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予卑鄙的心靈一面“崇高”的旗幟，就能即刻動員起無數跟隨者，使得運動如火如荼、勢不可擋——這不僅僅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能夠發動和持續多年的奧秘，也是文化大革命乃至共產革命中的任何一次運動能夠發動並取得成功的奧秘


　　老高按：今天是美國的國殤節（Memorial Day），這個聯邦假日，是緬懷美國歷代為國捐軀的將士；明天是中國傳統的端午節，具有追思中國偉大詩人屈原的深遠內涵，是中國的法定假日。身為在美國的華人，遇到這一美一中兩個節日聯袂而至，感受格外豐富。在此向所有網友、讀者祝賀節日好！
　　上個星期五（5月26日）下午，邀請前知青、現在在美國從事金融投資的任國慶做《歷史明鏡》電視節目第35期的嘉賓，訪談的題目，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給中國農村帶去了文明嗎？》，兩天多來在YouTube上已經有七千多的瀏覽量，觀眾還爭論得頗為激烈，多數是支持和鼓勵，也有很尖銳的批評。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opfTDrKZaA&t=517s

　　還有這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S6HmVpYiaA&t=20s

　　另外還有些朋友，看完這一期節目之後，又追看任國慶前一次（4月10日，《歷史明鏡》第25期）所講的內容，並通過種種方式將看法反饋到我這裡。
　　觀眾踴躍和討論熱烈，說明大家關注49年前啟動的知青運動，促使我將任國慶的長文《上山下鄉運動四十年祭——民族靈魂之窺伺》全文剩下部分，分成兩篇，今天和明天各刊出八千來字。
　　任國慶在本文中所寫、在節目中所講（他接受訪談的內容，與文章有關聯，但不完全相同），有相當的衝擊力，但也有若干論點和論據，我感覺值得商榷和爭論。根據一些觀眾的要求，《歷史明鏡》節目將邀請任國慶先生再次當嘉賓，繼續闡述他對知青上山下鄉這一歷史事件的研究心得。


