢？筆者愚鈍，覺得十分困惑，苦思良久，也沒有找到最後的答案……”在我看來，這當然是作者谷炎在中國大陸輿論管制下明知故問裝糊塗——趙朴初是中共黨員，這早就是公開的秘密。中共黨員隱瞞黨員身分，派駐民主黨派、宗教團體中擔任各級領導，類似情況，不知凡幾！
　　中共建政，已經成了偌大國家的執政黨，卻還埋伏下很多地下黨員，也真是“有中國特色”的奇觀。這到底是要欺騙誰、要對付誰？


　　回過頭再評趙朴初的《某公三哭》

　　谷炎，共識網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中國的政治形勢空前緊張，國內階級鬥爭如火如荼，“文化大革命”箭在弦上；國際上則是中蘇論戰難分難解，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愈演愈烈。面對着嚴酷的政治高壓，文藝界人人警怵自危，文藝創作更是一片凋零、肅殺。然而，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965年2月1日，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卻破天荒地刊登一組題為《某公三哭》的散曲，嘻笑怒罵，以諧寓莊，涉筆成趣，妙語如珠，令人耳目一新，故而一經問世，便被人們爭相傳誦，交口稱讚。該散曲文字不長，照錄如下：

　　某公三哭

　　趙朴初

　　哭西尼（《禿廝兒帶過哭相思》）

　　我為你勤傍妝檯，濃施粉黛，討你笑顏開。我為你賠折家財，拋離骨肉，賣掉祖宗牌。可憐我衣裳顛倒把相思害，才盼得一些影兒來，又誰知命蹇事多乖。真奇怪，明智人，馬能賽，狗能賽，為啥總統不能來個和平賽？你的災壓根兒是我的災。上帝啊，教我三魂七魄飛天外。真是個如喪考妣，昏迷苫塊。我帶頭為你默哀，我下令向你膜拜。血淚兒染不紅你的墳台，黃金兒還不盡我的相思債。我這一片痴情啊，且付於你的後來人，我這裡打疊精神，再把風流賣。

　　哭東尼（《哭皇天帶過鳥夜啼》）

　　掐指兒才過半年幾，誰料到西尼哭罷哭東尼？上帝啊，你不知俺攀親花力氣，交友不便宜，狠心腸一雙拖去陰間裡。下本錢萬萬千，沒撈到絲毫利。實指望有一天，有一天你爭一口氣。誰知道你啊你，灰溜溜跟着那個尼去矣。教我暗地心驚，想到了自己。人生有情淚沾臆，難怪我狐悲兔死，痛徹心脾，而今而後真無計。收拾我的米格飛機，安排你的喇嘛猴戲，還可以合夥做一筆投機生意。你留下的破皮球，我將狠命地打氣。偉大的、真摯的朋友啊，你且安眠地下，看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噫嘻。

　　哭自己（《哭皇天》）

　　孤好比白帝城裡的劉先帝，哭老二，哭老三，如今輪到哭自己。上帝啊！俺費了多少心機，才爬上這把交椅，忍叫我一筋斗翻進陰溝里。哎喲啊咦！辜負了成百頓黃金，一錦囊妙計。多少事兒還沒有來得及：西柏林的交易，十二月的會議，太太的婦聯主席，姑爺的農業書記。實指望，賣一批，撈一批，算盤兒錯不了千分一。那料到，光頭兒頂不住羊毫筆，土豆兒墊不滿沙鍋底，夥伴兒演出了逼宮戲。這真是從哪兒說起？從哪兒說起？說來也稀奇，接二連三出問題。四顧知心餘一鐵，誰知同命有三尼？一聲霹靂驚天地，蘑菇雲升起紅戈壁。俺算是休矣啊休矣！淚眼兒望着取下像的宮牆，嘶聲兒喊着新當家的老弟：咱們本是同根，何苦相煎太急？分明是招牌換記，硬說我寡人有疾，貨色兒賣的不還是舊東西？俺這裡尚存一息，心有靈犀。同志們啊，還望努力加餐，加餐努力，指揮棒兒全靠你、你、你，耍到底，沒有我的我的主義。

