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超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其中的一個“子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規模超大、時間超長，涉及近億人口，歷時11年多。近半個世紀來官方和地下出版的回憶錄、研究專著數百上千。任國慶的力作通過剖析這一運動，窺伺民族靈魂


　　老高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文革這個超大規模政治運動中的一個“子運動”。但這個“子運動”也規模超大、時間超長，涉及近億人口，歷時11年多（1968年底到1979年）。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受到關注，海內外出版的書——回憶錄、研究專著，數百上千。我作為前知青，自然也對這個問題高度關注，我了解萬維上曾是知青、關注知青的人也相當多。
　　4月10日，我當主持人的“歷史明鏡”節目第25期，對知青研究專家、現在美國KCG資本集團任職的任國慶做了一個專訪。之所以做這次訪談，是因為我讀到了他的一篇長文（抱歉，又是一篇長文！）：《上山下鄉運動四十年祭——民族靈魂之窺伺》。
　　任國慶受過美國學術專門訓練，這篇文章是按照美國學術規範來寫的。我與作者聯繫，他告訴我，此文原是應一個美國學術刊物的約稿，後來還請他修改。不料在即將刊出時，該刊發生某種變故而未能發表。鑑於中國大陸的正式刊物難以刊登（我想起前幾天有網友勸我去看官方的《歷史研究》，暴露出他對中國的學術研究現狀一無所知，可嘆！），便交給了在中國素負盛名的電子網刊《記憶》刊出了。
　　我感覺此文有很多觀點值得請更多關心知青的朋友來了解和思考，便建議他授權給《新史記》雜誌刊出。他便給了我以下稍加簡化的版本，這個版本為讓一般大眾易於閱讀，刪除了所有注釋，我推薦給《新史記》雜誌36期刊出了。
　　4月10日對任國慶的電視訪談，我草擬的原題為“上山下鄉運動不僅毀了整整一代人”，後來播出時，有關編輯主管改為“上山下鄉運動：青春無悔？毀了幾代人！”
　　這個視頻的網址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4Q9YxAsaFE
　　這次訪談，他談到許多問題，遠遠超出他的文章的範疇——作為一位專家，他的許多思想當然是一篇文章難以容納的。那次訪談，許多關於知青問題的重要話題還來不及談到，於是與他約定，安排更多的電視訪談，請他暢所欲言。第二次電視訪談直播，就安排在今天下午3點。
　　下面我轉載這篇文章。考慮到不少朋友怕看長文，而此文即使刪除了注釋，也很不短，我就先節選其第一部分。


　　上山下鄉運動四十年祭

　　——民族靈魂之窺伺（第一節到第三節）

　　任國慶，電子網刊《記憶》

　　零．題記

　　鄧賢在他的《中國知青夢》一文的結尾處這樣寫道：“本世紀下半葉發生在中國的知青大遷徙運動，是整整一代人對自身也是對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態包括生存狀態的一次全面檢索。”
本文作者說：其實那也是對民族靈魂的一次窺伺。
　　鄧賢接着寫道：“他們播種青春，收穫苦難和責任，失去口號和旗幟，卻獲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本文作者說：真的嗎？我沒有看到。

