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學術界研究各國轉型史，通常會從三方面分析：政治、經濟、社會。其中政治又會從三權分立角度拆成行政、立法和司法，總共五方面。極權社會通常是意識形態主導，研究半極權社會也須關注。於是應關注的領域就從五個增加為六個


　　老高按：一年伊始，萬象更新。按人之常情，人們都期待着世界、國家、家庭和個人都有新的局面。中國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了一次“新年期許”論壇，一些著名學者發表了演講。最近幾天，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經授權陸續發表了幾篇。我目前讀到的有：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許章潤《保衛“改革開放”》
　　洪範法律與經濟研究所所長梁治平《我們需要一個說理的社會》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是有天道這麼回事兒》
　　…………
　　都很值得一讀！
　　我下面轉載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著名歷史學者、前《炎黃春秋》雜誌社總編輯吳思的《在這個歷史站點，我們可以期許什麼？》，也是其中一篇。
　　就我讀到的幾篇來看，這些法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都很務實，其新年期許的口氣都不豪邁、要求都很“卑微”，或許他們意識到輿論環境“低氣壓”黑雲壓城，達摩克利斯劍錚錚作響，隨時可能從天而降；或許他們認為在眼下的中國不能逞一時之強、遂一時之快，再大聲疾呼也做不到狂飆突進，要推動轉型需從小事做起才有可行性，“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他們的看法，即便我不完全同意，但對我很有啟發。我感謝他們。
　　最近十來天在我的博客上，爭論很熱烈，這正是我開博客的意圖所在！博客，就是我每天讀書閱文、自己發布信息，也請大家交流信息和看法的平台。發布我自己掌握的信息也罷，轉載別人的看法也罷，這些信息和看法，並不一定是我贊同的，但一定是我覺得在某些方面有啟發性的——能轉換視角、更替層面、擴展思路、甚至跳到對立面換位思考……一句話，是能激活腦細胞使之不至於僵化成陰沉木和花崗岩的。或者是提供了我過去不知道的史料，或者是披露了某位名人鮮為人知的側面，或者沒有別的，就只是有趣。
　　以為我發布什麼，就必定是贊成什麼，這種思維方式，總是讓我想起我那早已過世、一字不識的老祖母，她老人家堅定地、一點不帶拐彎地相信：腦子慢，就要吃雞腦子，腎臟有疾，就要吃豬腰子——吃什麼就補什麼！
　　我的食譜相當駁雜。我奉行“中道”，也信仰“海納百川”，期望各派讀者能從文章中找到溝通點、共識面。本能地厭惡極端，難怪左邊的網友罵我太右，右邊的朋友哂我太左。幾十年了，對這種左右不逢源，我早已習以為常，安之若素。文章刊載出來，難免眾口難調，神經繃得緊緊、時刻準備戰鬥的讀者，未必接受和欣賞我這一點。難怪有人抨擊，老高昨天推薦一篇弘揚民主價值、揭露獨裁者暴行的文章，今天卻轉介一篇探討民主缺陷、澄清專制者其實沒有犯某件罪行的文章，說明高某思想左右搖擺，甚至就是投機！其實我根本沒有搖擺，“去偽存真”就是我一以貫之的宗旨。至於左右，我根本沒有這種門戶之見（我曾說過，只有“乖派”和“不乖派”），我只是信奉一條：不論哪一派，都不應該用政治攻防來代替史實真假。
