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人分两种，一是愚蠢，二是甘于愚蠢。前者根本不知世上还有自由、民主、文明等；后者明知世上有，却沉溺专制与野蛮的力量之下，不愿接触，宁可愚蠢下去。一般人的思维定型往往发生在青春期；对思想者而言，终其一生思想都不会定型


　　老高按：昨天与本地朋友一道见远道而来的访客，交谈间得知，一位在中国有相当名气的自由派学者来到美国之后没多久，就对美国民主制度极度失望，忿而发文抨击。我读过这位学者此前的文章，在弘扬普世价值、反击各种谬说方面，相当犀利。听到这个消息，未免有点吃惊。但我后来上网去查，没有结果。
　　此人“转身”“变脸”虽未核实，但我确切地知道，确有一些人，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之后对民主宪政制度从拥护转向反对，对中国当局从深恶痛绝到评功摆好，对执政者的一些倒行逆施也设身处地为之开脱。记得有位在本世纪初因尖锐揭露权力当局荒唐举措而赢得无数读者激赏、一夜成名的学者，后来他自己的言论日趋极端、也日趋荒唐，从反共到反华，引起很大争论。没想到，又过了几年，他竟然写出了极端性不亚于之前那些反共反华文章的拥共爱国文章，转变之彻底之决绝，判若两人。
　　这类人难免被扣上什么“五毛”“献媚”甚至“叛徒”之类黑帽子，但根据我对其中多数人的了解，并无卖身投靠、捞取名利的动机——上面提到的两例除外，对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一无所知。
　　写到这里，顺便要廓清一个误解。我曾经写过博客文章也推荐过文章，谈到在学术之争中应该遵守“罗伯特议事规则”，应该只讨论对方意见的正误真伪，不应追问其动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对人的心理动机都不能触及——否则还要心理学及其那么多分支干什么？文学是人学，人学也必须要研究心理；历史学家在探究某位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时，对其复杂的内心世界更是要下大功夫去条分缕析。这就像“无罪推定”是在司法纠纷中适用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在街上看见盗窃抢劫，也要对歹徒“无罪推定”任其逃跑。
　　回到正题。人的思想必然会有、应该有各种变化，思想者也不例外，不变才奇怪呢。朋友中冯胜平从一个跳得甚高的民运骨干，变为“三不信”（即不相信中共、不相信民运、不相信人民。这是他引述芦笛的观点，但表明自己现在也是这样）；还有一位在中文世界也有相当影响的美国名校博士最近表示，对民主表示非常失望。这些也都应该视为常态，当然我期待着他们不要停止思考和追索。
　　这些人对美国当局以及美国制度的各种批评，我觉得挺有道理。但是我认为，一个思想者，其基本立场，还是胡平先生的一句话言简意赅：“我愿意拥护一个可以反对的政权，我坚决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权。”不是吗？
　　著名青年学者、自称为“不自由撰稿人”的羽戈，有一篇不太长的文章《从胡适与福田德三的对话说起》，也涉及这个问题。各位不妨一读。


　　从胡适与福田德三的对话说起

　　羽戈，苍山夜语

　　1926年7月中旬，胡适到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那时去英国，远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从北京出发，一路北上，入境苏联，穿越欧陆，直至8月4日，才到伦敦。这一旅程，最为后世关注的并非终点，而是在莫斯科停留的那三天。此间他曾“去参观革命博物馆，很受感动”，在致张慰慈的信中，他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配批评苏俄！……”（1926年7月底致张慰慈）
　　胡适对苏联的观感，属于典型的头脑发热。其热度，不是只持续两天，而至少持续了两个月。他的朋友圈，徐志摩应是对苏联的残酷本质洞察最深刻的人之一，如“血海”之说，一剑封喉。当时这二人的判断，恰好对立，故而在书信之中爆发了激烈争论。试看胡适对苏联的种种赞词：“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一八九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1926年8月27日致徐志摩）“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我们只看见了他们的‘主义教育’一方面，却忽略了他们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苏俄的教育制度，用刘湛恩先生告诉我的一句话，可说是‘遍地是公民教育，遍地是职业教育’。他的方法完全采用欧美最新的教育学说，如道尔顿制之类，养成人人的公民程度与生活能力，而同时充分给与有特别天才的人分途专习高等学问的机会。”（1926年10月4日致徐志摩）这让视苏联为“血污海”、对列宁无比恐惧的徐志摩如何能够认同？
　　这一年最后一天，胡适离英赴美。到了美国，他的头脑才彻底冷静下来。后来他作《漫游的感想》，专辟一节“向西去”，俄国以西，一是欧陆，二是美国。为什么要“向西去”呢？话说他在莫斯科，听说冯玉祥亦在此地，“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于是他对冯氏的秘书刘伯坚等人说：“我很盼望冯先生从俄国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与此相应，李大钊曾对北京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可惜，李大钊说这话的时候，胡适已经到达美国了。
　　这两节故事，主题都是“向西去”：他劝冯玉祥向西去，李大钊劝他不要向西去。那么“向西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说白了，就是美国反对苏联，自由反对独裁。说到这里，还得补充一个故事。1927年4月中旬，胡适从美国归来，中途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游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等期间，曾拜访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日本经济史论》的作者福田德三，二人之间有一段对话：