　　上山下鄉運動四十年祭

　　——民族靈魂之窺伺（第四節到第七節）

　　任國慶，原載電子網刊《記憶》

　　四．下鄉的強迫性

　　著名知青歷史研究者劉小萌先生在他的《中國知青史》中這樣描述“老三屆”下鄉前的精神狀態：“他們對上山下鄉運動所傾注的狂熱，至少在初期，絲毫不亞於對紅衛兵運動的參與。”“ 無論是充當毛主席的紅衛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樣在文革風暴中翱翔，還是自告奮勇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安家落戶，‘老三屆’學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鍛煉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當我們把所關注的對像對準“老三屆”群體，而不是“老三屆”的個別人物時，便會發現如上描述不僅僅大失於真實，而且大失於膚淺。且說“老三屆”參加紅衛兵運動。實際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積極參與紅衛兵運動的老三屆，充其量也只是一部分人，（多數是名校當中的所謂“優秀”生），而不是大多數。另外積極參與紅衛兵運動的“老三屆”其目的也絕不是“矢志以求的都是鍛煉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他們積極參與文革的動力，對於多數人來講是在一種“集體無意識”狀態下，嫉妒心、虐待欲和破壞欲的群體爆發。他們在文革中的惡行，都是潛藏在他們內心，早就想做，但因缺乏合法性而不能做的。至於“鍛煉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以及“永葆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等等口號都只是滿足自身暴力欲望的堂皇藉口。
　　至於下鄉卻又同紅衛兵運動大不相同。
　　從“人民公社化”開始國家把中國全體公民依據獲取生存資料方式不同而劃分成了兩個等級:從事農業勞動的叫做農業人口，其餘叫做非農業人口。農業人口並沒有放棄從事農業勞動，選擇非農業勞動的自由。從此占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農民被綁縛在並不屬於他們所有的土地上，使得他們離開土地便無法生存。由此中國農民失去了自奴隸社會解體以後數千年來始終具有的遷徙自由和選擇職業的自由。
　　中共建政後照搬蘇聯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政策，使得這兩個等級的經濟地位和生活水準相差懸殊。農業和非農業人口的消費比例據官方統計1967年是1：2.26（《失落的一代》作者潘鳴嘯），這僅僅是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對於了解城鄉狀況的人而言其差異恐遠非如此。除此消費比例之外還有，城市人口享有的以商品糧供應為代表的許多特供商品；優越的城市生活方式；以及與“面朝黃土背朝天”強體力勞動形成鮮明對照的工業生產勞動方式等等，等級差異，何啻雲泥！
　　由於經濟地位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兩個等級的尊卑不等。農業戶口就是壓在農民頭上的一座大山。“轉非”（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成為中國全體農民可望不可即的終身理想。上山下鄉毫無疑問意味着知青們將失去“城市貴族”的地位，而淪落為低等級的農民。雖然他們在理性上不一定認識到這是等級身份的貶黜，但本能上的恐懼和反抗是知青群體的深層心理反應。