　　任何一篇文章，都不可能完全正確，有人能夠一眼看出其中不準確、不適當、不能接受的文字，這非常好！而我根深蒂固的習慣是，讀一篇文章，首先會注意到其中對我有啟發之處，而往往對其中我不同意的文字“視而不見”。這種優先注意文中不可取之處和優先注意文中可取之處的區別，常常讓我想起一個段子：
　　樂觀主義者與悲觀主義者一起喝酒。喝到一半，悲觀主義者說：“唉，半瓶都空了，這麼好的酒！”樂觀主義者說：“哈！這麼好的酒，還有半瓶呢！”
　　這種區別，我以為有益無害，我正好從這些朋友的評論中，注意到我所忽略的東西。
　　我只是很奇怪，怎麼有的博友自我感覺那麼良好，看待持不同意見的人那麼居高臨下，睥睨一切，動輒罵人家愚蠢——說我“愚蠢”，那一點兒都沒說錯，完全是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我確實愚蠢麼！聽到這種批評，我不僅絲毫不生氣，而且很高興有機會從說我愚蠢的人那裡偷師學藝。問題是，有些人對自己過去毫無了解的著名學者，張嘴就指斥“愚蠢”。若只是指斥著名學者的某一個觀點或某一篇文章“愚蠢”，倒也罷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麼，再著名、再聰明的學者，也完全可能說出昏話蠢話。但讀了人家一篇文章，就鐵口直斷作者“愚蠢”，這難道不是既暴露出自己的愚蠢，又暴露出自己語言表述能力、思維方式乃至性格上的缺陷？
　　我見過不少這樣的人，在現實生活的人際交往中是百分之百的謙謙君子，眼睛並不是長在額角上、動不動言談中就給人以酷評，調侃甚至痛責對方“愚蠢”“荒謬”；但在網絡上、文章中，在“沒誰知道你是一條狗”時，他們才甩開膀子，格外要顯得自信滿滿，唯恐被人看輕，要用斥罵他人“愚蠢”來在氣勢上壓倒一切人。這算不算雙重人格？讓我不禁莞爾。至於用收到什麼前權貴的賀卡來自我炫耀，更是自暴其傻，貽笑大方，讓我都沒法搭理。
　　我開博多年，熟悉的網友都知道我不會輕易刪貼，唯一零容忍、見到必刪的，就是口出穢言用髒話污辱他人人格。有些朋友了解我這個怪癖，在別人的博客那裡十分放肆，但在我這裡跟帖雖然對我嬉笑怒罵，用詞卻相當文明。我感謝他的收斂，也希望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做個文明人；也希望其他網友都能這樣，請儘量批評我的觀點（以及我所轉貼的文章的觀點），但做到像個文明人，遵循文明社會討論問題的規則。
　　現在我發現有人用不知所云的廢話刷屏，也影響他人閱讀和討論，該採取什麼措施，我還在考慮，請有高招的網友指教！
　　有一位很有學問的朋友曾經引用某位名人的話（哪位名人？我忘了）告誡我：在與人討論問題時，在研究某些歷史風雲人物的言行時，要將對方當成在智力上與自己一樣來看待，看得過高，只能仰望，或者看得過低，只能俯瞰，都不利於探討問題。
　　他說得很好，我記住了。我還銘記另一條：自己就是常人，永遠不要以為自己在道德上（包括政治道德）高人一等。自己沒有做出某種蠢事、壞事，並不是因為自己多麼高尚，可能只是自己沒有處在那種環境而已。這個問題，昨天下午我與一位朋友在見面辯論中也涉及到，或許過一段時間能詳細寫出我的看法。
　　以上我以一個蠢人身份說了若干感受，也算自己的“新年期許”吧，請智者和自以為聰明者傾聽。中國古訓不是說：“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麼！