　　一．起因再思考

　　在歷史事件中，再也沒有比起因包含了更多的本質因素的了。然而上山下鄉運動的起因卻歷來撲朔迷離，眾說不一。就目前所見到的材料而言，歸納起來有如下幾種：

　　（一）兔死狗烹說
　　這個觀點最早見於賀文的文章《毛主席為什麼送我們下鄉？》。這種觀點認為，到1968年年底，“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已經被打倒，這標誌着紅衛兵的政治使命已經結束。然而紅衛兵的革命激情依然在燃燒。破四舊，揪斗“黑五類”，打砸搶，武鬥都在繼續。怎樣化解掉紅衛兵這個群體如此巨大的破壞力便成為當務之急。因此把他們送到遠離政治中心的農村去，給他們摘掉“革命闖將”的桂冠，帶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緊箍咒，就成為必要。
　　與此觀點貌似相反，實則相同的說法還有：
　　內蒙衛視2008年拍攝的電視片《曾經草原》認為：“紅衛兵運動只有一年，轟轟烈烈的革命激情要尋找新的出口。”
　　無獨有偶，著名的上山下鄉先行者曲哲也有與內蒙衛視的觀點相類似的表述：“當時我們下鄉，解決了上面需要解決而難於解決的問題，那就是紅衛兵這麼一支政治力量怎樣去消解它。”
　　雖然賀文與內蒙衛視、曲哲對紅衛兵運動的價值判斷相反，賀文的觀點明確對紅衛兵運動執否定態度，而後者對紅衛兵運動卻委婉肯定，然而讀者可以清楚看到，兩種觀點都是從不同的角度講出了“兔死狗烹”的相同邏輯。

　　（二）整頓治安說
　　由於文化大革命全面停課，使得總共六屆中學生，四屆大學生閒散在社會上無所事事。全國城鎮紛紛出現許多流氓團伙。他們結幫成伙，打架鬥毆，偷盜成風，大搞流氓活動，嚴重威脅着社會治安，使得城市人民生活秩序受到極大干擾。這種觀點認為，上山下鄉運動的目的之一是遣散這些人，以整頓社會治安。事實上上山下鄉運動也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毛澤東“12.22指示”下達後，六屆中學生（66、67、68屆初中和高中畢業生）隨即被送往邊疆、農村，全國各大城市的治安立即得到很大改善。

　　（三）就業說
　　到1968年年底，文化革命已經進行了將近三年。這三年全國小學，中學，大學全部停課。學校里積存的66、67、68屆初、高中畢業生達400萬之多。由於文化大革命工廠停產，生產全面萎縮，使得社會未能給這麼多的學生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學生無法就業，小學生無法升學。學齡前的娃娃已經超過10歲了，依然無法入學。升學——畢業——就業的流程被徹底堵塞，形成了一個“死鎖”。
　　許多學者在思考、總結上山下鄉運動成因時，幾乎都毫無例外地強調“就業說”的重要性，政府專職部門也不例外。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九八一年十月國務院知識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起草的《二十五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到目前為止，這個文件依然是官方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最後結論。
　　文件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一個就業問題，但是在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當成政治運動去搞，指導思想偏了，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也損壞了上山下鄉的聲譽。”
　　如上三種原因，顯然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直接後果。無論哪一條成立，都可以認為發動上山下鄉運動是為了挽救文化大革命的失敗。

