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破天荒地刊登一组散曲《某公三哭》，嘻笑怒骂，妙语如珠，被人们争相传诵，交口称赞，作者后来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过头来再看《某公三哭》，该哭的是谁呢？


　　老高按：赵朴初的《某公三哭》，现在的年轻人听说过吗？读过吗？在上个世纪60年代橫空出世，由《人民日报》隆而重之地刊登，却是不胫而走，洛阳纸贵。
　　“某公”，是指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三哭”，哭的是1963年遇刺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姓名中译有个“尼”字，便称其为“西尼”；1964年5月26日病逝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姓名中译也有个“尼”字，便称其为“东尼”；以及1964年10月下台的赫鲁晓夫自己。这三个人，正好是毛泽东和中共当时所认定的敌人——帝、修、反的“三个代表”。《某公三哭》用散曲的形式，对此三人痛快淋漓地嘻笑怒骂了个够！
　　尽管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对半个世纪前退出国际政治舞台的这三位历史主角，中共和国人都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但是谈起《某公三哭》，我们还是津津乐道，回味不已。
　　《某公三哭》真是好作品吗？不妨读一读共识网刊发的谷炎的文章《回过头再评赵朴初的“某公三哭”》。
　　赵朴初去世前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但又担任过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等官职。此文作者在最后的附记中说，一位宗教界的人士，“终不过是革命的统战对象，怎么会在政府如此重要的职能部门中担任实质性的领导职务呢？笔者愚钝，觉得十分困惑，苦思良久，也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作者谷炎在中国大陆舆论管制下明知故问装糊涂——赵朴初是中共党员，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中共党员隐瞒党员身分，派驻民主党派、宗教团体中担任各级领导，类似情况，不知凡几！
　　中共建政，已经成了偌大国家的执政党，却还埋伏下很多地下党员，也真是“有中国特色”的奇观。这到底是要欺骗谁、要对付谁？


　　回过头再评赵朴初的《某公三哭》

　　谷炎，共识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形势空前紧张，国内阶级斗争如火如荼，“文化大革命”箭在弦上；国际上则是中苏论战难分难解，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愈演愈烈。面对着严酷的政治高压，文艺界人人警怵自危，文艺创作更是一片凋零、肃杀。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65年2月1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却破天荒地刊登一组题为《某公三哭》的散曲，嘻笑怒骂，以谐寓庄，涉笔成趣，妙语如珠，令人耳目一新，故而一经问世，便被人们争相传诵，交口称赞。该散曲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某公三哭

　　赵朴初

　　哭西尼（《秃厮儿带过哭相思》）

　　我为你勤傍妆台，浓施粉黛，讨你笑颜开。我为你赔折家财，抛离骨肉，卖掉祖宗牌。可怜我衣裳颠倒把相思害，才盼得一些影儿来，又谁知命蹇事多乖。真奇怪，明智人，马能赛，狗能赛，为啥总统不能来个和平赛？你的灾压根儿是我的灾。上帝啊，教我三魂七魄飞天外。真是个如丧考妣，昏迷苫块。我带头为你默哀，我下令向你膜拜。血泪儿染不红你的坟台，黄金儿还不尽我的相思债。我这一片痴情啊，且付于你的后来人，我这里打叠精神，再把风流卖。

　　哭东尼（《哭皇天带过鸟夜啼》）

　　掐指儿才过半年几，谁料到西尼哭罢哭东尼？上帝啊，你不知俺攀亲花力气，交友不便宜，狠心肠一双拖去阴间里。下本钱万万千，没捞到丝毫利。实指望有一天，有一天你争一口气。谁知道你啊你，灰溜溜跟着那个尼去矣。教我暗地心惊，想到了自己。人生有情泪沾臆，难怪我狐悲兔死，痛彻心脾，而今而后真无计。收拾我的米格飞机，安排你的喇嘛猴戏，还可以合伙做一笔投机生意。你留下的破皮球，我将狠命地打气。伟大的、真挚的朋友啊，你且安眠地下，看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呜呼噫嘻。