　　在這個歷史站點，我們可以期許什麼？

　　吳思，FT中文網 2018年2月9日

　　吳思，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著名歷史學者，作家, 前《炎黃春秋》雜誌社總編輯，著有《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潛規則》、《血酬定律》等。本文為作者2018年1月9日在2018“新年期許”論壇的演講修訂稿。作者授權FT中文網發布。

　　我說三點。先勾勒位置地圖，再說期許。

　　第一，歷史的走勢圖
　　前些天給一個老人過生日，他85歲了，回顧自己的一生，分了三個階段。1949年之前是一個階段，他有兩個夢想，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加美國式的民主；第二個階段是毛澤東時代，他用兩個字概括：“恐怖”——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個階段是鄧小平時代，他也用兩個字概括：“腐敗”。
　　我聽了有點愣神，改革開放那麼大的成就，用“腐敗”二字就能概括嗎？他解釋了一句：腐敗是改革開放的潤滑劑。
　　順着這個思路說，腐敗到底是什麼交易？毛澤東時代的專政和階級鬥爭，基調就是暴力和強制。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向市場經濟讓步，向民眾的自由和權利讓步。但是，很多手握大權的官員未必願意讓步，於是就有資本等民間力量掏錢贖買，造成改革開放的利益共同體。腐敗，大體是民間對官方的暴力強制的私下贖買，這是新增利益的私下分配機制。由此看來，腐敗就有了兩面性。
　　順着這個思路，我想到描繪股票走勢的波浪圖。以民眾的自由權利為縱軸，以時間為橫軸，改革開放40年，大概可以數出四大浪。
　　第一浪上升：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大約走了十年，波動上升到了1989年，民眾的自由從無到有、從少到多。
　　第二浪調整：從1989年調到1992年，回調了三年，可以看作一次小幅調整，時間長度不到上升浪的30％。在此期間，管制加強，民眾自由減少。
　　第三浪上升，而且是持續20年的主升浪，從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開始，波動上升到2012年，市場經濟大發展，中國融入了世界貿易體系。
　　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人們覺得改革開放不錯，經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可以“端起碗來吃肉”；另一方面，腐敗了，兩極分化了，分化得很不公平，又難免“放下筷子罵娘”。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不自由，就沒有經濟的發展繁榮。不贖買，又沒有那麼多的自由。
　　人們對富裕和腐敗的感覺是有變化的。經濟發展帶來越來越多的物質滿足，邊際收益遞減，大家有點錢了，對錢就不那麼重視了。而腐敗卻越來越嚴重，越來越驚人，由此造成的不滿，由此導致的不平等，讓人們覺得越來越不像話，越來越覺得難以忍受，邊際成本遞增，仇官、仇富情緒遍及全國。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反腐敗的民意基礎和歷史意義，還可以看出，在自由和強制之間做調整，回調的歷史分寸並不難辨別，不跌破底線即可。
　　第四浪調整：2012年之後，以大規模反腐為標誌，又出現了一次回調。回調已持續了五年，尚未達到第二浪30％的時間長度，但各種管制全面加強，經濟自由度徘徊不前，民營企業人心惶惶。
　　這次回調，到目前為止，還沒跌破支撐線，最主要是經濟改革方面的東西，整體上並沒有明顯倒退。但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回調幅度很大，很明顯，很多毛澤東時代的東西再次浮現，超過了鄧小平設定的邊界。
　　我估計，四浪回調的幅度不會太深。和股市一樣，回調幅度並不是少數人的意志所能決定的。這次回調，衝到支撐線附近就止步了。比如說2016年和2017年，連續出台了一批保護民企或鼓勵企業家精神的文件，中央級的文件出了三個，部委一級的文件出了幾十個。為什麼？民營企業出走，民營企業家在國內投資的增長率急劇下降，一度出現負數。如此下去，經濟上要出大事，政治穩定也會受影響，於是回調止步了——包括意識形態方面的某些回調。
　　這就是我對1978年至2018年這40年的歷史走勢圖的大概想象。

　　第二，歷史走勢圖起點站和終點站
　　改革開放的起點站叫什麼名字？按照官方的說法，文革時代是極左時代，現在則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這些表述方式大家都熟悉，我就不重複了。
　　按照西方學術界的說法，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屬於“極權社會”，又譯為全能社會，全權社會，這是高度一元化的社會。有人把華國鋒時代稱為後極權社會，也就是弱化的極權社會，性質差不多。
　　未來走向哪裡？未來幾年改革的階段性終點在哪裡？按照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的承諾，一方面要提高市場經濟的純度，另一方面要提高依法治國的水平。如果這兩個目標實現了，社會就會近似於台灣或韓國轉型前的樣子，國際學術界稱之為“威權社會”。威權社會是有限多元化的社會。
　　現在我們在哪兒呢？超越了毛澤東時代高度一元化的極權社會，但又沒達到台灣和韓國轉型前那種有限多元化的水平，我們處於極權社會和威權社會之間。仿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名，我就把這個位於轉型半途的社會稱為“半極權半威權社會”。
　　當然還有其他命名。有人把當代中國稱為“新極權社會”，西方學術界還有人採用極權、後極權、威權、新威權等概念。有這麼多不同的命名，我覺得很正常，因為這是正在形成的東西，出現未久，前無古人，還沒到形成共識的時候。
　　總之，一浪起點是極權社會，未來幾年可以看到的階段性終點是威權社會。在極權和威權社會之間，從八十年代中後期至今，都屬於半極權半威權社會，但是極權和威權的比重不同，也就是有限多元化的程度不同。
　　如果十八大的60項改革承諾大體兌現了，那就接近威權社會了，例如轉型前的韓國和台灣，那時才會出現威權社會向民主法治社會的轉型問題。當然，蘇聯和東歐那種極權或後極權社會，也可能直接向民主法治社會轉型，只是“百廢待興”，轉型的質量通常不如威權社會高，威權社會是“五十廢待興”。
　　這就是我想說的第二點，對歷史走勢圖的幾個位置的命名。換個說法，就是講清楚我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報幾個站名。