　　（四）備戰說
　　40年後的今天，一切都已時過境遷。在思考上山下鄉運動起因時，當時人人都能夠感到的緊張的戰爭氣氛卻很少被人們提及。
　　且不管中蘇衝突的是非曲直，那不是本文要討論的話題。近年來披露的史料顯示，在60年代中後期蘇聯確實對中國存在着戰爭的威脅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1966年1月，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有效期20年的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條約規定允許蘇聯在蒙古國駐軍。這意味着，中蘇之間的蒙古國這個天然屏障不復存在了。這使得蘇聯軍隊攻擊北京的距離減少了1000公里！並且可以隨時出擊。自1966年起，蘇聯在蒙古境內的機械化部隊的縱深能力可達700公里。而北京到中蒙邊界距離僅僅是560公里。
　　1968年8月，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隨後發表了“有限主權論”。“有限主權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應受到社會主義陣營利益的限制，其國家的主權是“有限”的。這無異於向全世界宣布，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首領，有資格隨時入侵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近幾年多方披露的資料顯示，蘇聯確有對中國的核基地實施“外科手術”式攻擊的企圖。這一點在30年後發表的《基辛格回憶錄》中得到了證實。
　　這時候毛澤東已經發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
　　戰爭的烏雲籠罩着中國大地。重要工業企業紛紛遷往內地。學校，機關的建築物下都挖成了防空洞，城市居民的門窗玻璃都貼上了“米”字以預防空襲。預防核爆炸，和空襲的各種課程在黨政機關，工廠，學校，甚至街道廣泛展開。各種軍事演習，防空演習的警報頻繁地迴響在中國的大地上。
　　毛澤東在68年12月22日發布“最高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後來這被稱為“12.22指示”。（在我的記憶中，毛的這段最新指示，是在1968年12月21日晚上8點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中首次發布的——這個節目，地位就相當於中國後來進入電視時代後，每晚7點的“新聞聯播”。所以在有些文章中，將毛的這個指示，稱為“12.21指示”，成為全國上山下鄉運動的綱領。——老高按）
　　全國立即掀起了上山下鄉的高潮。稍後，從1969年到1970年僅僅一年多的時間,在全國組建了11個生產建設兵團。加上原來的新疆建設兵團，一共12個建設兵團，和三個農墾師，分別分布在十八個省和自治區。
　　它們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蘭州生產建設兵團、江蘇生產建設兵團、安徽生產建設兵團、浙江生產建設兵團、廣州生產建設兵團、福建生產建設兵團、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山東生產建設兵團、湖北生產建設兵團、西藏農墾師、廣西農墾師、江西農墾師。
　　這些建設兵團都是在現役軍人領導下，以知識青年為主體。同“插隊落戶”相同的是，兵團也是上山下鄉的一個主要形式。從69年到71年戰備最緊張的三年中其總人數為127萬，占同時期上山下鄉總人數的約29%。
　　這些資料顯示，中國正在為一場現代化戰爭緊張地做着準備。因此，“備戰說”的觀點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是為戰爭疏散人口，儲備兵員。
　　然而，俄國《遠東問題》雜誌1992年第5期的文章《柯西金和周恩來在北京機場的會談》認為：“1969年‘珍寶島事件’是中國一方策劃的政治行為。目的是為了讓人民看清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以便突出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轉移國內矛盾，消除派性，穩定國內形勢。”
　　另外，也有文章以讚揚毛澤東的角度提出相同的觀點，認為“毛澤東提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問題，其考慮就更加深遠了：就解決國內‘文革’問題而言，有利於穩定混亂的局面；就國際鬥爭而言，則有利於讓全國人民認清對中國的威脅究竟來自何方，有利於引起世界各國對蘇聯的侵略性及中蘇關係現狀的關注，有利於在國際緊張局勢的壓力下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造成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巨大聲勢。”
　　儘管這種觀點對毛澤東大加讚揚，但卻直接質疑蘇聯入侵的可能性和備戰的真實性，進而對“備戰說”構成了強烈的質疑。
　　如果蘇聯入侵的可能性是真實存在的，那麼為了抵禦侵略，發動上山下鄉運動則是合情合理的國家行為。
　　但是如果為了緩和文革所造成的國內矛盾，轉移人民視線而蓄意挑起戰爭，或故意製造戰爭爆發氣氛而發動運動，則實屬玩弄國民於股掌之上的禍國殃民行為。近年來更多的史料發現，這種觀點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
　　退一步講，即使在“12.22”指示下達之時確實存在戰爭威脅，“備戰說”也只不過是上山下鄉運動被發動的原因之一。但事實是，在1969年9月11日蘇聯總理柯西金跟中國總理周恩來在首都機場會談後，中蘇邊境緊張局勢很快得到了緩解。蘇聯入侵的可能性已經消除。
　　這一點在俄羅斯學者貢恰羅夫的文章中得到確認。他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柯西金/周恩來會談的主要意義在於，使雙方離開了全面衝突的邊緣，使蘇中關係從災難性衝突的道路轉入了在國際舞台上進行政治競爭的軌道。”
　　此種事實的另一個證據則是林彪秘書張雲生在《談林彪“一號令”》的回憶文章中講到，在69年年底林彪一號令發布不久，林彪認為蘇聯實行突然襲擊的可能已經解除，並且明確表示“部隊可以停止疏散了。”
　　如此說來，如果備戰是發動上山下鄉的主要原因，那麼上山下鄉應該止於1970年年初。但事實是在1970年後，特別是1973年再次掀起新的高潮，大批知青依然陸續不斷地被送往農村、邊疆。顯然備戰只可能是上山下鄉運動發動的原因之一，而不是1970年後持續的原因。上山下鄉持續的原因只能在備戰之外去尋找。

