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歷史研究幾乎處於癱瘓狀態，發表的文章主要集中於兩個焦點，恰恰是中共高層政治鬥爭的兩個階段。這兩批文章又表現出不同的論述特點：前者是雷霆萬鈞的武斷；後者則為旁敲側擊的影射，反映出中國政治的詭譎和學術的畸形蛻變
老高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可以說是從文藝界拉開的，更可以說，是從歷史學界拉開的——姚文元的文章，是批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挨批的該劇作者又是當時影響很大的中國著名明史專家吳晗。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是利用歷史問題來做政治文章。
雖然當時我還只是個中學生，但那幾年也感受到了歷史領域天低雲暗，風急雨驟。除了姚文元這篇大文章，記得還有戚本禹批歷史學家羅爾綱關於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被俘後的自述是“投降主義”，批歷史學家翦伯贊的“讓步政策”；1966年批的對象就更多了——對了，包括7月初署名阮銘、阮若瑛的那篇《周揚顛倒歷史的一支暗箭》，這是中央報刊首次點周揚的名字。在上星期播發的我對阮銘的電視訪談中，雖然主題是阮銘講他接觸和了解的陶鑄（元月16日是陶鑄110年誕辰），但他也順便講述了那篇文章出籠的經過。我已經跟阮銘預約：當時他們夫婦寫了那篇狠批周揚的文章，後來周揚夫婦為何與他們關係卻相當密切，在王震接替胡耀邦到中央黨校主政時將阮銘開除黨籍時，周揚還專門去見王震勸阻。這段經歷讓我很好奇，要請阮銘再做詳細回憶。
整個文革過程，則是全面改寫中國歷史、思想史、近代史和黨史、軍史，貫穿始終。“誰掌握了歷史，誰就掌握未來；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歷史。”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這句經典語錄，在文革中得到了一次確鑿的印證。現在想來，那段日子所接受的偽歷史知識，對我，對我的同齡人乃至所有國人，真是毒害匪淺，而且有些觀念貽害至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史學理論研究室主任王也揚教授寫了篇文章，比較系統地敘述了文革中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當年的“研究”，不如叫“糟蹋”）。文章寫得不是很深入，是這樣一個位置上的學者呀！此文按其標題，應該是集中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不知何故，卻有相當大的篇幅，涉及孔子、秦始皇、呂后等中國古代史上的事件和人物；文中列舉了很多當年大批判文章的段落，作為反面的例證，把我們帶入那個無限上綱、打棍子扣帽子的年代，但我覺得，作者對那些荒謬武斷言論的批駁，也似乎帶了些大批判文風痕跡。不管怎樣，此文梳理了脈絡，還是可供參考。文章很長，不想看長文的朋友，就可以到此止步了。我將文章後面的注釋刪除了，若有感興趣者，請去查看原文。
中國近代史研究在“文革”中的畸變
王也揚，《當代中國近代史理論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2016年版
1967年4月1日，全國各大報紙均在頭版頭條位置同時轉載《紅旗》雜誌當年第5期發表的戚本禹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該文在發表前已經過毛澤東審閱。如果說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意在利用歷史問題做政治文章，由批吳晗進而扳倒原中共北京市委，那麼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則標誌“文化大革命”這場執政黨高層政治鬥爭進入到了最為關鍵的階段，其矛頭直指國家主席劉少奇。不幸的是，這一次攻擊，仍然是利用歷史問題（這回是與現實更近的近代史問題！）做政治文章，歷史學及其思想理論又受到了非學術的歪曲與摧殘。
戚文這樣開場道：“毛主席嚴正指出：《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他還說過：《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周揚等，“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說這部反動影片是‘愛國主義’的，拒絕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這裡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的就是劉少奇。值得記述的是，1967年3月，劉少奇曾看到一份造反派小報揭發他吹捧電影《清宮秘史》，說這部電影是愛國主義的。劉立即於3月28日給毛澤東寫了封信，回憶當時看這部電影的經過，說明自己根本沒有講過“《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這樣的話。可是幾天后，戚本禹仍以此大做文章。劉少奇看後氣憤地說：“這篇文章講了許多假話，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1]
戚文在最後對劉少奇問了八個“為什麼”並下了政治結論：
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
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
為什麼你要在解放以後極力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
為什麼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
為什麼你要在一九六二年還重新出版過去那種不要革命，不要階級鬥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欺人之談的大毒草《論修養》？
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為什麼你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戚本禹的上述八問，後來被證明均為不實之詞。
我們要注意的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在借歷史問題做政治文章的時候，對中國近代史及其思想理論所作的歪曲與毒化。戚文說：“在對待這部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問題上，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則分歧呢？概括地說，有三個方面的分歧，即：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侵略？怎樣對待義和團的革命群眾運動？怎樣對待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在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侵略問題上，戚文說：“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力宣揚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的‘愛國主義’，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貨色呢？原來他們所宣揚的‘愛國主義’，就是影片裡所描寫的光緒皇帝等人那種不惜依靠帝國主義的力量來恢復和鞏固他們對人民的統治的所謂‘愛國主義’。他們在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之後，還提倡人們去學習那種為了恢復和鞏固剝削階級對人民的統治，而不惜當賣國賊的所謂‘愛國主義’，其用心何其毒也！”我們知道，自1840年鴉片戰爭，帝國主義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門戶之後，向西方學習，自強變法，曾經是中國的愛國主義者選擇的正確道路。光緒皇帝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能夠接受當時的進步思想，毅然支持變法維新，是難能可貴、值得肯定的。戚本禹把光緒皇帝說成賣國主義，在他言語中，那些反對變法維新的頑固派倒成了愛國者，這是對中國近代史的肆意歪曲。