　　哭自己（《哭皇天》）

　　孤好比白帝城里的刘先帝，哭老二，哭老三，如今轮到哭自己。上帝啊！俺费了多少心机，才爬上这把交椅，忍叫我一筋斗翻进阴沟里。哎哟啊咦！辜负了成百顿黄金，一锦囊妙计。多少事儿还没有来得及：西柏林的交易，十二月的会议，太太的妇联主席，姑爷的农业书记。实指望，卖一批，捞一批，算盘儿错不了千分一。那料到，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土豆儿垫不满沙锅底，伙伴儿演出了逼宫戏。这真是从哪儿说起？从哪儿说起？说来也稀奇，接二连三出问题。四顾知心余一铁，谁知同命有三尼？一声霹雳惊天地，蘑菇云升起红戈壁。俺算是休矣啊休矣！泪眼儿望着取下像的宫墙，嘶声儿喊着新当家的老弟：咱们本是同根，何苦相煎太急？分明是招牌换记，硬说我寡人有疾，货色儿卖的不还是旧东西？俺这里尚存一息，心有灵犀。同志们啊，还望努力加餐，加餐努力，指挥棒儿全靠你、你、你，耍到底，没有我的我的主义。

　　这组散曲所讥讽、嘲笑的对象，作者虽未直呼其名，但当时的人们不论妇孺皆一看便知：“西尼”指的是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的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东尼”指的是1964年5月26日因病去世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自己”则指的是1964年10月15日被免职下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
　　肯尼迪、赫鲁晓夫和尼赫鲁，在当时被认为是国际上帝修反的总代表。他们三人先后或遇刺、或病故、或丢官，不约而同地退出政治舞台，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从天而降的意外之喜，这其中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突然下台，更被认为是反修斗争的一大胜利，引起了战斗在反修第一线的中国领导人的阵阵狂喜。从某种意义上说，《某公三哭》正是这种狂喜心情不加掩饰地宣泄。
　　不过，如果仅就内容而言，《某公三哭》倒也十分平常，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鼓吹世界革命，乃当时国际题材文艺作品的共同主题，《某公三哭》在这方面也不例外，除了口气更大，内容更空，更为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某公三哭》的过人之处，是它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或换言之，是它那俏皮、辛辣的比喻、奇特、巧妙的想象和通俗易懂、尖酸刻薄的文字，成就了它当时的那种异乎寻常的轰动效应。另外，人们对于散曲这种艺术形式的陌生、好奇，也是造就其成功的原因之一。道理很简单，当时的文艺界“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两个批示正在层层下达，毛泽东那声色俱厉的警告和训斥，令诗人和作家们惊恐万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飞来横祸。在这种动辄得咎，极度恐怖的氛围之下，如何能写出好的作品？即使偶而有诗作问世，也一无例外地的正确有余而文采不足，严肃过之而情趣见逊，生硬干瘪，面目可憎，令人难以卒读，而像《某公三哭》这样能够做到所谓“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作品，实属绝无仅有，完全是一个另类的“奇葩”。因此，人们对其趋之若鹜，是顺理成章的事。例如《某公三哭》发表时，笔者尚是个少不更事的中学生，便被其文采所征服，为之倾倒，将这组散曲一字不漏地抄录在本子上，反复诵读、欣赏、玩味，赞叹不已。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某公三哭》，却突然发现包括笔者在内当时人们对《某公三哭》的看法和评价，其实是很可笑的。不但《某公三哭》那“革命的政治内容”颇为可疑，并不值得赞赏，而且即使那所谓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也徒有其表，浪得虚名，很难让人恭维。
　　首先，从内容和主题上看，《某公三哭》无疑是当时特定政治背景下的产物。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话语权之争，当时中共和苏共，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已公开决裂。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列主义，与新老殖民主义者同流合污，已堕落为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声称要与之斗争一万年。为此，双方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在这期间中共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连续发表的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言辞激烈，咄咄逼人，其锋芒所及，几乎涉及到所能涉及的一切方面。而与这种理论上的激烈交锋相对应的是，两国的关系也急剧恶化，以至一度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关于这段历史公案，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作了回顾和总结。邓小平说，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辩论了。这些历史帐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邓小平的话高屋建瓴，举重若轻，显示了一位成熟政治家的胸怀和智慧，无疑是正确的。不论是从国家长远的战略角度出发，还是从中苏两国关系的未来着眼，邓小平的这种“宜粗不宜细”的务实态度，和“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豁达表述，都是当时两国领导人唯一能够接受的聪明选择。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的这种在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之后“一风吹了”的立场和表述，虽然正确和睿智，然而毕竟带有某种外交辞令的色彩，并不能算是对当年中苏论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正式的和深入的评价。实际上，当时的中苏论战，虽然双方都是站在“左”的立场上，“都讲了许多空话”，但两“左”相争，亦有是非。如不嫌偏颇，这种是非可用以下两段文字来加以概括：