　　（五），再教育說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說法是毛澤東的首創, 也是毛澤東在他的“12.22”指示中對他發動上山下鄉運動原因所作的唯一解釋。不知道這種以“知識定罪”或者“知識分子原罪說”在中國起源於何時，也很難在共產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找到類似的提法和它的理論依據。令人費解的是在毛澤東那裡，以及在中國共產黨的群體理念中，知識分子需要接受改造，是一個無需論證，也不容爭辯的共識。
　　僅就當時所顯示的事實而言，毛澤東迴避了發動上山下鄉運動所難以迴避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甚至“軍事問題”的實質，而以一個精神領袖，甚至類似於一個宗教領袖的身份將一個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擺脫社會困境的手段表達成一種青年人道德以及人格自我完善的精神訴求，其欺騙性是難以逃避的。
　　對於“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理論毛澤東自己是否真誠地相信，今天任何人都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然而邏輯所作出的判斷是無法逃避的：若他真誠，質疑的是他的智力。若他不真誠，質疑的是他的道德：
　　如若真誠，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他對於這個理論的最基本的問題是否思考過，乃至是否思考清楚了？
　　這些問題應該是：
　　1，知青為什麼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他們究竟有哪些教育缺失？
　　2，為什麼這些教育缺失不能夠在學校里完成，要到鄉下去完成？
　　3，為什麼貧下中農可以給他們補足這些教育缺失？
　　4，他們下到農村去後，跟農民的基本關係是怎樣的？
　　5，貧下中農願意不願意接受他們？
　　6，他們有沒有能力養活自己？
　　7，“再教育”需要多長時間完成？
　　8，他們是否要紮根農村一輩子？
　　等等。假如他對這些問題思考過，甚至思考清楚了，我們有理由得出結論：毛澤東是一個理性的，頭腦清楚的人。“上山下鄉”運動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的。
　　假如他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只是一種市井匹夫的諸如“年輕人吃點苦有好處”之類的感覺，而沒有任何實地考察的依據，沒有任何理論支撐，那麼我們也有理由得出結論：毛澤東不是一個理性的，頭腦清楚的人。“上山下鄉”運動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的。
　　讓我們再重複一遍這個問題的前提——如若他對自己的理論是真誠相信的話——那麼他也是屬於後者：不是一個理性的，頭腦清楚的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思考過這些問題。事實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沉醉於語焉不詳帶來的高深莫測的神秘效果，以上帝的姿態，《聖經》體的語言，寥寥數語便完成了這個理論的全部闡述。並且在後來的實踐中當如上問題一一出現的時候，毛澤東也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最終導致上山下鄉運動徹底破產。今天體味起這個過程來，頗具喜劇效果。不禁讓人想起拿破崙的話：“一切不道德事情中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做不能勝任的事情。”
　　如上一切還都僅僅是智力問題，能力問題而已。如若不真誠，那麼，以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論為依據，發動一場那麼大的運動，毫不誇張地說，對於人民就是欺騙！邏輯所能得出的結論只有兩種：
　　1，他對人民依然忠誠——這是最為善意的理解。欺騙不過是不得已而為之。為了解決重大危機，理由如果直言告訴人民則會給人民造成更大的損失。於是，“接受再教育”只是順手抓來的一個由頭。如果如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至少在上山下鄉這件事上，他一貫對外宣講的“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等等人民觀的表述都並非發自肺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思想才是他真實的人民觀。“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陰謀為體，強權為用則是方法論。
　　2，他已經失去了對人民的忠誠，他個人成敗同人民的利益已經背道而馳，在人民利益和個人成敗之間做選擇，他選擇了犧牲人民利益！
　　言及對人民的“忠誠”，不能不說毛“12.22”指示裡面的一句話：“來一個動員”。時值1968年12月，疾風暴雨樣的紅衛兵運動剛剛稍有停歇，“紅色恐怖”尚未結束，各地對“走資派”，對“黑五類”怎樣嚴刑虐待、虐殺，毛澤東比誰都清楚。在“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年代，毛說這句話究竟要他的百姓們幹什麼，他心裡是清楚的。然而這次對待的卻不是少數人的“走資派”和“黑五類”，而是城鎮人民的絕大多數。基於此，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毛澤東對人民的忠誠呢？
　　不管毛對其理論是否真誠，這一說法直接界定了知識青年的“被改造”的社會地位是無庸置疑的。
　　歷史上任何重大事件的成因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由多重因素夠成的。如上所列五種或許並沒有窮盡這一運動的所有成因。僅就這五種而言，也不應當是單一存在、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而應當是幾種因素並存不悖的。
　　如上所述，隨着大批知青下鄉，1968年底紅衛兵運動就已經漸漸消於無形，社會治安也大大好轉了，由是（一）兔死狗烹說，和（二）整頓治安說已經不復存在；當1970年“柯周會談”之後戰爭威脅已經消除，亦由是，(四)備戰說也不復存在了。
　　至此，上述的五個起因中只剩下“就業說”和“再教育說”兩個動因存在了。僅僅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顯然不能自圓其說，因為上山下鄉運動所製造的社會問題，以及造成的經濟損失遠遠大於就業問題本身，顯然這是一個得不償失的舉措。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對於毛澤東的“再教育”理論沒有人敢於質疑，全黨的官員為了自身利益爭相鼓吹，競相執行，推波助瀾才使一個明知走向失敗的運動愈演愈烈。因此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運動，卻是全黨和全民族的失敗和悲哀。