在怎樣對待義和團問題上，戚本禹的政治用心暴露得最明顯，他完全在借義和團的歷史，比附當時的紅衛兵運動，請看他的言論：“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震撼祖國大地的義和團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這是一次表現了中國人民歷史首創精神的偉大運動”。“義和團嚴厲禁止洋貨，蔑視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把駐有外國使館的東交民巷改名為‘切洋街’，御河橋改為‘斷洋橋’。義和團在遊行時，經常同市民齊聲高呼‘殺洋鬼子’的口號，使帝國主義分子聽了發抖。浩浩蕩蕩的革命群眾，頭裹紅布，腰纏紅帶，鞋鑲紅邊，手持大刀長矛，在大街上威風凜凜地遊行”。“在義和團運動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動、最活躍的力量，他們在這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在怎樣對待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問題上，戚文說：“十九世紀的末葉，中國的社會改革已經出現了兩條道路：一條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即企圖用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的辦法通向資本主義。在中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只能是一條虛偽的、行不通的反動的道路。因為中國沒有西歐和日本那樣維新改良的歷史條件。當時，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中國正在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而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領導人康有為、梁啓超，卻恰好把維新變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國主義身上，他們幻想投靠帝國主義，依賴帝國主義的力量，實現他們維新變法的主張。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過程，而根本談不到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另一條道路是廣大群眾起來，用武裝鬥爭的辦法進行革命。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走的都是這條道路。由於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這樣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卻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戚本禹把維新變法說成是“反動的道路”，而歷史事實卻是，維新變法運動開啟了近代中國人民的覺悟之途。沒有維新變法運動，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也不可能有後來的五四運動。
戚本禹還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所謂“叛徒問題”。這不能不使人想起三年前他寫的那篇關於李秀成自述的文章。1962年，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意義重大，但也打下了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分歧的楔子，國家的政治局勢在高層出現了微妙的變化。此時在毛澤東身邊秘書室工作的戚本禹突然寫了一篇史學文章《評李秀成自述——並與羅爾綱、梁枯廬、呂集義等先生的商榷》，發表在次年的《歷史研究》第4期上，文章根據李秀成自述，判定李是叛徒。
此文一出，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為了能讓專家學者對戚本禹的文章發表意見，中宣部召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研究所及《新建設》雜誌負責人開會，專門討論戚本禹評價李秀成文章。與會者多數認為，戚本禹的文章所下結論很不慎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說，戚本禹文章發表前應先向中宣部請示，並報中央。因為這涉及到對革命先烈如何評價的問題。李秀成無論如何功績是不能抹煞的。過去的歷史人物，不能按共產黨員要求。即使共產黨員，動搖一下，最後被敵人殺掉了，也不能認為是叛徒。於是中宣部在內部通知，要各地對戚本禹文章不轉載，不公開評論或討論；隨後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大年寫一篇正面評價李秀成的文章，仍由《歷史研究》發表，作為史學界的基本意見。在此期間，北京史學界人士先開個座談會，會後發個消息，在報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學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見。讓大家知道，戚本禹的文章不作準。
中宣部還指示，因戚本禹的文章而停演的話劇《李秀成》照舊演出。稍後，北京史學界人士座談會在劉大年主持下召開，座談會後，很快寫出了報道送中宣部審查。而此時，形勢卻發生了始料不及的變化：江青將戚本禹的文章送給了毛澤東。毛讀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幾行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鮮明地表示了對戚本禹文章的肯定。消息傳出，中宣部審查過的報道稿只好停發。周揚無可奈何地說，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駁，駁不了。同時，中宣部給各地打電話，發布通令：今後凡是歌頌李秀成的文章和戲劇，不要發表和演出。李秀成的評價問題，作為學術問題，完全可以公開討論。但是戚本禹的文章卻是一篇政治文章，實際上是開了“文革”那種把史學作為政治鬥爭工具的先河。人們只是在他幾年後將“叛徒”罪名拋向劉少奇等一大批中共高級領導幹部時，才見識了其“廬山真面目”。