　　胡适说：“福田先生，听说先生新近到欧洲游历回来之后，先生的思想主张颇有改变，这话可靠吗？”
　　福田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胡适问：“改变的大致是什么？”
　　福田说：“从前我主张社会政策；这次从欧洲回来之后，我不主张这种妥协的缓和的社会政策了。我现在以为这其间只有两条路：不是纯粹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路。”
　　胡适说：“可惜先生到了欧洲不曾走的远点，索性到美国去看看，也许可以看见第三条路，也未可知。”
　　福田说：“美国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国会把我的学说完全推翻了。”
　　胡适说：“先生这话使我颇失望。学者似乎应该尊重事实。若事实可以推翻学说，那么，我们似乎应该抛弃那学说，另寻更满意的假设。”
　　福田说：“我不敢到美国去。我今年五十五了，等到我六十岁时，我的思想定了，不会改变了，那时候我要往美国看看去。”

　　这些故事，熟悉胡适的朋友都不会感到陌生。我的重述，旨在说明三点。第一，胡适不是完人或圣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不过他从不吝于认错、改错，不惮以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对苏联的认知之转向，不啻是最鲜明的案例，这背后，正关乎对待事实、真理的态度，所以，相比胡适的朋友王徵所鼓吹的“Hu Shih can do no wrong”（胡适错不了），胡适勇于纠错的精神，对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也许更值得钦佩和追随。
　　第二，胡适怎么纠错呢？答案正在“向西去”三字，他不仅读万卷书，更讲究行千里路，通过观察、探索，以事实检验真理，此即他所信奉的实验主义之要旨，当事实与所谓的真理发生冲突，合理的选择应是尊重事实，而非固守真理——其实那极可能是谬误。
　　第三，胡适所讲述的他与冯玉祥、李大钊和福田德三的这三个故事，尤其最后一个，其真义，与其说美国反对苏联，不如归结为一种方法论，用他的话讲，“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正视事实，首先是一种勇气，福田德三便缺乏这种勇气；其次是一种能力，有些人哪怕向西去，从苏联奔往美国，却不幸是色盲、近视，或者戴上了有色眼镜，怕也改变不了对苏联的热爱。
　　胡适劝读者不要嘲笑福田德三，“他还知道美国有些事实足以动摇他的学说，所以他不敢去。我们之中却有许多人决不承认世上会有事实足以动摇我们的迷信的。”这里正可区分两种蠢人，一是愚蠢，二是甘于愚蠢。举例来说，前者根本不知这世上还有自由、民主、文明等，所以会愚蠢下去；后者明知这世上还有自由、民主、文明等，却沉溺于专制与野蛮的力量之下，不愿接触，不愿改变，宁可愚蠢下去。福田德三应该属于后一种。
　　有人觉得福田德三的存在不可思议，那么我来说一个更现实的故事。有一检察官朋友，生于1950年代，对中国爱之若狂，对美国恨之入骨。有一天，他忽然让我帮忙开一份关于美国的书单，名目是要了解真实的美国，我不胜欢欣，赶忙推荐了林达三部曲、任东来《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等。半年后，我们一直喝酒，谈起时事，他还是一副老腔调，不外乎奥巴马怎么坏、美国人怎么恶。我问道：推荐给您的那些书读了么？他嘿嘿一笑：都买了，不敢读，我怕一读就后悔。我问：后悔什么呢？他答：后悔这辈子白活了。
　　此后不久，他把大学毕业的小女儿送到美国深造，并且叮嘱道：只要有机会留在那边，不要回来了！
　　我还想说说可爱的福田德三先生。他对胡适说：等到六十岁，思想定型，再去美国，那样观念便不会改变。只是这么一来，去美国还有多少意义？这里需要注意，对一般人而言，思维定型，往往发生在青春期，压根不必等到六十岁；对真正的思想者而言，终其一生，思想都不会定型，哪怕到了六十岁甚至更晚。拿胡适来说，在周德伟等人的影响之下，他阅读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述，重新认知经济自由主义，这都是1950年代的故事，彼时他已经年过六十。再如蒋经国，一般认为，其思想剧变，转折点应是1970年4月24日在美国纽约广场大酒店门口遭遇黄文雄的刺杀，风衣刺客那一声呼喊“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让蒋经国痛切反思：“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那一年，他正好六十岁。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2月图片主题：庆典）

　　有新泽西“中国城”之称的爱迪生镇（Edison）举行中国新年游行，走出花轿的“新娘”是一位洋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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