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的人工智能產品正以超出大多數人想象的速度得到改進，很有可能讓我們的世界發生根本性改變——不一定是變得更好。不同於工業革命和計算機革命，人工智能革命並不是讓特定工作消失，相反，它有可能造成工作崗位的大規模減少


　　對就業市場的變化趨勢，20年前我一度比較關注，那時剛來美國不久，必須考慮全家如何糊口。但關注也只是關注與切身利益和個體選擇有關的局部地區的動向，對宏觀趨勢沒有細想過，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一位美國政壇上嶄露頭角的華人新星的一席話，打開了我的眼界。
　　那天預報美東半夜有暴風雪，我開車與時任中國旅美科技協會會長陸博士，下午從新澤西南下去華盛頓郊區，專訪時任美國聯邦商務部助理部長黃建南。因為與他約定時間不容易，硬着頭皮上路，盤算着晚上搶在風雪來臨之前趕回來，第二天一早陸博士必須準時上班呢。沒想到暴雪提前猛烈撲來，回程中的驚險就別提了，風雪迷漫，公路成了無數車包括長達數丈的貨櫃車的溜冰場，龐然大物在我們面前的公路上轉着圈跳起“冰雪華爾茲”，就像好萊塢大片裡的場景！沿途不斷看見撞壞的車閃着緊急燈橫在路上，讓我心驚肉跳……
　　扯遠了。那天半夜兩點多，我戰戰兢兢地開回了新澤西。回過頭來談黃建南。
　　萬維上比較早來到北美的人，可能對這個名字還有印象？——黃建南祖籍溫州永嘉，1945年出生於福建省，是克林頓總統競選時的財務顧問之一，擔任過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副主席、美國華資銀行公會會長，是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政壇上職務最高的亞裔人士。這顆新星着實灼灼閃亮了一陣，後來卻不幸在美國黨派之爭中受到重創（被指為“中國政治獻金案主角”），淡出了政界，殊為可惜。我在那夜之後寫出長篇專訪；事過兩三年，在他銷聲匿跡之後又寫過一篇文章，從這一個案分析華人參政的經驗教訓——記得好像是《世界周刊》和國內哪家報刊，都先後發表的。
　　那天深夜我們請他談個人的成長經歷和參政甘苦，話題很廣泛，事過20年，大部分內容都在腦海中模糊散去，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黃建南的感嘆：
　　各家公司都擔心落後被淘汰，一分鐘也不敢懈怠，你追我趕，而且都着眼企業、行業未來的競爭能力，競相開發高新科技。但給社會、經濟帶來極大好處的同時，也造成極大壓力：科技加速發展更新，勢必衝擊產業格局和就業市場——許多產業“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企業關門，職位消失，大批勞動力要甩出去。
　　他說，這個過程自古就有，但過去變化速度沒有那麼快，勞動力市場還來得及自我調節，失業者通過各種類型的技術培訓、就業輔導、職業介紹機構，基本上還能較快地找到新的位置。現在不同了！產品、工藝和知識更新的幅度、跨度，都是前所未有，讓人們措手不及，社會來不及恰當應對，一個人失業了，很可能就意味着他此生再也找不到同工種、類似工種、甚至相近行業的飯碗了！這對當政者和包括教育、醫療、治安、社會保障體系等等，都構成多麼沉重的負擔、嚴峻的挑戰！
　　“要是科技的發展速度能夠放慢一些就好了！”他感嘆。
　　——減緩科技發展？談何容易！
　　如何適當減緩科技發展速度，讓政府和社會有一個緩衝、應對的時間段呢？不知是陸博士還是我，立即向黃追問這一問題。黃建南從政府官員的角度，談了一些可能採取的對策。後來是否在克林頓當政期間落實？我就不知道了。
　　回想他所憂慮的，也正是美國“鐵鏽帶”正在愈演愈烈的現實——從紐約州與賓夕法尼亞州，經西維吉尼亞州，轉向五大湖區的俄亥俄、印第安納、密西根、伊利諾到威斯康辛州……這些地區過去是美國工業重鎮，如今因為遷廠、工作機會外移，已由經濟重鎮的“鋼鐵帶”（Steel Belt）成了“鐵鏽帶”（Rust Belt）。“鐵鏽帶”藍領的憤怒，宣泄在選票上，去年將川普推進了白宮。但這個問題，豈是川普喊“讓美國重新偉大”口號能夠解決的！我們專訪黃建南之後數年，“全球化”這一重大因素又橫空出世，情況就更為複雜和更難以解決。所謂“鐵鏽帶”問題，我看到的是科技如何單兵突進，遙遙領先，而經濟、社會制度、教育難以跟上，至於人們的觀念，尤其是文化水平較低的美國普羅大眾（“紅脖子”）們的觀念轉變、更新，就更是瞠乎其後了！
　　很長時間我沒有再關注美國的勞動力市場的趨勢。最近我又不得不重新關注，因為家裡又有晚輩要從中國移民美國，要幫助他們在美國安身立命，我又需要了解擇業的有關信息了。看到《紐約時報》中文網上李開復所寫的一篇文章《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真正威脅》，在首頁顯著位置掛了三天之久，對我頗有啟發，轉載於下，希望華人們包括華人家長們，都來關注這一趨勢，並各自採取恰當對策。
　　李開復這個名字，中國人都不陌生，他是微軟中國研究院的創辦者和領導者，後來又是谷歌全球副總裁和大中華區總裁。後來遭遇訴訟，更遭遇癌症，經過17個月的治療後，回到他自己創辦的創新工場。