在十年“文革”期間，中國大陸發表的有關近代史方面的文章總共未超過二百篇，而其中堪稱研究論文的大約只有一二十篇，因此可以說，“文革”中的近代史研究幾乎處於癱瘓的狀態。對這不足二百篇的文章稍加分析，便可發現，它們主要集中於兩個焦點，其一是1967年4月，戚本禹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發表以後，圍繞此文此題所發表的一批文章；其二是1974年前後的所謂“批儒評法”、“評《水滸》”運動中，圍繞批洋奴哲學，批投降派所發表的一批文章。這兩個焦點，恰恰是中共高層政治鬥爭的兩個階段。而這兩批文章，又表現出不同的論述特點：前者是雷霆萬鈞的武斷；後者則為旁敲側擊的影射，反映出中國政治的詭譎和學術的畸形蛻變。
先來看圍繞戚本禹文章所發表的一批文章。4月6日《人民日報》刊發署名史紅兵的文章《徹底批判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打倒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2]，透露出中共高層所謂“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對中國近代史的不同觀點。文章說，“當時，擔任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江青同志，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幾次提出要堅決批判《清宮秘史》，並與吹捧這部影片、阻撓這場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周揚和當時的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胡××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陸、周、胡等人的後台就是劉少奇，他們“胡說以光緒為代表的一派，反映了當時新興的、萌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在一定的限度內接受了資本主義的所謂‘文明’，想迎頭趕上，以圖自強”。“《清宮秘史》還通過‘新派’人物之口，極力讚美洋槍洋炮洋學堂。這種讚美，就是要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造成對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迷信”；“在《清宮秘史》裡，帝國主義不是力圖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的侵略者，而是幫助中國實行變法，支持中國‘走富強之路’的‘朋友’”；“義和團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表現了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革命造反精神。《清宮秘史》卻用卑劣的手法，對義和團進行惡毒的污衊。”文章力圖讓讀者明白：毛澤東夫婦與劉少奇部屬之間在影片《清宮秘史》上的分歧，雖然表現為對中國近代史問題的不同觀點，實際上反映的卻是“中國向何處去？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路線鬥爭。
《人民日報》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更加直露地指斥劉少奇是和光緒、珍妃一樣的“崇帝病的患者，地地道道的‘洋務迷’。他垂涎於西方資產階級文明，不斷鼓吹要‘堅定不移’地向西方‘學習’。在他看來，中國人什麼都不行，‘洋玩藝兒’什麼都是好的。直到一九六三年，他還讚美明治維新養成了日本資產階級的‘那麼一股幹勁，發憤圖強的風氣’，還說，‘我們打了一百多年敗仗，就認為中國人不行，喪失了對自己的信心，說西方人行，中國的不好。後來我們向西方人學習了，一學就有了進步。’好一個‘一學就有了進步’！難道這位素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命的‘大人物’竟不知道毛主席說過‘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不少，但是行不通’這樣一些著名的論斷嗎？顯然不是。在這裡，他是在公開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調，公開美化西方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3]
《光明日報》的一篇文章則進一步述說了毛劉分歧的源由：“毛主席教導我們：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但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卻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公開與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抗。他說什麼：在中國，二十年以後才能考慮社會主義的問題，現在的任務是要‘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待到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以後，資本家自然會‘眉笑眼開’地同我們一道進入社會主義……而《清宮秘史》正好符合了這些‘大人物’們的反動的政治願望”。[4]
在這批文章中，除了象上述直揭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治鬥爭，並且以人劃線決定是非者外，如果試圖尋找一點與學術沾邊、能夠稱得上研究方法的東西，那便是階級分析，當然這種分析方法此時完全拋棄了歷史主義的視角——翦伯贊們已經被打倒了。史紅兵認為，光緒是“投靠帝國主義的封建統治者，人民的大敵。他贊助、參加戊戌變法運動完全是為了更好地剝削人民和鞏固他們對人民的統治”。“光緒‘不欲做亡國之君’，從‘顧全祖宗基業’出發，才在不觸動封建制度根基的前提下，支持、參加了戊戌變法運動”。“如果說為了地主階級的利益，推行了一些改良措施，也叫‘愛國主義’的話，那麼愛的只能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國’”。[5]辛午批判道：“所謂‘維新’也者，歸根到底，也還是為了‘守舊’——‘守’住‘舊’階級的統治”。“他們要‘富’的是什麼‘國’？是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之‘國’。他們要‘強’的是什麼‘民’？是剝削階級之‘民’”。[6]既然歷史上作為革命對象的統治者為了本階級的利益做事，那麼就應該連人帶事一概加以否定。這種分析方法，經過文化大革命，牢牢占據了中國史學界許多人的頭腦。
前述提到戚本禹文章以義和團來比附當時的紅衛兵運動，戚文一出，仿家紛紛。一位歷史學者如此來敘述義和團在北京的活動，令人讀後實在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說當年的義和團呢，還是眼前的紅衛兵？特錄一段於下：
一九〇〇年五六月間，義和團革命運動進入了鬥爭的高潮，其勢如燎原烈火，不僅從北方向全國各地迅速發展，而且燒到了清王朝的首都、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的大本營——北京城。一時在北京城內，只見滿街是一排排、一隊隊的紅燈女兒和義和團英雄們，雄赳赳、氣昂昂，高呼反帝口號，向敵人示威（當時稱之為“踩街”）；只見到處是紅紅綠綠的傳單和通令（當時稱之為“揭帖”），痛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罪惡；只見帝國主義分子、洋買辦、貪官污吏，一個又一個被揪出來，一家又一家地被查抄；只見洋教堂一所又一所地被焚燒、封禁，洋貨被禁絕。總之，在紅燈女兒和義和團英雄面前，帝國主義分子、洋買辦、貪官污吏個個被嚇得目瞪口呆，惶惶如喪家之犬，不可終日。有的帝國主義分子跪在紅燈女兒面前哀嚎着乞求活命；有的嚇得躲進棺材，僱人吹打着抬出城去，企求活命；有的則在使館的牆上挖一狗洞，以備鼠竄亡命之用。地主階級的頭子西太后，就在逃出北京以後，仍然驚恐萬狀，心有餘悸。那些過去騎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封建統治者，往日的威風體面，如今統統掃地以盡。“紅燈照”、義和團在北京城裡主宰一切，“團曰可，不敢否；團曰否，不敢可”。在兩個月內，把個北京城鬧得天翻地覆，使一個死氣沉沉的封建帝都，頓時變成了朝氣蓬勃的反帝反封的革命中心。[7]