　　這組散曲所譏諷、嘲笑的對象，作者雖未直呼其名，但當時的人們不論婦孺皆一看便知：“西尼”指的是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的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約翰·肯尼迪，“東尼”指的是1964年5月26日因病去世的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自己”則指的是1964年10月15日被免職下台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基塔·赫魯曉夫。
　　肯尼迪、赫魯曉夫和尼赫魯，在當時被認為是國際上帝修反的總代表。他們三人先後或遇刺、或病故、或丟官，不約而同地退出政治舞台，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無疑是從天而降的意外之喜，這其中尤其是赫魯曉夫的突然下台，更被認為是反修鬥爭的一大勝利，引起了戰鬥在反修第一線的中國領導人的陣陣狂喜。從某種意義上說，《某公三哭》正是這種狂喜心情不加掩飾地宣泄。
　　不過，如果僅就內容而言，《某公三哭》倒也十分平常，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因為反帝反修，反對各國反動派，鼓吹世界革命，乃當時國際題材文藝作品的共同主題，《某公三哭》在這方面也不例外，除了口氣更大，內容更空，更為居高臨下，盛氣凌人外，並沒有什麼特別出色的地方，《某公三哭》的過人之處，是它的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或換言之，是它那俏皮、辛辣的比喻、奇特、巧妙的想象和通俗易懂、尖酸刻薄的文字，成就了它當時的那種異乎尋常的轟動效應。另外，人們對於散曲這種藝術形式的陌生、好奇，也是造就其成功的原因之一。道理很簡單，當時的文藝界“山雨欲來風滿樓”，毛澤東關於文藝工作兩個批示正在層層下達，毛澤東那聲色俱厲的警告和訓斥，令詩人和作家們驚恐萬狀，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飛來橫禍。在這種動輒得咎，極度恐怖的氛圍之下，如何能寫出好的作品？即使偶而有詩作問世，也一無例外地的正確有餘而文采不足，嚴肅過之而情趣見遜，生硬乾癟，面目可憎，令人難以卒讀，而像《某公三哭》這樣能夠做到所謂“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完美的藝術形式統一”的作品，實屬絕無僅有，完全是一個另類的“奇葩”。因此，人們對其趨之若鶩，是順理成章的事。例如《某公三哭》發表時，筆者尚是個少不更事的中學生，便被其文采所征服，為之傾倒，將這組散曲一字不漏地抄錄在本子上，反覆誦讀、欣賞、玩味，讚嘆不已。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現在回過頭來再看《某公三哭》，卻突然發現包括筆者在內當時人們對《某公三哭》的看法和評價，其實是很可笑的。不但《某公三哭》那“革命的政治內容”頗為可疑，並不值得讚賞，而且即使那所謂的“完美的藝術形式”也徒有其表，浪得虛名，很難讓人恭維。
　　首先，從內容和主題上看，《某公三哭》無疑是當時特定政治背景下的產物。由於意識形態的分歧，國家利益的衝突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話語權之爭，當時中共和蘇共，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組織已公開決裂。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認為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列主義，與新老殖民主義者同流合污，已墮落為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聲稱要與之鬥爭一萬年。為此，雙方爆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論戰。在這期間中共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連續發表的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言辭激烈，咄咄逼人，其鋒芒所及，幾乎涉及到所能涉及的一切方面。而與這種理論上的激烈交鋒相對應的是，兩國的關係也急劇惡化，以至一度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敵。關於這段歷史公案，鄧小平在1989年會見戈爾巴喬夫時曾作了回顧和總結。鄧小平說，他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那些爭論，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講這些過去的事，目的是為了前進。不是要求再和蘇方辯論了。這些歷史帳講了，問題就一風吹了，重點是放在未來。鄧小平的話高屋建瓴，舉重若輕，顯示了一位成熟政治家的胸懷和智慧，無疑是正確的。不論是從國家長遠的戰略角度出發，還是從中蘇兩國關係的未來着眼，鄧小平的這種“宜粗不宜細”的務實態度，和“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豁達表述，都是當時兩國領導人唯一能夠接受的聰明選擇。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鄧小平的這種在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之後“一風吹了”的立場和表述，雖然正確和睿智，然而畢竟帶有某種外交辭令的色彩，並不能算是對當年中蘇論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正式的和深入的評價。實際上，當時的中蘇論戰，雖然雙方都是站在“左”的立場上，“都講了許多空話”，但兩“左”相爭，亦有是非。如不嫌偏頗，這種是非可用以下兩段文字來加以概括：