　　苏方：反对个人崇拜，试图对原有的极端僵化保守的内外政策作出某种调整和“修正”应为“是”（当然并不彻底，实际上所谓“修正主义”者，不过是改革的另一种说法，对照当下我们自己的内外政策，哪一点不是比当初的赫鲁晓夫们走得更远？）而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坚持以“老子堂”自居，推行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则为“非”；
　　中方：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抵制和反对苏方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主义应为“是”（关于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的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而固守马列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和框框，不但不能审时度势，对原有的路线和政策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和“修正”，而且在极左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四处树敌，愈走愈远则为“非”。

　　当然，这些还在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论战对双方尤其是对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中苏论战为标志的反修运动，与中国此后的一系列错误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旷日持久，逐步升级，愈演愈烈的中苏论战和反修浪潮，为“文化大革命”这一极端疯狂的政治运动，作了最为充分的舆论准备、情感铺垫和战斗动员；也正是这种中苏论战和反修运动，使得毛泽东将他心中那些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想法，一步一步地打造成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并最终闯下了弥天大祸。故而，就其内在本质而言，中苏论战，实为“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源头和序曲。
　　毫无疑问，《某公三哭》是为中苏论战和反修斗争呐喊助威的作品，然而不无奇怪的是，《某公三哭》的矛头所向，却并非是苏方之“非”，即以老子党自居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在《某公三哭》的全部文字中，只有一句“指挥棒儿全靠你”，可勉强算得，而相反，对苏方之“是”，即调整和“修正”原来僵化保守的内外政策却大加挞伐，猛烈抨击，如“西柏林的交易，十二月的会议”，“马能赛，狗能赛，为啥总统不能来个和平赛”等，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而除此之外，其余的篇幅则几乎都是对“三尼”的讽刺挖苦、幸灾乐祸和人身攻击。
　　具体而言，《某公三哭》的第一哭：《哭西尼》，是为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而作。肯尼迪在任职期间，曾策划雇佣军入侵古巴遭到失败，后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强硬立场，迫使赫鲁晓夫妥协，最终避免了一次有可能毁灭人类的热核战争。肯尼迪遇刺身亡，无疑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当时中美之间处于敌对状态，对于肯尼迪的遇刺，中国的内心不免暗自窃喜，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在大面子上却不宜过份表现，这又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国家总统遇刺——即使是与自己敌对的国家——是一件极其不幸的事，古人云“人死为大”，何况是非正常死亡，不管怎么说，对此喜形于色，都是不恰当的，也是有失风度的。因此，当时的《人民日报》针对肯尼迪的遇刺身亡，发表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架飞机栽跌在地，标题为“啃泥地”，便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然而，《某公三哭》的作者却以此为题，歌而咏之，拍手称快，极尽冷嘲热讽、幸灾乐祸之能事。赵氏的表现与周恩来的作为相比，可谓云泥之别，其间品格和修养上的差距，诚不可以道里计。
　　《某公三哭》的第二哭：《哭东尼》，是为印度总理尼赫鲁病故而作。尼赫鲁是印度国大党的领袖，也是当时国际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在其任职期间，曾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即散曲中“四顾知心余一铁”的“铁”）等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1954年，周恩来访印时，中印两国总理在联合公报中，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2年因边界问题争端，中印两国交恶。苏联出于对抗中国的考虑，曾对印施以规模可观的军事援助，因此，当时的中国，曾一度将印度视为国际上各国反动派的代表。不过，尽管如此，不论是印度这个国家还是尼赫鲁本人，与中国的关系都并非是乏善可陈的。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曾努力同中国搞好关系，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政府，是第一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之一，另外，尼赫鲁也长期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虽然后因领土争端，与中国关系出现了恶化，甚至一度兵戎相见，但“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因对方病故而欣喜若狂，额首称庆，绝不是文明人应有的态度，而只能是缺乏教养者的所为。这就像法律对于犯了罪的人可以惩罚但不可侮辱一样，也须尊重其应有的人格。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表率的同样是周恩来。尼赫鲁逝世，《人民日报》在刊发此消息时未加黑框或黑线，便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说不应以感情代替政策。由此可见，周恩来的水平和境界，是《某公三哭》的作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某公三哭》的第三哭：《哭自己》，是为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被免职下台而作。赫鲁晓夫是个功过参半，毁誉互见的人物。一方面在其任职期间，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大屠杀的错误和罪行，在国际上主张东西方缓和，避免热核战争，在国内调整原有的经济政策，鼓励物质刺激。这些在中方看来显然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属于“修正主义”的做法和举措，和斯大林有着明显的区别，为此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开放，作了有益的尝试，开辟了开阔的道路。然而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虽然反对斯大林，但实际上却又离不开斯大林的模式框架，他虽然反对热核战争，但却又热衷于军备竞赛，所谓古巴导弹危机便是由于赫鲁晓夫的冒险和鲁莽所造成的。另外，更重要的是，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方面，赫鲁晓夫和斯大林一样，也有着强烈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常喜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干涉别国的内政（如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的裂痕由来已久，赫鲁晓夫当权后不仅未能及时修补，反而愈演愈烈，以至最后公开翻脸，相互对骂，不可收拾。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及其所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乃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而反修、防修，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某公三哭》以诠释、演绎中国的政治路线和外交政策为己任，自然遵循这一方针和基调，将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而将另外“两尼”置于陪绑的地位。《某公三哭》全篇皆以赫鲁晓夫的第一人称写出，不仅将赫鲁晓夫所主张的东西方缓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说成是向西方投降，即“我为你勤傍妆台，浓施粉黛，讨你笑颜开。我为你赔折家财，抛离骨肉，卖掉祖宗牌”，对之嘲讽挖苦，羞辱贬斥，而且将赫鲁晓夫被免职下台这一苏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说成是“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视为中苏论战中方胜利的结果。凭心而论，这种全局在胸，真理在手，视对方如无物，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宏大视野和高超技巧，在当时此类作品中，无疑是鹤立鸡群的，之所以获得领袖的青睐和大众的赞赏，实属情理之中，决非偶然。