比附的方法，根本不是歷史研究的科學方法。然而在“文革史學”中卻泛濫成災。為了配合戚文，上海《文匯報》發表社論《贊“紅燈照”》，說“‘紅燈照’的英雄女兒們是響噹噹的革命造反派”。[8]“響噹噹的革命造反派”是當時紅衛兵的特色語言，社論用紅衛兵的話說義和團，拿近代史比附現實，以達某種政治圖謀之意再明顯不過。《光明日報》的社論《紅小將贊》則更進了一步，乾脆不用比附，直接把義和團與紅衛兵合在一起說事：“六十多年前震撼中外的‘紅燈照’，是義和團運動中女青少年的革命造反組織……六十多年過去了……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開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出現了震撼世界的紅衛兵運動。紅衛兵小將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他們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把紅燈兒女的革命造反精神千百倍地發揚光大。”[9]
正是在如此煽動之下，“文革”中一些青少年瘋狂使用暴力，搞打砸搶抓抄。北京師大女附中一群效仿“紅燈照”的女孩，把自己的校長卞仲耘活活打死。北京大興更是發生了把“黑五類分子”家家滅門的慘劇。對於義和團運動再現京城的景象，《人民日報》刊文《從“切洋街”到“反帝路”》，說：“去年八月十八日，當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以後，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們，帶着沖天的幹勁，從學校走向社會，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了猛烈攻擊。紅衛兵們提出，北京是我們偉大的首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留下的臭名字！他們在廣大革命群眾的熱烈支持下，倡議把解放前禁止勞動人民通過的使館區“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如果說，對待歷史上的義和團的態度如何，是區別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分水嶺，那麼，在現實鬥爭中，如何對待紅衛兵運動，則是區分真革命還是假革命、反革命的試金石。”[10]這類蠱惑性言論發出僅一個月，紅衛兵就衝擊了北京使館區，釀成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事件，給國家的外交聲譽造成嚴重損失。而從史學的角度看，能夠將60多年前的歷史事件重演一番，可謂是把史學的社會功能發揮到了極致，不過重演的卻是一出民族的悲劇而已。
圍繞戚本禹文章所發表的有關近代史的文章，我們說它的另一特色是“雷霆萬鈞的武斷”，其恰恰反映的是毛劉鬥爭的政治特點。毛澤東那時對劉少奇說：“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11]，這是何等的以勢壓人！文革史學的武斷也是那種不由分說便打倒式的。如前述已引的許多文章，首先就把對義和團的態度定位為“區別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分水嶺”，那還有什麼可以研究的呢？只要對義和團說一個“不”字，研究者自己便成了“反革命”，這是多麼可怖的事情！按照這般邏輯，於是“研究什麼”也成為“革命還是反革命的試金石”。史紅兵說，“不少的反動史家曾經用過大量的筆墨描述帝黨與後黨的鬥爭。在他們的筆下，光緒和帝黨得到了讚美。實際上，帝黨和後黨，並無本質區別，他們是一丘之貉。他們之間的鬥爭，正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狗咬狗的鬥爭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反映。把光緒這個賣國賊美化成‘救國’的英雄，這種歷史的顛倒，正是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的。”[12]研究帝黨和後黨，成了“反動史家”幹的事情。那麼，研究曾國藩、袁世凱便成了“和他們穿一條褲子”。文化大革命中，因此而倒霉的近代史研究者很多。這也是“文革”十年，近代史研究成果寥寥的一個原因。
由史學充當工具和導火索的“文化大革命”，不久便達到了把國家主席劉少奇活活整死、一大批與劉有牽連的高級幹部被打倒的政治目標。繼而，中國政壇又上演了江青集團和林彪集團角逐、爭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一幕。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敗出逃而死，林彪集團垮台。這樣，原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剩下了毛澤東、周恩來和重病不起的康生。周恩來協助毛澤東一手處理了林彪事件，此時成為“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的關鍵人物。
經林彪事件打擊，毛澤東一度病得很重，甚至當着江青面，表示要把權力委於周恩來。但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治國理念上畢竟不同。他在取得毛的倚重後，趁勢布置批判極“左”思潮，解放了一批被打倒的老幹部，並且支持復出的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的亂局進行整頓。此時視周恩來為政治上最大障礙的江青集團便獲得機會，開始了又一輪興風作浪，並很快取得效果，致使毛澤東對周恩來再次感到不悅。毛澤東是不會忘記歷史舊賬的：三十年代，周恩來曾跟着王明路線跑；1956年那次“離右派只剩50米”的“反冒進”，又是周恩來在劉少奇的支持下，巧妙引用毛的指示，貌似不偏不倚，實為“尖銳地針對我”（毛澤東語）。對此毛“憋了幾年的氣”，後來終於作了清算，只是因為“還得靠這些人辦事，此外沒有人”，才讓周檢討過關。“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在一些問題上態度曖昧，調和折中，毛澤東看在眼裡。如今，林彪已經折戟沉沙，他的最大疑慮與擔憂轉到了將來仍會有人用他的一部分話來否定“文革” ，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在毛看來，這是除了推翻蔣介石之外，他的畢生偉業，否定了這些，也就否定了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與貢獻。毛澤東歷來重視思想意識形態的作用，他覺得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克己復禮，中庸之道那一套，是與他的以“鬥爭哲學”為核心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的。而這些東西在周恩來身上影響不淺。