　　第三，在這個歷史站點，我們可以期許什麼？
　　如果我們手裡的股票今天是52塊錢，通常不會期許下個月漲到100塊錢。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概率很低。如果你的期許是54塊錢，58塊錢，該公司的基本狀況最近也不錯，那就有比較大的實現可能。我就在這個意義上談我們可以期許什麼。
　　國際學術界研究各國轉型史，通常會從三個方面分析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社會。其中政治又會從三權分立的角度拆成行政、立法和司法，總共五個方面。極權社會通常是意識形態主導的，特別講思想、講政治。研究威權社會轉型，不關注意識形態問題不大，研究半極權社會則必須關注。於是應該關注的領域就從五個增加為六個。我就在這六個領域談對於中國社會的期許。
　　行政領域。行政方面最近幾年來的突出成績就是反腐。我的期許是，反腐再往前走一步，建立制度化的反腐機制。比如說官員公布個人財產。未來幾年是不是有這個可能，由某個領導人帶頭公布？以上率下，隨後要求各級官員公布？如果很自信，走出這一步應該是可能的，這是我的一個期許。
　　行政方面的另一個期許是，既然有很多官員怠工怠政，不好好幹活，我希望發展出一套行政方面嚴格規範的考核制度，將考核制度化，同時精簡機構和官員，在行政方面進行一些基本的制度建設，以免像張居正改革那樣人走茶涼。
　　我覺得這兩個期許有點高，尤其是個人財產公布制度，順着52塊錢的比喻說，我的期許是60塊。不過，發點狠，努努力，也未必不可能。
　　司法領域。“十八大”做的承諾，比如說司法文書要在網上公開，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據說公開率能達到50％。我的期許是，能不能達到60-70％？如果不公開，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罰則？不公開的比例低到某個限度，責任人是否應該受到某種程度的懲罰？公開化很好，但要補一個罰則，否則很容易落空。這就是我對司法方面的一點期許。
　　現在各大區基本都建立了巡迴法庭，我的期許是，巡迴法庭起到更大的作用。如果現在的作用是20％，能不能提高到40％？我希望有人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教訓，讓巡迴法庭發揮更大的作用，最終形成一種提供公共服務的競爭機制，像幾百年前的英國那樣，王室巡迴法庭與地方法院競爭，看誰能提供更多的公正。
　　立法領域。剛才說到了，約束權力要有罰則。我們有很多規定，包括比如說律師為當事人辯護，法官如果不採信律師的東西，必須逐條反駁。這個要求很好，但法官就是不反駁，不予採信還不講理，你怎麼辦？能不能補一個罰則，如果法官沒有能力逐條反駁，寫不好司法文書，這個法官就要降級甚至下台？這是我在立法方面的一個期許。
　　另一個期許就是合憲性審查。2017年12月，全國人大法工委承諾，爭取做到條條有回覆。我希望他們儘快兌現承諾，讓江平老師他們提出的合憲性審查申請，也就是審查北京市驅趕低端人口和拆除天際線是否合憲的申請，能夠得到及時回復，最好還是公開回復。這是非常具體的期許。

　　以上是政治領域的三個方面：行政、司法和立法，下邊談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
　　經濟領域。我查了一下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對於世界各個經濟體的經濟自由度的打分。滿分為100分，我在2008年第一次關注這個評估，當年的最高分是香港，90分，最低分是朝鮮，3分。世界平均水平是62分,中國大陸是52.8分。
　　我昨天想查2017年的，還沒出來，2月份才能發布。我查到的是2016年，中國大陸的自由經濟度是52分。2009年，因為4萬億投進去，政府的作用擴大，只得了51分。2016年，我們比2009年進步了1分，比2008年退步了0.8分。
　　我的期待就是再往前走一步。2016年越南是54分，我們十年徘徊不進，能不能小進一步，達到越南的水平？其實做到這一點並不難，經濟自由度的評估，第一項就是產權保護，第二項就是政府的規模和作用，下邊還有各種生產要素能否自由流動等等。重慶“唱紅打黑”製造了很多冤假錯案，很多企業家尚未平反，還有顧雛軍之類涉及民營企業家的案子，只要做好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就能夠使產權保護水平提高一截，分數就能漲高一點。
　　能提高得分的另一個重要項目，就是給企業降稅，讓企業掌握的資金更多一點，政府少拿一點，政府干預市場的資源減少一點。美國已經降稅了，中國政府能不能順勢而為，把增值稅從17%降到16%？降一個百分點就行。
　　土地問題、各種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問題，國有企業的特權問題，哪一項都可以提出一點期許，我就不一一展開了。
　　社會領域。我的期許不高，不繼續打壓公民社會就好。例如，讓天則所正常運作，有一個穩定的辦公場所，至少容許我們這個社會組織平安地度過2018年。
　　意識形態領域。我的期許也不高，回到鄧小平時代的“不爭論”就好。現在紅色話語越來越多，在高校里宣揚一些未必適合中國現狀的理論，我希望能夠向鄧小平的政策靠攏。
　　這就是我對2018年中國的幾點期許。在我看來，這幾點期許的共同特徵是雙贏，決策者和民間雙贏。至少是多數贏，長期贏。一方短期受損，必有兩方長期受益，在正當性方面，短期受損者也會認賬。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2018年2月圖片主題：慶典）

　　費城的美國獨立日慶典中，穿上獨立年代起義軍軍服的遊行者與顯然是移民的參觀者交談，向他們講解美國這一段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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