　　“自告奮勇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安家落戶”和“矢志以求的鍛煉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思想在“老三屆”某些人那裡或許是存在的，但若說這是“老三屆”的群體理念則與事實相距甚遠。
　　劉小萌先生的說法高估了“老三屆”群體對“革命理想”的忠誠，低估了人性中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能。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上山下鄉運動的強迫性。
　　上山下鄉運動的強迫性是毋庸置疑的。
　　毛指示下達後，全國各大城市的政策基本一致： 66、67、68屆初中，高中共六屆學生“連鍋端”，一個不留。其中包括獨生子女，父母有病需要子女照料的，或本人有嚴重疾病不適合農村生活的都沒有例外。
　　僅以天津為例，毛指示下達後第二天就全面掀起了動員高潮。普遍的做法是辦“九結合學習班”。所謂“九結合”是由這樣的九個方面的人員構成:
　　1，被動員的學生本人；
　　2，被動員學生的父母；
　　3，外校紅衛兵；
　　4，學校革委會和工宣隊；
　　5，軍宣隊代表；
　　6，父母親單位革委會領導；
　　7，街道居委會；
　　8，當地派出所；
　　9，醫院醫生。
　　這九結合是精心搭配的，他們可以解決動員中遇到的所有問題。首先，父母親單位對被動員對像的父母停職、停薪，直到自願報名下鄉為止。這是以剝奪生存資料為威脅的手段，當時俗稱“端鳥食罐”。如果父母親有病需要照顧，或者被動員對像本人有病，醫生代表當場進行體檢，結果不言自明，有多麼嚴重的病也會被證明無病。一旦沒有理由仍然拒絕報名，紅衛兵當即跟上，三班倒晝夜24小時“熬鷹”、家門前貼大字報、批判、戴高帽，遊街、批鬥、毒打、抄家。從強迫手段來看，其慘無人道不亞於“老三屆”揪斗“牛鬼蛇神”。不同的是揪斗“牛鬼蛇神”只有青少年學生參加，而動員上山下鄉參加者則包括教師、軍人、工人、幹部、醫生、家庭婦女、警察等各種不同職業、不同年齡的人。他們的兇殘和狡詐比紅衛兵更勝一籌。儘管他們當中有些人家中也有自己的子女被迫下鄉，甚或也處在被動員的地位，但這並不能使他們在動員別人時有稍微的同情、手軟，而是相反，正因如此他們反而更加兇殘。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只要有一杆崇高的旗幟，多麼卑鄙的事情都能夠做出來。
　　此類動員在全國各個城市紛紛出現，其形式雖有小異，實質沒有例外，都是強迫不報名的人報名，逼迫不自願的人自願。
　　如果動員者真誠地認為自己在干着一件正義的事業而興奮，而殘忍，而快樂，那麼不管上山下鄉還是文革多麼殘忍，給民族，國家帶來何等災難，我們也能夠從中感到一絲安慰，因為那畢竟還有一分真誠，一分崇高，一份良好的願望，那能夠算得上真正的悲劇！然而當你了解全部事實之後會大失所望：動員者並不是因為自己做了正確的事情感到自豪。甚至他們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做着一件傷天害理的事情。這一點跟紅衛兵揪鬥牛鬼蛇神，抄家，讓他們家破人亡完全一樣，使他們愉快得戰慄的原因是他們能夠打着堂皇的旗幟把別人送上祭壇！
　　當年“老三屆”把“牛鬼蛇神”送上了祭壇，緊接著“六九屆”又把“老三屆”送上祭壇，不久，下一屆學生又把“六九屆”送上祭壇。給予卑鄙的心靈一杆崇高的旗幟，運動就能如火如荼勢不可擋。這不僅僅是上山下鄉運動能夠發動的奧秘，也是文化大革命乃至共產革命中任何一次運動發動並取得成功的奧秘。