　　蘇方：反對個人崇拜，試圖對原有的極端僵化保守的內外政策作出某種調整和“修正”應為“是”（當然並不徹底，實際上所謂“修正主義”者，不過是改革的另一種說法，對照當下我們自己的內外政策，哪一點不是比當初的赫魯曉夫們走得更遠？）而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堅持以“老子堂”自居，推行霸權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則為“非”；
　　中方：捍衛國家的主權和尊嚴，抵制和反對蘇方的霸權主義和大國沙主義應為“是”（關於這一點，正如鄧小平所說“真正的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而固守馬列主義實際上是斯大林主義的教條和框框，不但不能審時度勢，對原有的路線和政策作出與時俱進的調整和“修正”，而且在極左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四處樹敵，愈走愈遠則為“非”。

　　當然，這些還在其次，更為重要的是，這場論戰對雙方尤其是對中國此後很長一段時期的前途和命運，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以中蘇論戰為標誌的反修運動，與中國此後的一系列錯誤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正是這種曠日持久，逐步升級，愈演愈烈的中蘇論戰和反修浪潮，為“文化大革命”這一極端瘋狂的政治運動，作了最為充分的輿論準備、情感鋪墊和戰鬥動員；也正是這種中蘇論戰和反修運動，使得毛澤東將他心中那些石破天驚，驚世駭俗的想法，一步一步地打造成所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並最終闖下了彌天大禍。故而，就其內在本質而言，中蘇論戰，實為“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源頭和序曲。
　　毫無疑問，《某公三哭》是為中蘇論戰和反修鬥爭吶喊助威的作品，然而不無奇怪的是，《某公三哭》的矛頭所向，卻並非是蘇方之“非”，即以老子黨自居的霸權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在《某公三哭》的全部文字中，只有一句“指揮棒兒全靠你”，可勉強算得，而相反，對蘇方之“是”，即調整和“修正”原來僵化保守的內外政策卻大加撻伐，猛烈抨擊，如“西柏林的交易，十二月的會議”，“馬能賽，狗能賽，為啥總統不能來個和平賽”等，都是這方面的內容，而除此之外，其餘的篇幅則幾乎都是對“三尼”的諷刺挖苦、幸災樂禍和人身攻擊。
　　具體而言，《某公三哭》的第一哭：《哭西尼》，是為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而作。肯尼迪在任職期間，曾策劃僱傭軍入侵古巴遭到失敗，後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採取強硬立場，迫使赫魯曉夫妥協，最終避免了一次有可能毀滅人類的熱核戰爭。肯尼迪遇刺身亡，無疑是一個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當時中美之間處於敵對狀態，對於肯尼迪的遇刺，中國的內心不免暗自竊喜，這是很自然的，然而在大面子上卻不宜過份表現，這又是不言自明的。因為國家總統遇刺——即使是與自己敵對的國家——是一件極其不幸的事，古人云“人死為大”，何況是非正常死亡，不管怎麼說，對此喜形於色，都是不恰當的，也是有失風度的。因此，當時的《人民日報》針對肯尼迪的遇刺身亡，發表了一幅漫畫，畫面上一架飛機栽跌在地，標題為“啃泥地”，便受到了周恩來的批評。然而，《某公三哭》的作者卻以此為題，歌而詠之，拍手稱快，極盡冷嘲熱諷、幸災樂禍之能事。趙氏的表現與周恩來的作為相比，可謂雲泥之別，其間品格和修養上的差距，誠不可以道里計。