1972年底，毛澤東明確糾正周恩來批極“左”思潮的提法，指出林彪的問題是極右。次年3月，在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談到林彪時，提出要批孔。7月，毛澤東又在一次談話中說，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他還作詩兩首，批評郭沫若尊孔罵秦始皇。也就在此時，毛澤東嚴厲批評周恩來及其主管的外交部“勢必出修正”，他叫王洪文、張春橋管管外交部的事，“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13]9月23日，毛澤東接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子。11月底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批評周恩來在外交工作中的錯誤。1974年毛澤東批發中共中央1號文件，轉發了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在全國開始了一場新的運動——批林批孔。
由於周恩來不斷地做自我批評，態度極其誠懇；也由於周恩來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更由於林彪事件後，黨和國家經不起再次的折騰，毛澤東又離不開周恩來辦理內政外交。因此，與對待劉少奇的方式不同，毛澤東對周恩來僅限於思想批判，並無打倒之意。且毛澤東沒有讓江青集團“組閣”和單方面接班的打算。這就決定了江青集團借“批林批孔”批周恩來等人爭奪最高權力，也只能用影射的辦法，旁敲側擊，玩弄不光明正大的把戲。而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他們再次選中了史學——“影射史學”登峰造極。利用史學進行政治影射，已不能說是史學方法，但其在史學界裡盛行一時，則一方面是政治強姦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史學方法的一種畸變。
江青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控制了全國的輿論工具和思想文化界，並組織了一大批寫作組。在這些寫作組中，“梁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寫作組）與“羅思鼎”（上海市委寫作組）的政治作用最大，此外還有“池恆”（《紅旗》雜誌寫作組）、“唐曉文”（中央黨校寫作組）、“初瀾”（文化部寫作組）等等。“梁效”，即“兩校”的諧音。1973年10月，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組”，1974年人員調整後定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以“梁效”等為筆名。寫作組根據江青集團的政治需要，撰寫文章。在短短幾年中，僅“梁效”就寫了219篇文章，發表的有181篇（影射史學文章約占三分之一），其中三十多篇成為當時圈定的學習文件；“羅思鼎”寫的史學文章也有一百五、六十篇。由於這些文章包含着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精神”，因此，一經發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光明日報》等全國各大報刊必予轉載，各級幹部和民眾必須學習閱讀，這就使得影射史學產生了特別惡劣的社會影響。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楊榮國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持奴隸制的思想家》，不久，楊氏又作講演說：“孔子在魯國做宰相，不到七天就把少正卯殺了。少正卯當時是一個法治派人物，是主張革新的。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14]此後，江青集團開始用“孔子——宰相儒”來影射總理周恩來，做了大量的文章。9月4日，《北京日報》發表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文章《儒家和儒家反動思想》，別有用心地從孔子“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說到“周禮”，又說到“周公”是維護奴隸制的“政治代表”，公然以批“周公”來影射攻擊周恩來。11月1日，《紅旗》雜誌11期發表“羅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過程中的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兼論儒法論爭的社會基礎》，這篇由姚文元親自修改的陰謀文字，把“秦國丞相呂不韋上台，從事奴隸主階級的復辟活動”作為議論重點，說：“呂不韋在秦國執政後，竭力推行的是一條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的政治路線。”“這時在秦國要公開亮出儒家的旗幟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標榜折衷主義，在‘雜家’的招牌下販賣儒家的黑貨。”為了突出“批宰相”，文章還說：“戰國末期，齊、楚等六國所用的宰相，都是宗室貴族，如齊國的田忌、田嬰、田文，楚國的令尹子蘭、黃歇，趙國的趙勝等。”該文發表後，江青、姚文元對批宰相呂不韋、批折衷主義大加讚賞，要下面好好學習。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大張旗鼓。4月1日，由江青親自布置、北大、清華“大批判組”撰寫的影射文章《孔丘其人》在《紅旗》雜誌第4期發表。該文極端放肆、手段極其卑劣地影射周恩來。茲錄幾段：
孔丘出身的沒落奴隸主貴族家庭，在這個社會大變革中急劇地衰落下來。他的祖先原是宋國的大貴族，後來搬到魯國。到他父親鄒叔紇一死，孔家就更加沒落。孔老二從小接受奴隸主階級的反動教育，年輕時就走上了維護和復辟奴隸制的反動道路。階級的衰敗和家庭的沒落，更使他頑固地、狂熱地為恢復被奪去的“天堂”而鬥爭。“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就是孔丘終生的復辟夢想。它的集中表現，便是一條“克己復禮”的反動政治路線。
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當中，有不少人寫了專門著作，總結了當時階級鬥爭、生產鬥爭某一方面的經驗，在認識史上有所貢獻。特別是法家的一些優秀代表，如商鞅、荀子、韓非子等人，更是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面，闡發了革新的思想，豐富了我國古代燦爛的文化。而孔老二這個傢伙卻是“述而不作”，根本寫不出什麼東西。
在他七十一歲、重病在床的時候，聽說齊國新興地主階級殺了奴隸主頭子齊簡公，奪取了政權，還拼命掙扎着爬起來，搖搖晃晃地去見魯君，再三請求討伐。
5月17日，又是江青一手布置，北大、清華寫作組署名“柏青”在《北京日報》發表《從〈鄉黨〉篇看孔老二》一文，借罵孔子，對周恩來進行赤裸裸的人身攻擊。茲錄幾段：
