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人分兩種，一是愚蠢，二是甘於愚蠢。前者根本不知世上還有自由、民主、文明等；後者明知世上有，卻沉溺專制與野蠻的力量之下，不願接觸，寧可愚蠢下去。一般人的思維定型往往發生在青春期；對思想者而言，終其一生思想都不會定型


　　老高按：昨天與本地朋友一道見遠道而來的訪客，交談間得知，一位在中國有相當名氣的自由派學者來到美國之後沒多久，就對美國民主制度極度失望，忿而發文抨擊。我讀過這位學者此前的文章，在弘揚普世價值、反擊各種謬說方面，相當犀利。聽到這個消息，未免有點吃驚。但我後來上網去查，沒有結果。
　　此人“轉身”“變臉”雖未核實，但我確切地知道，確有一些人，在美國待過一段時間之後對民主憲政制度從擁護轉向反對，對中國當局從深惡痛絕到評功擺好，對執政者的一些倒行逆施也設身處地為之開脫。記得有位在本世紀初因尖銳揭露權力當局荒唐舉措而贏得無數讀者激賞、一夜成名的學者，後來他自己的言論日趨極端、也日趨荒唐，從反共到反華，引起很大爭論。沒想到，又過了幾年，他竟然寫出了極端性不亞於之前那些反共反華文章的擁共愛國文章，轉變之徹底之決絕，判若兩人。
　　這類人難免被扣上什麼“五毛”“獻媚”甚至“叛徒”之類黑帽子，但根據我對其中多數人的了解，並無賣身投靠、撈取名利的動機——上面提到的兩例除外，對他們是怎麼想的，我一無所知。
　　寫到這裡，順便要廓清一個誤解。我曾經寫過博客文章也推薦過文章，談到在學術之爭中應該遵守“羅伯特議事規則”，應該只討論對方意見的正誤真偽，不應追問其動機。但這並不意味着任何時候對人的心理動機都不能觸及——否則還要心理學及其那麼多分支幹什麼？文學是人學，人學也必須要研究心理；歷史學家在探究某位歷史人物的行為邏輯時，對其複雜的內心世界更是要下大功夫去條分縷析。這就像“無罪推定”是在司法糾紛中適用的原則，並不意味着在街上看見盜竊搶劫，也要對歹徒“無罪推定”任其逃跑。
　　回到正題。人的思想必然會有、應該有各種變化，思想者也不例外，不變才奇怪呢。朋友中馮勝平從一個跳得甚高的民運骨幹，變為“三不信”（即不相信中共、不相信民運、不相信人民。這是他引述蘆笛的觀點，但表明自己現在也是這樣）；還有一位在中文世界也有相當影響的美國名校博士最近表示，對民主表示非常失望。這些也都應該視為常態，當然我期待着他們不要停止思考和追索。
　　這些人對美國當局以及美國制度的各種批評，我覺得挺有道理。但是我認為，一個思想者，其基本立場，還是胡平先生的一句話言簡意賅：“我願意擁護一個可以反對的政權，我堅決反對那種只准擁護的政權。”不是嗎？
　　著名青年學者、自稱為“不自由撰稿人”的羽戈，有一篇不太長的文章《從胡適與福田德三的對話說起》，也涉及這個問題。各位不妨一讀。


　　從胡適與福田德三的對話說起

　　羽戈，蒼山夜語

　　1926年7月中旬，胡適到英國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那時去英國，遠不像現在這麼方便。他從北京出發，一路北上，入境蘇聯，穿越歐陸，直至8月4日，才到倫敦。這一旅程，最為後世關注的並非終點，而是在莫斯科停留的那三天。此間他曾“去參觀革命博物館，很受感動”，在致張慰慈的信中，他寫道：“……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配批評蘇俄！……”（1926年7月底致張慰慈）
　　胡適對蘇聯的觀感，屬於典型的頭腦發熱。其熱度，不是只持續兩天，而至少持續了兩個月。他的朋友圈，徐志摩應是對蘇聯的殘酷本質洞察最深刻的人之一，如“血海”之說，一劍封喉。當時這二人的判斷，恰好對立，故而在書信之中爆發了激烈爭論。試看胡適對蘇聯的種種讚詞：“我在莫斯科三天，覺得那裡的人有一種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一八九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運動，真使我們愧死。”（1926年8月27日致徐志摩）“列寧一班人，都是很有學問經驗的人，不是從天下掉下來的。”“我們只看見了他們的‘主義教育’一方面，卻忽略了他們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蘇俄的教育制度，用劉湛恩先生告訴我的一句話，可說是‘遍地是公民教育，遍地是職業教育’。他的方法完全採用歐美最新的教育學說，如道爾頓制之類，養成人人的公民程度與生活能力，而同時充分給與有特別天才的人分途專習高等學問的機會。”（1926年10月4日致徐志摩）這讓視蘇聯為“血污海”、對列寧無比恐懼的徐志摩如何能夠認同？
　　這一年最後一天，胡適離英赴美。到了美國，他的頭腦才徹底冷靜下來。後來他作《漫遊的感想》，專辟一節“向西去”，俄國以西，一是歐陸，二是美國。為什麼要“向西去”呢？話說他在莫斯科，聽說馮玉祥亦在此地，“很崇拜蘇俄，常常繪畫列寧的肖像”，於是他對馮氏的秘書劉伯堅等人說：“我很盼望馮先生從俄國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與此相應，李大釗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可惜，李大釗說這話的時候，胡適已經到達美國了。
　　這兩節故事，主題都是“向西去”：他勸馮玉祥向西去，李大釗勸他不要向西去。那麼“向西去”到底意味着什麼呢？說白了，就是美國反對蘇聯，自由反對獨裁。說到這裡，還得補充一個故事。1927年4月中旬，胡適從美國歸來，中途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遊歷箱根、京都、奈良、大阪等期間，曾拜訪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日本經濟史論》的作者福田德三，二人之間有一段對話：