　　据有关资料披露，《某公三哭》的发表经过颇有意味。据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姚溱在赵家看到了此作，说“写得好，给我吧！”姚当时是由康生牵头的中苏论战写作组的成员，继而经康生之手又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一见如获至宝，将原来的标题《赫公三哭》改为《某公三哭》批示：“明天见报。”当时正好柯西金即将访华，毛泽东说：“柯西金来了，把这组散曲公开发表，给他当见面礼。”1965年2月1日，《某公三哭》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几天予以播出，一时轰动了全国。
　　关于这段史实，后人的文章多为相互转述，虽略有出入，但总体上大同小异，无头宏旨。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推敲：其一该散曲究竟是姚溱在赵家无意中发现要去，后辗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还是作者有意请姚代呈领袖，请领袖一阅？这一点虽属小节，但却关系到作者的动机和品格，可惜因无文字记载，只能暂时存疑。其二是有人在口述实录中说，当年康生将此作呈送毛泽东，并非出于对作品的推崇，而是要以此作为将严肃的反修斗争庸俗化的例证，好在毛泽东面前表现他政治嗅觉的灵敏。这一说法是确有其事，还是墙倒众人推的诛心之论，因只是个别人的口述，并无确凿证据，故而也同样只能存疑。
　　不知是因为会谈繁忙，没有看到这些散曲，还是因为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微言大义不解其妙，总之，柯西金对这份“见面礼”未作置评，殊属遗憾。但也许是受到成功的激励，《某公三哭》的作者却似乎意犹未尽，正巧柯西金来访的当天，美国出动大批飞机入侵越南北方，被越南击落了4架，赵立即又写了一支题为《越南庆捷》的散曲，刊登在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

　　［雁儿落带过得胜令］门口刚传客到，天外遽来强盗。有心显显威风，不意轰轰几炮。管他耍啥花招，双双万古云霄。北地小施惩教，南方再听“糟糕”。你瞧瞧，这便是自由神传的和平教！我瞧瞧，看你油葫芦再卖出什么药！