從《鄉黨》篇看孔老二，給人一個強烈的印象：此人極端虛偽奸詐，是一個可惡的政治騙子……你看他為了騙取到“正人君子”的名聲，在大庭廣眾之中，是如何裝模作樣的吧。他本來是個十足的大惡霸，可是在家鄉，卻裝出一副謙虛誠實的樣子，別人說話，他不吭聲，象是個不愛出風頭的老實人。參加鄉里飲酒典禮，散場後，一定要耐着性子等老年人出去以後再走。……孔老二這樣煞費苦心地練風度、練表情，對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態度，是為了做官，做官又是為了“復禮”。孔老二有個學生叫子夏的，對他的這一套，揣摩得很到家，並且做了一個總結，叫做：“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意思就是：要威風凜凜，板起面孔，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用一種神秘性來唬人，使人望而生畏。這是一種臉譜。跟別人接近時，要“面帶三分笑”，裝出一種和藹可親的表情，藉以籠絡人心。這是一種臉譜。說起話來，一定要冠冕堂皇，無論是曲解誇大，還是彌天大謊，都要說得振振有詞，頭頭是道，使人感到很厲害。這又是一種臉譜。“君子三變”，確實是孔老二耍兩面派的一種手法，被後來一切陰謀家所襲用。
孔老二一旦得勢，爬進統治集團，就更加施展他那諂上驕下、投機鑽營的本領。他一聽到國君召喚，急得不等駕車，動身就走。……經過國君站立的地方，雖然國君不在，也要現出莊重的臉色，兩條腿盤旋而走。向堂上走時，提着衣服的下擺，彎腰低頭，憋住氣，就跟停止了呼吸一樣。直到從堂上出來，走下一級台階，才鬆了一口氣，臉色恢復了平靜的樣子。下完台階，端起胳膊，象鳥兒展翅一樣，向前快走。回到自己的位置，又在做出惶恐不安的模樣。
除了人身攻擊，江青集團在治國的大政方針上，利用影射史學對周恩來進行抨擊。其時，教育問題是一個爭論的焦點。林彪事件後，周總理力圖整頓被“文革”動亂搞癱瘓的國內教育，他布置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在《光明日報》上撰文《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1972年10月6日），強調要重視和加強大學理科教育和研究。而江青集團則認為這是要用自然科學衝擊馬克思主義，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1973年9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唐曉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嗎？》，作為“批周”的一發重磅炮彈，《紅旗》雜誌同年第12期也予轉載，文章寫道：“孔子生於春秋晚期，正是中國由奴隸制過度到封建制的社會大變動時代。孔子頑固地站在沒落奴隸主貴族的反動立場上，夢想阻擋歷史車輪的前進。他極端仇視當時的社會大變革，哀嘆‘天下無道’、‘禮壞樂崩’。”“他還辦私塾，招收學生，想把學生培養成為能夠恪守‘周禮’的‘仁人’、‘志士’、‘聖人’，靠他們‘學而優則仕’，即讀書做官，以復辟西周奴隸制度。” 1974年5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署名“柏青”的文章《“學而優則仕”析》，說：“春秋末期，奴隸制度日益崩潰，封建制度正在崛起。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階級爭奪接班人的鬥爭十分激烈、十分尖銳。當時，就連孔丘的學生也紛紛跑到革新派那裡去聽講，弄得‘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孔老二對此極端恐懼。‘學而優則仕’，就是要把學生從火熱的階級鬥爭中拉回來，重新禁錮在他的課堂里，用奴隸主階級的反動思想毒害青年，使通過讀書做官，去執行他的‘克己復禮’的反動政治路線，維護和復辟垂死的西周奴隸制度，開歷史倒車。”5月28日，《光明日報》又發表“唐曉文”的文章《孔丘的教育思想與“克己復禮“》，說：“解放後十七年來，由於劉少奇一夥篡奪了教育的領導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着我們的學校，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文章把強調學習文化課說成是為了“復禮”即復辟，說：“孔丘為了培植‘復禮’的人才，向他的門徒大肆灌輸‘復禮’的思想。他的教育內容，主要是文、行、忠、信四個方面。所謂‘文’，即周朝奴隸制的典籍，如詩、書、禮、樂等。孔丘自我標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也力圖利用‘學文’，把學生引向復辟倒退的道路。”
周恩來主持的政府工作，主要一塊是經濟，要攻擊周，必須以此做突破口。而周的經濟工作理念，是儘快使國家實現現代化，對此自然要引進、購買國外先進技術設備。這便成了江青集團批周的靶的：“崇洋媚外”——“賣國投降”。近代史在此又派上了用場，從而形成了“文革”後期比較集中的一批文章。1974年3月8日，江青集團控制的上海市委寫作組在《學習與批判》雜誌上發表署名“景池”的《從“洋務運動”看崇洋媚外路線的破產》一文，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中國出現了一個以購買和仿造洋槍、洋炮、船艦為中心內容的‘洋務運動’。這個運動是由清王朝內以保衛孔孟之道為己任的曾國藩、李鴻章發動和組織的。這班‘洋務派’官僚，熙來攘往，出入於外國公使、領事、商人、軍官之間，以博取洋大人的青睞為榮，他們把‘洋務運動’吹噓為‘求富’、‘自強’之道，認為是‘入聖之門徑’，‘報國之經綸’……吹吹打打，好不熱鬧。”接着，文章以洋務運動買外國“不堪用之船”的事，來影射周恩來關於建設遠洋船隊要造船與買船並舉的方針，指買船就是“賣國”，說：“一百年前的喧囂一時的‘洋務運動’，已經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碎了。曾國藩、李鴻章之流在中國近代史上也已經落得個遺臭萬年，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了。但是，腐朽沒落階級的代表人物，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為了實現反革命復辟事業，總要祭起崇洋媚外的破旗。賣國賊的衣缽後繼有人。袁世凱、蔣介石、劉少奇、林彪等民族敗類，不是一個又一個繼續從事曾國藩、李鴻章未竟的賣國事業嗎？他們同自己的‘先輩’一樣，都是尊孔派，都要保存和復辟舊制度，都要開歷史的倒車”。
同年《紅旗》雜誌第8期，又發表上海市委寫作組授意撰寫的另一篇文章《尊孔讀經與崇洋賣國》（署名“陳今”），文章說：“當年主持洋務運動的李鴻章，就是由崇洋走向賣國的黑標本。他曾經無恥地宣稱自己‘喜談洋務乃聖之時者’，的確，洋務也頗行時了一陣子。媚洋能手李鴻章，不僅在政治上‘聯各國之好’，在軍事上購買洋槍洋炮，而且在經濟上也是一個乞討外國資本的叫花子。設備、原料、技術統統靠帝國主義洋大人‘恩賜’，辦工廠還雇洋專家主持。總之，一切都‘洋’化了。”“崇洋，就是‘全盤西化’，它抹煞中國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把一切都說成是外國資產階級的好”。“只要還存在階級鬥爭，還存在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尊孔賣國派就不會絕跡。因此，尊孔崇洋與反尊孔崇洋的鬥爭，還要在中國長期地繼續下去。”10月，江青又蓄意製造了一個“風慶輪事件”[15]，與分擔、接替周恩來工作的鄧小平發生衝突，所謂鬥爭“還要在中國長期繼續下去”，正是其計劃中的整鄧陰謀。[16]其時第四屆全國人大正在籌備中，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呈白熱化狀態。
影射史學的最終政治目的，是要使江青集團奪取國家的最高權力。為此，用歷史人物呂后、武則天等，來比附江青的文章成了當時的一種詭異現象。1974年6月15日，江青對她控制的寫作組成員說：“為什麼武則天得人心？在那樣的社會一個女人能當皇帝，重臣為她所用，就是因為她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基礎比李世民寬廣多了。當時二十萬人上書要武則天當皇帝嘛！這一定有她的社會基礎，她的政策符合更廣大的地主階層。”[17]18日，江青又對寫作組成員說：“我現在覺得有一個歷史人物值得考慮，呂后，她是偉大的政治家，封建政治家，法家，不能低估，因為劉邦去世後，天下沒有亂，是和呂后執行了法家路線有關，以後才有文、景、武、昭、宣。”[18]6月20日，江青又要求北大、清華寫作組在撰寫《法家代表人物介紹》時，“呂后要作為單獨一條宣傳一下”[19]。