　　五．誰養活了插隊知青？

　　知青基本上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插隊落戶，大約占下鄉總人數的三分之二。另一部分是兵團，75年以後陸續改為農場，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兵團是供給制或者工資制。是由國家財政支撐着兵團的運轉，這裡不做討論。
　　對於插隊落戶的知青而言，他們跟當地農民的經濟關係，在生活資料分配和生產資料占有方面是侵占者和被侵占者的關係。
　　當時中國廣大農村都處在糧食匱乏的狀態。任何一個生產隊的土地都是一個有限的定量，知青的到來不僅僅不會增加土地，也不會增加土地的產出，甚至由於知青“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和他們從感情上對農業勞動的厭惡、蔑視以及對農業生產的不負責任，反而會造成減產。
　　人民公社的分配製度較為複雜。由於地域廣大，各地也有不少差異。但以工分制為基礎，按勞分配的基本框架是完全一致的。僅以河北省承德地區為例，可見一斑。
　　農民的收入基本是兩塊：口糧分配（以糧食為主，包括柴火、蔬菜、食物油等農副產品）和分紅（現金分配）。
　　口糧分配又分為兩部分:
　　1，基本口糧。這是按照人頭配給的糧食供應額度。按年計算，多數地區成人每人300斤，未成年人250斤。值得提醒的是這個數字指的是“毛糧”，即帶皮的糧食（稻子，麥子，穀子，高粱，玉米等）。把毛糧加工成可以食用的糧食前者和後者的比例是1:0.75左右。以這個比例計算，成人一年的基本口糧只能加工成225斤可食用糧食，每天只有6.1兩，可見這只能是維持生命的最低食物供應量。基本口糧首先來源於農民所在生產隊的產出，如果生產隊產出不夠分配基本口糧，國家則以平價補足基本口糧的數量，其補充部分叫做“返銷糧”。基本口糧的價格是國家規定的平價糧食，生產隊產出的基本口糧農民是用工分折合成現金購買的；返銷糧是要農民掏現金購買的。
　　2，工分糧。即根據勞動所得工分之多少所分得的糧食。這部分直接跟生產隊產量掛鈎，產量高就可以多分，產量少則少分。生產隊所產的糧食第一要保證基本口糧，其次是保證完成上繳公糧的指標，再次才是工分糧的分配。即所有產量減去基本口糧，再減去公糧，把所剩數量平攤到每一個工分上，分配給工分所有者，這部分糧食農民也是用工分折合成現金購買的。
　　分紅即生產隊現金分配。現金來源是交售公糧和出售農副產品所得。
　　如上所述，知青到來使得工分總數增加了，而糧食產量，和農副產品數量卻有減無增，會導致如下情況發生：
　　1，本來所產糧食夠基本口糧分配的，由於知青到來導致基本口糧不夠分配，農民還要出錢購買“返銷糧”。
　　2，知青到來導致工分糧分配減少。人均所能吃到的糧食減少。
　　3，交售公糧數量減少，使得現金總收入減少。
　　4，工分總數增加，工分貶值。分紅減少。
　　5，農副產品分配減少。
　　因此知青的到來就是搶了農民的口糧，搶了農民的錢。
　　在生產資料占有方面，雖然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生產隊農民只擁有使用權，顯然知青到來分薄了他們的使用權。此外，雖然知青每人都有國家分配的購置農具的資金，然而那些資金只夠購買個人用小件農具，如鐮刀，鐵鍬，鋤頭之用。而大型農具，如拖拉機等大型機械，大車，大牲畜、耬、犁、獲、耙大型農具等，以及農業基本設施，如水井，水庫，磨坊，油坊等，則都是生產隊長期積累的資產，所有權屬於農民，不屬於知青。知青到來均分了這些生產資料，實際上是侵占了農民的生產資料。
　　在這樣的經濟關係下，知青的到來已然侵犯了農民的利益，對於饑寒交迫的農民不啻雪上加霜。毛主席讓他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主流意識形態要求他們“跟貧下中農劃等號”，然而，實際情況卻是，他們若不參加勞動，就是表現不好，則對農民利益侵害最小；他們幹的越多，表現越好，對農民利益傷害越大。毛主席的要求和農民利益形成了對立。這種狀態不僅僅上山下鄉運動的發動者毛澤東，甚至大力鼓吹者從始至終都沒有想到，沒有看到的。沒有疑問這是上山下鄉運動最後徹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上山下鄉運動推行的13年中，實際上是通過降低農民的生活水平來維持着運動進展的，是農民養活了知青。
　　知青下鄉同時也給知青父母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由於知青並非土生土長那個的當地人，其勞動能力無法跟當地農民相比，加上知青的“城市貴族”的心態，使得他們絕大多數都不能夠像當地農民一樣自己養活自己。所欠缺部分責無旁貸地落到了知青父母的頭上。家有一名知青，就如同一個“無底洞”。每年探親往返路費，衣物置換，生活費用，攜帶物品等等花銷，使得每一個知青家庭不堪重負。
　　上山下鄉表面上看來解決了城市就業問題。實際上不過是把城市就業的危機轉嫁給了農民和知青家長。