　　《某公三哭》的第二哭：《哭東尼》，是為印度總理尼赫魯病故而作。尼赫魯是印度國大黨的領袖，也是當時國際上舉足輕重的政治家。在其任職期間，曾與埃及總統納賽爾、印尼總統蘇加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即散曲中“四顧知心餘一鐵”的“鐵”）等共同發起不結盟運動。1954年，周恩來訪印時，中印兩國總理在聯合公報中，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62年因邊界問題爭端，中印兩國交惡。蘇聯出於對抗中國的考慮，曾對印施以規模可觀的軍事援助，因此，當時的中國，曾一度將印度視為國際上各國反動派的代表。不過，儘管如此，不論是印度這個國家還是尼赫魯本人，與中國的關係都並非是乏善可陳的。新中國成立後，印度曾努力同中國搞好關係，尼赫魯領導的印度政府，是第一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之一，另外，尼赫魯也長期支持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雖然後因領土爭端，與中國關係出現了惡化，甚至一度兵戎相見，但“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因對方病故而欣喜若狂，額首稱慶，絕不是文明人應有的態度，而只能是缺乏教養者的所為。這就像法律對於犯了罪的人可以懲罰但不可侮辱一樣，也須尊重其應有的人格。在這方面為我們作出表率的同樣是周恩來。尼赫魯逝世，《人民日報》在刊發此消息時未加黑框或黑線，便受到了周恩來的批評，說不應以感情代替政策。由此可見，周恩來的水平和境界，是《某公三哭》的作者所無法望其項背的。
　　《某公三哭》的第三哭：《哭自己》，是為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被免職下台而作。赫魯曉夫是個功過參半，毀譽互見的人物。一方面在其任職期間，作《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大屠殺的錯誤和罪行，在國際上主張東西方緩和，避免熱核戰爭，在國內調整原有的經濟政策，鼓勵物質刺激。這些在中方看來顯然是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屬於“修正主義”的做法和舉措，和斯大林有着明顯的區別，為此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和開放，作了有益的嘗試，開闢了開闊的道路。然而另一方面，赫魯曉夫雖然反對斯大林，但實際上卻又離不開斯大林的模式框架，他雖然反對熱核戰爭，但卻又熱衷於軍備競賽，所謂古巴導彈危機便是由於赫魯曉夫的冒險和魯莽所造成的。另外，更重要的是，在處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方面，赫魯曉夫和斯大林一樣，也有着強烈的霸權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傾向，常喜歡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有時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干涉別國的內政（如匈牙利事件）。中蘇兩黨的裂痕由來已久，赫魯曉夫當權後不僅未能及時修補，反而愈演愈烈，以至最後公開翻臉，相互對罵，不可收拾。在毛澤東看來，赫魯曉夫及其所奉行的修正主義路線，乃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危險的敵人，而反修、防修，則是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最重要的戰略任務。《某公三哭》以詮釋、演繹中國的政治路線和外交政策為己任，自然遵循這一方針和基調，將對赫魯曉夫的批判作為主要的打擊目標，而將另外“兩尼”置於陪綁的地位。《某公三哭》全篇皆以赫魯曉夫的第一人稱寫出，不僅將赫魯曉夫所主張的東西方緩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說成是向西方投降，即“我為你勤傍妝檯，濃施粉黛，討你笑顏開。我為你賠折家財，拋離骨肉，賣掉祖宗牌”，對之嘲諷挖苦，羞辱貶斥，而且將赫魯曉夫被免職下台這一蘇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說成是“光頭兒頂不住羊毫筆”，視為中蘇論戰中方勝利的結果。憑心而論，這種全局在胸，真理在手，視對方如無物，將其玩弄於股掌之中的宏大視野和高超技巧，在當時此類作品中，無疑是鶴立雞群的，之所以獲得領袖的青睞和大眾的讚賞，實屬情理之中，決非偶然。