　　二．知識青年的界定

　　這裡探討的知識青年，特指在文化革命期間下鄉的，特別是指在毛“12.22”指示後下鄉的知識青年。儘管文革前也有下鄉的或者回鄉的知識青年，但他們在下鄉的起因，目的和性質等方面同文革期間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知青有非常大的區別，本文且不做探討。
　　雖然毛澤東在他的“12.22”指示中說：“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但實際上知識青年不包含大學生。
　　從畢業年限上劃分，知青包括從66年高中畢業生以降，直至79年高中畢業下鄉的城鎮學生。他們是：
　　66、67、68屆高中畢業生。
　　66、67、68、69、70、71、72、73屆初中畢業生。
　　76、77、78（有的地區包括79屆）屆高中畢業生。這3屆高中學生實際上與74、75、76三屆初中畢業生是同一批人。到他們初中畢業時，已經普遍實行高中畢業分配的政策。當時高中實行兩年制，所以他們高中畢業的年限應該在他們初中畢業年限上往後順延了兩年。當然全國各地實行高中下鄉政策的年份互有參差。因此，有的地區沒有72屆或73屆初中畢業生下鄉，但這兩屆學生在兩年後作為74、75屆高中畢業生下鄉。儘管如此，這一點細節並不影響我們界定知青群體外延。因此，知青是由連續的14或15屆初中、高中畢業的學生所構成。
　　從68年到79年，如上文所談到的14屆城鎮畢業人口總數約2700多萬。下鄉知青人數是1647萬。知青人數占14屆城鎮學生人總人口的61%。