　　附：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真正威脅

　　李開復，《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6月25日，翻譯：常青

　　李開復是風險投資公司創新工場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也是創新工場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長。

　　你對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世界有何擔憂？
　　這一問題的答案常常像是科幻驚悚片的情節。人們擔心，人工智能的發展將催生技術史上的“奇點”——也就是人工智能超越人類智力極限，在人類事務領域引發無法想象的革命的時刻。他們想知道，為我們所控制的人工智能，是否會反過來控制我們，實際上把我們變成了賽博人。
　　這些問題琢磨起來很有意思，但並不緊迫。人們擔心的情況即便會發生，也要在千百年之後。我們目前還不知道，如何從我們最優秀的人工智能工具（例如最近擊敗了世界上最好的圍棋手的谷歌計算機程序），走向“通用”人工智能，即擁有自我意識的計算機程序，可以進行常感推理，獲取多個領域的知識，感知、表達和理解情緒等等。
　　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沒什麼可擔心的了。相反，現有的人工智能產品正以超出大多數人想象的速度得到改進，很有可能讓我們的世界發生根本性改變——不一定就是變得更好。它們只是工具，而非某種與人類競爭的智慧形式。但它們將重塑工作的含義和財富的創造方式，引發前所未有的經濟不平等，甚至改變全球力量均勢。
　　我們必須把目光轉向這些迫在眉睫的挑戰。
　　今天的人工智能是什麼？大致來說，它是一種從特定領域（例如貸款償還記錄）獲取大量信息，並利用這些信息在特定情況下作出決定（是否貸款給某人），服務於特定目標（讓貸方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技術。它就好比是打了雞血——接受了大數據訓練——的電子表格程序。執行特定任務時，這些工具的表現可以好於人類。
　　這種人工智能正拓展至成千上萬個領域（不只是貸款），在此過程中，它會讓很多工作崗位消失。銀行出納員、客服代表、電話推銷員、股票和債券交易員，甚至律師助理和放射科醫師，都將逐漸被此類軟件取而代之。假以時日，這種技術將會控制自動駕駛汽車、機器人等半自動化和自動化硬件，取代工廠工人、建築工人、司機、快遞員以及其他很多職業的從業者。
　　不同於工業革命和計算機革命，人工智能革命並不是讓特定工作（工匠、使用紙筆和打字機的個人助理）消失，並代之以其他工作（裝配線工人、熟練使用計算機的個人助理）。相反，它有可能造成工作崗位的大規模減少——其中大多是低薪崗位，但也會有一些高薪崗位。
　　這種轉變將為開發人工智能以及運用人工智能的企業帶來大量利潤。想象一下，如果優步（Uber）之類的公司只使用機器人司機，會賺多少錢。想象一下，如果蘋果（Apple）不使用人力就把產品生產出來，會有多少盈利。想象一下，如果一家貸款公司無需人力介入便可一年發放3000萬筆貸款，會獲得多少收益。（碰巧，我的風險投資公司已經投了這樣一家貸款公司。）
　　我們由此將面臨兩種無法和諧共存的新情況：大量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大批人員失業。該做些什麼？
　　其中一種對策是就人工智能並不擅長的任務，對人員進行教育和再培訓。人工智能非常不適於從事涉及創造性、規劃性和“跨域”思維的工作——比如庭審律師做的事情。但需要這些技能的通常是高薪工作，可能很難讓經過再培訓的失業工人去做。承載更多希望的是涉及人工智能所缺乏的“人際技能”的工作，比如社會工作者、調酒師、看門人——從事這些職業需要進行細微的人際互動。但這裡也有一個問題：一個社會真正需要多少調酒師？
　　我猜想，大規模失業問題的解決方案會牽涉到“愛心服務工作”。這些工作人工智能做不了，社會需要，又能給人以使命感。例如陪伴老年人去看醫生，在孤兒院教書，以及在匿名戒酒會——或者很快就可能出現的匿名戒斷虛擬現實會（Virtual Reality Anonymous，面向的是那些沉湎於由計算機生成的模擬世界，對平行世界生活成癮的人）——當一名協助人。換句話說，今天的志願者服務工作或許可以在未來變成真正的工作。