　　六.知青給農村帶去了文明？

　　似乎毋庸置疑：知識青年給農村帶去了文明。但在上山下鄉運動發動四十年後的今天重新思考時會發現這種說法值得懷疑。
　　這一說法究竟能否成立首先取決於如何解讀“文明”。
　　筆者認為，文明的終極價值在於對人性（human nature）的解放。數千年世界歷史發展有一個清晰的從野蠻向文明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人性逐步被解放的過程。從大的歷史趨向看，文明的進程是不可逆轉的。若以這樣的解讀作為文明的標準，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知青是否具有文明？因為只有他們具有文明，才能給農村帶去文明。
　　如前所述，在知青出生、成長直到他們下鄉的年代裡，中國跟世界文明的發展是相隔絕的。就整個群體而言，知青缺少科學知識。他們的世界觀來自於國家主流教育所灌輸給他們的單一的、被扭曲的偽共產主義世界觀，方法論來自於“對立統一”“一分為二”等機械的，荒謬的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雖然他們對這些已然荒謬無稽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基本理論一知半解，但他們隨時都會用這些理論作為指導思想，指導自己的行動。殘忍的階級鬥爭理論是他們堅信不疑的真理，盲目地對毛的個人崇拜成為了他們的共同信仰。這就是知青的基本文明狀態。然而這些跟世界文明的主流是背道而馳的。
　　此時我們會驚奇地發現，知青比起雖然文化知識缺乏，雖然愚昧但依然保持着本真天性的農民來，孰優孰劣殊難確定。因此說知青給農村帶去了文明也就失去了依據。
　　對文明的另一種解讀是把文明理解為“文化知識”。以這種解讀去解釋“知青給農村帶去了文明”從一定程度講言之成理。特別是知青中的“老三屆”，他們受過較為完整的基礎教育。他們在文化知識方面在當地農村有着一定的優勢。他們在下鄉期間對農村的基礎教育做出了貢獻，是不容否定的。然而對全體知青卻不能一概而論，尤其是“69屆”以下的知青，他們自己只有小學以下的文化知識，給農村帶去他們自己都不具有的文化知識也是不可能的。
　　再有一種對文明的解讀則是所謂的“城市文明”。其實在“城市文明”這個概念中理所當然的包括了兩個不同的內容：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而生產方式則是生活方式物質基礎，生活方式是依賴這個物質基礎而存在的。筆者相信，這種對文明的解讀所指的應當是城市的生活方式。
當數以千萬計的城市學生進入農村時，不同的文化的影響是互相的，不是單向的。當“城市生活方式”一經來到農村，便已經失去了它所依賴的物質基礎，進而也就失去了它自身。雖然人具有與生俱來的追求優越的生活方式的原始動力，然而這種動力無論如何也無法擺脫物質基礎的限制。
　　農村生活方式的物質基礎是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關係。下鄉知青沒有能力改變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關係，而且雖然掙扎，卻難以逃脫連同自己也一起陷入了這種依附關係之中。因此當下鄉知青所帶去的“城市生活方式”跟當地農村的“本地生活方式”發生碰撞時，後者雖然落後，然而立即顯示出它“強勢文化”的優勢，而“城市文化”的力量顯得極其微弱和不堪一擊。
　　同一個問題的另一個層面是，當時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認為，上山下鄉運動的目的是要知青“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正是當時大力提倡的優秀品格。而對於知青的要求則是“滾一身泥巴，磨一手老繭”，“跟貧下中農劃等號”。所謂“城市文明”是作為資產階級思想而處於被改造的地位的。知青給農村帶去城市生活的文明，在這種狀態下實非易事。
　　假如所謂的“城市文明”能夠對當地農民生活發生某些潛移默化的影響，也只能是文明最表層的東西，例如早晨刷牙，晚上洗腳，以及一些較為新鮮的衣服樣式等等。然而隨着生活的困窘和艱難歲月的消蝕，就連知青自身也都陸續放棄了這些被認為“文明”的生活習慣。
　　這一點在留守知青的生活現狀中無一例外地得到了證實。在返城大潮過後，有極少數知青由於某種原因沒有回城。四十年後今天的他們，城市青年學生的痕跡已經蕩然無存。所謂“城市文明”被當地的文化徹底同化了。不是知青給農村帶去了文明，而是知青走向了野蠻。