　　據有關資料披露，《某公三哭》的發表經過頗有意味。據說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姚溱在趙家看到了此作，說“寫得好，給我吧！”姚當時是由康生牽頭的中蘇論戰寫作組的成員，繼而經康生之手又到了毛澤東的案頭，毛一見如獲至寶，將原來的標題《赫公三哭》改為《某公三哭》批示：“明天見報。”當時正好柯西金即將訪華，毛澤東說：“柯西金來了，把這組散曲公開發表，給他當見面禮。”1965年2月1日，《某公三哭》在《人民日報》發表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續幾天予以播出，一時轟動了全國。
　　關於這段史實，後人的文章多為相互轉述，雖略有出入，但總體上大同小異，無頭宏旨。這其中有兩點值得推敲：其一該散曲究竟是姚溱在趙家無意中發現要去，後輾轉到了毛澤東的手中，還是作者有意請姚代呈領袖，請領袖一閱？這一點雖屬小節，但卻關繫到作者的動機和品格，可惜因無文字記載，只能暫時存疑。其二是有人在口述實錄中說，當年康生將此作呈送毛澤東，並非出於對作品的推崇，而是要以此作為將嚴肅的反修鬥爭庸俗化的例證，好在毛澤東面前表現他政治嗅覺的靈敏。這一說法是確有其事，還是牆倒眾人推的誅心之論，因只是個別人的口述，並無確鑿證據，故而也同樣只能存疑。
　　不知是因為會談繁忙，沒有看到這些散曲，還是因為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微言大義不解其妙，總之，柯西金對這份“見面禮”未作置評，殊屬遺憾。但也許是受到成功的激勵，《某公三哭》的作者卻似乎意猶未盡，正巧柯西金來訪的當天，美國出動大批飛機入侵越南北方，被越南擊落了4架，趙立即又寫了一支題為《越南慶捷》的散曲，刊登在2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

　　［雁兒落帶過得勝令］門口剛傳客到，天外遽來強盜。有心顯顯威風，不意轟轟幾炮。管他耍啥花招，雙雙萬古雲霄。北地小施懲教，南方再聽“糟糕”。你瞧瞧，這便是自由神傳的和平教！我瞧瞧，看你油葫蘆再賣出什麼藥！

