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道德完全可用達爾文主義來解釋：人與人之間一定程度的友愛善意是一種集體生存的策略，“團結就是力量”。但這個邏輯難道不是噩夢（即便是正確的噩夢）？如果“善”“惡”其實都是求生策略，那麼，難道二者本質上就沒有區別嗎？

　　老高按：多年前，當我還在國內摸爬滾打時，一位詩人朋友在一篇散文中提到我與女兒的一段對話：女兒說：“狐狸壞！”我逗她：“狐狸怎麼壞了？”“它吃雞！”“吃雞就是壞？你不也吃雞嗎？你壞不壞？”“……”女兒沒詞了。
　　這位詩人朋友沒寫後來父女對話怎麼繼續，事過多年，我自己也忘了當初接下來是怎麼說的了，很可能就不了了之，因為我自己也想不清楚。而且，最關鍵的是，我自己都忘了曾經有過這段對話，忘了曾經思索過這個看似簡單、其實很難回答的問題，更沒有在後來的歲月中，繼續鍥而不捨地追問：好與壞、善與惡的標準是什麼？
　　今天讀了劉瑜的一篇短文《善的理由》——與我和女兒當年的對話風馬牛不相及，卻讓我一下想起這段塵封的往事。
　　

　　善的理由

　　劉瑜，《觀念的水位》（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

　　“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應該變成壞人，是嗎？”電影《The Road》(譯名《道路》，編者注)里，孩子這樣問爸爸。
　　“任何時候。”爸爸答。
　　與好萊塢其它的災難片相比，《The Road》最大的特點就是毫無希望。在《彗星撞地球》裡，人類靠聰明才智擊毀了撞向地球的彗星；在《後天》裡，被淹沒城市的倖存者最後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在《地心》裡，科學家們最終逆轉了紊亂的地心磁力……但是在《The Road》裡，陽光已經消失多年，莊稼和樹木不再生長，建築紛紛腐爛，人類幾乎滅絕，剩下的“人”已經不再是人——他們象動物那樣四處翻找越來越不可能找到的文明時代的遺剩食物：一瓶可樂、一盒罐頭……在不能找到這一切時，他們吃人。
　　在一個毫無希望的世界裡，“善”還是必要的嗎？在生命本身都不再有意義時，“做個好人”還有意義嗎？
　　電影裡大多數人以行動作出了回答：象其它動物一樣，他們瞪着血紅的眼睛，被永恆的飢餓驅使，將眼裡的世界分為食物與非食物，急迫地向食物撲去，哪怕這個食物有一顆跳動的心臟，跟他們說一樣的語言。
　　但是主角父子的選擇不同。他們寧願餓死也不吃人，甚至碰到垂死的同胞時，孩子堅持：爸爸，給他一瓶罐頭吧。
　　“你必須守住內心的火焰”——這是父子間的約定。
　　但是，為什麼呢？為什麼要“守住內心的火焰”呢？真的，為什麼要追求美好呢？以前我曾和一個基督徒就道德的起源辯論。在他看來，人類的同情心、愛的意願、對美好的嚮往是如此神秘如此頑強，只能用“神意”來解釋。“比如所謂自然權利，哪有什麼‘自然’呢？天上怎麼會掉下來權利呢？當人們訴諸於‘自然’時，實際上是在訴諸內心深處的上帝”。我說道德哪有什麼神秘之處，它完全可能從達爾文主義的角度得到解釋：人與人之間一定程度的友愛善意是一種集體生存的策略，“團結就是力量”，這種策略經過幾百萬年的進化，慢慢內化為一種本能情感，這和上帝有什麼關係呢？
　　看完《The Road》走出電影院，突然想起這場辯論，並意識到自己的邏輯是多麼的噩夢——也許正確，但是噩夢——如果“善”其實是一種求生策略，那麼“惡”其實也是，如果都是求生策略，那麼，難道善惡本質上沒有區別嗎？難道將罐頭分給瀕死老人的孩子，與那些捕獵同類的食人者，沒有區別嗎？
　　不對。不對不對不對。
　　走在深夜的大街上，幾乎感到上帝的影子從前面一閃而過，感到他寬大袖袍的一角拂過臉頰。
　　所以《The Road》本質上不是災難片或親情片，它是一個哲學拷問，直指人類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虛空。因此，它講的不是什麼後災難時代的故事，而是現在，此時此刻，你、我所置身的世界：只是此時此刻匱乏不那麼極端，作惡也不象食人那麼極端，但是把電影裡的極端性去掉，它所暴露的就是我們當下的生活本身。它追問每一個人：如何在生命的虛空裡打撈“善”的意義？
　　以前讀到過別人出的一道題：假如有一天一種非常強大智慧的外星生物來到地球食人，你有機會去說服他不要吃你，你能舉出什麼樣的理由去說服他，而這些理由卻不能用來說服你自己食素？
　　我想不出來。如果我說人類比牛羊豬聰明會製造工具，外星人可以說我們都造出可以飛到地球的船了你們那點波音747還好意思拿來說事。如果我說人類感情豐富會哭會笑，外星人沒準會說，你不知道我吃完你後馬上就去捐助我們星球上的希望小學啊。人吃動物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人類比它們強大智慧，但是如果強大智慧就是幹掉弱小生物的理由，那麼希特勒屠殺病殘兒似乎就天經地義。
　　因為想不出來理由，所以對食肉這件事始終視為自己的人生污點，難以釋懷。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罪惡感本身也許就是“內心的火焰”？這火焰來自哪裡，又為什麼在心中噼啪作響，我至今無法領悟，只在誠惶誠恐中心懷莫名感激。
　　（劉瑜，1975年12月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問題研究系講師；現為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近期文章：

　　秦暉教授少年時“盲流奇遇”讓我憶當年　　
　　別躲躲閃閃，大聲說出來：不！　　
　　高層是一種倒退，底層是另一種倒退　　
　　中共修憲建議後為何封殺這篇“勸進”文　　
　　戊戌變法雙甲子祭　　
　　60項改革承諾兌現，就接近威權社會了　　
　　“銳實力”之爭對海外華人有什麼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