　　七．誰是受害者？

　　生產建設兵團是上山下鄉的一個組成部分。
　　1970年10月全國生產建設兵團會議領導小組寫給中央的《關於生產建設兵團會議的報告（摘要）》是這樣闡述建設兵團的性質的：
　　“生產建設兵團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的一支武裝的生產部隊，既是生產隊，又是戰鬥隊、工作隊。平時以生產為主，勞武結合，亦兵亦農亦工；戰時一面作戰，一面堅持生產。”
　　兵團知青的生存境況作為知識青年生活的聚集地，從一定程度上更為集中地表現了知識青年的特徵。
　　縱觀全國各個兵團的歷史，都有一個從初期的紀律嚴明，意氣風發，轉變為理想破滅、人心渙散，頹廢墮落，直至陷入無政府狀態的不可逆轉的必然過程。解讀這個由盛及衰過程對於理解上山下鄉運動徹底破產的必然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重大事件特別值得關注。
　　第一個是所謂“姦污女知識青年”事件。此類事件在上山下鄉運動中是普遍發生的。一篇文章講了這樣的事情：“一九七二年，安徽某縣首次由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全縣數萬知青展開大規模競爭，最終有七十餘人獲得這天大的幸運。在進行上學前體檢時，婦科檢查的醫生驚訝地發現，七十名女知青沒有一名是處女，而且幾乎全都不是陳腐性裂痕。她們都是在招生通知發下以後失去貞操的”。（這一資料需要核實。我感到疑點多多：a，1968年知青上山下鄉掀起運動，到1972年，這個安徽某縣就安置了“數萬知青”？b，首次開展由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當時全國能招多少新生，一個縣總共能推薦多少人，貧下中農子女不可能不占多數吧，竟然知青“有七十餘人獲得這天大的幸運”？c，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七十餘人”幸運被推薦上學，其中有“七十名女知青”！男知青只有一兩人、三五人？——老高注）
　　這樣的事件在知青成堆的兵團更為普遍。中央政府對“姦污女知青”事件十分重視，不僅僅三令五申嚴厲禁止，也曾大開殺戒，企圖殺一儆百以求禁止這種風潮。中央曾經多次派遣調查團前往事發地點調查處理此類事件。第一個派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結果以第十六團的兩位團級軍官被判處死刑而告結束。第二個派往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結果以一個獨立營長和一個連長被槍斃而了結此案。結果不僅僅沒有止住這種潮流，而且愈演愈烈。這是一個值得深思問題。
　　姦污女知識青年的人，上至兵團司令，下至師，團，連各級首長，都有所發生。內蒙古兵團四師副師長一人姦污女知青38人。內蒙兵團某團共有6名黨委常委，其中有4名犯有姦污女知青罪行。特別令人震驚的是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最高首長，兵團司令何鳳山也嚴重犯有的姦污女知識青年罪行。這個事件可被視為導致內蒙兵團敗落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在討論此類事件之前首先應該把“刑事犯罪”強姦案同“權色交易”案件區分開。當然在知青下鄉過程中，發生過刑事犯罪分子姦污女知青的案件。那屬於刑事犯罪案件，其性質跟社會上強姦案件沒有區別。因此這種案件本文不做討論。
　　歷來在對待“姦污女知青”事件上人們往往把指責的鋒芒僅僅對準犯案的男性長官。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理上也僅僅給予案犯男方嚴厲的處罰。女方則作為受害者受到保護。其實，這是對於一般的刑事案件的正確態度。然而對於發生在知青中的這樣的案件如此不做區分一概如此處罰，卻不可避免的忽略了事件的本質，進而也忽略了這個事件更深層的社會因素和人性因素。
　　除去刑事犯罪案件之外，說到根底所謂“姦污女知青”事件的本質是“權色交易”。而此類事件所涉及的女知青也並非全部都如同人們所理解的“無辜的受害者”。兵團戰士在邊疆，所面臨的是惡劣的氣候，閉塞的交通，常年飢餓、極度勞累等等艱難的生存環境。政治上則面臨着嚴格的思想管制、永無休止的“改造世界觀”和噩夢一樣的“紮根邊疆干一輩子革命”的厄運。這種艱難的生存條件對於女知青就顯得更加艱難。剝去“理想主義”“愛國主義”等等堂皇的外衣，裸露出的是擺脫個人厄運的本能反應。擺脫厄運的途徑十分狹窄，只有入黨、提干和上大學等為數極少的機會。然而決定這些機會給誰的權力則掌握在各級現役軍人手裡。至此，權力尋租的充分條件已經具備，權色交易無法避免。
　　擺脫厄運是每個人的需求，而機會只有極少數。推薦上大學每年不超過總人數的1%，入黨提干也不會高於這個比例。在這種供需懸殊的“市場”中，“女色”便理所當然地成為這場競爭的硬通貨。
　　並非所有現役軍人長官都有可能成為“權色交易”的罪犯。而是只有那些有權決定知青命運的首長才有可能染指女知青。而那些“受害者”，多數成為改變命運的受益人，絕少有例外。知青的命運對權力的依附性，是此類事件發生的根源。在這樣的事件中也使人看到在人性（human nature）之下，道德、操守、尊嚴、人格在殘酷的生存條件下的不堪一擊。只要命運依然被權力操控，“權色交易”、“權錢交易”就不可避免。
　　當這種“權色交易”在知青中成為一種無法掩蓋的普遍現象時，對廣大知青的心理衝擊是強烈的。本來入黨、提干、上大學等改變命運的機會是對於工作優異者的獎賞，雖然渺茫，但畢竟是希望，也是為數頗多的知青努力工作的動力。當這個“希望”被個別人以肉體交換的手段“截和（音“胡”）”時，努力工作就失去了動力。這是兵團最後徹底潰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到本節的起點：誰是受害者？如果我們能夠徹底擯棄肉體快樂、占有欲的滿足、以及擺脫厄運、出人頭地等等最為世俗的價值考量，而僅以人類共同的最基本道德作為價值標準的話，此類事件的受害者恰是權色交易的雙方。不管他們是否因東窗事發而受到懲罰，他們各自都傷害了自己的尊嚴和良知。世俗價值的獲得尤恐難以修復心靈的創傷，這種恥辱在他們內心恐怕終生都難以磨滅。
　　固然案件雙方並不是沒有道德缺陷的。然而當嚴厲的懲處，甚至死刑都沒能制止這種事件繼續蔓延的時候，指責他們的道德，乃至嚴懲他們顯然並沒有找到事件發生的根源。值得指責的是產生這種事件的制度。人性本身就是那麼脆弱，制度卻要把人性放到嚴酷的環境中嚴加考驗。人性是無法改變的，那麼應該指責的，應該改變的是什麼？（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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