　　胡適說：“福田先生，聽說先生新近到歐洲遊歷回來之後，先生的思想主張頗有改變，這話可靠嗎？”
　　福田說：“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胡適問：“改變的大致是什麼？”
　　福田說：“從前我主張社會政策；這次從歐洲回來之後，我不主張這種妥協的緩和的社會政策了。我現在以為這其間只有兩條路：不是純粹的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就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沒有第三條路。”
　　胡適說：“可惜先生到了歐洲不曾走的遠點，索性到美國去看看，也許可以看見第三條路，也未可知。”
　　福田說：“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說完全推翻了。”
　　胡適說：“先生這話使我頗失望。學者似乎應該尊重事實。若事實可以推翻學說，那麼，我們似乎應該拋棄那學說，另尋更滿意的假設。”
　　福田說：“我不敢到美國去。我今年五十五了，等到我六十歲時，我的思想定了，不會改變了，那時候我要往美國看看去。”

　　這些故事，熟悉胡適的朋友都不會感到陌生。我的重述，旨在說明三點。第一，胡適不是完人或聖人，也有犯錯的時候，不過他從不吝於認錯、改錯，不憚以今日之我戰勝昨日之我，對蘇聯的認知之轉向，不啻是最鮮明的案例，這背後，正關乎對待事實、真理的態度，所以，相比胡適的朋友王徵所鼓吹的“Hu Shih can do no wrong”（胡適錯不了），胡適勇於糾錯的精神，對我們這些普通人而言，也許更值得欽佩和追隨。
　　第二，胡適怎麼糾錯呢？答案正在“向西去”三字，他不僅讀萬卷書，更講究行千里路，通過觀察、探索，以事實檢驗真理，此即他所信奉的實驗主義之要旨，當事實與所謂的真理發生衝突，合理的選擇應是尊重事實，而非固守真理——其實那極可能是謬誤。
　　第三，胡適所講述的他與馮玉祥、李大釗和福田德三的這三個故事，尤其最後一個，其真義，與其說美國反對蘇聯，不如歸結為一種方法論，用他的話講，“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正視事實，首先是一種勇氣，福田德三便缺乏這種勇氣；其次是一種能力，有些人哪怕向西去，從蘇聯奔往美國，卻不幸是色盲、近視，或者戴上了有色眼鏡，怕也改變不了對蘇聯的熱愛。
　　胡適勸讀者不要嘲笑福田德三，“他還知道美國有些事實足以動搖他的學說，所以他不敢去。我們之中卻有許多人決不承認世上會有事實足以動搖我們的迷信的。”這裡正可區分兩種蠢人，一是愚蠢，二是甘於愚蠢。舉例來說，前者根本不知這世上還有自由、民主、文明等，所以會愚蠢下去；後者明知這世上還有自由、民主、文明等，卻沉溺於專制與野蠻的力量之下，不願接觸，不願改變，寧可愚蠢下去。福田德三應該屬於後一種。
　　有人覺得福田德三的存在不可思議，那麼我來說一個更現實的故事。有一檢察官朋友，生於1950年代，對中國愛之若狂，對美國恨之入骨。有一天，他忽然讓我幫忙開一份關於美國的書單，名目是要了解真實的美國，我不勝歡欣，趕忙推薦了林達三部曲、任東來《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埃里克·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等。半年後，我們一直喝酒，談起時事，他還是一副老腔調，不外乎奧巴馬怎麼壞、美國人怎麼惡。我問道：推薦給您的那些書讀了麼？他嘿嘿一笑：都買了，不敢讀，我怕一讀就後悔。我問：後悔什麼呢？他答：後悔這輩子白活了。
　　此後不久，他把大學畢業的小女兒送到美國深造，並且叮囑道：只要有機會留在那邊，不要回來了！
　　我還想說說可愛的福田德三先生。他對胡適說：等到六十歲，思想定型，再去美國，那樣觀念便不會改變。只是這麼一來，去美國還有多少意義？這裡需要注意，對一般人而言，思維定型，往往發生在青春期，壓根不必等到六十歲；對真正的思想者而言，終其一生，思想都不會定型，哪怕到了六十歲甚至更晚。拿胡適來說，在周德偉等人的影響之下，他閱讀米塞斯、哈耶克等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著述，重新認知經濟自由主義，這都是1950年代的故事，彼時他已經年過六十。再如蔣經國，一般認為，其思想劇變，轉折點應是1970年4月24日在美國紐約廣場大酒店門口遭遇黃文雄的刺殺，風衣刺客那一聲呼喊“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讓蔣經國痛切反思：“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那一年，他正好六十歲。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2018年2月圖片主題：慶典）

　　有新澤西“中國城”之稱的愛迪生鎮（Edison）舉行中國新年遊行，走出花轎的“新娘”是一位洋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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