　　这支散曲将美国入侵越南，和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国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性拉扯在一起（当时苏联和中国同为越南抗美斗争的主要支持者），其思路之怪异，较之《某公三哭》更为奇葩。据崔奇《赵朴初〈某公三哭〉》发表经过》披露，《越南庆捷》见报的当日，周恩来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胡绩伟，批评说，不应该刊登赵朴初的这第二篇作品。这真是应了那句老古话：好事多难成双，得意不可再往。
　　当然，如果仅仅孤立地看，《某公三哭》这组散曲的写法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反修防修压倒一切的年代里，人们多已失去了理智，不分青红皂白，一切唯领袖的马首是瞻，争相表现，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如果联系到这组散曲的作者，特别是作者那特殊的身份，则又显得不那么正常，不那么合乎情理了。《某公三哭》的作者赵朴初，1907年生，是著名的佛教领袖、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自1928年起，即活跃于宗教界，长期担任各种重要的宗教界领导职务。另外，赵亦热心各种社会救济工作，担任过多种社会公益事业和维护世界和平组织的领导职务。赵写《某公三哭》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等职。看了赵朴初上面的经历和担任的职务，再来读《某公三哭》这组散曲，人们不禁会产生一种极不协调，甚至是有些荒诞的感觉。众所周知，佛教的佛理繁琐玄奥，莫测高深，非一般像我等世俗之人所可领悟，然而其精髓若用两个字来概括却也简单，那便是：慈悲。故而佛教反对杀生，提倡护生，甚至要普渡众生，如地藏王菩萨的大愿便是：众生渡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而更为过之的是，佛教中甚至还有“以身饲虎”和“割肉喂鹰”的故事。可让人费解的是，身为宗教界领袖的赵朴初，在他所写的《某公三哭》中，却不仅没有一丝一毫佛家信徒以众生为念，以慈悲为怀的度量和胸襟，相反却处处流露出一种市井俗夫以恶抗恶，睚眦必报的偏激和狂热。如将赫鲁晓夫所主张的“和平竞赛”，与赛马、赛狗相对举，尽情羞辱，将东西方缓和称之为“卖掉祖宗牌”，和拿对方的生理特点取笑，直呼赫鲁晓夫为“光头儿”，说“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等等，便都是这方面例子。而最为令人吃惊的是，赵氏在《哭东尼》中，竟然攻击印度的宗教信仰，说“收拾我的米格飞机，安排你的喇嘛猴戏，还可以合伙做一笔投机生意”。一位声名赫赫的宗教领袖，竟然可以这样的肆无忌惮，简直让人瞠目结舌，无话可说了。
　　佛家要求六根清净，与世无争，作为一位德高望重，有着深厚佛学修养的佛教界领袖，赵朴初虽未剃度出家，但无疑是位虔诚的佛家信徒，在家修行的居士，然而从他所写的《某公三哭》来看，却不像是一位居士，更像是一位斗士。在《某公三哭》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不但嗅不到任何佛家以众生为念，以慈悲为怀的气息，相反，却能感受到一种争强斗狠，杀伐决断，咄咄逼人的森森寒气。当然，《某公三哭》是过去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有着那个年代的特殊背景。一般说来，我们在评价那个特殊年代的文艺作品时，应结合到当时的具体语境，推己及人，不应对那些作品和作者过分苛责。因为人，都是现实的，作为后来者，我们故然可以轻松地返观前人的得失，但却很难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自由的超越。因此，对于那些在特殊的年代里，特殊背景下写出一些并不那么完美，并不那么理想，甚至并不那么光彩作品的作者，应取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尽可能地原谅他们的过错和迷失。不过，这种宽容和原谅不是无原则，而是有原则的，不是没有前提的，而是有前提的。这种原则和前提是：
　　一、他们写这些作品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是无奈的，而不是欣然的，或更准确地说，是强权高压下的怯懦、屈从，不得不尔；
　　二、他们写这些作品是敷衍搪塞的，而不是积极迎合的，更不是创造性发挥的，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虽有迷失和过错，但仍未丧失其最后的良知和道德底线；
　　三、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和特定的背景下，这些作者虽然写出了某些未能尽如人意的作品，但当那特殊年代结束，时空条件发生改变之后，能自觉地反思和忏悔，而不是选择性的“失忆”，将自己打扮得白璧无瑕，一贯正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用以上这三个原则和前提来对照赵朴初及其所写的《某公三哭》之后，却发现竟然一个都不符合。为此，笔者不由得联想到另一位和赵氏的情况相类似，但不论是身份地位，还是名气影响都远为过之的人物：郭沫若。身为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郭沫若，尽管著作宏富，地位崇高，但因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曾写过不少虚假浮夸、趋炎附势的诗作，便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诟病。虽然“四人帮”被粉碎后，郭立即又写了一首“大快人心事”，以示与之划清界线，但仍不为人们所见谅。在民间的口碑上，郭沫若始终是声名狼藉，甚至有人竟将他推为无耻文人之首。郭沫若之所以落到如此境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不符合以上这三个原则和前提。然而奇怪的是，同样不符合这三个原则和前提的赵朴初，和郭沫若相比却有天壤之别，不但极少（不是完全没有）受到诟病和非议，而且还被推尊为“大师”、“国宝”，这实在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赵朴初不像郭沫若那样写了大量媚主颂圣，肉麻无聊的诗作，《某公三哭》只不过是其兴之所至，一时糊涂的偶然失足，不足为据。可惜事实上并非如此。实际上，赵朴初所写过的作品好的固然很多，但不堪者亦不在少数，如下面这两首：