　　這支散曲將美國入侵越南，和蘇聯領導人訪問中國這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硬性拉扯在一起（當時蘇聯和中國同為越南抗美鬥爭的主要支持者），其思路之怪異，較之《某公三哭》更為奇葩。據崔奇《趙朴初〈某公三哭〉》發表經過》披露，《越南慶捷》見報的當日，周恩來便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負責人胡績偉，批評說，不應該刊登趙朴初的這第二篇作品。這真是應了那句老古話：好事多難成雙，得意不可再往。
　　當然，如果僅僅孤立地看，《某公三哭》這組散曲的寫法也是很正常的，畢竟在那個極左思潮泛濫，反修防修壓倒一切的年代裡，人們多已失去了理智，不分青紅皂白，一切唯領袖的馬首是瞻，爭相表現，寫出這樣的作品來也是情理之中的。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另一方面，如果聯繫到這組散曲的作者，特別是作者那特殊的身份，則又顯得不那么正常，不那麼合乎情理了。《某公三哭》的作者趙朴初，1907年生，是著名的佛教領袖、書法家、社會活動家。自1928年起，即活躍於宗教界，長期擔任各種重要的宗教界領導職務。另外，趙亦熱心各種社會救濟工作，擔任過多種社會公益事業和維護世界和平組織的領導職務。趙寫《某公三哭》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等職。看了趙朴初上面的經歷和擔任的職務，再來讀《某公三哭》這組散曲，人們不禁會產生一種極不協調，甚至是有些荒誕的感覺。眾所周知，佛教的佛理繁瑣玄奧，莫測高深，非一般像我等世俗之人所可領悟，然而其精髓若用兩個字來概括卻也簡單，那便是：慈悲。故而佛教反對殺生，提倡護生，甚至要普渡眾生，如地藏王菩薩的大願便是：眾生渡盡，方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而更為過之的是，佛教中甚至還有“以身飼虎”和“割肉餵鷹”的故事。可讓人費解的是，身為宗教界領袖的趙朴初，在他所寫的《某公三哭》中，卻不僅沒有一絲一毫佛家信徒以眾生為念，以慈悲為懷的度量和胸襟，相反卻處處流露出一種市井俗夫以惡抗惡，睚眥必報的偏激和狂熱。如將赫魯曉夫所主張的“和平競賽”，與賽馬、賽狗相對舉，盡情羞辱，將東西方緩和稱之為“賣掉祖宗牌”，和拿對方的生理特點取笑，直呼赫魯曉夫為“光頭兒”，說“光頭兒頂不住羊毫筆”等等，便都是這方面例子。而最為令人吃驚的是，趙氏在《哭東尼》中，竟然攻擊印度的宗教信仰，說“收拾我的米格飛機，安排你的喇嘛猴戲，還可以合夥做一筆投機生意”。一位聲名赫赫的宗教領袖，竟然可以這樣的肆無忌憚，簡直讓人瞠目結舌，無話可說了。
　　佛家要求六根清淨，與世無爭，作為一位德高望重，有着深厚佛學修養的佛教界領袖，趙朴初雖未剃度出家，但無疑是位虔誠的佛家信徒，在家修行的居士，然而從他所寫的《某公三哭》來看，卻不像是一位居士，更像是一位鬥士。在《某公三哭》的字裡行間中，我們不但嗅不到任何佛家以眾生為念，以慈悲為懷的氣息，相反，卻能感受到一種爭強鬥狠，殺伐決斷，咄咄逼人的森森寒氣。當然，《某公三哭》是過去那個特殊年代的產物，有着那個年代的特殊背景。一般說來，我們在評價那個特殊年代的文藝作品時，應結合到當時的具體語境，推己及人，不應對那些作品和作者過分苛責。因為人，都是現實的，作為後來者，我們故然可以輕鬆地返觀前人的得失，但卻很難對自己的處境作出自由的超越。因此，對於那些在特殊的年代裡，特殊背景下寫出一些並不那麼完美，並不那麼理想，甚至並不那麼光彩作品的作者，應取一種較為寬容的態度，儘可能地原諒他們的過錯和迷失。不過，這種寬容和原諒不是無原則，而是有原則的，不是沒有前提的，而是有前提的。這種原則和前提是：
　　一、他們寫這些作品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是無奈的，而不是欣然的，或更準確地說，是強權高壓下的怯懦、屈從，不得不爾；
　　二、他們寫這些作品是敷衍搪塞的，而不是積極迎合的，更不是創造性發揮的，在這些作品中，作者雖有迷失和過錯，但仍未喪失其最後的良知和道德底線；
　　三、在那些特殊的年代裡和特定的背景下，這些作者雖然寫出了某些未能盡如人意的作品，但當那特殊年代結束，時空條件發生改變之後，能自覺地反思和懺悔，而不是選擇性的“失憶”，將自己打扮得白璧無瑕，一貫正確。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我們用以上這三個原則和前提來對照趙朴初及其所寫的《某公三哭》之後，卻發現竟然一個都不符合。為此，筆者不由得聯想到另一位和趙氏的情況相類似，但不論是身份地位，還是名氣影響都遠為過之的人物：郭沫若。身為詩人、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的郭沫若，儘管著作宏富，地位崇高，但因在那些特殊的年代裡，曾寫過不少虛假浮誇、趨炎附勢的詩作，便受到了人們的普遍詬病。雖然“四人幫”被粉碎後，郭立即又寫了一首“大快人心事”，以示與之劃清界線，但仍不為人們所見諒。在民間的口碑上，郭沫若始終是聲名狼藉，甚至有人竟將他推為無恥文人之首。郭沫若之所以落到如此境地，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不符合以上這三個原則和前提。然而奇怪的是，同樣不符合這三個原則和前提的趙朴初，和郭沫若相比卻有天壤之別，不但極少（不是完全沒有）受到詬病和非議，而且還被推尊為“大師”、“國寶”，這實在讓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當然，也許有人會說，趙朴初不像郭沫若那樣寫了大量媚主頌聖，肉麻無聊的詩作，《某公三哭》只不過是其興之所至，一時糊塗的偶然失足，不足為據。可惜事實上並非如此。實際上，趙朴初所寫過的作品好的固然很多，但不堪者亦不在少數，如下面這兩首：