　　三．知青的受教育狀態

　　儘管當今在全世界範圍內對“基礎教育”概念的理解沒有一個統一定義，“基礎教育”究竟包括哪些內容、實行多長時間、等等問題不同的國度也各有不同理解。然而從具體實施角度看，高中畢業，或者完成12年教育被視為完成基礎教育的標準，大約是沒有爭議的。以這樣一個標準來衡量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知識青年，他們呈現如下狀態:
　　66屆高中畢業生完成了基礎教育，這是沒有爭議的。以此為起點按年齡順序往下推延，直到79年，畢業年限每晚一年，他們接受基礎教育時間就減少一年。
　　67年有些情況較為特殊，那年末有一個“複課鬧革命”。此時中小學生重新被召回了學校。然而這並沒有給予這些學生重新接受基礎教育的機會。當時教育界正在集中批判“白專道路”。 “知識越多越反動” 是一條國家理念，教師們都已經成為了“臭老九”而威風掃地。學校門窗桌椅都已經被砸爛。上課的內容除了極少時間用來學習毛主席語錄之外，更多的時間是揪斗老師和校長，批判反動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此時舊的教材已經被打成反動教材，而新的教材還沒有出現。可以認為這次“複課鬧革命”並沒有完成基礎教育的任何課程。
　　到71屆和72屆初中生下鄉時，他們只受過3、4年小學教育，基礎教育的識字課程還沒有完成。
　　全國各地參差不齊，分別在72年到73年先後開始“普及高中”教育。此時，實行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毛主席指示。小學由六年制改為五年制，初中和高中分別都由原來的三年制改為兩年制。同原來的教育體制相比，此時“高中畢業”的在校時間跟原來的“初中畢業”在校時間一樣，都是9年。按照平均年齡7歲入學，到他們下鄉的年齡也只有16歲，還是未成年人。不同的只是原來的叫做“初中畢業”，這時候叫做“高中畢業”。
　　72、73年以後“普及高中”的這些學生的教育狀態更差。文化革命開始時他們只有小學2、3年級，比他們再晚的學生還沒有上小學。他們從識字開始教材就是《毛主席語錄》。識字只是灌輸革命思想的手段，很明顯他們的語文水平比起文革前接受完整小學教育的學生要相差很多。
　　到他們進入中學時，恰逢1969年中央教育部門批轉了一份農村教育的報告，報告認可了農村中學只應有五門主課：毛澤東思想、農業基礎知識、革命文學與藝術、軍訓、勞動。中央教育部門卻將這種課程設置作為中國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廣。1969年和1970年城鎮學生升入中學時，他們學的就是這五門課，再加一門工業基礎知識。
　　尤其是1973-77年高中生下鄉時，他們有着過多的畸形政治知識，過少的文化知識。知識水平介於文盲和半文盲之間。許多人下鄉後連家信都還不會寫，一時在民間流傳着許多知青家信錯別字的笑話，實際上正是一代知青知識現狀的真實寫照。
　　這種知識分布在後來知青回城後就業，以及知青下崗中都得到了強烈的印證。當大批知青勢不可擋地回到城市以後，年齡雖然偏大，但受教育程度較好的“老三屆”相對容易地找到了較好的工作。相反年紀較輕，而受教育差的69屆以下的知青們大多數都只能從事簡單勞動。當90年代大批城市工人下崗時，年齡較大的“老三屆”能夠依賴他們受過較好的基礎教育而多數能夠保住自己的工作位置。而年紀較輕的69屆以下的知青卻普遍地失去工作機會。受教育機會被剝奪，使他們終生失去了在商品社會中的競爭能力，從他們被剝奪受教育的機會那一天開始，就決定了今天他們只能艱難地掙扎在社會生活最底層的命運。

　　未完待續。後續章節如下：
　　四．下鄉的強迫性
　　五．插隊知青靠誰養活？
　　六．知青給農村帶去了文明？
　　七．誰是受害者？
　　八．最後的掙扎
　　九．被遺忘的小白鼠
　　十．回城後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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