　　其他一些志願者工作或許薪水更高，也更具專業性，比如富於愛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充當診斷癌症的人工智能程序的“人機界面”。不管怎樣，人們都將可以選擇讓自己的工作時間比現在短。
　　誰會為這些工作支付薪水？這時候那些有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領域就該起作用了。在我看來，由人工智能創造的財富有一大部分要不可避免地被轉移給那些因之失去工作的人。看起來，這一點似乎只有通過實行增加政府開支的凱恩斯經濟政策才能做到，而政府開支的增加或許可以通過對有錢的公司徵稅實現。
　　至於這種社會福利將是什麼形態，我會贊成提供一種有條件的普遍基本收入：也就是給有財務需求的人提供的福利，條件是他們要麼顯示出接受培訓、以便讓自己有受僱資格的努力，要麼承諾做一定時長的志願“愛心服務”。
　　要給這些福利提供資金，勢必要提高稅率。政府不僅必須給大多數人的生活和工作提供補貼；還必須填補此前從受僱個體那裡徵收的個人稅收的損失。
　　這會給人工智能帶來最終、或許也是最重大的挑戰。我設想的凱恩斯政策方案在美國和中國或許是可行的，這兩個國家會有足夠多成功的人工智能企業來通過稅收資助福利措施。但其他國家呢？
　　它們將面臨兩個難以克服的問題。第一，由人工智能創造的大部分財富將流向美國和中國。人工智能是一個強者更強的行業：你獲得的數據越多，產品就會越好；產品越好，收集的數據越多；數據越多，就能吸引更多人才；人才越多，產品也會越好。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美國和中國已經積聚了足夠多的人才、市場份額和數據來啟動這個循環。
　　比如，以市值論，中國語音識別公司科大訊飛，以及曠視科技和商湯科技等幾家中國面部識別公司已經成為所在行業的領導者。美國則引領着自駕車的發展，由谷歌、特斯拉(Tesla)和優步等公司占據領先地位。至於消費者互聯網市場，有七家美國或中國公司——谷歌、Facebook、微軟(Microsoft)、亞馬遜(Amazon)、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在大量運用人工智能，並擴展它們在其他國家的業務，基本已經占領了這些人工智能市場。看起來，美國的公司將主導發達國家市場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市場，而中國企業將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獲勝。
　　中國和美國之外的許多國家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人口在增加，尤其是發展中世界。儘管不斷增長的龐大人口也可以成為經濟資本（就像中國和印度最近幾十年的情況），但在人工智能時代，它會成為一個經濟責任，因為這些人口會構成大多數的失業工人，而不是多產的員工。
　　所以如果大多數國家無法從利潤極高的人工智能企業徵稅來補貼自己的工人，它們還有什麼選擇呢？我能想到的只有一個：除非它們願意讓民眾陷入貧困，否則就必須與供應最多人工智能軟件的國家——中國或美國——談判，最終成為這個國家的經濟依賴者，以允許“母”國的人工智能企業繼續從依賴國的用戶身上獲利，來換取福利補貼。這樣的經濟安排將重塑現有的地緣政治聯盟。
　　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開始考慮如何將日漸臨近的、由人工智能加大的貧富差距最小化，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與國之間的。要麼就得把這件事看得更樂觀一些：人工智能給我們提供一個在全球範圍內重新思考經濟不平等的機會。這些挑戰太過廣泛，任何國家都無法將自己孤立起來，獨自解決。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

　　加拿大首都是哪兒？許多人或許茫然。答案是：渥太華（Ottawa）。它是加拿大第四大城市，只有70多萬人口。許多人告訴我，渥太華根本不值得一游！但我去了渥太華，感覺甚好，頗有泱泱大國氣象，不虛此行。這是在從馬路上拍攝渥太華議會大廈和樓前的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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