於是，呂后被這樣寫道：“‘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高祖死後，執政十六年，繼續推行法家路線，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劉邦死後，……呂后為防止發生動亂，決定親自掌權。”[20]8月1日，經張春橋、姚文元精心修改的“羅思鼎”的文章《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在《紅旗》雜誌第8期發表。該文原稿曾有大段吹捧呂后的話：“在楚漢相爭及鞏固漢朝中央集權的鬥爭中，呂后的作用是不能抹殺的。”“秦始皇死後，群龍無首，使趙高有機可乘。漢朝初年，繼劉邦而執政的呂后在劉邦的大臣中有極高的威信，雖然惠帝懦弱無能，但能夠以呂后為中心形成堅強的政治核心，穩定局勢，繼續推行法家路線。否則，劉邦建立的西漢王朝也可能重蹈秦二世而亡的覆轍。”文章發表時，姚文元怕這些話會惹惱剛剛批評過“四人幫”的毛澤東，又刪了去，改為“楚漢相爭”中，“遠遠不是項羽的對手”的劉邦，“最後卻越戰越強”，原因是“關中在呂后、肖何的領導下，積極進行建設，成為支援前線的根據地，源源不斷地向前線輸送人力和物力。劉邦有關中根據地作為堅強後盾，因此穩操勝卷。”漢朝建立後，“劉邦、呂后剛毅地消滅了韓信、彭越等人的叛亂，保衛了西漢王朝的中央集權。”
兩個月後，在《紅旗》雜誌第10期署名“梁效”的《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同樣露骨的話終於說了出來：“秦始皇死後，法家路線就告中斷，而漢高祖死後，法家路線卻經歷呂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堅持。同樣是處在上升時期的地主階級，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這和西漢王朝在中央政權中長期保持了一個法家領導集團有很大關係。劉邦從秦王朝的滅亡中，認識到中央領導集團的極端重要性。他堅持法家用人路線，在鬥爭實踐中選用人才。”“劉邦死後，呂后和漢文帝以後的幾代，都繼續貫徹了劉邦的法家路線，並重用象晁錯、張湯、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讓他們在中央主持工作。由於在中央有了這樣一個比較連貫的法家領導集團，才保證了法家路線得到堅持。即使發生了武裝叛亂，也能夠加以削平”。這顯然是公開為江青集團大造輿論。在此之前，8月20日，“梁效”的另一篇文章《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在《北京大學學報》當年第4期發表。文章說：“唐太宗死後，唐高宗李治即位。圍繞着發展還是改變唐太宗的這條路線，圍繞着是繼續建立和鞏固庶族地主統治，還是維護和復辟士族大地主壟斷政治，儒法兩家展開了極為尖銳的鬥爭。武則天正是在這樣的鬥爭風浪中，大步地登上政治舞台的。”文章還別有用心地把武則天同復辟勢力的鬥爭說成是同“宰相”們的鬥爭，最後不加掩飾地道出：武則天“終究是一位順應歷史潮流的傑出人物，稱之為：法家女皇武則天，應該說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由於江青在四屆人大上的“組閣”圖謀被毛澤東否定，“四人幫”利用近代史繼續做文章攻擊周、鄧等人的舉動一直持續到1976年。1975年，“梁效”在復刊不久的《歷史研究》上發表《洋務運動與洋奴哲學》的論文，此文敘述相對系統，從中可以看出江青集團要做全面、長期政治、思想鬥爭的架勢，這自然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產生了影響。文章說，洋奴哲學是伴隨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在洋務運動中形成的一種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長期以來，它一直是國內反動派推行崇洋媚外、投降賣國路線的重要思想基礎。大賣國賊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以及黨內機會主義路線頭子劉少奇、林彪，都是洋奴哲學的狂熱鼓吹者。這種反動哲學，根深蒂固，流毒甚廣，至今還有影響。文章又說，洋務運動的綱領，是後期洋務派頭目張之洞所總結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洋務派把購買和仿製鎮壓人民的洋槍洋炮作為洋務運動的中心內容和“第一要務”，這說明他們並不是要發展資本主義，而是要維護腐朽的封建生產關係和反動的封建專制制度。如果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還企圖以孔孟之道作為這個反動同盟的盟主的話，那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則越來越占據突出的地位，蔣介石的御用文人胡適所鼓吹的“全盤西化”，是這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口號。“全盤西化”，在政治上就是喪權辱國，全盤出賣祖國的獨立和主權。在思想上就是頌洋非中，宣揚民族虛無主義。在經濟上就是散布對西方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迷信，使中國經濟完全變成帝國主義的附庸。文章最後說，由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帝國主義不斷地在我國尋找新代理人，這就使洋奴哲學仍然有着繼續存在的條件。因此，我們同洋奴哲學、投降主義的鬥爭，不能不是長期的，而且必然要反映到黨內，成為路線鬥爭的一個重要內容。[21]1976年初，因周恩來逝世引發的“天安門事件”導致鄧小平下台，江青集團再不需要用影射來說話了，於是其御用寫作組的署名文章《李鴻章與輪船招商局》便公開講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國造船工業迅猛發展，萬噸巨輪遠航海外，宣判了鄧小平鼓吹的爬行主義、洋奴哲學的徹底破產。我們不由想起了一百年前李鴻章所經營的那家輪船招商局。因為從李鴻章這個近代洋奴身上，可以照見鄧小平這個當代洋奴的醜惡嘴臉。”[22]
前已述及，影射史學是史學政治化的一種極端表現形式，雖且謂其史學，實際上已無學術的意義。但是，我們也應看到，由於宣傳輿論工具的作用，影射史學所宣揚的謬誤思想理論對我國思想學術界仍有不小的影響。讓我們略作論列。
影射史學猖獗的時候，其宣揚最多的觀點便是：一部中國歷史直至今日，始終貫穿着儒法鬥爭。儒法鬥爭就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法家進步，儒家反動；法家愛國，儒家賣國。“梁效”的重點文章《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說：“在中國歷史上，一個階級專政代替另一個階級專政這種完整意義的社會變革，除了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以外，實際上就只有封建制代替奴隸制那一次。儒法兩條路線的鬥爭就是在那場社會變革中產生的。在整個封建社會中，始終存在着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鬥爭，這種鬥爭一直影響到現在。”[23]