　　一、聞斯大林遺體被焚感憤而作

　　吾猶及見水晶棺，戎服雄姿尚儼然。
　　威望人神今異昔，權衡功過七兼三。
　　攘羊事有情宜隱，衛國功垂世不諼。
　　賊子敢攖天下怒，自焚應不待灰寒。

　　二、水調歌頭·喜聞毛主席暢遊長江

　　彌天傳喜訊，舉世仰人豪。七十三齡矍鑠，談笑踏驚濤。風起群山雀躍，波涌一輪日出，揮手動扶搖。滾滾長江水，遊戲等塘坳。
　　與天斗，與地斗，樂陶陶。億萬英雄兒女，破浪赴前標。誓滅熊羆虎豹，橫掃牛鬼蛇神，四海看奔潮。高插紅旗處，萬歲響雲霄。

　　這兩首詩詞，不論內容、取向，還是趣味、格調，與郭沫若相比何其相似乃爾！可以說毫不遜色，有些地方甚至更為過之。而至於趙朴初之所以沒有像郭沫若那麼引人注目，成為眾矢之的，那不過是因為趙的身份和地位較郭略低，與領袖接觸的機會不多（這也許是他請姚溱代呈《某公三哭》的原因，我猜想），故而未能得到充分表現而已。行文至此，筆者不由得不為郭沫若叫一聲屈，對比趙朴初，人們對郭沫若的詬病和非議，顯然有些不公平。
　　俗話說，無利不起早，人的行為都是有目的的。趙朴初之所以寫出像《某公三哭》這樣明顯迎合上意，有悖其身份和信仰的作品，也是有目的的。這種目的便是試圖以此來博得領袖的賞識和垂愛，使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身份和地位能得到進一步地提升（此乃歷史上文臣的慣伎）。事實上，趙朴初的這一目的也確實達到了。《某公三哭》發表後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便爆發了，在這場幾乎陷所有文化名人於滅頂之災的大浩劫中，身為佛教領袖，有神論者的趙朴初卻除在運動初期稍受波及外毫髮未損，安然地度過那瘋狂而又漫長的歲月，堪稱是一個奇蹟。而這，不能不說與《某公三哭》有一定的聯繫。
　　另外，還有一點值得提及的是，《某公三哭》那俏皮辛辣的文字和寓莊於諧的手法，在當時不僅征服了包括筆者在內的億萬民眾，而且就連認為“秦皇漢武”也“略輸文采”，“唐宗宋祖”也“稍遜風騷”的偉大領袖，也為之折服。受此影響，在讀了《某公三哭》之後不久，便也寫出了一首在風格和手法上極為神似，而在自然和嫻熟的程度上卻略有遜之的作品：《念奴嬌·鳥兒問答》，而這，恐怕是趙朴初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趙朴初自1928年起，便在佛教界任職，1980年後更是擔任了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等佛教界的最高職務。佛教講報應，凡事有因必有果，分毫不爽，只有早遲之分，《某公三哭》對於趙朴初而言也同樣如此。雖然說，《某公三哭》在趙朴初的生前，曾為其帶來過諸多利益和榮耀，但對其品格和歷史地位上的傷害卻是巨大的，甚至是無可挽回的，儘管這些在當下尚未充分顯現。故而從這一意義上說，《某公三哭》，其實是亦堪一哭的。

　　附記：在這篇小文成稿之後，筆者在核對有關資料時無意發現，趙朴初在解放之初的1950年曾擔任過華東民政部、人事部的副部長，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員會的副主席。這是怎麼回事？一位宗教界的人士，即使聲望再高，名氣再大，終不過是革命的統戰對象，怎麼會在政府如此重要的職能部門中擔任實質性的領導職務呢？筆者愚鈍，覺得十分困惑，苦思良久，也沒有找到最後的答案……


　　近期圖文：

　　特朗普這樣聽取中情局匯報機密情報　　
　　驟然凝固的雲，倏忽飄逸的山（組圖）　　
　　憤怒出詩人：抗議打壓《炎黃春秋》詩一束　　
　　叮囑年輕人的話對我們成年人更是鞭策　　
　　改革先驅何維凌25周年忌日：因手稿被車禍？　　
　　文革之禍不僅在發動與過程，也在於結局　　
　　一個人與一個民族丟失信仰不會是無緣無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