　　一、闻斯大林遗体被焚感愤而作

　　吾犹及见水晶棺，戎服雄姿尚俨然。
　　威望人神今异昔，权衡功过七兼三。
　　攘羊事有情宜隐，卫国功垂世不谖。
　　贼子敢撄天下怒，自焚应不待灰寒。

　　二、水调歌头·喜闻毛主席畅游长江

　　弥天传喜讯，举世仰人豪。七十三龄矍铄，谈笑踏惊涛。风起群山雀跃，波涌一轮日出，挥手动扶摇。滚滚长江水，游戏等塘坳。
　　与天斗，与地斗，乐陶陶。亿万英雄儿女，破浪赴前标。誓灭熊罴虎豹，横扫牛鬼蛇神，四海看奔潮。高插红旗处，万岁响云霄。

　　这两首诗词，不论内容、取向，还是趣味、格调，与郭沫若相比何其相似乃尔！可以说毫不逊色，有些地方甚至更为过之。而至于赵朴初之所以没有像郭沫若那么引人注目，成为众矢之的，那不过是因为赵的身份和地位较郭略低，与领袖接触的机会不多（这也许是他请姚溱代呈《某公三哭》的原因，我猜想），故而未能得到充分表现而已。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不为郭沫若叫一声屈，对比赵朴初，人们对郭沫若的诟病和非议，显然有些不公平。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赵朴初之所以写出像《某公三哭》这样明显迎合上意，有悖其身份和信仰的作品，也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便是试图以此来博得领袖的赏识和垂爱，使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身份和地位能得到进一步地提升（此乃历史上文臣的惯伎）。事实上，赵朴初的这一目的也确实达到了。《某公三哭》发表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在这场几乎陷所有文化名人于灭顶之灾的大浩劫中，身为佛教领袖，有神论者的赵朴初却除在运动初期稍受波及外毫发未损，安然地度过那疯狂而又漫长的岁月，堪称是一个奇迹。而这，不能不说与《某公三哭》有一定的联系。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某公三哭》那俏皮辛辣的文字和寓庄于谐的手法，在当时不仅征服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亿万民众，而且就连认为“秦皇汉武”也“略输文采”，“唐宗宋祖”也“稍逊风骚”的伟大领袖，也为之折服。受此影响，在读了《某公三哭》之后不久，便也写出了一首在风格和手法上极为神似，而在自然和娴熟的程度上却略有逊之的作品：《念奴娇·鸟儿问答》，而这，恐怕是赵朴初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赵朴初自1928年起，便在佛教界任职，1980年后更是担任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等佛教界的最高职务。佛教讲报应，凡事有因必有果，分毫不爽，只有早迟之分，《某公三哭》对于赵朴初而言也同样如此。虽然说，《某公三哭》在赵朴初的生前，曾为其带来过诸多利益和荣耀，但对其品格和历史地位上的伤害却是巨大的，甚至是无可挽回的，尽管这些在当下尚未充分显现。故而从这一意义上说，《某公三哭》，其实是亦堪一哭的。

　　附记：在这篇小文成稿之后，笔者在核对有关资料时无意发现，赵朴初在解放之初的1950年曾担任过华东民政部、人事部的副部长，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的副主席。这是怎么回事？一位宗教界的人士，即使声望再高，名气再大，终不过是革命的统战对象，怎么会在政府如此重要的职能部门中担任实质性的领导职务呢？笔者愚钝，觉得十分困惑，苦思良久，也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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