“梁效”用另一筆名“柏青”著文說：“儒法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政治上，總是表現為前進和倒退、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鬥爭，堅持國家統一還是搞分裂割據的鬥爭。……在民族矛盾激化，如漢代、宋代面臨着匈奴、西夏、遼金的統治者侵擾的情況下，儒法兩家的鬥爭，又常常表現為堅持抗戰還是妥協投降。在近代史上，尊孔和崇洋賣國是緊緊結合在一起的。曾國藩、袁世凱、蔣介石等尊儒反法派，哪一個不是賣國主義者？儒法兩條路線在這些重大問題上的鬥爭，同樣一直繼續到現在。”[24]“羅思鼎”用另一筆名“石一歌”著文說：“儒法之爭既然是前進與倒退的兩條路線鬥爭，那麼當然只有與革命共命運的徹底的革命者，才能真正認識這場鬥爭的實質，認識歷史上的儒法鬥爭與現實階級鬥爭的內在聯繫，把對法家的評論和對儒家的批判，變成在現實政治鬥爭中對階級敵人的批判。”[25]
真實的歷史則是：儒家和法家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學派。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重視倫理道德教育，主張以德治國。法家則主張以“法、術、勢”治國，即以嚴刑峻法和帝王權術相結合，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國家。作為傳統文化，儒家和法家都有其精華與糟粕。現代社會與它們的關係，是一種繼承與揚棄的關係。影射史學家們用政治實用主義和思想極端主義，把儒家和法家這兩個思想學術派別完全對立起來，否定一家，肯定一家，並與現實問題任意掛鈎，是十分荒謬的。特別是，階級鬥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說；而路線鬥爭的概念，則是聯共（布）黨史中黨內鬥爭的專有名詞。影射史學家們把這些東西與中國傳統文化攪合在一起，弄出一個所謂“儒法鬥爭是中國歷史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怪說，實在是製造了當代思想史上的大笑柄。
在批儒評法運動中，影射史學家們肆無忌憚地頌揚中國歷史上以秦始皇為代表的暴君與暴政，充分暴露出江青集團的法西斯殘暴嘴臉，對思想文化界遺毒不淺。1974年1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文章《略論秦始皇的暴力》，公開讚頌秦始皇的暴力是“革命暴力”，並且歪曲歷史說：“在秦末農民大起義的浪潮中，我們卻看到了這樣一種怪現象：那些曾經被秦始皇革命暴力打擊得狼奔豕突的反動奴隸主貴族復辟勢力，把自己打扮成‘農民利益的代表者’，咒罵起秦始皇對農民的暴力來了。”同年《學習與批判》雜誌刊出署名“康立”的文章《孔子、儒家和禮》，一邊影射周恩來，一邊頌揚秦始皇：“秦始皇焚書坑儒，燒的是吹捧周禮的儒家經典，坑的是復辟周朝分封制的復古派”，“反動儒生們罵他‘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但是秦始皇如果用周禮，那他就無法建成統一的封建大帝國了。”
眾所周知，秦始皇是中國歷代帝王中統治最殘酷、使用暴力達至極點的暴君，可是影射史學家們卻說秦始皇的暴力好得很，不是多了，而是少了！9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文章《趙高篡權與秦朝的滅亡》（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同年第4期），該文說：“秦朝之所以滅亡，其中一個原因是革命暴力運用得還不夠，對反革命的儒殺得太少，有一些漏網了，有一些養起來了，鎮壓反革命不夠徹底。這些反革命的儒，奴隸主復辟勢力的存在，正是趙高篡權、妄圖復辟的社會基礎。”“唐曉文”也在《光明日報》撰文說：“秦始皇有一個很大缺點，就是對那些復辟勢力的打擊不夠堅決，鎮壓很不徹底。……秦政權並沒有對這些反動奴隸主採取有效的專政措施，……以六國舊貴族和反動儒生為代表的奴隸主殘餘勢力，仍然廣泛存在於各地，伺機而動，時刻夢想復辟。……但秦始皇僅坑了咸陽的四百六十個儒生，而對那些鑽得深、在背後進行復辟活動的危險敵人，則似乎沒有採取措施給予清除和鎮壓。”[26]
影射史學家們甚至編造出秦始皇“愛民”，受到人民支持的謊話，說：“秦始皇還採取了‘憂恤黔首’的政策。在徭役法中規定：首先徵發有罪吏、入贅富家的農民、商賈；其次是曾為商賈或父母、祖父母為商賈的；再次是富人；最後才是‘閭左’，即解放了的奴隸。”[27]“秦代農民負擔的徭役並不是很重。”“他（指秦始皇——作者）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符合廣大人民的願望，得到了‘黔首’們的普遍支持。”[28]“羅思鼎”等還借人之口大肆吹捧秦始皇，說：“唐代大詩人李白說：‘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明代的儒家叛逆者李贄歌頌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資產階級革命家章太炎則直率地認為秦始皇‘慶賞不遺匹夫，誅罰不避肺腑’，‘不妄誅一吏’；如果秦朝繼任者得人，‘雖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29]梁效說：“章太炎高度評價了我國歷史上最大的法家實踐家秦始皇，稱讚秦始皇治理政治，比他以前的任何一個掌權者都搞得好；稱讚秦始皇實行法治，任人得當，賞罰嚴明，拿後代的一些有名的皇帝和他比，那些人不過是深池，而秦始皇猶如聳入雲霄的高山，即使把秦始皇的功業與相傳的三皇五帝相提並論，也不足以表明他的高大。”[30]
我們知道，儒家學術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其“仁者愛人”、“和為貴”、“有教無類”等思想，至今閃耀光輝，成為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雖然，在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之後，儒學漸漸變成君主專制統治的思想工具，其保守、消極的一面曾對中華民族的進步起到過阻礙作用，但繼承精華、揚棄糟粕，仍是對待包括儒學在內的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江青集團及其控制的影射史學家們以極端主義加陰謀政治的觀點和做法，對儒家大張撻伐，不僅否定一切，而且扣上“復辟”、“賣國”之類不着邊際的罵名，對孔子其人更是極盡辱罵、誣衊之能事。“梁效”說：“孔丘此人，陰險狡猾。明明要維護和復辟奴隸制的吃人政治，卻偏偏裝出一副‘愛人’的面孔。他平時言必稱仁義，口不離中庸，不射窩裡的鳥，不用帶許多鈎的大繩釣魚，簡直是不僅愛人，而且連魚、鳥都愛。實際上，他是一個心黑手狠的惡鬼。”又說：“孔丘還拼命鼓吹‘信’。說什麼‘做人不講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妄圖要人們相信他孔老二才是天下最講信用的人。其實，‘信用’從來就是有階級性的。孔老二的所謂‘信用’，不過是奴隸主貴族騙人的手段。”[31]署名“洪群”的文章批判道：“孔子是講‘仁’、‘德’、‘愛人’的。比如，什麼‘為政以德’呀，什麼‘仁’是‘愛人’呀，等等，真是說得天花亂墜。……孔子的所謂仁政也好，德治也罷，都不過是騙人的東西。他的‘仁’和‘德’是施於奴隸主的，而對於廣大勞動人民從來都是缺德無仁，有的只是血腥的殘害和屠殺。”“孔老二說‘有教無類’。反動統治者一直大肆吹噓孔子所主張的‘有教無類’是什麼不分階級招收學生，把孔子打扮成‘全民教育家’，這完全是欺人之談。有同志已經揭穿了‘有教無類’的原意是主張不分氏族、按地域編制、對奴隸進行強制教練的一種反動手段。”[32]可以看出，這種所謂批判，正是“文革”摧毀中華文化的大浩劫的一部分。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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